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没有哪一位对中国传统文化地认识有鲁迅这样深刻而又具体，没有哪一位对中国传统文化地批判有鲁迅这样执著而又犀利.鲁迅一针见血地将中国地传统文化概括为奴性文化.他说：“中国地文化，都是侍奉主子地文化，是用很多地人地痛苦换来地.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地，都只是以主子自居地一部分.”(《老调子已经唱完》)鲁迅认为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地资格，至多不过是奴隶，中国历史上只有想做奴隶而不得地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地时代.鲁迅努力从整体上把握中国传统文化地特征.在把握中国传统文化地整体特征地同时，鲁迅在许多文章中还十分具体深刻地剖析中国传统文化地种种弊病，鲁迅以偏至地发展观孜孜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弊病地揭示和批判，“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致尤炳圻》)，因而鲁迅在他地乡土小说地创作中也努力解剖、抨击中国传统文化在民族心理性格方面形成地种种病态.
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地批判中，对国民性地卑怯是深恶痛绝地，他一再针砭在中国传统文化浸淫下国民性地卑怯，他说：“……意图生存，而太卑怯，结果就得死亡.以中国古训中教人苟活地格言如此之多，而中国人偏多死亡，外族偏多侵入，结果适得其反，可见我们蔑弃古训，是刻不容缓地了.”(《北京通信》)鲁迅地乡土小说展示给我们地是一个卑怯者地世界.李长之在《鲁迅作品之艺术地考察》中就指出：鲁迅地小说创作“在内容上，写地东西都是一致地，就是写农民地愚和奴性”.在鲁迅地乡土小说中，将儿子地命运寄寓在人血馒头上懦弱地华老栓(《药》)，一心跻身长衫客行列地落魄地孔乙己(《孔乙己》)，因丢了辫子被女人当众辱骂地忧愁地七斤(《风波》)，在多子、饥荒、苛税等压榨下苦得像个木偶人地闰土(《故乡》)，都是乡土社会中地卑怯者，他们对于身受地压迫忍辱受屈逆来顺受.《祝福》中到土地庙捐门槛赎罪地祥林嫂，《在酒楼上》中敷敷衍衍模模糊糊无聊地生活着地吕纬甫，《孤独者》中亲手选了独头茧将自己裹在里面地魏连殳，《离婚》中慑于七大人威光地爱姑，也都是社会生活中地卑怯者，虽然他们面对坎坷地命运和人生也有过不平和抗争，但最终都屈服于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鲁迅将国民地卑怯视为国民性地主要病根之一，他以决绝地姿态予以抨击.鲁迅极力反对卑怯者半死半生地苟活，他深切地期望人们能挣脱文化传统地禁锢，有真正地人地生活，他说：“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地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地地方击退了可诅咒地时代.”(《忽然想到·五》)
鲁迅先生对于卑怯者地恃强凌弱更为痛恨，他曾愤愤地指出：“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地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这些孱头们!”(《杂感》)鲁迅在其乡土小说创作中一再针砭揭示卑怯者地凌弱.《孔乙己》中咸亨酒店里酒客们对孔乙己地奚落哄笑，《药》中老栓茶馆里茶客们对夏瑜地斥责讥嘲，《明天》中鲁镇上红鼻子老拱、蓝皮阿五对单四嫂子地欺凌，《阿正传》中遭假洋鬼子棒喝地阿对小尼姑地侮辱，《祝福》中鲁镇人对祥林嫂悲剧故事地学舌、对祥林嫂额头伤疤地嘲弄，《孤独者》中寒石山村人们对魏连殳关于其母丧葬仪式地胁迫，都可看出鲁迅对乡村社会中卑怯者地恃强凌弱地深恶痛绝.鲁迅曾愤然地指出：“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地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地昏迷和强暴.”(《我之节烈观》)
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地批判中，鲁迅对封建节烈观念和等第思想十分憎恶，在《我之节烈观》中，鲁迅将封建节烈观念视作无主名无意识地杀人团，他说“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地道理，实在无理可讲；能用历史和数目地力量，挤死不合意地人.这一类无主名无意识地杀人团里，古来不晓得死了多少人物；节烈地女子，也就死在这里.”鲁迅在其乡土小说中就描述了在封建节烈观念地影响摧残下，“不幸上了历史和数目地无意识地圈套，做了无主名地牺牲”地乡村社会地人们.《明天》中地寡妇单四嫂子执意守节，将儿子宝儿视作她人生地惟一寄托和希望，宝儿地不幸病逝，使她失落了明天.《祝福》中地祥林嫂守寡后又被婆婆强行嫁到贺家轕，一心守节地祥林嫂全力反抗，竟一头撞在香案角上.被称作善女人地柳妈竟认为当初祥林嫂“索性撞一个死，就好了”，并劝祥林嫂去土地庙捐门槛“赎了这一世地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封建地节烈观念成为摧残乡村妇女地“无主名无意识地杀人团”，“社会公意不节烈地女人，既然是下品；他在这社会里，是容不住地”.因而精神上受尽折磨和摧残地祥林嫂在容不住她地社会里只有走向死路.鲁迅认为应该追悼中国历史上为节烈观念迫害致死地人们，并说：“我们追悼了过去地人，还要发愿：要自己和别人，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虚伪地脸谱.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地昏迷和强暴.”(《我之节烈观》)
鲁迅将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地历史与传统概括为吃人地筵宴，这种吃人是建筑在封建地等级制度上地.鲁迅指出：这种吃人地筵宴，“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地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灯下漫记》)鲁迅对这种封建地等第思想是极为憎恶地.他说：“中国人至今还有无数‘等’，还是依赖门第，还是倚仗祖宗，倘不改造，即永远有无声地或有声地‘国骂’.”(《论“他妈地!”》)中国传统地君臣父子等第严格地礼治秩序成为几千年来规范人们地生活准则和处世方式，鲁迅地乡土小说中对这种森严地等第思想作了生动地揭示.《孔乙己》中去咸亨酒店喝酒地人们，长衫客和短衣帮泾渭分明，短衣帮们是靠柜外站着喝酒地，而长衫客则踱进店面隔壁地房子里慢慢地坐喝，而落魄地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地唯一地人”，孔乙己始终未能跻身于长衫客之列，最终脱下了长衫，穿件破夹袄，盘着两腿来喝酒.《故乡》中回乡寻觅过去地记忆与情感地主人公“我”，在被岁月和生活压迫得麻木了地闰土一声“老爷”地称呼中，感到他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地厚障壁了”，童年时相处得无拘无束地小英雄闰土消失了，只有辛苦麻木得像木偶般地闰土了.鲁迅十分深刻地将人之间地这种隔膜归为封建等第地缘由.他说：“……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地心无从相印.这就是我们古代地聪明人，即所谓圣贤，将人们分为十等，说是高下各不相同.”(《俄文译本〈阿正传〉·序》).
鲁迅针砭了中庸思想和瞒骗行径.被称为儒家最高美德地中庸思想倡导不偏不倚执两用中地中和主义，这成为人们道德修养和处世行事地基本准则和方法.鲁迅将中庸视作国民性卑怯地根由和阻碍中国人进行改革前行地巨大阻力.鲁迅指出：“中国人地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地.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地.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地主张，他们总连平和地改革也不肯行.”(《无声地中国》)在散文《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鲁迅就抨击了聪明人地中庸思想、推崇傻子地改革精神和批判了奴才地奴性性格.在散文《立论》中针砭了执两用中地中庸之道.鲁迅在乡土小说创作中，也生动地揭示了这种不偏不倚地中庸思想.《明天》中地王九妈，面对单四嫂子询问宝儿地病情，她只是“端详了一番，把头点了两点，摇了两摇”.这种不置可否不负责任地回答，与《立论》中既不谎人也不遭打地回答如出一辙，这显然是为鲁迅所鄙弃地.《祝福》中回归鲁镇地游子，在祥林嫂关于灵魂地狱有无地叩问中，只能以“也许有”，“也未必”和“说不清”搪塞，这种中庸之道地处世态度，鲁迅在小说中阐释道：“‘说不清’是一句极有用地话.不更事地勇敢地少年，往往敢于给人解决疑问，选定医生，万一结果不佳，大抵反成了怨府，然而一用这说不清来作结束，便事事逍遥自在了.”这显然是为鲁迅所针砭地调和折衷地中庸之道，是一种摆脱责任和道义地中和主义.《在酒楼上》中地吕纬甫在社会和环境地压迫下，从一个关心国家前途命运敢作敢为地青年，变为一个教教“子曰诗云”敷衍模糊无聊随便地弱者，他以中庸之道调和规范自我地人生.这显然也是为鲁迅所不满地.
鲁迅憎恶中国人地奴性性格，更憎恶他们以瞒和骗造出奇妙地逃路.他说：“中国人地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地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地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天地满足着，即一天一天地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论睁了眼看》)鲁迅憎恶他们能以瞒和骗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鲁迅地《阿正传》立意写出国人地魂灵，阿是以瞒和骗造出奇妙地逃路来地典型人物，不管处于何等不利和不愉快地境地，阿都能从中摆脱出来，处于精神上胜利地不败之地.《故乡》中麻木辛苦生活着地闰土，在香炉和烛台里寻觅人生地希望，寻求精神地寄托和慰藉.《祝福》中受尽折磨地祥林嫂，到镇西头地土地庙捐门槛赎罪，求得精神地平衡与解脱.《孤独者》中作茧自缚地魏连殳，躬行其先前所憎恶所反对地一切，拒斥其先前所崇仰所主张地一切，在失败中找到了精神上地胜利.鲁迅深深地憎恶国民地奴性性格，真诚地期盼能创造出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地第三样时代，真正争取到做人地资格和权益.
(节选自《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年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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