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南昌起义

发布时间：2011-02-12 15:23:53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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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南昌起义

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为反击国民党当权派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挽救革命，于1927年8月1日在江西省城南昌发动的武装起义。

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在南京和武汉发动“清共”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利用共产党掌握和影响下的国民革命军在南昌举行起义，并指派周恩来为起义领导机关前敌委员会书记。预定参加起义的部队有：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的二十军、十一军二十四师和十师一部、四军二十五师两个团，第五方面军的三军军官教育团一部和南昌市警察武装，共两万余人。起义原定7月30日夜发动，后因张国焘的阻挠而延期。

　　8月1日凌晨2时，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指挥各路起义军向驻守南昌的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战，占领了全城。当天上午，在南昌举行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通过了《中央委员宣言》，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同时对起义部队进行了整编，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以贺龙兼代总指挥。旋因敌以重兵进攻南昌，中共前委决议依中央原定方针转兵广东，相机夺取广州，再次北伐。

　　起义军自8月3日起先后撤离南昌，经江西瑞金、会昌，转进福建长汀、上杭，于9月下旬到达广东潮州、汕头地区。随即被优势敌军击散，一部分退至海陆丰地区，加入了东江地区农民的武装斗争；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战至湘南，开展游击战争。1928年4月下旬到达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率领的部队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当权派的第一枪，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开始，保存下来的起义部队成为工农红军的骨干之一。1933年7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自是年起，每年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将此纪念日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

选自《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省南昌市举行武装起义，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序幕，从此诞生了一支由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崭新的人民军队。为了纪念中国革命史上这一重大事件，在当年起义的总指挥部大旅社旧址建立了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八一起义纪念馆占地面积5000平方米，馆藏文物2600余件。经过维修和更新陈列，现在纪念馆共展出具有历史价值的照片280多张、文物资料60多件，并充分运用声光、电等现代科技手段展示南昌起义的全过程及其重大历史意义。纪念馆还下辖4处八一起义旧址：贺龙指挥部旧址、叶挺指挥部旧址；朱德创办的军官教育团旧址；位于花园街2号的朱德旧居。
　　回忆“八一”南昌起义贺龙

“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人民军队——它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的日子。在中国，从出现了一支完全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全心全意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斗争的军队，就将中国革命的斗争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因为在中国，革命的敌人外国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它的走狗中国封建、买办统治者，这是异常强大的敌人。中国人民如果不武装起来去和敌人进行斗争，就不能得到胜利和解放。所以，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正如斯大林同志在《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一文中所说的，只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没有人民的武装，没有革命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也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所说的，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中国人民的地位，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正是由于我们党和我们党天才英明的领袖毛主席从总结革命的经验中日益深刻地认识了武装斗争与创立革命军队的重要性，从这支军队诞生之日起，就亲自领导、教育、培养、建设这支军队，使得它在二十四年的艰苦而英勇的斗争中，经过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在和强大的敌人作战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发展壮大起来，终于战胜了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国民党反动派，取得了全国范围的胜利，并为进入社会主义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成为一支强大无敌的军队，它有足够的力量来保卫我们人民祖国的安全和保卫远东与世界的和平。中国人民有了这样一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所武装起来的军队，这是中国人民的幸福与光荣。这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光荣。但是，在强大敌人不断进攻的面前，创造与建设这样一支人民的军队，使它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是经历了一条非常困难曲折的道路的。我们所以能够不断克服严重的困难而取得伟大的胜利，在许多因素中最基本的因素，就是我们的军队从诞生之日起，就有共产党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英明领导。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给我们以无穷尽的战斗勇气与克服困难的力量。毛泽东同志在革命战争中所发挥的军事思想，构成了指导中国革命战争走向胜利完整的军事路线。学习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和学习他的政治路线一样，是我们每一个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当前重要的课程。所以，我们纪念南昌起义的“八一”建军节，从我们人民军队创立和它发展历史的回忆中，来体会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使我们的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得到更迅速地发展和提高，今天对于我们是有着非常重大实际意义的。
　　“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武装起来给以蒋介石为首的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叛变以有力反击，高举起中国革命斗争鲜明的军帜，坚决进行武装斗争。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陈独秀右派机会主义斗争的胜利。记得“八一”南昌起义的前夜，内外情况是异常紧急的，蒋介石在四月十二日就在上海举行了反革命的政变与屠杀；五月二十一日长沙又发生了反革命的政变与屠杀；七月十五日武汉的国民党也公开地叛变了革命。而当时中国共产党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机会主义领导集团，在这样紧急的关头，不但没有坚决地去发动群众的斗争以推进革命运动的发展，去回击反革命分子的进攻；相反的，对于反革命却采取了可耻的投降政策，不敢发展农民斗争，不敢武装工农。这样就便利了反革命对革命群众的进攻，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受了失败。而毛泽东同志，当时是极力主张放手发动和武装工农群众的。革命者越坚决，越可以制止反革命的进攻，与中止中间派的动摇；在毛泽东同志这样的思想基础上，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第一次独立地拿起了武器，向反革命进行有力的还击。这样就爆发了“八一”南昌起义，和相随而来的湖北农民起义。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的湖南农民的秋收武装起义，广东海、陆丰的农民起义，广州的十二月起义，以及朱德同志所领导的湘南起义，在这些起义中所产生的军队，就组成了最早的中国工农红军，后来又发展成为抗日时期的八路军、新四军，和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在回想起来，“八一”南昌起义仅是我们党认识武装斗争的开始。对于毛主席的武装斗争的思想，例如在中国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农民战争，革命军队应与工农群众运动相结合，发展工农武装，创立农村的革命根据地，以积蓄壮大自己的力量，去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对于上述中国革命武装斗争中的基本问题，我们当时还是不了解或了解得十分肤浅的。南昌起义之后，军队往哪里去的问题，没有得到正确的解决。当时两湖、江西，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是很高涨的，起义的军队应当与湘赣的农民运动相结合，创造革命根据地，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从中来壮大自己、消灭敌人。而我们当时对于创造革命根据地与进行长期游击战争的思想与认识十分微弱，所以南昌起义的军队没有与湘、赣的农民运动相结合，而南下向广东进发。同时又缺乏适合当时当地情况的具体行动方针，在长途的进军中，部队本身没有很好地建立政治工作，加上在客观上敌人的力量强大，而主观上的指导又缺乏经验，因而南昌起义的部队大部分遭受损失，仅留了一部分力量与毛主席所领导的秋收起义的工农武装在井冈山会师，才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
　　革命军队必须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实行土地革命以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创造革命根据地，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以武装革命的农村包围反革命占据的城市并最后夺取城市。在军队建设上，人民军队必须建立以党为核心的坚强的领导，与坚强的政治工作和严格的群众纪律，实行依靠群众的人民战争。在战争的指导上，必须实行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平时分兵以发动群众，战时集中优势兵力以包围迂回和歼灭敌人。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这条正确路线，直到井冈山会师，以及以后的革命战争中，才为毛泽东同志天才而完整地解决了。在二十多年来的斗争中，正是由于毛主席这条正确思想路线的指导，革命的力量才得到发展壮大，以至于取得了全国的胜利。当着我们在那一个时期及那一个地区坚决执行毛主席正确思想路线的时候，那里的革命斗争就得到发展，根据地就能够巩固扩大，军队也就得到发展和巩固。而凡是离开了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时候，不管是走上了“左”倾机会主义或者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道路，都会使革命力量遭受损失，或使革命斗争走向失败。当我回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湘鄂西根据地革命斗争的时候，这个体会是十分沉痛和深刻的。当时我们对于毛主席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是了解体会很不够的。由于群众革命情绪的高涨，根据地是一天天扩大发展了，红军发展到最大的时候曾达到八万人。我们和创造湘鄂西根据地的其他同志们，仅能零碎地得到中央根据地斗争的消息，从中来体会与学习毛主席如何领导游击战争，建设革命根据地与建设军队的思想和经验。这期间虽然十分幼稚，但是我们从实际斗争中学习与体会到毛主席某些军事思想，才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获得了广泛的开展。但是正在这时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要当时年幼的红军进攻有强大敌人防御的中心城市，使红军远离根据地，脱离了根据地群众斗争的配合，结果根据地缩小了，红军也遭受到损失。
　　但是后来我们又依靠了当地的党和群众，继续发动群众，组织工农武装，革命又发展起来了，根据地又恢复了，红军又扩大了。继而在另一种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指导下，反对游击战争，而和敌人打阵地战，拚消耗，同时错误地进行所谓“肃反”而伤害与削弱了自己。这样，给予革命的损害又是十分严重的。从失败的教训中，逐步体验了毛主席的思想，纠正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我们又才得到了发展。抗日战争中，由于我们坚决执行了毛主席“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我们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都得到了很大发展。而那个地区体会得更深刻，执行得更坚决彻底，则它的发展与胜利更大。反之，那个地区对于毛主席这个战略方针体会得不够，或者是执行上有偏差，则它的发展和胜利就受到很大的限制，甚至使革命遭遇某些不应有的损失。一九三八年国民党退出武汉以后，特别是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三年，由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消极观战，日寇大举回师敌后进行反复残酷的“清剿”“扫荡”，大批国民党军队投敌，配合日寇向我进攻，加上华北的水旱虫灾，使我们增加了极大的困难。根据地缩小了，军队减少了。在这最困难的关头，毛主席又指出了新的斗争方针与方法，执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一元化领导的斗争，组织武装工作队与敌人进行点与面的争夺。由于我们各个地区坚决积极地执行了这一斗争，取得了这一斗争的胜利，渡过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最困难时期，各个抗日根据地又得到了发展，我们军队又得到了扩大与提高。这对于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甚至争取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都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毛主席更高度发展了过去长期武装斗争的丰富经验，提出了以运动战为主，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作战方针，明确地规定了争取战争胜利的十大军事原则，对于指导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走向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自“八一”南昌起义二十四年以来，我们人民军队建军和斗争的历史，使我们极其深刻地体会到：我们军队建设发展的历史，武装斗争胜利的历史，就是毛主席军事思想、军事路线发展和胜利的历史。作为一个南昌起义的参加者，二十四年来依靠着毛主席的教导和实际斗争的体会，使我日益深刻明确地认识了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斗争中的重要地位。体会到以党的领导为核心如何去建设一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彻底解放而奋战不息的人民军队。学习到进行胜利斗争的人民军队灵活的战略战术。但是要体会毛主席的全部军事思想和路线，并把它融会贯通于当前伟大的国防建设事业与国防军建设中去，我们还应当以小学生的态度去加紧努力学习。因此，和全军指战员同志们共同努力来学习与贯彻执行毛主席政治军事路线，树立永远是战斗队的思想，紧密依靠群众，兢兢业业，防止骄傲与自满，以加速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解放台湾，贯彻执行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肃清土匪特务，巩固祖国国防，与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并以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保卫远东与世界的和平，这是我们纪念“八一”建军节光荣的战斗任务。
载一九五一年八月一日《长江日报》

“八一”南昌起义不是失败的起义李维民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研究者根据有关南昌起义的大量文电和资料，对南昌起义有了较为客观的评述。但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在“左”倾盲动错误思想指导下，于1927年10月24日发出了关于南昌起义失败的通告，于1927年11月14日作出了政治纪律决议案，指责南昌起义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且处分了南昌起义的领导同志。虽然“左”倾盲动错误后来得到了纠正，但是当年对南昌起义作出的种种片面的、不合实际的评价，并未得到一一澄清，至今在某些问题上还有或多或少的影响。
应该把南昌起义的胜利和南下广东的挫折与失利分开评述，笼统地说南昌起义失败了，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1927年在大革命失败的极为严峻的形势下，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于8月1日凌晨举行，全歼守敌3000余人，起义军占领了南昌城。从8月3日至5日，在共产党直接掌握和影响下的起义部队两万余人，有计划、有秩序地撤离南昌。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这一震惊中外的武装起义，无疑是胜利的、成功的。那么，为什么在起义之后不久，中共中央就给南昌起义下了“失败”的结论呢？这是因为起义部队南下广东后遭到严重的挫折和失利，未能实现原先制定的计划。当时无论是共产国际、中共中央还是前敌委员会，其指导思想还是像大革命时期北伐那样，以占领城市为中心目标，所以计划南昌起义后部队由江西进入广东，夺取广州，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占领出海口，取得共产国际的援助，然后重新举行北伐。
起义后，部队从8月3日起，分批撤离南昌，按原定计划南下广东。当时我们党对部队的领导和政治工作还不健全，四面敌情严重，又加天气炎热，士兵逃跑和病倒的很多，部队减员严重。9月中旬，起义军由闽入粤，占领了大埔县之三河坝。决定朱德的第9军和11军25师留守三河坝，起义军主力向潮州、汕头挺进。其中，驻三河坝的起义军余部，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转入粤赣湘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1928年1月在中共湘南特委和农军配合下，发动湘南起义，同年3月朱德率领工农革命军1.2万人转战到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等率领的赣湘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会合，共同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综上所述，如何评价南昌起义的成功与失败，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我认为，应该把南昌起义的胜利和南下广东的挫折与失利分开评述，笼统地说南昌起义失败了，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南昌起义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统一战线的形式发动的
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策划和领导的。但在当时的形势下，是以统一战线的形式，打着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发动的。8月1日起义胜利后，当天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谭平山，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身份，召集了国民党中央领导成员及各省党部左派代表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委员、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有7人，江苏、顺直(河北)、福建、湖南、山西、甘肃、四川、新疆、东北、安徽、上海、绥远、浙江、广东、广西、湖北、江西、哈尔滨和海外党部(包括欧洲、日本、暹罗、古巴支部)代表38人，合计45人。其中多数是兼有国民党籍的共产党员。在联席会议上，叶挺报告了南昌起义的经过，随后成立了最高权力机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委员包括三部分人：一是共产党员，加上在南下途中入党的贺龙、郭沫若、彭泽民共计15人，占多数。二是反对蒋、汪叛变，与共产党合作的国民党左派人士共7人，其中张曙时、陈友仁参加了南昌起义，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于右任、经亨颐没有赶到南昌，但通过发表声明等方式，表示了对南昌起义的支持。三是想争取他们参加或支持革命但未成功的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三个人。革命委员会虽然仍冠以“中国国民党”的名称，但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联合政权。以中国国民党的名义组织革命委员会，是根据当时中共中央制定的政策。1927年8月21日经中央常委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中就规定：“中国共产党应当组织工农暴动于革命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但在9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的决议案》中指出：“中央以前复兴左派国民党的估计不能实现。……现在群众看国民党的旗帜是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的象征，白色恐怖的象征，空前未有的压迫与屠杀的象征。……所以认为八月决议案中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执行暴动的一条必须取消。”
当时的中共中央对南昌起义作出的种种不符合实际的批评，是在极左观点指导下形成的
从8月21日到9月19日不到一个月的突然转变，其根源在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斯大林1927年5月24日，即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8次全会上演说时还认为左派国民党是“一个很受欢迎的革命民主的组织”。然而时隔不久，斯大林在7月28日发表了中国革命的“三个阶段”论，认为广州时期是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民族资产阶级转到反革命阵营，中国革命进入第二阶段，即武汉时期。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小资产阶级离开革命阵营，中国革命进入第三阶段，即苏维埃革命的阶段，这时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是农民和城市贫民，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成了革命对象。在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调离后，新代表罗米那兹于1927年7月下旬到达中国。他积极贯彻斯大林上述不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论断，而且有所发展。中共中央对南昌起义作出的种种不符合实际的批评，就是在这种极左观点指导下形成的。
1927年10月24日和11月14日，犯了左倾盲动错误的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党内通告和决议案，严厉指责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的指导在政治军事上造成了极大的错误，仍然是继续机会主义的旧政策”。
通告和决议把争取张发奎说成是“机会主义的遗毒”，同时批评“没有预备去建立工农贫民的政权，……却只要‘继承国民党的正统’。没有信仰群众的力量——群众的革命独裁的力量。”这显然是批评南昌起义后建立的统一战线联合政权。争取张发奎，是根据当时的形势做出的权宜之计。在大革命时期，张发奎与其他军阀相比，与共产党的关系比较好，他任命了叶挺、蒋先云、卢德铭、周士第、许继慎等十几名共产党员担任师、团级军官，营连级军官及政工、参谋人员任用的共产党员更多。这些共产党员在部队中发挥了骨干作用，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武汉政府进军河南进行二次北伐获胜回到湖北后，张发奎升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下辖第4、11、20军，共4万大军，成为武汉政府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南昌起义前夕，周恩来等多数领导同志，已看清张发奎即将反共的面目，主张彻底与张分手，起义后也不主张把张列入革命委员会名单之中。有些同志认为，尽量争取张发奎，至少可以达到削弱反动派力量的目的，这种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最后取得了一致意见。南昌起义后，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命令张发奎率部追剿起义军。张发奎自知第二方面军剩下的一万多人，不是贺龙、叶挺两万大军的对手，他召集高级将领商讨对策。张发奎早有南下广东自立门户的打算，时任第4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建议张发奎不要追击叶、贺，让叶、贺南下后削弱李济深的力量，张再打起援师旗号，直趋广州。张发奎不知叶剑英是为保护起义军，采纳了叶的建议。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争取张发奎虽未成功，但也没有使我党我军招致严重损失，中央通告把争取张发奎说成是“机会主义”、“军事投机”是不符合实际的。
所谓军事上的错误，是指起义部队“不走农民运动较有基础的赣西直入广东的路，而只顾避免敌人攻击，采取农民运动完全没有起来的赣东荒凉道路；在瑞金会昌战胜敌军之后，复不直往南下进攻梅县，惟恐伤兵辎重运输之困难而折回走上杭、汀州绕道取潮汕，使敌人从容布置以致完全失败！”同时指责对不稳的部队，如蔡廷锴的第10师“不敢采取非常手段，以致中途叛变”。关于南下路线，前委曾进行过认真的讨论。关键的问题是，根据当时敌我力量对比，原定的南下广东、夺取广州、占领出海口、取得共产国际援助，建立根据地，再行北伐的计划，根本不可能实现。因此，起义军不管走什么路线，都不可能实现原定的目标。走赣东直下东江，是为了避开敌之锋芒，同时也是因为东江农民运动基础比较好，准备与东江农民运动结合。上述决策是周恩来与富有军事斗争经验的贺龙、叶挺、刘伯承及苏联顾问等集体讨论决定的。而起草处分南昌起义领导人决议案的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和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等都很缺乏军事知识。执行左倾错误的中共中央，根据上述种种指责，决定给前敌委员会领导成员(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警告处分；给谭平山开除党籍处分；给张国焘开除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处分。现在看来，这些处分都是不适当的。
南昌起义开创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史，其历史地位和功绩是谁也抹杀不了的
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后，虽然遭到严重挫折和失利，但是，取得了宝贵的土地革命的武装斗争的经验和教训，保留了革命的火种，锻炼培养了一大批建军骨干，为创建、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做出了无可比拟的贡献。朱德在南昌起义时领导的部队虽然不多，但是在起义军南下广东遭到严重挫折和失利的情况下，朱德为保存革命火种，做出了特殊贡献。他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加上湘南起义农军，到达井冈山时共有1.2万人。在这支队伍里，有朱德、陈毅、王尔琢、蔡协民、胡少海、周子昆、陈光、张际春、毛泽覃、林彪、粟裕、黄克诚、邓华、肖克、杨至成、赵尔陆、杨得志等一大批后来成为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的骨干力量。
南昌起义播种的革命火种遍及全国，为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授衔的十大元帅中，有六位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十名大将中有四位是参加过南昌起义或加入过南昌起义部队的。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6月30日的建议，决定将8月1日作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从此，每年8月1日就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和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八一南昌起义的伟大历史意义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有的人总是力图贬低八一起义的地位和作用。在十年动乱中，林彪就曾极力诋毁朱德元帅，朱毛在井冈山会师的油画，也将朱德改成了林彪。文革前夕，庄严的八一帽徽中的“八一”两个字也没有了，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恢复。总之，八一南昌起义的光芒在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熠熠生辉，是谁也抹杀不了的。
(作者系中国军事科学院军史部原副部长、少将) 《炎黄春秋》200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