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医家的大医精神对我们的启示

古代医家的大医精神对我们的启示

闫麦冬

中医医德医风，深受儒家“仁”、墨家“兼爱”以及佛教“大慈大悲”、“普救众生”的影响。纵观中国古代众多著名医家，虽然他们生活的时代不同，个人经历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医德高尚、心存高远。

“医乃仁术”

    “医乃仁术”是儒家的仁义与医学本质的完美结合。《孟子·梁惠王上》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历代医家皆以“医乃仁术”为行医宗旨、为医德的基本原则。

唐代名医孙思邈强调医生必须“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 明代龚廷贤在《万病回春》中的“医家十要”篇中说：“一存仁心，……二通儒道，……三通脉理，……四识病原，……十勿重利”。明代陈实功《外科正宗》中的“医家五戒十要”篇中，提出第一“要”为：先知儒理，然后方知医理。

“医乃仁术”的命题即使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它提示医学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以人为本，“仁”“医”结合。

珍重生命

《黄帝内经》作为我国第一部医学典籍，也是我国医德教育方面的早期重要论著。书中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唐代孙思邈“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的名言，更说明了重视生命的珍贵和医德的重要性。

遇危重病人，要积极抢救，例如战国时名医扁鹊(秦越人)，是一位民间医生，一日，路过虢国，遇虢太子突然发病，昏迷半日不醒，众医束手无策。扁鹊通过详细认真的检查，对虢君说：“若太子者，所谓‘尸厥’者也，太子未死也。”就让学生外施针灸砭石，内服汤药，经过抢救，使太子转危为安。元代朱丹溪医名甚噪，“四方以疾迎候者无虚日，先生无不即往，虽雨雪载途，亦不为止，仆人告痛，先生喻之曰：病者度刻如岁，而欲自逸耶？”

医生对任何病人都要无微不至地关心、体贴和爱护，视他们如亲人。中医治病，重视整体，强调辨证，医生临床，望、闻、问、切四诊必须兼施，清代喻嘉言主张“先议病，后用药”，立“与门人定议病式”，充分体现对病人高度负责的精神。对某些粗心大意，敷衍塞责的庸医，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提出过严厉的批评，他说：“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

“普同一等”

    古代医家从“仁爱救人”、“医乃仁术”的道德观念出发，强调对病人一视同仁，“普同一等”，“一心赴救”。唐代名医药王孙思邈不但热爱中医，而且喜好经史佛老之学。孙思邈提出：作为一个医生要做到“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明代医生闵自成仁而好施，丐者盈门一一应之不厌。医生赵梦弼赴人之急百里之外，中夜叩门，无不应者，七八十岁时“犹救以往”。朱丹溪是金元时代四大医家之一。他行医时，“四方以疾迎候者，无虚日”，先生“无不即往，虽雨雪载途，亦不为止”。仆人告痛，先生谕之曰：“病者度刻如岁，而欲自逸耶？”“窭人求药无不与，不求其偿，其困厄无告者，不待其招，注药往起之，虽百里之远，弗惮也。”宋代医生张柄，治病救人“无问贵贱，有谒必往视之。”元末明初的名医刘勉曾任太医，在他一生的医疗实践中，把“不分贵贱，一视同仁”作为自己的信条。他常说，“富者我不贪其财，贫者我不厌其求”。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人的道德地位是分等级的。我国古代医家这种崇尚把患者当作亲人式的医患关系的优良医风是十分可贵的。

重义轻利

   传说“三国”时期江西名医董奉隐居庐山，居山不种田，日为人治病，亦不取钱，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数载，得十万余株，郁然成林，并以每年所收之杏，资助求医的穷人。至今医界仍流传着“杏林春暖”的佳话，以赞扬医生的美德。明代医生潘文元医术高明，行医施药从不计报酬。他虽行医30年，但仍贫得几乎没有土地。他死后，当地百姓万人空巷为他送葬，以表示哀悼和永远怀念。“杏林春暖”的佳话和“万人空巷”的传说代表了我国古代典型的重义轻利的道德观。

晋代名医葛洪鉴于以往“诸家各作备急，既不能穷诸病状，兼多珍贵之药，岂贫家野居所能立办”的情况，决心“率多易得之药，其不获已，须买之者，亦皆贱价草石，所在皆有”。由此可见，葛洪作为一名医生是很关注贫困、低薪阶层人民的，能针对他们的具体情况，从他们的经济利益出发，不辞劳苦，编著成《肘后备急方》，里面的方药物美价廉，文字朴实易懂，从现在的角度看也不失为一本家庭用药手册。这种处处为方便贫苦患者着想的精神很值得我们赞许。

清廉正派

  我国古代医家清廉正派的事例不胜枚举。如《小儿卫生总微论方》的医书中，就强调医生要品行端正，医风正派。明代陈实功在《医家五戒十要》的“五戒”的二戒中规定：凡视妇女及孀尼僧人等，必候侍者在旁，然后入房诊视，倘旁无伴，不可自看。张杲在《医说》中记载：“北宋宣和年间的医家何澄，有一次为一患病缠年而百医不愈的士人诊治，其妻因丈夫抱病日久典卖殆尽，无以供医药，愿以身相酬。何澄当即正色说：娘子何为此言！但放心，当为调治取效，切勿以此相污！”这士人在何澄的精心治疗下终于获得痊愈。何澄的这种高尚的道德情操，一直为世代传颂。

唐代名医沈应善，江西新建人，精医术，有仁心，遇有疫疾流行时，则购储药物，在其宅旁构筑一舍，收留病人，医药费和伙食费一概不收。对待病人，来者不拒，“既来之，则安之”，因命其舍为“来安堂”。又如清代名医张明征，江西婺源人，曾供职太医院，后回籍开业，曾在途中遇一贫苦无告者患痢甚剧，视之恻然，令仆负至其家，服药调治，月余痊愈，仍给资遣其回家，临走时亦不问他的姓名和住址，时人称颂其“视天下犹一家，救路人若骨肉”。

医术是仁术，学医的目的是为治病救人，而不是为发财致富。李东垣晚年收罗天益为徒，第一次见面第一句话就是问他：“汝来学觅钱医人乎?学传道医人乎?”即问你来学医，目的是为赚钱图利，还是为传道济世?天益答道“亦传道耳”，是为了传道济世。当即收他为徒，后来罗亦为名医。可见我国古代名医对学生的学医动机，道德品质，其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再者要心存济世，不图酬报。扶贫济困，施医赠药，也是我国历代名医的优良传统。

尊重同道

    孙思邈在其名著《大医精诚》篇中论述了医生与同行之间的关系：“夫为医之法，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己德。”陈实功所著《医家五戒十要》中倡议：“凡乡井同道之士，……年尊者恭敬之，有学者师事之，骄傲者逊让之，不及者荐拔之。”他的同行范风翼在《外科正宗》序中写道：“我的同行陈实功君从来胸怀坦荡，仁爱不矜，表现了同业之间互相敬重，虚心好学的品德。”金元四大家中的养阴派首创人朱震亨（又名朱丹溪）曾为一患结核病的女子治病，病将愈，但其颊上有两个红点不消。朱丹溪实无他法可医，于是他亲笔写信让病人家人请江苏省的葛可久治疗，果然患者得以彻底痊愈。这些事例，感人至深，发人深省。

尊敬老师

医者要尊敬老师，虚心求教。我国历代名医，多数人出身于“师传”，如扁鹊拜长桑君为师，仓公(淳于意)拜公乘阳庆为师，张仲景拜张伯祖为师等等，他们尊敬老师，虚心向老师学习，终于“尽得其传”，甚至成就超过了他们的老师。金代李东垣，家赀富有，热爱医药，闻张元素有医名，乃捐千金从之学，不数年，尽得其传，后来成为“金元四大家”之一。元代朱丹溪，慕武林(杭州)罗知悌擅长医学，往返十余次，“日拱立于其门，大风雨不易”，使罗氏深受感动，遂将全部医术传授给他，后来他也成为“金元四大家”之一。清代叶天士，虚心好学，闻某人擅长治某病，即前往拜访求教，先后共拜访名师17位，他能汲取各家之长，后来成为名家，尤其对温病学贡献最大，成为清代四大温病学家之一。

献身医业

    许多古代医家具有不畏权势，不图名利，不计较个人得失，为医学事业和人民大众献身的精神。在封建社会，我国医家地位很低，常被列入“三教九流”之列，和算命看风水的同属一等，称做“医卜星相”。但他们为了救人，却弃绝官职，甘当人民医家。宋代范仲淹有“不为良相，愿为良医”之说。东汉名医华佗医技高明，却淡于名利，一生三次弃官，坚持民间行医。明代李时珍写的《本草纲目》是我国药物学的空前巨著，该书共190万字，52卷，载药1892种，收录药方11096个。他前后花了27年，阅书800余种，采访四方，三易其稿，系统总结了我国16世纪以前医药学的丰富经验，对我国的医药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晋代的皇甫谧，家中贫苦，自幼务农，20岁发愤读书，42岁因得风痹病半身不遂，耳聋。54岁因治病服寒石散又大病一场，险些丧生，但他并没有因为身体不佳而弃学，反而一心扑在针灸学的研究上。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终于写成了《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的针灸学巨著。该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针灸学专著，较系统地阐述了针灸学的理论知识，为针灸学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他被后人称为针灸学之祖。

吴有性：苟利患者生死矣，岂因祸福趋避之。明朝末年，战争连绵，灾荒不断，疫病流行。崇祯辛巳（公元1641年），山东、河南、河北、浙江等地疫情猖獗，延门阖户，感染者往往相率倒毙。一般医者以伤寒论治，难以取效。“不死于病，乃死于医”，身处那种情况下的吴有性认为“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简古方，原无明论，是以投剂不效。”吴氏因此系统地钻研古代医书，认为历代医书研究温病的太少，故而不揣固陋，大胆设想，深入观察，“格其所感之气，所入之门，所受之处及其传变之体”。结合临床实践经验编写了《瘟疫论》，成为我国医学发展史上继《伤寒论》之后又一部论述急性外感传染病的专著，在外感病学及传染病学领域均占有重要的地位。吴氏的医学成就与其不顾个人安危，亲临疫区寻求疾病之因、探求治疾病之法，奋不顾身地为患者着想的精神与举动是分不开的！在他看来，患者的生死才是大事。只要自己所为有利于患者便行，怎么能够因为自己的福祸而左右探求为民疗疾方法的步伐呢！真可谓：苟利患者生死矣，岂因祸福趋避之！

道德修养

    孙思邈作为一个被历代医家所推崇的“精诚大医”，他十分重视道德的自律和修养。他少年时代因病而学医，以毕生精力致力于医药学研究。隋唐两帝曾多次召其做官，他拒而不受，终身为民除疾治病。他为解除麻疯病人痛苦，竟带600余名患者同住深山老林，不怕传染，亲自看护，精心医治，详细记录病情变化和治疗过程，对病人“莫不一一亲自扶养”，共治愈了60多人。他德高望重，被人称为“孙真人”和“药王”。晋代的杨泉在《物理论》中说：“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谆良，不可信也。”即古代任用医生，一定要选品德好的人。北宋林逋在他的《省心灵·论医》中与此相关的另一句名言是“夫恒德者，不可以作医”。“医生乃人命生死之所系……”此名言至今仍广为传诵。清代名医喻昌在其名著《医门法律》中，除了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传统医德的医德评价理论外，他对医德的另一重要贡献，是他在医德修养上首倡医生的自我反省，他希望世界上有“自讼之医”。

我国古代医德学的内容极为丰富，很多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但我国古代医德学也有其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首先它是受封建宗法思想和等级观念及某些封建迷信思想的影响。例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把尸体解剖视为不孝、不仁、不义行为而被禁止，严重阻碍了我国尸体解剖研究的进展。“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封建道德观念，就使妇女看病受到一些清规戒律的限制。如明代李木延的《医学入门·习医规格》中说：“如诊妇女，须托其至亲先问证色与舌，及所饮食，然后随其所便，或证重而就床隔帐诊之，或证轻而就门隔帏诊之，亦必以薄纱罩手。贫家不便，医者自袖薄纱。”另外，封建统治阶级的“忠”、“孝”、“仁”、“义”、“礼”等伦理观念，对医德也带来消极影响。如“我国古代医德规范要求中，还有不少儒家学说中封建宗法等级的表现。如《礼记·曲礼》中记载：“君有疾饮药，臣先尝之，亲有疾饮药，子先尝之。”这是封建的“君、臣、父、子”的宗法等级观念的表现。其次是我国古代医学道德虽有较完善的医德规范论述，但缺少仍然缺少较为系统的伦理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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