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探民间风尚

从《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探民间风尚

［摘要］《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收录了明代成化年间(1471~1478)的作品，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可谓中国古代民间俗文学的一颗珍宝，对中国古代俗文学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笔者主要对文本中出现的较有特色的“善恶报”、“ 三尺有神明”、“梦境”、“义”作出举例分析，以此进一步了解成化年间人民的思想、信仰，及民间的风尚文化。

［关键词］明成化；民风；善恶报；神明；梦；义

一、善恶报

（一）强烈的善恶理念

《明成化说唱词话》的一大特点便是人物出场的快速定型，有了人物的定型，这便为以后人物下场结局埋下了伏笔。可是不同的是，《明成化说唱词话》的人物一出场便定型，这种定型并不是毫无依据的。这其中的一大依据便是明成化年间的民间风尚。人们强烈的善恶观念便促进了这种说唱词风的形成，以至于人物一出场就被定型。如在“包待制断歪乌盆案”一文中，“有一豪家杨百万……单生一儿子，爹娘见儿多乖巧，取名叫作杨宗富，诸般经史尽皆闻”［1］159，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作者想要定型的人物，第一便是富家杨百万，第二便是乖巧通经文的杨宗富。接下来的便是对杨宗富妻子王家女的塑造，作者以一句“叮咛吩咐丈夫身……吩咐丈夫方才了，两行珠泪落纷纷”［1］161便导出了王家女的形象及她与丈夫的恩爱，再接下来，在杨宗富求官投宿途中，婆婆的出场是“发白如丝，手捻数珠，口中念佛”［1］163，而对于其两个儿子则是“道路不好，白日烧窑，晚上做贼……谋夺来往客人，杀人性命”［1］163。有了这种人物的出场和作者预设好的人物形象，观（听）众就能在说唱者脱口那一瞬间，作出快速的判断，这种判断主要以两种方式为主，也就是性善和性恶，当观（听）众在快速的定型后，性善性恶便开始潜移默化，此后故事的发展与冲突便在情理之中，那么观（听）众便先得到自己对于善恶判断的满足，最后故事的结果就只是一种对之前性善与性恶判断的证明罢了。可见，在此文中，观（听）众是先满足自己自己对性善与性恶的判断，然后再听或者迫听故事的发展，此时强烈的善恶意识便不言而喻了。

（二）善恶报应

正如之前所说，人物在一开始被定型后，人物最终的下场就已经被注定！其中很少有善恶的交叉，一般都是直线性的发展。在“包待制断歪乌盆案” 中，秀才杨宗富先被害死但最后结局又似乎皆大欢喜，这正好应了民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只是，无论在“包待制断歪乌盆案”还是在“莺哥行孝义传” 中，都有这种体现。富家杨百万失去了儿子杨宗富，经过各种周折，杨宗富附魂乌盆最后得到雪恨，而歹人耿氏两兄弟最后被绳之以法。在“莺哥行孝义传”中，善恶报应是非分明也是别有体现。小莺哥在失去其父老莺哥外出觅食时，被猎人王一王二捕获，因心挂娘亲，而王婆又不领孝子之情，还将其卖出，最后小莺哥通过自己的聪明和借助皇帝之手斩杀猎人王一王二为己父报仇。其实就文中所述而言，猎人王一王二罪不至死，该死的是其母王婆，但结果却被斩身，似乎含冤，可是这又并不冤，从当时民间的善恶报应出发，这又并不难理解了。小莺哥孝义仁智，是该善报，而猎人王一王二其母因怒，提意卖莺哥，这是不善。最后斩杀其子王一王二，表面上这虽然是责其儿子不该捕捉莺哥，但同时又是对王婆的报应，对于一个做母亲的惩罚没有什么比失去自己的儿子而重了。所以，从此可以看出，善恶报应始终贯穿《明成化说唱词话》一书，而在明成化年间，这又是较为普遍的民间风尚。

（三）善恶期待

其实这也不矛盾，有了善恶报应以后，此时观（听）众最渴望的便是对善者归宿、恶者泄恨的期待了。对此也难怪有人不解，为什么都将文中善恶者都加以极大的渲染，如体现为善者更善，恶者更恶。善者的结局皆大欢喜，恶者的结局惨不忍睹。追求一种泄恨或者怜悯正是此时台下人所需要的。所以在“包待制断歪乌盆案” 中，会出现杨宗富难逃被谋财，并“尸灵在窑烧七日，骨头烧得不留惺”［1］166，此时极大地引起了观众的怜悯，作者似乎也意识到这已经是渲染的极限了，便峰回路转，转到“二人只道烧无事，谁知变作一乌盆”［1］166，这不仅是故事情节的需要，更是观（听）众怜悯的体现。那么对于恶者结局的“恶”，更是泄恨的一种表现。如“包待制断歪乌盆案” 中写对耿氏兄弟的酷刑“十指尽把长针钉，更把长钉钉脚跟”［1］177，之所以这样写，这正好要迎合观众对恶人的“泄恨”心理，从而达到“善者更善，恶者更恶”的两极分向，也使得更加善恶分明了。

所以，无论是关于善恶意念的定型，还是关于善恶报应、善恶期待，这些都体现了明成化年间的民间风尚，作品之所以要在作品中强烈体现，不仅只是为了迎合观众或取悦观众，更是对当时民间风尚的直接体现和直接揭示，是一种理念，一种信仰。与此同时作品也是当时民间风尚的一种写照，有倡导和发扬，才使它更加深固于心。

二、关于三尺有神明

《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作为一种民间说唱的唱本出现，可以算是民间俗文学的代表之一。这样的刊本虽然是作为说唱艺人的唱本，但它的接收对象却更多地指向民间大众。这就使得《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不光是明代某时某地某事某人的单项研究，不仅反映了明代所处的历史及环境，最重要是反映了明代时期人们的思想及价值观的形成，定性及取向。《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的产生、流行，从形式到内容，无一不受到这种价值观的影响。

多数的先民是相信“头上三尺有神明”的，这需要回溯到神话的起源。神话早在先秦就产生了。神话是先民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是先民对一些力不能及的事所做出的解释。包括宗教的起源同样如此，尽管人们信奉的神灵并不一致，但产生的效果是很一致的。在《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中，有很多的片段描写到神鬼之灵。以《包龙图公案断歪乌盆传》为例，其中杨百万的儿子杨宗富因家底殷实，自幼饱习诗书，有为官之志，济世之才，闻得“四帝仁宗开南省，广招天下读书人。”便有求取功名之心，家小苦留不住，只身前往，却因留宿白羊村耿氏家，被耿氏兄弟谋财害命。去衣投窑，烧为乌盆。行文到此处，大家皆知他的死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只能用作”乌盆”。但孙小二把“乌盆”街上卖，正值“日判阳间夜判阴”的包待制也在。这时，“打从卖盆南边过，一阵狂风吹倒人，相公轿顶都吹起，人人吹得眼睛昏。” ［1］167至此才有了“乌盆”开口说话为自己伸冤的一系列后续情节。而这个细节是非自然的，不符合逻辑常理，更不符合现实。但只有这样处理，事情才会发展，案情才有眉目。尽管民众知道它的超现实和荒诞是不能存在的，但大家需要一个结果，一个善恶皆有定论的结果。

三、梦境

在朱一玄校点的《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中，有很多处描写梦境的地方。这些梦境在文章中并不是多余的，很多是现实的再现，具有真实性。如：《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薛仁贵跨海征辽故事》中有这样一段：“太宗早朝，宣文武臣僚：‘寡人夜梦征东，见一小将，身穿白袍素甲，骑白马，手执方天戟。寡人被难，得其之人，淤泥河救我出来。寡人亲问，他家住降［绛］州龙门县大王庄薛仁贵。’”［1］93一日唐太宗御驾亲征，捉辽东反贼，已经过了东洋大海，行至天山玉峰岭，前有淤泥河，后有造反人葛苏文追赶，两边又无路。唐王天子拍鞍上马，稳坐在马鞍上，河又不知深浅，淤泥又不知高低，正在这生死关头，白袍小将薛仁贵高声叫起，人马飞来救太宗。等太宗抬头看时，正是自己梦中的应梦贤臣。又《包龙图断曹国舅传》中：“官家睡在黄罗帐，见一先生着皂人。后有数千人根［跟］定，抛砖掷瓦打宫门。仁宗皇帝心警［惊］怕，一身冷汗湿其身。惊觉惺［醒］来思量梦，未知凶吉若何能。”［1］189等到天明，仁宗把梦说与众大臣听。王相当时便上奏，梦中不主吉和凶，先生不是别人，他正是宣王孔圣人。三年一度的开南省，广招天下读书人，但是自从我王登金殿后，还从未招过读书人，所以他便领了三千弟子特来托此梦。于是仁宗便依大臣所奏，大开南省，并选定三月初三，天下书生共同来赴考。这样的例子在文中还有很多，再如《包龙图断白虎精传》中，张龙、李虎在捉拿白虎精的路途中，“二人吃得熏熏［醺醺］醉，当时醉倒庙堂门。正在庙堂齁齁睡，大王托梦二公人。你今奉了包清正，要勾山内大虫精。这个大虫神通广教它变作妇人身。有一端严少貌女，来时你就捉它人。虎精它有神通大，走了之时无处寻。狗血倾在它身上，随你神通变不成。”［1］258张龙和李虎连忙惊醒，梦里的事情记十分清楚。他们寻来狗血，只等捉白虎精，这时果然有一端严少貌的妇人来到，其人正是白虎精变成的。

从以上的文本例子当中，可见梦与现实交织在了一起，梦与现实联系得很紧密，似真亦幻，我们不对文中人物到底做此梦与否进行深究，只从此现象的反复出现上，瞥见梦境在故事中起到的缀饰作用，在人物上起到的寄托作用。梦境推动了故事的发展，使故事蒙添一层神秘的罩纱。人物通过梦境中的场景与现实的联系或者在现实中的在线寻得一种慰藉，正如占卜能知吉凶，而梦境在文本当中充当一个预知角色一样。人们借梦中之境通现实之事，发生的与未发生的重叠成网，不明之事可从梦中知晓，梦中之事可见于现实，仔细想来，其间倒也穿插了人们的情感，将思想，将精神寄托于梦和现实中，通过“梦”这一媒介，将现实演绎得曲折玄幻离奇，想来这也是为唱说此本添了一抹浓重的情感色彩，制造出迷离情景引观（听）众入境。

四、民间的“义”

在儒家祖师的语录里“忠”指的是忠心为人办事。如：（《论语·学而》）中“为人谋而不忠乎”中的“忠”，指对人应当尽心竭力。“教人以善为之忠”（《孟子·滕文公》）。而义指的是平辈之间，坚贞不渝的情义与感恩图报的念头，如：“不义而富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使民也义”（《孟子·梁惠王上》）。忠和义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心理，而当忠义不能两全时，人们在忠义面前又是如何选择的呢？我们就以《明成化说唱词话》之花关索传中的关张刘备结为兄弟来进一步阐释民间的义。

“義”从我从羊，作为名词时，它是一个会意字，“我”指兵器又表仪仗，“羊”表祭祀。《王力古汉语字典》中认为“義”的意思为“社会认为合宜的道理和行为”。在《明成化说唱词话》之花关索传中的关张刘备结为兄弟，在姜子牙庙里对天设誓，宰白马祭天，杀黑牛祭地。只求同日死，不愿同日生。哥哥有难兄弟救，兄弟有难哥哥便从。如不依此愿，天不遮，地不载。贬阴山之后，用不转人身。刘备道：“我独自一身，你二人有老小挂心，恐有回心。”关公道：“我坏了老小，共哥哥同去。”张飞道：“你怎下得手，杀自家老小？”“哥哥杀了我家老小，我杀了哥哥底的老小。”刘备道：“也说得是。”［1］2而在史书《三国志》中记载关张刘备三人“他们白天打仗，晚上同床共枕，恩若兄弟”而到了明代的小说《三国演义》中就发展成了桃园结义，这是因为元末明初，民族歧视比较严重，底层的百姓就以结义的方式进行互相帮助，当时的作者是根据历史的记叙结合现实的情况对小说加以抒写《明成化说唱词话》之花关索传中记载的关羽和刘备互相杀了自己家的老小以示他们兄弟的结义情义由人们以说唱的形式传承下来。而我们所谓的义有统治者强调的忠君爱国的大义；有儒家思想中的仁义；更有江湖兄弟肝胆相照的结义等方面。《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成书是在《三国演义》一百多年后，并且是由民间艺人以说唱的形式表达出来，而更多地体现为江湖兄弟肝胆相照的结义情义。同事，也由于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差距与不同，在诉说历史的同时就必定会受当时环境和人们主观情感的影响，对于自己心中所建构的英雄人物加以演变，民间艺人对他们心中悲剧式的英雄人物怀有一种惋惜，怜悯的情怀。

以上例证只为《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中的一角，但仅从这一角，我们便可看见明成化年间民间思想文化的深厚、多元、独特。不管是自古善恶皆有报的观念，还是“头上三尺有神明”的寄托，抑或是玄之又玄的梦境，再或是广为流传的“义”，都无不彰显着一个时代的风采，透露着一个时代所具有的特色气息。颇具特色的民风向我们展示了妙不可言的画卷，这正是民间文化所带给我们的惊喜之处，总会让人在平凡中发现其潜在的独特魅力，其中表现的文化意识和夹杂的情感趣味都吸引着我们继续发现继续探究这个奇妙的领域。

【 参 考 文 献 】

［1］朱一玄.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M］.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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