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学中“爱情”母题比较

中日文学中“爱情”母题研究初探

——以崔护的诗《题都城南庄》和《伊势物语》第四段为例

摘要：中日文学中存在相同的“爱情”母题，表现这一母题的作品在主题、情节、表现手法等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不是由于两部作品存在相互影响关系，而是源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人的一致性”。另一方面，表现“爱情”母题的文学形式和爱情性质又有相异之处，根本原因在于两国不同的文化底蕴。通过这一问题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扩展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视野。

关键词：中日文学；“爱情”母题；文化底蕴

作者简介：刘九令（1979——），男，渤海大学外国语学院助教，日语语言文学硕士，主要从事日本文学、中日比较文学、日本文化研究。

引 言

近年来，中日比较文学成为了文学研究的热点之一。中日两国有一千多年的文化、文学交流的历史，两国文化和文学领域关系极为紧密，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因此，考察中日两国之间作家、作品、文学思潮之间的渊源关系，探明相互影响的事实，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然而，法国学派所倡导的这种影响研究有它的局限性，其中局限之一就是过于强调事实联系，忽视文学性，因此被后来崛起的美国学派所诟病。

美国学派所倡导的平行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影响研究的不足。它是把无影响关系的不同民族文学，在主题、题材、文体、情节、人物形象、风格特点等文学内部的诸多方面实际存在的雷同和差异作为研究重点。中日两国文学之间虽有影响的历史，但“影响”不能掩盖两国文学独自发展的事实。文学即人学，“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的一致性”使文学这种人类生命运动过程中的物化形态，超越了时空限制，形成了人类共同具有的、彼此相通的、有审美共鸣的文学的同一性〔1〕p38。中日文学创作者作为“人”，有着共同的属性，有着相似的生活体验和人生经历，他们在面对生死、离别、爱情等人生问题时，会表现出共通的情感反应。于是，相同的文学母题就产生了。母题属于主题学研究，是指在各类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人类的基本行为，精神现象以及人类关于周围世界的概念，诸如生死、离别、爱情、时间、空间、季节、海洋、山脉、黑夜等等〔2〕p257。“爱情”是文学最重要的研究母题之一。

中日文学中表现爱情的文学不胜枚举。如中国唐代崔护诗《题都城南庄》和《伊势物语》第四段故事中的爱情悲歌，就曾深深地撼动了中日读者的审美心弦。就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学界尚没有对这两部作品作过比较文学研究，本论文试探讨作品中共有的“爱情”母题。

一、恋恋深情，当春乃发

春，历来都是文人骚客吟咏的对象之一。既有单纯咏物，也有借物抒情，更有暗喻爱情。如王维的《相思》：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李商隐的《无题》：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唐代诗人崔护的传世佳作《题都城南庄》也在春天写成。诗云：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与中国隔海相望的东瀛之国，也流传着类似的发生在春季的爱情故事。日本最早的歌物语《伊势物语》的第四段就是这样故事。大致情节：从前有一男子与一女子偶然相遇，一见钟情，私下结好，感情日笃。那年正月初十过后，女子就搬走了。男子多方打听，寻不到该女子。第二年正月，梅花盛开，男子想起了去年的往事，就来到已经迁离的屋子，站在那里凝望，景色已经不似以前。后来躺卧屋檐下，仰望清月，写下和歌一首：

月やあらぬ春やむかしの春ならぬわが身ひとつはもとの身にして〔3〕p136

黎明时分，男子含泪而去。和歌大意：月是去年月，春是昨年春。我身虽犹在，不见旧时人。

目前为止，并没有研究者指出这两个表现爱情的作品之间有影响关系。但是，作品在主题、情节、构思、表现手法上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这是人类审美情趣共通性的表现。从故事的发生时间考察，两者都发生在春天。崔护的诗中出现的“桃花依旧笑春风”，与《伊势物语》中的“春是昨年春”这两句，清晰地交代了特定的时令。从人的生理和心理来说，春天鲜花盛开，气候宜人。此时，美人如花，花如美人，男女邂逅，难免春情萌动。医学认为，人体各项机能在春天开始活跃起来，性腺也是如此。加之天气暖和，人的活动能力增强，人的性欲也特别旺盛。春季人们的穿着比较鲜艳，与自然环境的花草相互映衬美丽，在视觉上进一步刺激了人原始欲望。在这个意义上讲，春季是恋爱萌发的季节。

春季也是一种意象，所谓意象是文学作品中有着某种特殊审美意蕴和文化含义的景物形象。“春”的意象核心是“春心”、“春情”，这些语汇经常与“情”和“性”联系起来。汉语中的“春心”就是“相思之情”，即爱情。“春情”是男女互相恋爱的感情。此外“春光”、“春心”、“春梦”、“春色”、“春意”、“怀春”、“思春”，更为露骨的有“春药”、“春宫”、“买春”、“卖春”。这些词在某种层面上，都和“情”和“性”相关。同样，日本也有类似的词，如“春機”（春情、色情、春心之意）、“春本”（淫书）、“売春”（卖淫）“思春期”（青春期）、“春情”（春情）。当然，有一些词汇和意义完全借用中国，但不能否认日本人和中国人在对“春”与“性”、“情”的意义理解和情景想象及其生理关联，根源于作为人的共同属性。

二、物是人非，情何以堪

这两个作品中的故事都可以分为两个场景，一是春日邂逅，二是再寻不遇。崔诗中“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是第一个场景。春日出游，崔护向一家讨水喝，与女子偶然相识，当时女子娇艳的容貌与桃花互相映衬，愈显美丽。崔护不禁心旌摇荡，一抹爱恋情思悄然升起。第二个场景是“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第二年，崔护怀着昔日美好回忆踏上故地，再度寻芳。然而，伊人已经芳踪无处觅，只有灿灿桃花含笑迎风。《伊势物语》中是以故事形式呈现了这两个场景，场景基本类同，不必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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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场景的设置，其实是构筑了一种悲剧模式。这种模式可以概括为“物是人非，情何以堪”。“物是”，指时空景物的不变。崔诗中时间表述为“去年今日”，《伊势物语》中为“春是昨年春”。空间景物，前者为“此门中”和“桃花依旧笑春风”。后者，“月是去年月”。“人非”，崔诗是“人面不知何处去”。《伊势物语》是“不见旧时人”（和歌中并没有此句，笔者根据其原意的增译）。“物是人非”构成了悲剧的客观情节。“物”与“人”是一个对立的概念，“是”和“非”也是一对立的概念。“物”指自然物，是一种永存或长存的代名词。唐代著名诗人李白的《把酒问月》中有一句：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月亮古今一个，不过今人已经不再是古人。此外，唐代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也有：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自然界的花草可以年年相似，但是人却不能代代相同。“物”不会随着人事的更迭而消逝，反倒要观望着所有人世间的悲欢离合。两部作品中的“此门”、“桃花”、“月”就是这种不变“物”。“人”，是一种和不变之“物”相对的易变、易失的情感指向，这里指的是恋爱对象。故事中并没有指出两位女子去向，大概暗示缘分彻底破灭。“是”和“非”两字绝然对立，那么“物是人非”似乎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宿命，正是这种无力抗争感提升了爱情悲剧的美感。

正如前面所述，“物是人非”是客观情节，侧重于对一种情形的事实性铺垫，而“情何以堪”则是主观情感，是由于“物是人非”的情绪释放。崔诗的“桃花依旧笑春风”，是这种情感的委婉流露。众所周知，“物是人非事事休”的下句是“欲语泪先流”。因此，面对这种令人心痛的情景，有谁会无动于衷呢。崔护难道就会“男儿有泪不轻弹吗” ？恐怕不会。因为一个“笑”字，就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乍一看，桃花在春风中颔首微笑和崔护的悲伤在氛围上，似乎有一些不协调。这桃花竟不懂人间情味，还要不合时宜地笑。其实，此一“笑”可以有两解，一解是前面所说的桃花不解人间风情，没有针对性的“笑”。这种“笑”的效果是进一步渲染崔护伤心欲绝，又无人理解宽慰的孤苦之情。二解，桃花亦有三分灵性，深知诗人的悲痛，但还是要笑，笑他多情。悲与笑形成了鲜明对照，愈发突出悲情程度。崔护诗中这个“笑”，给读者以一种开放式的解读和想象空间，形成某种艺术张力，这也是最能触动读者情感神经的最大亮点。“笑”比泪水涟涟更能增强“情何以堪”的悲剧情感。《伊势物语》中的男子的“情何以堪”，表现在留在原地追忆了一夜旧情，早上留下了两行清泪，黯然离去。崔诗的结尾可谓“一笑而过”，却余韵绕梁。这种文学表现方法，比《伊势物语》俗套结尾高明得多。可不管怎样，面对“物是人非”的情景，日本人也和中国人一样表现出“情何以堪”的情绪。

三、相同母题，不同底蕴

前面从两部作品的故事季节意向和悲剧结构两个角度，探讨了中日文学爱情母题的共通性。然而，中国和日本毕竟是两个异质文化国度，相同故事、相同母题却在文学样式与爱情性质上，表现出各自的文化底蕴。

两部作品属于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一个是诗，一个是歌物语。歌物语是和歌与物语两者结合在一起的，日本特有的文学样式。其中以和歌为主题，围绕主题夹杂一些叙事和说明，交待必要情节，使故事进一步完整。有时还会加入简短的评论，进一步深化主题。和歌与物语，在日本早期有着固定的使用范围和使用群体。和歌男女都可以吟咏，但是其内容多是借景以抒发个人情感，少有表达治国安邦的政治理想和经天纬地的远大抱负。物语则最初基本上专属女性，是宫廷女性知识层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为男性知识分子所不屑。男性更乐于使用汉诗，或使用汉文抒发男性情怀。因此，歌物语在主题上是表达纯感情的，这根源于日本文学、文化传统的培育和浸润。日本著名学者加藤周一这样论述道：

从七世纪至十九世纪，日本文学至少有两种语言：这就是日本语的文学和中国语的诗文……不消说，在这里能够更丰富，更微妙地表现出日本人的感情生活，不是用外国语学成的诗，而是用母国语写作的歌。〔4〕p7

中国的诗，在中国的儒家文化土壤中却没有此种限制，既可以咏“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抨击时弊，也可以吟“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忧国忧民，还可以叹“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个人孤独。

同是恋爱，性质相异。崔护诗中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爱在桃花树下才子佳人脉脉相视，然后“辗转反侧,吾寐思服”。崔护与邂逅女子并没有实质的卿卿我我、耳鬓厮磨的恋爱经过，更没有“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的云雨之欢。《伊势物语》中的男子的爱情，是因失去性爱对象而萌生的怅惘。“私下结好，感情日笃”，暗指恋爱不仅有一个逐渐发展过程，两人还有了床第之欢。不能否认，日本也有类似的精神恋爱，但是该国文学不太拒绝性爱描写。这和日本文化的根基——神道文化不无关系，神道文化对“性”并不避讳，甚至有几分崇拜。比如，《古事记》中就有二神交合场面：

于是，伊邪那歧命问他的妹子伊邪那美命：“你的身体是怎样长成的？”她回答说：“我的身体已经完全长成了，只有一处没有合在一起。”伊邪那歧命说道：“我的身体也都长成了，但有一处多余。我想把我的多余处，塞进你的未合处，生产国土，你看怎样？”伊邪那美命回答说：“这样做很好。” 〔5〕p4-5

这种赤裸直白的性爱描写，在中国文学极为罕见。此外，《源氏物语》中亦有类似描写。中国七、八十年代的有些批评家将该书评定为“淫乱之书”，这恐怕是由于文化底蕴殊异，对它的“文化误读”。江户时代井原西鹤的《好色一代男》、《好色一代女》和当代作家渡边淳一的《失乐园》也是这类作品。总之，日本的恋爱往往追求一种现实的性爱执念，若性爱对象一旦失去，就会表现出无限的哀伤和失落。这是与中国儒家文化孕育的“戒色”爱情观截然不同的日本式的“重色”爱情观。

结语

“爱情”母题是人类的基本行为，是一种精神现象，它源于人的一致性。因此，在没有影响关系的民族、国家的文学作品里，会出现相同的“爱情”母题。中日比较文学中关于母题研究相比于影响研究少得多，本文中以两国作品中的“爱情”母题为着眼点，进行初步探讨，望能多少打开一些这个领域的研究视野。

参考文献：

〔1〕孟昭毅.《比较文学通论》〔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2〕曹顺庆.《比较文学论》〔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 2005.

〔3〕片桐洋一等校注.《伊势物语》〔M〕.东京:小学馆,1972.

〔4〕加藤周一著叶渭渠，唐月梅译.《日本文学史序说》（上）〔M〕.北京:开明出版社, 1995年.

〔5〕邹有恒,吕元明译.《古事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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