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
——读余华《兄弟》
作者：丁洲
《兄弟》分上、下两部，讲述江南小镇两兄弟，李光头和宋钢重新组合成的家庭在文革劫难中的崩溃过程。这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天的欧洲。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四百年间的动荡万变浓缩在了四十年之中，这是弥足珍贵的经历。连接这两个时代的纽带就是这兄弟两人。
——摘自《兄弟》网络评论
（一） 有关人性
我在读书时有这样一个标准，评价一个人物的塑造是否成功，就看作者对他性格的刻画是否真实而精确。人性诚然不是可以简单描述出来的东西，而好作品的字里行间，往往可以展现出那种让人心醉神迷、同时又振聋发聩的复杂性来。
在余华的《兄弟》里，只有一个绝对化了的人格，就是两兄弟的父亲宋凡平。他作为一个理想人格出现，代表了人性中的真善美，具备所有可歌颂的品质：善良、乐观、坚强、幽默、有原则、责任感。小说里所有有关宋凡平的情节，无一不增添了这个人物的魅力。这也就使他后来在文革中遭受的种种苦难和屈辱更显悲壮苍凉。对宋凡平的陨落的描写，是书中揭露文革对人性的毁灭、对人的迫害的一个主要方面——没有任何用以遮羞的布缕，只有赤裸裸的真实。
悲剧就是把美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一个理想人格的殉难的确能带给读者极大的震撼；在《兄弟》中，人性的阴暗面亦被用近乎荒诞离奇的讽刺笔调鞭挞入骨，更加令人触目惊心。
什么是真实？宋凡平、陶青和苏妈的善是真实，大多数人的冷酷、愚昧、残忍和嗜血更是强烈的真实。利己、贪婪、虚伪，被戏剧化处理的情节高倍放大在每个读者的眼前。这样强烈到近乎偏执的存在足以让你避无可避、逃无可逃，看之刺眼、不看惊心。
《兄弟》的两个男主角都表现出复杂的人格来，其中以李光头为甚。他的流氓性让你厌弃，他的重情重义却让你感动，他的聪明油滑又让你忍俊不禁。无论何时，他都不是纯善或是纯恶的形象，既不会让人恨之入骨、欲杀之而后快，也不会让人深深喜爱、心驰神往之。提到这个人时，你最有可能的表现是先叹息一声，接着摇头说：“这个人……不好说。”
人性从来都不能用非黑即白来界定；人性的善恶也不是一个人身上坏事与好事的简单减法。在现实世界中，用普世的道德标准来评价一个人无疑是正确的，却也无疑是幼稚的。
人性最难揣摩之处，在于它的易变。因为易变，所以既无比迷人，又令人胆寒。在《兄弟》中，林红的变最让人瞠目。从最初那个美丽清纯、一心沉浸在爱情中的少女，到后来背弃丈夫、与李光头疯狂偷情的妇人，再到最后操办皮肉生意、庸俗不堪的皮条客，这样的转变不得不说是非常惊人的。环境因素固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决定性因素还是在于人心。我们民族千百年来提倡“气节”、“操守”，正是希望人们能够有足够强大的精神力量，在污泥之中保持自身的信仰和坚持。然而无论是在小说中还是在现实中，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始终只占少数。因为可贵，因为难以达成，才愈见其重要性。
从情节发展上看，林红的变送上了压倒男主角宋钢的最后一根稻草，并将书中所有人事推入了完全的光怪陆离之中。《兄弟》的下部就这样在荒诞中走向了结局。
（二） 有关命运
俗话中的“性格决定命运”，在我眼里未免有失偏颇，因为它忽略了社会环境的作用。若不是遭逢乱世，脸厚心黑的刘邦绝不能成就一代大业，顶多是个左右逢源的小官罢了。若不是清廷腐败无能，善弄权术的慈禧绝不能左右近代中国历史进程，顶多在后宫权势通天，最后落得一个“奸后”的名声而已。时也，命也；四个字的短短嗟叹，足以高度概括社会环境对一个人命运的重大影响。
当社会总体面貌呈现出的是疯狂和荒谬时，这种影响就愈发明显了。近乎完美的宋凡平在文革中死于同镇人的拳脚和棍棒之下，善良的宋钢在相继失去事业、尊严和爱情后选择死亡，而油滑粗鄙的李光头却乘改革开放的东风扶摇千里，一跃成为一个GDP人物。正所谓“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君子在时代和社会的大掌之下零落成泥，而小人则如鱼得水、活得风生水起。在畸形的社会中，不正常才是常态。
在《兄弟》中，性格对命运的决定作用是扭曲的。善良诚实正直导致潦倒甚至凋亡，而寡廉鲜耻阿谀奉承则引向财富、地位和成功。这种微妙的作用似乎已经了成为人人心明如镜却绝口不提的潜规则，但是余华却偏偏用电子显微镜放大了来给读者看，甚至是逼读者看、逼读者直面。他的笔触是狠辣的，态度却是轻浮调笑的；除了偶然流露出的沉重情绪，全书的描写似乎都过于轻狎和荤腥，在视觉上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冲击，也加强了讽刺力度。
脱离开书来看，余华的确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认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段历史的思路，但是这种思路的个人色彩和文人气质都太过强烈，以至于可能会对某些方面过于夸张，或是过于轻描淡写了。在市场经济刚刚兴起的背景下，人心的浮躁和拜金主义思潮的泛滥都是正常的社会现象，由此导致的种种怪象也是社会进步的必经阶段。对于这阶段中整个社会道德标准的降低，文人们的愤慨、无奈和呐喊都是可以令人理解并赞同的，问题在于，他们的愤慨和唾骂究竟有没有言过其实呢？究竟贴不贴合社会的真实形态呢？
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不管文人们的思考是否实用，都是人类社会的一笔精神财富。如果连这些人都停止了思考和批判，那么社会离变成一滩死水也就不远了。
（三） 其他
《兄弟》在发行时分为上下两部，上部可以称作“文革卷”，下部则是“现代篇”。两个主角在上部中尚未成人，主要描写他们父母一辈在文革中经受的命运，和两兄弟在患难中的感人情谊；而在下部中，两个主角在成人之后走上了迥然相异的两条道路，最终以阴阳两隔作结。
有人评论道，《兄弟》的下部是狗尾续貂之作，难以与上部比肩。老实说，看书时我也有这样的疑惑——下部的风格太过荒诞不羁，与上部并没有一脉相承之感，甚至可以分开成两个故事来看。然而站在作家的立场来看，这样的转变似乎又是可以理解的。
文革一向是文艺创作的敏感题材，很多作品都只是隔靴搔痒、点到即止而已，《兄弟》上部中集中笔墨的描写显然有些大胆；而下部的光怪陆离在冲淡了原有的历史感的同时，自然也可以冲淡原有的敏感度。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而已，真相究竟如何，只有作者余华才知道了。
其实独立地看，下部仍然是一部不错的作品。它极尽夸张荒诞的手法，集中讽刺了改革开放的物质浪潮下，人们的虚荣贪婪的嘴脸和唯利是图、金钱至上的价值观，鞭挞了国民身上的某些劣根性，富有张力和表现力。但是对于仍陶醉于上部的历史沧桑、人间浩劫的读者们来说，这种叩问又显然失之厚重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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