浅析张爱玲作品中的人性

浅析张爱玲作品中的人性

摘要：张爱玲的做作品中对本性对人的本性，人的生存困境以及人类命运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对人性的真相予以解释和还原，人跳不出饮食男女的圈子，因为摆脱不了欲望的支配而必须忍受永恒的悲剧，她在揭示与还原人性真相的同时，又以审美的诗的情感去中和现实的苦难。

关键词：人性欲望真相

在中国现代文学星空中，张爱玲犹如一颗闪亮的流星，虽然只是短暂的从天际划过，但留下的却是永不消失的炫目光芒。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原是清末名臣，而他的祖母则是李鸿章侄女，父亲属于典型的遗少，母亲是一个时髦的新女性。他的家庭随时没落封建士大夫官僚家庭，但由于生活在一个欧风美雨袭来新文化开始传播的时代，再加上多次外出留洋的母亲的言传身教，也不可能不感受到许多变化的影响。受父亲风雅能文的影响，张爱玲从小就会背唐诗，为了他一些古典文学的启蒙，鼓励了他的文学嗜好。同时也受母亲向往西方文化的影响，生活情趣及艺术品位都是西洋化的。因此作为一个与传统小说有密切血缘关系的作家，张爱玲的教育背景中，既有中国传统的古典文化，文学部分也有夕阳的现代部分。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大部分作家纷纷捕捉时代的影子，致力于“感时忧国”的重大政治题材的作品创作时，张爱玲却孤僻蹊径，开始对人的本性，人的生存困境以及人类命运这一现代文学的中心主题进行思考。人物创造的真实性还必须建立在人性的深刻理解上。过去我们常讲，人是一切社会的总和，其实，人有更复杂的内涵，除了各种社会关系，更有各种自然地，生理的和心里的素质，由此而呈现的人性，必然是极其复杂的。简单的以阶级性取代人性，固然是不可取，就是将人物作为某种单一性格的化身，也会给人不真实的印象。张爱玲正是观察了他所出时代环境的大量人物，才提出了“不彻底人物”的看法。所谓“不彻底人物”，就是不单一，不极端，不回大彻大悟，容易屈服，苟且，他们“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外又朴素”，虽然不彻底，却又是认真的。这种人物很像我们后来所说“中间人物”，是充斥于凡间生活的“芸芸众生”.张爱玲以一种平民化的心态，对他们给予了有限的肯定，她说他们“可是这时代广大的负荷者”,他们虽然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着时代的总量”。

张爱玲热爱俗世生活，但是他没有沉湎于饮食男女嘈杂浮华的漩涡里，而是对他们进行冷眼“张看”在热气腾腾的场面中，她能透露出他所需要的现代人的精神内核。正如曹雪芹热爱他笔下的丫鬟小姐，但是他并不是玩味他们的悲剧命运，而是通过他们来表达对人性的关怀和洞见，在表现日常生活和人情世故方面张爱玲自觉的吸取了红楼梦的精华，她的创作从起点上说，就完全不同于一般的市井文学。同时张还把冰心丁玲等上一代的神话理想主义的文学观，变成了实实在在对现代人生的一种嘲讽的诉解。她通过女性特殊的观察力和表现手段，来穿透人性本来面目，已达到现代人一种终极意义上的关怀，正是出于对人性近乎透明的考察和认识，她笔下的任务就具有魔种行为逻辑的一致性，其作品中的主人公都坚定不移的把自身的生存作为第一需要和之高目标，当“饮食”受到某种威胁时，甚至连男女都可以不要。他们或为利或为性的目的，上演着一场场“没有明目的斗争”，正是在这没有名目的世俗的斗争中人性的盲目和自私和愚蠢得到了入木三分淋漓尽致的表现。因此张爱玲作品中的故事尽管传奇但最终也会暴露世俗的内容，作品中的人物尽管传奇，但最终会归于人的根本欲望，她笔下人物的形象在人性和兽性之间移动，其行动的价值，为之奋斗的目标超越不了世俗的利和性。张的作品基本围绕着人终究是沉浮于“饮食男女，人之大欲焉”的这一看法而展开，在此过程中，社会道德规范下所谓人的阴暗面表现得如此合情合理，这正是张的小说中最具深层意义的内核和凝聚点。

人性真相的揭露和还原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说：“怜悯是有一个人遭受不应遭受的厄运引起的，恐惧是由这个这样遭受厄运的人与我们相似引起的。。。。此外还有一种介于这两种之间的人，这样的人不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共正而他之所以陷入厄运，不是由于他为非作恶，而是由于他犯了错误”这就是著名的过失说，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主人公不是善良的典范，却必须是容易犯错误的人，她陷入逆境而遭难，不是因为有什么的恶德恶行，而是由于他犯了错误，而他之所以犯错不是由于她对自己身外的事物一无所知，便是由于她的欲望，张爱玲告诉我们，由于本性，人跳不出饮食男女的圈子，逃脱不了欲望的支配而必须忍受永恒的悲剧。《金锁记》里这一点得到最集中最有力的表现。傅雷曾给予这部作品极高的评价：“毫无疑问《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最为完美之作”，“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而在具体评价这篇作品时他则说：“情欲的作用，很少想这部作品里那么重要，她（七巧）是担当不起情欲的人，情欲在他得想念中翩翩却来得嚣张，已经把一种情欲压倒了，缠死心的服侍病人，偏偏那情欲死灰复燃，要求他那份权利，爱情在一个身上的不到满足是需要三四个人的幸福与生命来抵债。曹七巧以小家碧玉----------“麻油店的活招牌”高攀望族，嫁给蒋家患骨痨病瘫痪在床的残废二公子做太太，牺牲了自己正处于特别旺盛的正常的情欲来达到对金钱的占有，其实即使是迫于哥嫂的压力，但以她泼辣强悍的性格，她还是有选择自己婚姻对象的主动权，“肉店里的朝禄，他哥哥的结拜弟兄丁玉根张少泉还有裁缝的儿子”都是可能的对象，所以这种牺牲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自甘自觉地的，其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己对金钱的占有欲，可是这种自觉却给他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痛苦和折磨，特别是他在姜府里发现了姜季泽，“多少回了，为了要按捺她她自己，她进的全身筋骨和压根都算痛了”十年过去了，她最终也达到了对金钱的占有，当七巧与季泽再次见面时，姜季泽对她进行了表白，有一瞬间，七巧心神恍惚，她“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然而也只是一瞬间“他难道是哄她吗？他想她的钱-------她卖掉他的一生换来的几个钱?仅仅这一转念它暴怒起来”对金钱的欲望压倒了情欲，七巧亲手扼杀了满足情欲的唯一一点可能的萌芽，但这压抑过深的请欲逐渐变成了可怕的对婚姻的报复，她时时告诫女儿“男人碰都碰不得？谁不想你的钱？你娘的这几个钱不是容易得来的也不是容易受得住。”最后她用她“疯子般的审视和机智”亲手毁了儿女的婚姻和幸福。他就像一头困兽，一生都在欲望的牢狱中挣扎“三十年来她带这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睡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她也送了半条命。”她儿子狠毒了她“至亲的骨肉都被他”沉睡的枷角劈杀了“连她心爱的男人也跟她仇人似的，可适当把他的惨事写成故事，悲剧变成了丑剧，血泪变成罪状，再没有比这更惨的了。也许这里的锁可以理解为毛姆”人性的枷锁“中的枷锁。这把枷锁就是金钱和情欲，七巧寻找金钱牺牲了她一生的幸福，金钱的枷锁扭曲了他的灵魂，乃至成了一个阴暗毒辣的母亲，强烈的占有欲，疯狂的报复欲，是这个任务的基本特征。对金钱要占有对子女也要占有，自己得请与未能满足，便吞噬自己子女的幸福和生命来补偿，将亲生子女当做殉葬品，她的一切让人感到有一种失去理智的恐怖和疯狂。七巧的悲剧根源在于他本性中，在她无法摆脱的欲望中， 情欲和物欲的非理性的特征也在经常与人的潜意识联系在一起，《传奇》中对人的非理性和潜意识的表现正是通过对人的欲望的盲目性的展示来进行，或者说张爱玲有意对这方面进行渲染正是由于他对人性的非理性，潜意识的强调，人逃脱不了欲望的支配这正是张发现人性的规律，盲目的情欲终究是导致悲剧的重要原因，正如傅雷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中说“遗老遗少和小资产阶级，全都为男女问题这噩梦所若，

摘要：“活着，爱才有所附丽”[①] ，显然，生存是至关重要的。20世纪40年代上海正处于沦陷时期，特殊的历史背景特殊的切身经历，造就了一个笔调无尽苍凉的女作家─张爱玲。她把人性的残酷写到了死的世界里，在她的笔下，塑造了一批“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的人物，为了生存，她们的灵魂被扭曲变了形，丧失了人格，苦苦地与命运作抗争，只是为了更好地活着。

关键词：张爱玲；女性形象；生存意识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上，张爱玲是格外引人注目的。她以无尽苍凉的笔调对女性进行叛逆的书写，通过对一群徘徊在“死世界”边缘的女性的描写，深刻地揭露社会所存在的问题，以及当时女性生存的困境。她作品中的女性是可怜的、可恨的、可悲的。纵观张爱玲所有作品中关于女性形象的描写，主要概括为以下几种典型形象的塑造。

1 、丧失母性的母亲形象

俗话说母爱大于天，母爱是众人赞赏的。惟有张爱玲笔下的母爱是一反常态的，她把人世间最美丽的母爱作了叛逆的描写，她们或自私、或冷酷、抑或是无情，都是身受环境的抑制。在她的笔下曹七巧、顾太太、白流苏的母亲、川嫦的母亲她们的爱冷的让人不寒而栗！

其中，曹七巧这个形象是张爱玲笔下刻画的“最彻底的人物”。曹七巧，是个麻油店主的女儿，原本也是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人，她洋溢着青春气息，是个讨人喜爱的大姑娘。然而，在“存天理，灭人欲”[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③]的封建宗法制社会中，她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代行父权的兄长把她嫁给了残废的姜家二公子。门第上的悬殊，使她很不适应姜家人的生活，她的粗俗遭到了姜家上上下下的鄙视，虽然生活的衣食无忧，但是这种幸福并不是她想要的。她心理的不平衡导致了她人性的扭曲，导致了人性恶的发展。姜家人在情感上对她的排挤是她人性扭曲的第一个因素。作为一个正常的女人，应该过正常人的生活，而曹七巧嫁给的是一个骨痨患者，畸形的婚姻不仅使她情感空洞，同时也无法满足她正常的情欲，虽然对小叔子季泽有爱慕之情，但是那是近不得身的。情欲上的饥渴和压抑感是导致她人性恶发展的第二个直接因素。

无性无爱的婚姻不仅使曹七巧正常的生理欲求得不到满足，心理上也渐渐发生扭曲变形。这时候她意识到只有钱，只有金钱不会鄙视她，而她也只能靠金钱来拥有立身之本。金钱的枷锁是导致她人性蜕变的主要因素。 

 长期心理生理上的压抑使曹七巧感觉“人生在世，还不是那么回事”而后，当她的小叔子把那份家产挥霍地所剩无几的时候，便到她面前倾诉起爱情来了。她不能相信小叔子的爱纯粹的是因为钱，强烈的绝望感使她的精神世界扭曲了。当她失去爱情的时候，她失去了一切。她的心里只剩下了怨恨。她嫉妒所有人的幸福，以制造别人更大的不幸来获得快感。迫于当时的环境，她所接触到的只能够是她的儿女，于是她不惜一切的对自己的亲生骨肉进行残害。曹七巧对儿子长白的婚姻的破坏，主要出自变态情欲。她望着长白，“……她的生命里只有这一个男人。只有他，她不怕他想她的钱，横竖都是他的。可是因为他是她的儿子，他这个人还抵不了半个……现在，就连这半个人她也保留不住了，他娶了亲。”就是对女儿长安的幸福，她百般地加以破坏，则是出自金钱和情欲的共同作用。俗话说“虎毒不食子”[④]、“舐犊情深”，[⑤]然而，人类最崇高最神圣的母爱，在曹七巧身上已经泯灭殆尽。从真实的生命轨迹我们看到“母爱不是 ‘直觉的’，‘天生的’，在任何情况下，‘天生’这两个字眼均不适应于人类。母亲对儿女的态度，完全定于母亲的处境以及对此处境的反应。”[⑥]曹七巧之所以从一个讨人喜爱的少女变成一个疯狂占有金钱，扼杀子女幸福的“疯子”，是因为畸形的婚姻、卑微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剥夺了她作为一个女人对情欲的渴望和满足，使她的灵魂因压抑而扭曲变了形。

在张爱玲的笔下，并不是只有曹七巧一个人是没有感情的，还有诸多麻木的形象。在《十八春》中，在顾太太心中，金钱的力量足以抵消母亲的义务、良知、爱心。内疚是难免的，不安也是有的，但那只是暂时的，是不能解决生计问题的。在《倾城之恋》中，丧父的白流苏离婚后在娘家居住，受到哥嫂的欺负，她所乞求的母亲与她真正的母亲根本是两个人！这个人是现实的人。再看《花凋》中，川嫦的母亲怕证实自己存有私藏，宁可贻误女儿的病也不肯出钱为她求医，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骨肉一寸寸的死去。川嫦的母亲是人性缺失的母亲。

“文学来源于生活”[⑦]是切身的生活经历造就了张爱玲，以至影响了她的性格，她的观点。从张爱玲的家庭环境的影响方面来看，他的弟弟和她之间，她的父亲和她姑姑之间就无所谓的亲情，他们之间是冷酷无情的，是家庭的影响造就她作品中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之所以，在她的笔下生存是冷酷的、苍凉的。在她看来，“人性是自私的”[⑧]。张爱玲的小说里，她将母爱放在真实的人性和社会去观望，还母亲为“人”的本来面目，表现出了母亲在家庭中那种卑微的从属地位，冷峻地剖示了封建家族制度对母性的异化，从而说明“母爱是有条件的，往往取决于母亲具体的生存事实，什么样的生存状态，造就什么样的母亲角色！”[⑨]

2、 为了更好的生存而出卖肉体的女性

在张爱玲的笔下，并非仅母亲的形象是叛逆的，张爱玲对其他女性角色的叛逆也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对她们的悲惨命运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刻画，一再向读者展示旧社会的女性生存的艰辛！

在《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就是一个彻底被婚姻、被社会而伤害的女性代表，她不是为了爱情而结婚，而是为了从对方获得实际利益而结合，她对待婚姻的态度是明显的世俗化的。

白流苏仅在物质和生存上形成了依赖性，而张爱玲所描写的女性在更高层面的爱情领域也形成了以男性为中心的依赖性。《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是女性为了追求异性的爱而将自身毁灭的一个悲剧典型。青春少女葛薇龙嫁给了自已深爱的却明知不爱自已的浪荡子乔琪乔，天真地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他身上，而乔琪乔却是玩弄薇龙的感情，使她丧失了对人生、对异性的自信，从而无法离开目前的生活，更无法离开他。最终，薇龙为了保住乔琪乔对自己的爱，只得向环境妥协，以青春换取金钱，牺牲人格和自尊，自愿沦为“高级娼妓”自贱成“造钱”的交际花以取悦并不爱她的丈夫。在她的爱情毁灭过程中，世俗人性的破坏作用是关键。

更可悲的是《连环套》中的霓喜，张爱玲给霓喜安排的求生之路是姘居，每一次都费劲心机想巩固自己的地位，每一次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

深入到更深一层，我们嗅到某些类似的充满悲剧意味的气息——那就是同是身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的女性——不管她是破落世家的大户小姐，抑或是粗俗荒蛮的广东乡下下等养女，她们作为传统意义上毫无生存能力的个体，为了维持自身基本的生存，而不得不作出各种费劲心机，饱含苦痛的艰难努力。她们或借助机巧，或倚仗金钱，或凭靠肉体，方式不同，却都在为着同一个人类最原始的愿望——生存而苦苦挣扎。

 3 、寻求自我意识的新女性形象

 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并非所有的女性都是灵魂扭曲的，在她以无尽苍凉的笔调诉说着悲剧女性的生存环境、生存状态的同时，也在以一种崭新的视角描述了一些具有女性觉醒意识的女性生活。像《十八春》中的顾曼桢，《多少恨》中的虞家茵，她们有自己的个性、理想、有追求自己幸福生活的憧憬和热情。

曼桢靠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全心全意养家，她虽然完全不赞成姐姐曼璐的生活方式，却也理解她的苦衷，并且深知姐姐不得已的缘由。她在那个污浊的社会洁身自好地活着是张爱玲笔下一个始终自立自强，从自立中获得自由的典型，可是终究因为太多的无法抵挡的因数而使属于自己的幸福破灭。

《多少恨》中的家茵是个有知识、有文化的女性，同样对爱情和自己未来的命运满怀着憧憬和向往。因家庭贫困，无钱求学，自己出来找事做，到某工厂厂主宗豫家当了家庭教师，相处中与宗豫相知并相爱了。她的父亲认为她找到了依靠，不时地以未来岳父的身份来找宗豫，家茵为了维护自己的自尊而悄然出走。这实质上表达出女性独立的人格意识。

由此类形象可以看出，迫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无论是处于什么样的意识状态，她们的命运都是大同小异的。妥协也好，抗争也好，她们最终逃脱不了悲剧命运的结局。在张爱玲笔下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她们就没有完美的结局，不像是童话故事中所讲的那样王子和公主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

 总结

 纵观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除了曹七巧以外，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没有太大的恶也没有太大的善，她们共同的命运是生活中充满着悲剧色彩。有人曾经说过“各自家庭有各自的幸福，幸福都是一样的，而各自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各自的不幸却是千差万别的。”[11]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都个性鲜明、有血有肉。然而，她们各自上演着不同的悲剧。她们不寻求独立自主的生存方式，或通过男人获得金钱；或通过男人获得幸福；或通过男人寻求进一步的精神上的追求。正是因为她们骨子里与生惧来的依赖性，贪婪金钱的劣根性，导致了她们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找不到属于自己的真正幸福，最终在自卑、自贱的泥潭越陷越深。在当时的社会，“活着，爱才有所附丽”显然，生存是至观重要的。所以会有那些为了生存、为了更好的生存而死死地与命运作抗争的人。张爱玲没有直接批判当时社会的黑暗，而是通过对一些处于社会弱势群体的女性心理进行细致深刻的刻画，通过她们艰辛的生存状态，控诉社会的不公。由此向社会呼吁：“关注女性、解放人性”由此警示所有的女性：走出历史的沼泽，别渴望别人施舍给你一丝爱与温暖，暗示女性只有也只能靠自己的双手为自己撑起一方属于自己的晴空。现代女性意识的内涵应该是“自信、自尊、自立、自强”。

参考文献

〔1〕 于青，金宏达  《张爱玲研究资料》[M]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

〔2〕 张爱玲  《流言·自己的文章》[M]  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4

〔3〕 于青，金宏达  《张爱玲文集》[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4〕 王安忆  《世俗的张爱玲》[J] 在香港“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 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文汇报2000.11

〔5〕 载静思 《张爱玲与苏青》[M]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4.6

〔6〕 余斌  《张爱玲传》[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7〕 西蒙娜·波伏娃 《第二性—女人 》[M]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3

〔8〕 张爱玲《谈女人》[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

〔9〕  张洪无奈与苍凉(张爱玲小说基调)。[J] 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94年8月

〔10〕弗洛伊德 《性学三论》[M]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11〕 赵园《开向沪、港“洋场社会”的窗口》[J]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

〔12〕 谢倩霓女性生存及其物质指归—对张爱玲几部中篇的一种解读[J]上饶师专学报，1995

〔13〕 杨虹伟  女性神话的反叛[J] 学术界 上饶师专学报，1995，（4）：71—75

〔14〕 张毅 《论张爱玲的女性意识》[J] 龙岩师专学报2003第2期

〔15〕 钱振纲  婚恋现象的现代审视[J] 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98

[①]  鲁迅 《伤逝》[M]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25年10月

[②]  黎靖德 《朱子语类》[M]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版

[③]  孟子 《孟子·滕文公下》[M]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

[④]  范仲淹 《岳阳楼记》[M]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6年版

[⑤]  范晔 《后汉书·杨彪传》[M]古籍出版社 1992

[⑥]  西蒙娜·波伏娃《第二性—女人 》[M]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3

[⑦]  涂石 《民间文学》[M]安徽人民出版社 1962年2期

[⑧]  荀况 《荀子》[M]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05-01

[⑨] 西蒙娜·波伏娃 《第二性—女人 》[M]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3

[⑩] 西蒙娜·波伏娃 《第二性—女人 》[M]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3

[11] 都本海 孟庆枢 《外国文学》[M]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00419532f111f18583d05af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