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解读
课程前言
下面我就讲一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解读的“供给侧的结构改革”。
供给侧结构改革是在11次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会议上，那个会议是真正地为中央经济工作定调，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为明年的两会和政府工作报告定调，所以，政府的一些思路在之前已经酝酿了很久。
供给侧结构改革是两个词的相加，一个是“供给侧”，一个是“结构性改革”，结构性的改革已经讲了很多年，特别是在一些外交场合都顺应的国际的说法，即“结构性改革”，现在强调供给侧，连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一个重大的思路的创新，政府抓经济，政府促改革、调结构的一个重要的创新，汇聚在这么一个说法上。当中还有很多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因为有很深的学术背景，这是一个较学术化的说法，也存在较多的分歧。就供给侧结构改革给大家作一个解读，主要是谈我的一些理解。
分三个方面：第一，结构性改革的国际共识，国际上有共识，这不是我们造的词，这个词已经在国际上说了很多年，是一个流行语，它有一些共识，这些共识是什么？是如何演化的？讲一下来龙去脉；第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及重要的战略作用。在中国，“结构性改革”一词的定义、内涵及内容；第三，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重点。这一讲重点讲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结构性改革的国际共识
第一，结构性改革的国际共识。据我所知，国际改革的提法用了国际机构上的一些官方语言，主要是从90年代开始，90年代，世界上没有发生非常大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但会发生许多区域性的金融动荡。主要是新兴工业化国家、新兴国家，墨西哥于1994年出现金融动荡，1997年出现的亚洲金融危机。这些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处在一个加速发展现代化的过程之中，经过一个黄金的发展时期，成为一个世界明星，但最后，持续了一段时间以后，许多的问题积累起来，爆发了危机。这些危机在经济学界都认为它有某种制度性的缺陷，无论是监管上，许多发生危机的是对风险的控制，汇率自由浮动之后，体系就非常脆弱。
所以，在那个时候，发生金融危机的这些新兴国家都希望得到国家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援助，以帮助其渡过难关。他们作为主流的一个风险管控机构，他们认为，这些国家要援助可以，必须进行相应的改革，相应地完善其制度，所以，作为一个条件，结构性改革是作为援助的一个条件提出来的，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时遇到了问题就要求对财政体制、金融体制进行改革，包括亚洲金融危机的源头——泰国。还有很多，包括前些年的希腊都需要进行改革，整个欧盟/欧元区要救助出现危机和出现问题的国家都有附加条件，要求其实施结构性的改革，这些国家在抗风险上，在解决这些问题上存在某种制度性的缺陷、体制性的缺陷，即体制的结构问题，这是一个普遍的。新兴国家、新型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发展之中确实很有亮点，很辉煌，但也存在脆弱性，所以需要完善相关体制，改革相关体制来解决问题，这样一个思路是很合理的，这是最早的结构性的改革，是这么提出来的。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也暴露出发达国家存在的体制性结构缺陷，也需要结构性的改革。美国的监管漏洞，包括欧洲的高福利体制、财政与金融的不配套，都是内生性的缺陷。为什么现在欧洲没有走出来？与体制性的缺陷（有关），不改革其福利制度，而更多的是福利过高，易于累积长期的风险，甚至中等收入陷阱，因为有些国家在中等时就改革为高福利，如拉美国家，最后就导致这个社会的动力不足，高失业率的忍受程度可以提高，但动力不足，这是欧洲的问题，所以，它存在制度缺陷。不是新兴经济体、新兴国家存在这个问题，而且是发达国家也有这些问题，当然，不尽相同。这是从前后的两个例子来讲。
还有是从宏观经济学的进展来讲，也有这样的一个问题。80年代，美国开始供给学派，里根经济学，在英国是撒切尔经济学盛行，在理论上，经济学家就开始探讨宏观经济管理主要是注重短期还是长期？需求管理是短期的，宏观经济是管总量的，这是一个普遍的共识。但80年代产生那些问题，它确实不是需求侧的问题，很多是供给侧的问题，是生产力和管制过多的问题。
所以，八十年代，美国里根经济学供应学派主要有两个政策。第一，给企业松绑减税，降低税负，即中国现在讲结构性减税，当时美国也是减税，减税能促进增长，经济学没有这样的观点，增加政府支出可以促进增长，这是凯恩斯的，但它是通过减税，减税以后政府税收就降低了，降低了之后，就削弱了政府公共能力，所以，与凯恩斯主义相反。对企业而言，确实可以提高其投资回报率，增加投资的积极性、创新积极性的一个功能，最后，它可以反映到GDP的促进上，所以，理论上能讲通，所以我们比较接受减税降费，因为中国的税负相对比较重，结构性减税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可以解决企业的问题，供给侧的问题，最后创新，最后提高生产力是靠企业供给这方面，所以，供给学派主要是：一是减税，二是放松管制。管制太多了，一放松积极性就高了，一放就活。供给学派是两条：减税+放松管制，这是明显有利于增加供给的，所以是供应学派。这是供应学派在理论上有对过去理论的一个反思。
在这之前理论上作的很多铺垫，最早的是人类资本学说、人力资源、按人力资源，80年代的流行的内生增长理论。后来，在差不多时期是理性预期理论，这都做了很多的关于经济增长方面了的，到底什么时候使经济稳定增长，人力资本内生增长也主要是人力资本教育，即长期变量，影响经济增长的长期变量更重要，而不是短期的需求的变化。所以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出现了很多这样的，短期的刺激政策可以被别人预期到，没有作用，无效，要有效就必须走长期工作，要抓教育，抓人力资源的积累，所以将许多的政策从短期转向长期，八十年代做了很多事情，都强调供给侧，也是一个体制结构优化的过程，对供给结构，都相关的体制制度的供应，即市场化的改革，不是指中国发生市场化改革。欧洲的国有比重也是比较高的，后来出现了英国的私有化，最后撒切尔经济学放松管制，是私有化，国际上基本一致，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与国际上宏观经济的管理思维的变化是一致的，包括理论上，理性预期、人力资本学说、内生增长理论都是一致的，所以，强调从供给侧，改善供给结构，通过供给结构的改善提高全要素的生产力，提高长期的能力，理论上的共识越来越得到学者的认可。
再是中国，这一届政府上任之后，在外交上有非常宽阔的视野，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在全球进行新的战略布局，实施新开放战略，在许多场合也在说，我们释放红利是结构性的改革，所以我们也竖起的结构性改革的大旗，这个大旗是呼应性的，你讲我也讲。但现在不是呼应，而是积极地参与实施，所以最终归结为，改革是结构性的改革，改革主要是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国际背景。所以，也是一个国际的共同语言，面对的是一些共同的问题。这是第一，结构性改革的国际共识。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及重要战略作用
第二，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和重要的战略作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分两部分。
第一点，对着眼于短期需求管理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反思，在中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基本照搬了西方的需求管理的方式，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刺激政策，因为过去财政政策不仅仅是扩大政府支出，而且还动用国有体制，直接增加投资，所以，比它的力度还要大。
2009年，实施了一系列的刺激方案，其中包括中央的四万亿投资，所以四万亿投资不是当时整个政策的全部内涵，一揽子的刺激计划，是前所未有的力度，空前的，2009年新增信贷9.6万亿，上一年才4.6万亿，翻了1倍。2009年，M2增长是27.6%，M1是31.2%，贷款增长31.7%，都比常规情况下翻了1倍，甚至当时是1年干了四年的活。四年增长了1倍，一年能够超过四年的增量。所以，刺激力度是空前的。这个问题最后将中国经济在金融危机中是挡了一下，但最后结果是产能严重过剩，房地产泡沫导致了库存卖不出去，PPI持续45个月的下降，因为产能过剩、需求不足，所以，政策当时通过需求侧刺激供给，这是过剩的低效供给，而刺激的来源是需求，增加投资，增加供给。
现在经济下行最重要的压力是前期宽松政策刺激的后遗症，三期叠加，其中有一个“期”刺激的问题，再也不能有刺激政策，所以，需求管理，我们不能过重地用刺激性的政策，要在如何去调动微观市场的积极性，如何去放松管制，如何将短期管理转变为长期管理，这在当时认识得比较清楚的，现在是长短结合，短的还需要，但需要保持在一个底线内，维持在合理区间，进行适当的微调，但更多的力量是调结构、促改革。这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提高全要素生产力，过去没有这样的提法，全要素生产力是一个很专业的名词，除了劳动、土地、资源的投入和资本的投入以外，剩余的是全要素，全要素的增长力是经济增长贡献的主要来源时，那经济增长方式就变成了以创新驱动，不是以要素投入，不是以投资驱动的转变，所以，现在聚焦为什么要重视长期，因为约束就得长期，这些长期约束的体制因素、结构性因素阻碍了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也使潜在增长率不断地下移，要提高潜在增长率就必须要提高全要素增长力，逻辑就在于此，所以，宏观管理、宏观政策的着眼点就开始从短期转变为长期，或是长短结合的思路，这也是自身提出来的一个重要的背景。
第二，主要内涵。现在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说，什么叫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转变，折中的方法是需求管理为主，转变为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的结合，这种理解存在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供给管理，这不是一个概念。结构性改革包括三方面：
第一个方面，针对重大的结构问题，现在已经存在问题导向，存在重大的结构问题，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分割，大量的农民工，不可市民化，这是结构问题。制造业升级滞后，服务业发展受到很多的阻碍，国企和非国企存在着一种不公平的环境，这是体制结构问题。这样的一个经济结构问题都有一套体制的原因，按道理而言，结构问题解决好了，体制要是完善的话没有什么结构问题，体制不完善，导致了结构不合理，这是因果关系，所以要解决这一结构问题必须要有相应的体制，我们是通过人为的调整，增加一点，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的微调，这是过去的做法，但这是一个短期行为。要长期地解决结构问题，要突破这一结构问题，就必须要在体制上“动刀”，所以体制机制的改革才能催生和加快结构调整，所以结构调整是连起来的。第一个含义，针对重大的结构问题，对相关的体制机制进行变革，有问题找原因，并对原因进行改革。这是第一层含义。
第二个方面，体制本身不会带来某种结构问题，但体制存在缺陷。欧美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国家没有中国的结构性问题，但其体制上有缺陷，而且这样一个体制的缺陷有一个共识，无论是西方或中国式的，就认为我们的原有体制不必推导重来，是受到尊重的，所以它主要是针对体制的一些重大缺陷进行改革、修补和完善，这是一个渐进式的改革思想，结构性改革带有一个渐进性的改革思想，是一个完善体制，而不是将婴儿和洗澡水一起泼掉的一个革命式改革，是一种局部优化，但在某些方面需要一个很大的阵痛，需要调整重大的利益关系，习总书记经常讲，改革是调整重大的利益关系，这是主要的阻碍方面，其他相对合理，就剩下几个关键部分，如利率，利率市场化、利率价格，利率是所有产品的价格，它是一个总得，所有都与其相关，利率无法市场化就说明其要素的扭曲，就意味着将所有的价格都扭曲了。所以，针对体制上的一些重大的缺陷，我们进行体制的结构改革，这是第二层含义。
第三个方面，合成。“结构调整+改革创新”或“结构改革=结构+改革”，这两个共同的互动在推进。我们既面临着结构问题，又面临着体制问题，而且两者之间有因果关系，有的没有特别大的因果关系。它可能影响分配结构，整个经济结构的关系不是那么强，结构问题和体制问题结合起来，“结构+改革”，这是结构改革，这是两个字的合成，这是内涵的三层意思。在中国，这三层意思都有，但现在更倾向于是“结构+改革”的合成，结构性改革是“结构调整+重大的改革举措”，也有一些学者将“结构性改革”解释为一些关键的重大改革，这是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主要矛盾、主要方面，这种理解也是很好的。所以结构性改革不是全面的改革，是指对某些关键点，重要的方面进行改革，这种改革要完成了以后，整个的制度体系，供给体系，就可以完善，所以，要增加有效供给，这是从三个方面，最终，“合成”的说法是三种都有，合成更科学，这是供给侧结构改革之内涵的第二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认识上要避免误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加强供给管理，供给管理要不得。
供给管理是特定的体制设计，国际上讲什么是供给管理？暂时供给供应体制，这是供给管理，分配，严格地按照供给量进行公平均匀的分配，供给制，特定的制度，暂时体制，这是供给制特定的制度设计。在战争年代，特别是二战的时候，这是战争时期的一个特别安排，包括汶川地震抗洪救灾特别的组织形式，这都是特定的供应管理方式。还有一种是七十年代，全球发生通货膨胀，美国出现滞胀，经济增长低迷，甚至是萧条，但价格膨胀，这是滞胀。需求问题解决不了，抑制需求不行，就干脆进行打压，不让价格上涨，冻结价格，对价格进行管制，这是供给管理。管制了以后，企业家肯定不愿意增加生产了，因为生产就亏损了，供给就会越来越短缺，这样的方式看起来把价格降低了，是降低的通货膨胀，但实际会隐含着加剧通货膨胀，因为供给不足，生产力无法提高。所以，刺激生产力提高的最好的方式是价格上涨，回报上升了，利润上升了，所以把它卷住了，最后积极性就没有了。所以供给管制里边包含着某种特殊的时期，采取了某种管制政策，这是供给管理。所以，世界上供给管理在宏观经济学上是很好用的，我不让你供应土地，在房地产上，减少土地供应。现在不让你开车，都是供给管理。供给管理是特定的体制设计，所以，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不是这个意思。
第二，在中国供给管理跟发达国家的供给管理有相似之处，将非常规变为常态，整个计划经济体制就是供给管理。当年的国家计委组织了一批专家算供给以及如何分配，这也是短缺经济的特征。供给管理是一种经济体制，是一个常态化的体制。
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打破计划经济体制，要用市场来代替计划，代替政府这个手段，过去禁止限制过度的政府干预计划的方式，后来是将计划变成预期，当时是指令性计划，必须完成。
现在大家有一点怀疑的是，最近发生的雾霾，前一段时间很严重，后来没有采取相关的管制，但最近有预计又有雾霾，根据实际发生的情况，它只能作为橙色预警，当时认为是红色预警，所以又进行交通管制，实行单双号，给中小学放假，这看来又是“任性”了，这是供给管理的某种复苏。把一个预测作为一个抉择的根据，这是有问题的，供给体制、供给管理的一个核心是计划者、供给者是万能的，是公平的，这种假设是不对的，而市场的抉择是分散的，但它是有效的。政府与社会有一个分工，更重要的是在自然配置上，特别是在竞争性的行业上。
什么样的方式配置最有效？邓小平先生说计划和市场都是方式，哪个多哪个少，都不是姓资姓社，这是九十年代“南巡讲话”之后提出的。从竞争性行业而言，资源配置肯定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那是有效的，政府起决定性作用是低效的，所以，就要进行改变。整个改革是打破过去的供给制，对中国而言，供给制度、供给管理是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的宏观管理主要是需求管理，需求侧的结构性改革是什么？它企业的宏观经济创造一个环境的同时，解决面临的一系列供给方面的体制障碍，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真正的含义。
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放松管制，而不是加强管制，改革开放正好是这么一个过程，被证明是有效的，所以，应是放松管制而不是加强供给管理。加强供给管理，从需求管理变成供给管理的提法，这是有很多问题的，不能这么提，它就是改革，结构调整加上改革创新，这两个相结合，但它不是一个管理概念，不是一个供给管理，是供给侧的问题，体制问题主要发生在供给侧，但它又是为了将供给侧的供给结构、供给能力得到一个明显的提高，所以，供给侧与供给管理不是一回事，所以供给侧的结构改革不是“需求管理+供给管理”，更不是强调供给管理，它是指对供给端进行重大的改革，因为这些供给端的体制影响了供给的结构质量和效益的提高，要提高供给的效率，优化供给结构，它是改革，不是完全，要放权，而不是收权。是尊重市场，而不是凌驾于市场之上的瞎指挥。这是一个总结。
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战略作用是解决三大问题，这样才能够将问题解决了。第一点，完善体制需要。最好的制度是要有公平，有活力，奖惩分明，公平、合理、和谐，高协调性，体制完善的标志是公平、活力，对于制度充满信心，大家干得很有劲，充满活力，激励有方，激励有保障，如知识产权保护各个方面，权益保护等各个方面都保护得非常好，使违规者得到惩罚，相关的奖惩制度，是完善体制的需要。十八大包括《十三五规划》里都强调，2020年，不仅使发展水平达到小康目标，更重要的是要建立更加完善、更加合理的体制机制，这是一个重要任务，完善其制度。
第二点，结构调整升级的根本动力。结构问题为什么常年累积，而长期得不到解决？一个根本的原因，新动能为什么发育比较慢，此后是因为有体制机制性的障碍，所以，结构性的体制问题，这些体制问题必须要将障碍搬掉，搞资产重组，不按照规律，产生很多的负面效应。所以，结构调整要靠结构性改革来推动，才能够将结构性问题得到解决。调结构，最终是靠改革，这一点现在越来越形成共识。
第三，补短板的需要。为什么有那么多短板？是因为对这些方面忽略，不重视，是因为那些有外部效应，而制度设计上不太考虑外部效应，民生不太重视，因为民生不能给我们创造效益，很多的做法不是以人为本的，城市污染是我们短板，为什么短板为何会发生？累积这么严重？是因为没有相应的体制安排与保障，收入差距扩大的，造成不公平问题，那也是因为财税制度不合理，所以，许多短板的原因是有其体制基础的，过去靠行政上的划拨和行政上领导的重视，在它不可持续时来加强一把，来补一下，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家面的调整不是长久之计，长久的办法是制度，补供给制度的短板，完善制度。补短板就成为一种必然的结果，我们要找到一种解决问题的一劳永逸之法，即制度创新。所以，结构性改革是补短板的长久之策。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意义是三个方面，完善体制的需要、结构调整升级的根本动力、补短板的需要。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
最后一个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我将分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有重合，一个是问题导向，深化重点领域改革。这是三中全会、五中全会都特别强调的一种方法，哪些不方便？哪些老百姓反响比较强烈？哪些对经济发展、稳增长、调结构形成重大妨碍的方面，那就改哪里，问题导向。整个“十三五”规划提出来五个理念，五个理念也是问题导向，因为我们存在五大问题。创新动力不足，就创新发展理念；绿色发展，针对的是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的问题，雾霾严重的问题，必须要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协调性、不平衡性，它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就要加强协调发展，倡导协调发展的理念。开放，还处在一个比较低的层次，国际的巨大机遇空间未充分利用，但又面临着国际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用一个全球的眼光及新的开放思维，制定新的开放战略，落实到树立开放发展的理念来拓展空间，提升影响力，同时为人类社会作出贡献，这些都是问题导向。共享发展更是问题导向，民生问题是短板，但是是老百姓特别关注的，人们对这方面的需求越来越高，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提供安全，提供食品安全、医疗安全等，相关的负担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所以，理念的提出、改革举措的提出，所以，中央经济会议提出改革政策要实际，要管用，要增加获得感，所以必须要针对这些问题。
具体到2016年，要解决这五个问题来追溯结构性改革。去产能的一个重要体制问题是市场化不够，不是市场来决定产能增加还是减少，要是市场的话，它一定是根据需求来的，现在有些行业还是国有主导，国有体制，僵尸企业很多，地方保护。去产能，必须要深化国企改革。去库存，资产重组，资本市场发展不健康、体制上存在缺陷，走歪了资产重组的过程，所以将市场资源配置和资源充足的功能给大大地压缩的，所以就必须深化国企改革，必须深化资本市场的改革，去库存，就要有针对性，有问题导向。
房地产的问题也有体制问题，阻碍了房地产去库存的最大问题是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政府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通过高房价，维护高房价来维持，高房价也刺激的供给，所以，高房价政策是库存增加的一个根本原因，它不符合市场规律。房价可以高，但它都是通过竞争，通过反映的供求关系，但现在的供求关系是扭曲的，是靠货币大量的过度的投放，通过政策的刺激，住房制度设计上存在严重的放大机制，有发动机没有刹车，没有税的调节，不可抑制其价格上涨，它变成了正反馈，没有负反馈，这是机制体制问题，当然，我们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现在提出的措施上有一部分是制度，户籍制度改革，让那些外来人口在城市落户，让他们变成新居民。驻地的城市化，就会形成对住房的购买或租赁，这是一个解决办法，住房的租售并举体制。住房制度也需要改革，当然，没有提到税收，但二元体制确实是解决房地产库存的一个重要方面。
去杠杆，加强风险监控，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就必须对金融体制进行相关的改革，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完善，不然就会酿成（灾难），所以今年的股灾就险些酿成系统性的金融危机。
成本问题也是体制问题，高成本问题，除了自身的发展规律、发展阶段的问题，劳动力成本上升，各种要素成本上升，这是自然的，但利率，这么多货币供应量，利率还这么高，说明金融是垄断的，金融机构没有多少非国有成分，竞争很不充分，管制很严厉，利率形成机制没有形成，这是一个体制问题，所以，就要进行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光降息没有用，而且没有根据，主要是完善相关的金融体制，资本市场的融资渠道拓展，多几种选择，不是光靠银行，各种收费，想贷就贷，想紧就紧，竞争不充分。
补短板都存在着一些体制性的问题，所以要深化相关的改革，这是问题导向。每一个重要问题都有一个或几个体制方面的（问题），那解决问题，一方面要采取去库存的一些法律上或市场操作上的政策支持；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改革相关体制。通过体制的结构性改革来化解这些问题，它不会再出现，让它达到一个比较长期的效果，这是供给性结构改革的一个考虑，问题导向，深化重点领域的改革。
第二，深化具有牵引作用的领域改革。改革到了今天，我们处在深水区，处在一个啃硬骨头（的时期），重大的利益关系的调整都清楚，当中有很多障碍，存在改革的阻力，化解阻力时，如何去深化相关领域？我们做一个梳理，从微观上而言，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没有完成，国企改革，至少还有最后一层，现在国企占的领域还是过多，它应是公共领域，现在竞争性行业还有大量的国企存在，钢铁行业一半还是国企，这都是要退出来的，而且相关的体制要进行完善，这是国企改革。
再是价格改革，要素、利率、汇率、电力等垄断产品都需要改革，按照三中全会的说法，主要是对公共产品垄断性环节实行价格管制，其他都不可管制，而且垄断性环节而要引入竞争机制，模仿市场体制来运行，这是微观改革。
宏观改革不外乎是两条，一个是财税制度，一个是金融制度，财税制度不完善，那是很明显的，现在讲个税改革，这不重要。2014年个税总量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才5.9%，降一个点也没多少，更重要的是建立相关的公平税收制度。如何去增加直接税？如何去提高资产税的比重？对资产征税，征收财产税和遗产税，这都是长期考虑，当然，这需要有一个过程，需要立法等。现在的富人应该有这种共识，中国的富人太富了，对财产不征税也会导致很多问题。
现在金融改革的步伐较快，但由于国际化的背景，其风险也会较大，金融体制改革，特别是中国货币加入SDR篮子以后，金融发展机遇，金融改革的前景更看好，特别是利率市场化，汇率的市场化的推进，“两利”的推进以及相关的准入，包括互联网金融的新金融方式的推进，金融的发展结构在不断地优化，这是宏观的。
根本制度性的改革，这与当前的热点也有关，即户籍制度改革，城镇化释放内需，解决去库存问题，解决内需不足问题，都有很重要的作用。所以户籍制度改革是一个大的制度性的改革。现在到了一个由二元向一元转换的有利时机，所以，十三五时期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会产生很多好处，当然，要付出很多成本。今天利用这两个小时时间讲了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二个方面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重点是从两个方面，还是从两个角度考虑，最后汇集到那么几个点上，国际改革、财税改革、金融改革、户籍制度改革、民生领域的改革。我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不对的地方去大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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