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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 ----读后感]

《聊斋志异》 -------读后感
-------- 女权意识

《聊斋志异》是一部文言文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 ----读后感。有传奇、志怪、轶事等,诸体兼备,为中国文言小说集大成之作。内容十分广泛,多谈狐、魔、花、妖,以此来概括当时的社会关系,反映了17世纪中国的社会面貌。

书中写的是一个花妖鬼狐的世界,既有对如漆墨黑的社会现实的不满,又有对怀才不遇、仕途难攀的不平;既有对贪宫污吏狼狈为奸的鞭笞,又有对勇于反抗,敢于复仇的平民的称赞;而数量最多、质量上乘、写得最美最动人的是那些人与狐妖、人与鬼神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纯真爱情的篇章。
《聊斋》情爱故事的性别基调是男性的雌化和女性的雄化。蒲松龄对女性生存状态充满了关注和焦虑,源自他个人的情爱生活,更源于他得时代风气之先。在《聊斋》中躁动着的女权意识不仅引领了清代小说对女性的关切同情,而且提供了一个文学个案,使我们了解女权意识是如何在17世纪的中国悄然萌生的,因此它更具人类学上的意义。
许多《聊斋》研究专家早就指出,《聊斋》故事中大多数女性鬼狐极为善良可亲,它们不仅不害人,而且还热情地帮助人,这与过去的志怪传奇小说有着绝大的不同。但是,这是否是《聊斋》情爱故事的最显著特点呢。其实,《聊斋》情爱故事的更大特点是女主人公们的在婚恋中大抵是主动者,此类故事大部分亦以女主人公的名字命名,也可看出蒲松龄的主观意图和情感偏向。“家世的利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仍然主宰着青年婚嫁的年代中,如果说蒲松龄笔下的鬼狐如婴宁,聂小倩,小谢,白秋练等,可以不受人间礼法的羁绊,随心所欲地追求自己的幸,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话,那么,世俗女子在婚姻大事上的主动热情,则非有超人的勇气不可,而类似的离经叛道式的自由择偶,在《聊斋》中却比比皆是,读后感《《聊斋志异》 ----读后感》。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侠女,遇到穷得无力娶妻,但又乐于助人的顾生时,“嫣然而笑”,与之交欢生子,为顾生“延一线之续”;菱角听了胡大成“我为若婿,好否”的要求时,“眉目澄澄,上下睨成,意似欣属焉”,还主动关照胡,只要托其父的好友来提亲则“无不谐”;劭女,细柳,绿娥,五可等姑娘都是自己选择夫婿,“诸家问名,皆不愿”,“翻复遴选,十无一当”,搞得父母也失掉了耐性:“天下迄无良匹,汝将以丫角老耶”胭脂在家门口邂逅了“白服裙帽,丰采甚都”的鄂生,马上“意动,秋波萦转之”,鄂生走远了,还脉脉含情地“凝眺”„„,她们大多也都是凭着自己的主动,找到了终身幸福。

不仅如此,《聊斋》爱情故事的女主角在婚后也大都是家庭的主宰.红玉,小二,青梅,细柳,,白秋练等人,或“剪莽拥彗,类男子操作”,或“以刺绣作业,„„经济皆自任之”,或“晨兴夜寐,经济弥勤”,或“为人灵巧,善居积,经济过于男子”,将家政经理得井井有条;方氏,辛十四娘,成名妻等人,在家庭遭受重大变故时,显得比丈夫更冷静,更有主见,指挥若定,化险为夷;《夜叉国》里的女夜叉“母女皆男儿装”,辅佐儿子,丈夫征战,“奇勋半出于闺门”;《仙人岛》中的芳云闺房中“牙签满架,靡书不有”,博学多才,劝自诩为“中原才子”的丈夫王勉“从此不作诗,亦藏拙之一道也”,王“大惭,遂绝笔”;《颜氏》中的丈夫因考不上秀才而悲泣,妻子女扮男装应试,中举及第,当上御史,退归田里后,将官衔让给丈夫承当;《书痴》
中的郎玉柱在琴棋乃至枕席之事都得接受颜氏的训练;《黄英》中的马子才自名清高,娶了卖菊而富的黄英,偏偏又不愿沾妻子的光,把妻子家的东西送回去,遭到黄英的戏谑:“陈仲子毋乃劳乎”“东食西宿,廉者当不如是。马遂无言以对,不好再装腔作势。通过这类故事,蒲松龄明白告诉我们,在不少家庭中男子已无形中退居为配角。女性在家庭中地位的强化,最极端的例子是《大人》,《农妇》,《乔女》,《仇大娘》,《张氏妇》,《小二》等,这批女性在精神智慧甚至体力上构成了家庭中的强者,而男性在故事中则几乎完全淡化为女性的附庸。不过这类故事为数不多,显见不是蒲松龄关注的焦点,因此无须过多讨论。 《聊斋》中更有意味的是大量的"悍妇"的故事。蒲松龄对凌辱丈夫,虐待公婆的悍妇是深恶痛绝的,这既因为他青年时代就遭受悍泼的嫂嫂欺凌,从而第一次领略了人生的苦涩和艰辛,与他接受的教育有关,因而《聊斋》中的悍妇大多是被惩治的对象。这似乎是一种封建礼教本位的立场,但值得注意的倒不是蒲松龄对悍妇的厌恶之情,而是他对悍妇在社会上大量存在的无奈。
不仅《聊斋》中写了二十多个悍妇,在他的诗文杂著俚曲中悍妇的身影也所在多有。《禳妒咒》说明朝的名将戚继光在家时“他奶奶说跪着,他还不敢站着哩”,〈妙音经〉续言》更谓:“床上夜叉坐,任金刚亦须低眉;釜底毒烟生,即铁汉无能强项„„妇倡夫随,翻欲起周婆制礼”,〈怕婆经〉疏》:“阳纲不竞,遂而阴寇相尤;雌教成风,醋河失岸”。再联系清初其他小说戏曲——如褚人获《坚瓠集》,西周生《醒世姻缘传》,曹去晶《姑妄言》,李渔《风筝误》等——中普遍存在的悍妇故事,那么,完全可以说蒲松龄思考的不仅是悍妇产生之因,他还透过悍妇现象道出了男性的集体酸辛尴尬,不过,《聊斋》有时认为悍妇比贤妇更有价值,《云萝公主》中的侯氏,对付谁都管不了的嗜赌丈夫,是“每出限以晷刻,过期则诟厉不与饮食”,至是刀砍,使丈夫“改行为善”。蒲松龄为之感叹:“悍妻妒妇,遭之者如疽附于骨,死而后已,岂不毒哉!然砒,,天下之至毒也,苟得其用,瞑眩大瘳,非参,苓所能及矣。”另一篇不起眼的游戏式故事《狐联》,说的是一对“颜色双绝”的狐女挑逗自称“生平不敢二色”的焦生,女调侃焦生:“君髯如戟,何无丈夫气”“无丈夫气”,即男性的雌化,可以说是蒲松龄对男性的评价,也是《聊斋》情爱故事的性别基调,男性的强悍伟岸与女性的娇弱细柔间的对应,在人类社会中曾经是再自然不过的现象,而在《聊斋》中却来了一次大颠倒。性别倒错的描写,实质隐含着蒲松龄对女性的正视,在文学史上这是破天荒的。
西方近数十年来兴起的女权主义运动,正是站在重新审视人类文化的高度上,试图否定曾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传统男权文化,张扬妇女解放,提出女性应与男性分庭抗礼的思想.可问题的关键是,女权意识,女权思想既不是在一个早晨突然降临的,也并非仅出现于西方,其明朗化和自觉化历经相当长历史阶段的酝酿,积累和衍化.如果忽视了这一渐进的过程,我们对女权意识的认识,可能就是被扭曲了的.《聊斋》中情爱故事的价值之一,就是它提供了一个文学上的个案,让我们能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去了解女权意识在17世纪的中国是如何悄然地躁动萌生.
柏庄小学李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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