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四大商帮

　中国古代四大商帮：晋商、徽商、浙商(包括湖商和宁波商帮)、粤商(包括广州商帮、潮州帮和客家帮)。

　　中国古代四大商帮指的是晋商、徽商、浙商包括湖商和宁波商帮)、粤商(包括广州商帮和潮州帮)四个商帮。

　　商人与商业的发展促进了明代社会的繁荣，商业经营直接关系到了社会商品生产的发展，江南地区新兴工商城镇的出现，便是商业发展的一种成果。商人与商业发展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明代传统的封建社会结构，尽管这种冲击充其量只是有限地打破了旧的等级界限。这都或多或少给中国社会带来一点近代化的萌动。但是明代的商人本身却又不可能成为封建制度的对抗力量，他们在政治上的成功往往表现在官商结合上，他们在经济上的成功则又往往是用来购置田产宅园。明代的大商人往往也同时又是大地主。而且明代的商帮自身也带有十分突出的封建特征，如封建宗族势力在商帮中即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这都使得他们无法从根本上成为一个独立于封建政体之外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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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

　　通常意义的晋商指明清500年间的山西商人，晋商经营盐业、票号等商业，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晋商也为中国留下了丰富的建筑遗产，著名的乔家大院、常家庄园、王家大院、渠家大院，曹家三多堂等等。八国联军向中国索要赔款，慈禧太后掌权的清政府就向晋商的乔家借钱还国债。晋商的经济实力，可以从这个事情反映出来。

　　晋商可以追溯到，隋唐之间的武士貜。武则天之父、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时，木材商人武氏从财力上大力资助，李渊父子的就是凭借当时天下最精华的太原军队和武氏的财力开始夺取全国政权。建国后，武氏并封为国公，地位等同秦琼、程咬金等。可以想象李渊父子当时从武氏那里得到多少财产，而武氏也从他最初聪明的政治投资中得到了巨大的回报。其后还孕育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武则天。当然这是后话。

　　晋商成功的根源在于“诚信”和团结的商帮政策。晋商的辉煌人物有乔致庸等。

　　晋商由于种种原因在清朝后期和民国时期衰落了，山西也开始在中国经济舞台上变的较为平淡，勉强说来自山西的商人也只能说一下孔祥熙和李彦宏了。晋商文化也没有被很好的保留，以致山西现在在全国范围来说仍然处于落后状态。

　　晋商，尤其是首创中国历史上票号的山西票号商人，曾在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晋商的活跃，古代文献多有记载，到明代已在全国闻名。清代初期，借着前期对后金叛乱政权输送物资，甚至传递文书情报的关系，得到清政府特殊照顾的晋商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从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阪、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晋商的足迹。有些商人甚至能用蒙古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俄语同北方少数民族和俄国人对答如流。可以说，从蒙古草原上的骆驼商队，到吴淞口正在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人在计价核算，从呼伦贝尔的醋味，到贵州茅台的酒香，都有山西人在酿造叫卖。晋商活动过的地方遗址，至今到处可以看到：甘肃的老西庙、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铜鼎、江苏扬州的亢园、安徽亳州的花戏楼，大都是晋商创建的；安徽雉河集（涡阳）的山西会馆；著名的贵州茅台酒是1704年山西盐商雇杏花村汾酒厂工人和当地酿造工人共同首创的。以晋商字号命名的城市街巷，至今犹存：张家口的日升昌巷、包头的复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宁武巷等等，无怪在东北流传着“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在内蒙流传着“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在西北流传着“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的谚语。晋商经商的地域之广，人数之多，确实是相当可观的。

徽商

　　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衰于清末。徽商，指的是明清时期，江南省和江南省分治后安徽省江南地区徽州府辖地经商的商人和商人集团,而非所有安徽籍商人，徽州府之外的松散的安徽各地区商人个体，一般称之为“皖商”，与徽商对应。

　　徽商有个特点，崇文重德，很尊崇文化教育，他们自己有的过去读过书，有的就读书不多，后来看看都感觉到读书重要了，特别是当时封建社会，他们自己做生意，他希望自己的子女，自己的儿子能够读书，通过科举道路，能够走上宦道，走上仕途，所以好多徽商的子弟都是读书到外面去，读书，通过科举考试，先是考秀才，再考举人，再到北京考进士这样子上去的，所以他们对教育很重视。所以过去有这个话，国有学，州有序，乡有塾，私塾的塾，就是一级一级的学校，乡村里的塾基本上都是自己办的，都是民办的，都是商人捐资办出来的。

　　唐代，祁门茶市十分兴盛。南唐，休宁人臧循便行商福建。宋代，徽纸已远销四川。南宋开始出现拥有巨资的徽商，祁门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经商致富，分别被人们称为“十万大公”、“十万二公”，合称“程十万”。朱熹的外祖父祝确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府的一半，人称“祝半州”。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商人还在徽州境内发行“会子”。元末，歙县商人江嘉在徽州发放高利贷，牟取暴利。元末明初的徽商资本，较之宋代大为增加，朱元璋入皖缺饷，歙人江元一次助饷银10万两。成化年间，徽商相继打入盐业领域，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受到严重打击，于是徽商以经营盐业为中心，雄飞于中国商界。

　　明代中叶以后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当时，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成人男子中，经商占70%，极盛时还要超过。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

　　清乾隆末年，封建统治日趋没落，课税、捐输日益加重，徽商处境愈来愈困难。1831年，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陶澍革除淮盐积弊，改行“票法”，靠盐业专利发迹的徽商开始衰败典当业也因左宗棠垄断及外国银行的侵入而中落。茶、木两商则由于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连年亏损。尤其是随着提帝国主义入侵，外资渗入，国外商品倾销，徽商经营的行业大多被其所替代。同时与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联系密切的广东、江浙财阀开始兴起，只掌握传统商业知识、技能的徽商，在商业领域逐渐失去其操纵、垄断和独占的地位，开始走下坡路。

　　清末和民国时期，虽有个别徽商人物如黟县盐商李宗媚、歙县房地产商人程霖生等崭露头角，但整体上挽救不了徽商的颓势。

　　徽商的发迹，有多方面的原因。1、人文地理环境上，西晋、唐末、南宋三次大移民之后，整个江南，人口、技术、典籍大进大出，形成了开放型的南北杂交文化；尤其南宋建都临安，带动了对皖南地区丰富的木材、茶叶、药材、文房四宝等产品的需求；三条方便的水上通道新安江、长江、京杭大运河相互贯通，对外交往有交通地理优势；唐末后徽州地区人地矛盾开始凸现，人们被迫将经商做为谋生的主要手段，“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民风民俗，陈陈相因，久而久之，徽州人视做生意为正途，反倒淡化了传统的农本意识；徽州本土经济得到开发后，社学、私塾、刻书纷纷兴起，人的素质逐步提高。从历史上看，徽商确有过人的精明之处。2、徽商兴起还有特殊的制度背景。改朝换代的强力，自然禀赋的优越都需要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中发挥作用。北宋王安石变法后，政府对盐、酒、铁、茶的专卖管制有所松动，官府愿意让渡一部分利益，弥补内盐有余、边关粮紧的赀货缺口。宋、明之际“以粮换盐”等政策直接刺激了私人贸易的发展，商行、市易务、经纪人极为活跃，纸币（时称“交子”）开始了全国性流通，实物税收越来越多地被货币税收所代替。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唐宋以后，大城市不断涌现，而科举取仕制度下，一致奉行地方官员异地委派制。官员们不得在祖籍或成长地方圆500里之内任职，因此地区间的地方保护主义和排外倾向不很明显。徽商、晋商俱是行商，异地拓展业务的地缘、人缘条件基本上公平透明。

浙商

古徽州府

浙商为中国古代四大商帮之一。浙商包括湖商和宁波商帮。18世纪，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与上海口岸的开放更是为浙江商人提供了历史舞台。以宁波帮为代表的浙商群体对上海近代化的演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宁波帮不但在国内，在国际上也留下了很大的影响。甚至有人给予宁波帮“无宁不成市”的评价。现代宁波帮更是涌现了船王包玉刚和香港董建华之父董浩云等代表。

　　除了宁波帮以外，浙江许多地方都有着悠久的民间经商的历史。在义乌，拨浪鼓文化在清乾隆时就已经兴盛。而浙江人天生就有一种经商精神。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特殊时期，温州、宁波、义乌、台州、永康等地的百姓却“顶风作案”，而一些地方的领导也对此“心知肚明”。但本书所介绍的只是指改革开放土壤中孕育出来的在市场经济的商海中搏击的浙江企业家的部分代表人物。他们中有土生土长的农民企业家；也有国有企业发展与改革中成长起来的国企掌门人；有现代“儒商”和“资本玩家”；还有正在成长的新一代的知识型的企业家。在他们的身上可以看到浙商所固有的市场意识、风险意识和自强不息、吃苦耐劳、不断创新的精神。

　　浙商在历史上就是各大商帮的合作者和竞争者。晋商与浙商交易丝、绸、茶、米；徽商东进苏杭而至杨帆入海。徽商代表胡雪岩又兼具浙商身份。其代表作――胡庆余堂更是以历史见证物的身份留在了杭州；其末代传人冯根生在承继其老财东的经营思想的同时演绎了一曲现代浙商的诗篇。总而言之，浙商吸收了以上三大商帮的许多精华，比如晋商的博大宽容的经营胸怀、兼容并蓄的经营气度、求同存异的经营策略和自强不息的经营精神；徽商仁义诚信的儒商文化；潮商的冒险精神和学习精神等等。但浙商之所以能跟随历史的脚步不断发展，有其自身独特的特点。

　　首先，无论晋商、徽商，其本质都是官商；而浙商是“民商”。晋商与封建政府紧密相连的关系；徽商的“商而优则仕”的思想都注定了它的历史局限性与内在动力的局限性。而浙江经济从本质特征上说，是一种“民本经济”。所以，“浙商”与“晋商”，“徽商”的区别，前两者如果可以称为“官商”的话，“浙商”应该可以称为“民商”。

宁波商帮 百年之最

　　在近代我国主要的经济发达地区，乃至全国、全世界，宁波商帮都创造了众多称王、称第一的业绩，其行业几乎涵盖了工商系统的绝大部分。无怪乎1934年，浙江兴业银行在一份调查报告中说：“全国商业资本以上海为首位，上海商业资本以银行居首位，银行资本以宁波人居首位。”可见当时宁波商帮的实力和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现将宁波商帮主要人物所创办的能在当时称为第一的事业汇编如下，供大家研究参考；遗漏和错讹之处，希望共同补充和修正。

　　1830年，方性斋（镇海）与兄弟方润斋、方仁和在上海南市开设南履和钱庄。1870年，其后人方黼臣、方季扬将南履和钱庄改组为安康钱庄，盈利为当时钱业之冠。直至1950年收歇，是上海影响最大、营业时间最长的著名钱庄。19世纪末、20世纪初，镇海方家以先后开办43家钱庄列为上海九大钱业集团之首，“执上海商界之牛耳”。

　　1897年，由盛宣怀委派严信厚（慈溪，今江北区费市）筹建的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成立，严为第一任总经理，严与叶澄衷（镇海）、朱葆三（定海）参与投资并列九个总董之内。

宁波近代商帮的起航地

粤商

　　粤商为中国古代四大商帮之一。广义上的粤商包括潮州帮（潮商），广州帮，客家帮。狭义的粤商指广州帮。

　　粤商是诞生和发展于岭南地区,然后扩散到国内各地区、世界各国家的商帮。岭南的历史文化滋养了粤商;近代中国的开放推动了粤商的崛起;20世纪前期民族工商业的振兴,使粤商获得了较好的发展机遇。粤商在成长、发展、壮大和转型的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历史文化特色。

　　自西汉开始，广州就成为南部中国珠玑、犀角、果品、布匹的集散之地，到了宋代，广州已成为“万国衣冠，络绎不绝”的著名对外贸易港。从18世纪开始，广州作为中国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成为“洋船”必争之地。

　　商业的需要使众多商人应运而生，许多农民、工人转向亦农亦商、亦工亦商的经济发展道路。长期的海内外贸易，使粤商在接受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受到西方商业思想的启蒙。“近现代香山(泛指珠海、中山、澳门等地)人创办了现代中国百货业的先驱——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大新公司，就是容纳吸收了西方商业文明的结果。

　　中国儒学文化中的吃苦耐劳精神与西方文化中竞争、开拓精神结合起来，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特质，对新粤商精神起了重大的影响。当代香港巨富李嘉诚(潮州籍)、霍英东(祖籍广东番禺)、曾宪梓(梅州籍)就因此受益，成为创业成功的粤商典型。

潮汕商帮

　　潮汕人以敢拼敢闯、勤劳、聪明、善于经营闻名于世，先于温州人享有中国的犹太人之美誉。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海外的潮籍商人，民国初出版的《清稗类钞》有一则《潮人善经商》的记述：“潮人善经商，窭空之子，只身出洋，皮枕毡衾以外无长物。受雇数年，稍稍谋独立之业，再越数年，几无不作海外巨商矣。”

　　【影响】：

　　潮汕人的商业传统深厚，商业才能比较高，商业势力十分强大，在广东省内各个角落和全国各大城市都有很多潮汕人在从事商业活动，而港澳、东南亚以至全世界的许多大商人也都是潮汕人或后裔。全国的珠宝、音像、电子配件、小商品、玩具等的贸易很大比例都为潮汕人掌控，而广东省内各地很多产品的批发和零售市场也都是潮汕人所控制。

　　【特征】：

　　不是靠与官府勾结来赚钱，而是靠善于互通有无来获得利润。不像晋商、徽商一样靠勾结官府、垄断生意来获取利润，而是靠很强的洞察力和生意头脑来实现超前的利润，特别是以海上贸易为主，不但无依靠而且风险很大。

　　货如轮转而非囤积居奇。海上贸易和互通有无的生意方式决定了不能拖延时间，只能以最快的速度入货出货。

　　具有良好的协作精神和商业信用。潮人所从事贸易多具高利润、高风险特性，促使潮商较早地形成了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商业伙伴关系，这就需要高度的协作精神和和良好的商业信用。

　　具有很强的艰苦奋斗、向外开拓进取、抓住时机果断决策的精神。 精打细算，极善经营。

　　另外潮商还具有儒家气质，不但讲求信守道义的商业道德，而且事业有成往往不忘贡献社会。而且经商时“打分打厘”，行善时却往往一掷千金。

展开收起五大重大商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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