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王安石的资料

关于王安石的资料

王安石

（1021～1086）

宋代改革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世称临川先生。庆历二年（1042）进士第四名及第。任地方官多年。王安石认为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因此，在嘉佑三年（1058）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封建士大夫也把致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在哲学思想方面，继承和发扬了老子的一些思想，是传统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洪范传》、《老子注》是他在这方面的主要著作，后者已经散佚。他的文章以论说见长，列于唐宋八大家。在诗歌方面，早年写了不少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篇。有集本传世，一是《临川先生文集》本，一是《王文公文集》本，两本都掺有他人的著作。王安石曾封于舒、荆，死后又谥为文，故也称为王荆公或王文公。

宋史·王安石传

　　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父益，都官员外郎。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巩携以示欧阳修，修为之延誉。擢进士上第，笔书淮南判官。旧制，秩满许献文求试馆职，安石独否。再调知鄞县，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彦为相，荐安石恬退，乞不次进用，以激奔竞之风。寻召试馆职，不就。修荐为谏官，以祖母年高辞。修以其须禄养言于朝，用为群牧判官，请知常州。移提点江东刑狱，入为度支判官，时嘉祐三年也。



　　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于是上万言书，以为“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在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闾巷草野之间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愿监苟且因循之弊，明诏大臣，为之以渐，期合于当世之变。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讲，而议者以为迂阔而熟烂者也。”后安石当国，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书。



　　俄直集贤院。先是，馆阁之命屡下，安石屡辞，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俾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修起居注，辞之累日，阁门吏赍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随而拜之，则避于厕，吏置敕于案而去，又追还之，上章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自是不复辞官矣。



　　有少年得斗鹑，其侪求之不与，恃与之昵辄持去，少年追杀之。开封当此人死，安石驳曰：“按律，公取、穷取皆为盗。此不与而彼携以去，是盗也；追而杀之，是捕盗也，虽死当勿论。”遂劾府司失入。府官不伏，事下审刑大理，皆以府断为是。诏放安石罪，当诣阁门谢。安石言：“我无罪。”不肯谢。御史举奏之，置不问。



　　时有诏舍人院无得申请除改文字，安石争之曰：“审如是，则舍人不得复行其职，而一听大臣所为，自非大臣欲倾侧而为私，则立法不当如此。今大臣之弱者不敢为陛下守法，而强者则挟上旨以造令，谏官、御史无敢逆其意者，臣实惧焉。”语皆侵执政，由是益与之忤。以母忧去，终英宗世召不起。



　　安石本楚士，未知名于中朝，以韩、吕二族为巨室，欲藉以取重，乃深与韩绛、绛弟维及吕公著交，三人更称扬之，名始盛。神宗在颍邸，维为记室，每讲说见称，辄曰：“此非维之说，维之友王安石之说也。”及为太子庶子，又荐自代。帝由是想见其人，甫即位，命知江宁府。数月，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元年四月，始造朝，入对，帝问为治所先，对曰：“择术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者不能通知，以为高不可及尔。”帝曰：“卿可谓责难于君，朕自视眇躬，恐无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辅朕，庶同济此道。”一日讲席，群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与卿从容议论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征，刘备必得诸葛亮，然后可以有为，二子诚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诚能为尧、舜，则必有皋、夔、稷、禼；诚能为高宗，则必有傅说。彼二子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众，百年承平，学者不为不多。然常患无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择术未明，推诚未至，虽有皋、夔、稷、禼、傅说之贤，亦将为小人所蔽，卷怀而去尔。”帝曰：“何世无小人，虽尧、舜之时，不能无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诛之，此其所以为尧、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谗慝，则皋、夔、稷、禼亦安肯苟食其禄以终身乎？”登州妇人恶其夫寝陋，夜以刃昔刂之，伤而不死。狱上，朝议皆当之死，安石独援律辨证之为合从谋杀伤，减二等论。帝从安石说，且著为令。



　　二年二月，拜参知政事。上谓曰：“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安石对曰：“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但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为经术不可施于世务尔。”上问：“然而卿所施设以何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上以为然。于是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命与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同领之。安石令其党吕惠卿任其事。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遣提举官四十余辈颁行天下。



　　青苗法者，以常平籴本作青苗钱，散与人户，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敛。均输法者，以发运之职改为均输，假以钱货，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预知在京仓库所当办者，得以便宜蓄买。保甲之法，籍乡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为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战阵。免役之法，据家赀高下，各令出钱雇人充役，下至单丁、女户、本来无役者，亦一概输钱，谓之助役钱。市易之法，听人赊贷县官财货，以田宅或金帛为抵当，出息十分之二，过期不输，息外每月更加罚钱百分之二。保马之法，凡五路义保愿养马者，户一匹，以监牧见马给之，或官与其直使自市，岁一阅其肥瘠，死病者补偿。方田之法，以东西南北各千步，当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为一方，岁以九月，令、佐分地计量，验地土肥瘠，定其色号，分为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税数。又有免行钱者，约京师百物诸行利入厚薄，皆令纳钱，与免行户祗应。自是四方争言农田水利，古陂废堰，悉务兴复。又令民封状增价以买坊场，又增茶监之额，又设措置河北籴便司，广积粮谷于临流州县，以备馈运。由是赋敛愈重，而天下骚然矣。



　　御史中丞吕诲论安石过失十事，帝为出诲，安石荐吕公著代之。韩琦谏疏至，帝感悟，欲从之，安石求去。司马光答诏有“士夫沸腾，黎民骚动”之语，安石怒，抗章自辨。帝为巽辞谢，令吕惠卿谕旨，韩绛又劝帝留之。安石入谢，因为上言中外大臣、从官、台谏、朝士朋比之情，且曰：“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胜天下流俗，故与天下流俗相为重轻。”流俗权重则天下之人归流俗，陛下权重则天下之人归陛下。权者与物相为重轻，虽千钧之物，所加损不过铢两而移。今奸人欲败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之所为。于是陛下与流俗之权适争轻重之时，加铢两之力，则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权已归于流俗矣，此所以纷纷也。”上以为然，安石乃视事，琦说不得行。



　　安石与光素厚，光援朋友责善之义，三诒书反覆劝之，安石不乐。帝用光副枢密，光辞未拜而安石出，命遂寝。公著虽为所引，亦以请罢新法出颍州。御史刘述、刘琦、钱ダ、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胡宗愈，皆不得其言，相继去。骤用秀州推官李定为御史，知制诰宋敏求、李大临、苏颂封还词头，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论定不孝，皆罢逐。翰林学士范镇三疏言青苗，夺职致仕。惠卿遭丧去，安石未知所托，得曾布，信任之，亚于惠卿。



　　三年十二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明年春，京东、河北有烈风之异，民大恐。帝批付中书，令省事安静以应天变，放遣两路募夫，责监司、郡守不以上闻者。安石执不下。



　　开封民避保甲，有截指断腕者，知府韩维言之，帝问安石，安石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今士大夫睹新政，尚或纷然惊异，况于二十万户百姓，固有 愚为人所惑动者，岂应为此遂不敢一有所为邪？”帝曰：“民言合而听之则胜，亦不可不畏也。”东明民或遮宰相为诉助役钱，安石白帝曰：“知县买蕃，乃范仲淹之婿，好附流俗，致民如是。”又曰：“治民当知其情伪利病，不可示姑息。若纵之使妄经省台，鸣鼓邀驾，恃众侥幸，则非所以为政。”其强辩背理率类此。



　　帝用韩维为中丞，安石憾曩言，指为善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因维辞而止。欧阳修乞致仕，冯京请留之，安石曰：“修附丽韩琦，以琦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之安用？”乃听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安石谓罚轻不足以阻奸，至比之共、鲧。灵台郎尤瑛言天久阴，星失度，宜退安石，即黥隶英州。唐 ぁ本以安石引荐为谏官，因请对极论其罪，谪死。文彦博言市易与下争利，致华岳山崩。安石曰：“华山之变，殆天意为小人发。市易之起，自为细民久困以抑兼并尔，于官何利焉。”阏其奏，出彦博守魏。于是吕公著、韩维，安石藉以立声誉者也；欧阳修、文彦博，荐己者也；富弼、韩琦，用为侍从者也；司马光、范镇，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遗力。



　　礼官议正太庙太祖东向之位，安石独定议还僖祖于祧庙，议者合争之，弗得。上元夕，从驾乘马入宣德门，卫士诃止之，策其马。安石怒，上章请逮治。御史蔡确言：“宿卫之士，拱扈至尊而已，宰相下马非其处，所应诃止。”帝卒为杖卫士，斥内侍，安石犹不平。王韶开熙河奏功，帝以安石主议，解所服玉带赐之。



　　七年春，天下久旱，饥民流离，帝忧形于色，对朝嗟叹，欲尽罢法度之不善者，安石曰：“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此不足招圣虑，但当修人事以应之。”帝曰：“此岂细事，朕所以恐惧者，正为人事之未修尔。今取免行钱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逊语。自近臣以至后族，无不言其害。两宫泣下，忧京师乱起，以为天旱更失人心。”安石曰：“近臣不知为谁，若两宫有言，乃向经、曹佾所为尔。”冯京曰：“臣亦闻之。”安石曰：“士大夫不者以京为归，故京独闻此言，臣未之闻也。”监安上门郑侠上疏，绘所见流民扶老携幼困苦之状，为图以献，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侠又坐穷岭南。慈圣、宣仁二太后流涕谓帝曰：“安石乱天下。”帝亦疑之，遂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自礼部侍郎超九转为吏部尚书。



　　吕惠卿服阕，安石朝夕汲引之，至是，白为参知政事，又乞召韩绛代己。二人守其成模不少失，时号绛为“传法沙门”，惠卿为“护法善神”。而惠卿实欲自得政，忌安石复来，因郑侠狱陷其弟安国，又起李士宁狱以倾安石。绛觉其意，密白帝请召之。八年二月，复拜相，安石承命即倍道来。《三经义》成，加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以子雱为龙图阁直学士，雱辞，惠卿劝帝允其请，由是嫌隙愈著。惠卿为蔡承禧所击，居家俟命，雱风御史中丞邓绾，复弹惠卿与知华亭县张若济为奸利事，置狱鞫之，惠卿出守陈。



　　十月，彗出东方，诏求直言，及询政事之未协于民者。安石率同列疏言：“晋武帝五年，彗出轸；十年，又有孛。而其在位二十八年，与《乙巳占》所期不合。盖天道远，先王虽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天文之变无穷，上下传会，岂无偶合。周公、召公岂欺成王哉。其言中宗享国日久，则曰‘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不敢荒宁。’其言夏、商多历年所，亦曰‘德’而已。裨灶言火而验，欲禳之，国侨不听，则曰‘不用吾言，郑又将火。’侨终不听，郑亦不火。有如裨灶，未免妄诞，况今星工哉？所传占书，又世所禁，誊写伪误，尤不可知。陛下盛德至善，非特贤于中宗，周、召所言，则既阅而尽之矣，岂须愚瞽复有所陈。窃闻两宫以此为忧，望以臣等所言力行开慰。”帝曰：“闻民间殊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犹怨咨，此无庸恤。”帝曰：“岂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无邪？”安石不悦，退而属疾卧，帝慰勉起之。其党谋曰：“今不取上素所不喜者暴进用之，则权轻，将有窥人间隙者。”安石是其策。帝喜其出，悉从之。时出师安南，谍得其露布，言：“中国作青苗、助役之法，穷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济。”安石怒，自草敕榜诋之。



　　华亭狱久不成，雱以属门下客吕嘉问、练亨甫共议，取邓绾所列惠卿事，维他书下制狱，安石不知也。省吏告惠卿于陈，惠卿以状，且讼安石曰：“安石尽弃所学，隆尚纵横之末数，方命矫令，罔上要君。此数恶力行于年岁之间，虽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又发安石私书曰“无使上知”者。帝以示安石，安石谢无有，归以问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雱愤恚，疽发背死。安石暴绾罪增云：“为臣子弟求官及荐臣婿蔡卞”，遂与亨甫皆得罪。绾始以附安石居言职，及安石与吕惠卿相倾，绾极力助攻惠卿。上颇厌安石所为，绾惧失势，屡留之于上。其言无所顾忌。亨甫险薄，谄事雱以进，至是皆斥。



　　安石之再相也，屡谢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伤不堪，力请解机务。上益厌之，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明年，改集禧观使，封舒国公，屡乞还将相印。元丰二年，复拜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换特进，改封荆。哲宗立，加司空。



　　元 元年卒，年六十六，赠太傅。绍圣中，谥曰“文”，配享神宗庙庭。崇宁三年，又配食文宣王庙，列于颜、孟之次，追封舒王。钦宗时，杨时以为言，诏停之。高宗用赵鼎、吕聪问言，停宗庙配享，削其王封。



　　初，安石训释《诗》、《书》、《周礼》，既成，颁之学官，天下号曰“新义”。晚居金陵，又作《字说》。多穿凿傅会，其流入于佛、老。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黜《春秋》之书，不使列于学官，至戏目为“断烂朝报”。



　　安石未贵诗，名震京师，性不好华腴，自奉至俭，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世多称其贤。蜀人苏洵独曰：“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作《辨奸论》以刺之，谓王衍、庐杞合为一人。



　　安石性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至议变法，而在廷交执不可，安石傅经义，出己意，辨论辄数百言，众不能诎。甚者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罢黜中外老成人几尽，多用门下儇慧少年。久之，以旱引去，洎复相，岁余罢，终神宗世不复召，凡八年。



　　子雱。雱字元泽，为人慓悍阴刻，无所顾忌。性敏甚，未冠，已著书数万言。年十三，得秦卒言洮、河事，叹曰：“此可抚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则吾敌强而边患博矣。”其后王韶开熙河，安石力主其议，盖兆于此。举进士，调旌德尉。



　　雱气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作策三十余篇，极论天下事，又作《老子训传》及《佛书义解》，亦数万言。时安石执政，所用多少年，雱亦欲预选，乃与父谋曰：“执政子虽不可预事，而经筵可处。”安石欲上知而自用，以雱所作策及注《道德经》镂板鬻于市，遂传达于上。邓绾、曾布又力荐之，召见，除太子中允、祟政殿说书。神宗数留与语，受诏撰《诗》、《书义》，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书成，迁龙图阁直学士，以病辞不拜。



　　安石更张政事，雱实遵之。常称商鞅为豪杰之士，言不殊异议者法不行。安石与程颢语，雱囚首跣足，携妇人冠以出，问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数为人所阻，故与程君议。”雱大言曰：“枭韩琦、富弼之头于市，则法行矣。”安石遂曰：“儿误矣。”卒时才三十三，特赠左谏议大夫。



　　唐坰者，以父任得官。熙宁初，上书云：“秦二世制于赵高，乃失之弱，非失之强。”神宗悦其言。又云：“青苗法不行，宜斩大臣异议如韩琦者数人。”安石尤喜之，荐使对，赐进士出身，为崇文校书。上薄其人，除知钱塘县。安石欲留之，乃令邓绾荐为御史，遂除太子中允。数月，将用为谏官，安石疑其轻脱，将背己立名，不除职，以本官同知谏院，非故事也。坰果怒安石易己，凡奏二十疏，论时事，皆留中不出。乃因百官起居日，扣陛请对，上令谕以他日，坰伏地不起，遂召升殿。坰至御坐前，进曰：“臣所言，皆大臣不法，请对陛下一一陈之。”乃措笏展疏，目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坐，听札子。”安石迟迟，坰诃曰：“陛下前犹敢如此，在外可知！”安石悚然而进。坰大声宣读，凡六十条，大略以“安石专作威福，曾布等表里擅权，天下但知惮安石威权，不复知有陛下。文彦博、冯京知而不敢言。王珪曲事安石，无异厮仆。”且读且目珪，珪惭惧俯首。“元绛、薛向、陈绎，安石颐指气使，无异家奴。张琥、李定为安石爪牙，台官张商英乃安石鹰犬。逆意者虽贤为不肖，附己者虽不肖为贤。”至诋为李林甫、卢杞。上屡止之，坰慷慨自若，略不退慑。读已，下殿再拜而退。侍臣卫士，相顾失色，安石为之请去。阁门纠其渎乱朝仪，贬潮州别驾。邓绾申救之，且自劾缪举。安石曰：“此素狂，不足责。”改监广州军资库，后徙吉州酒税，卒官。



论曰：朱熹尝论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庶几复见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此天下之公言也。昔神宗欲命相，问韩琦曰：“安石何如？”对曰：“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神宗不听，遂相安石。呜呼！此虽宋氏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



　　王安礼，字和甫，安石之弟也。早登科，从河东唐介辟。熙宁中，鄜延路城啰兀，河东发民四万负饷，宣抚使韩绛檄使佐役，后帅吕公弼将从之。安礼争曰：“民兵不习武事，今驱之深入，此不为寇所乘，则冻饿而死尔，宜亟罢遣。”公弼用其言，民得归，而他路遇敌者，全军皆覆。公弼执安礼手言曰：“四万之众，岂偶然哉。果有阴德，相与共之。”初，绛专爵赏，既上最，多失实，公弼以状闻。诏即河东议功，公弼将受之。安礼曰：“宣抚使以宰相节制诸道，且许便宜，封授一有不韪，人犹得非之。公藩臣，乃欲隃进功状于非其任邪？”公弼遽辞。遂荐安礼于朝，神宗召对，欲骤用之。安石当国，辞，以为著作佐郎、崇文院校书。他日得见，命之坐，有司言八品官无赐坐者，特命之。迁直集贤院，出知润州、湖州，召为开封府判官。尝偕尹奏事，既退，独留访以天下事，帝甚乡纳。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苏轼下御史狱，势危甚，无敢救者。安礼从容言：“自古大度之主，不以言语罪人。轼以才自奋，谓爵位可立取，顾录录如此，其心不能无觖望。今一旦致于理，恐后世谓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谴也，行为卿贳之。卿第去，勿漏言，轼方贾怨于众，恐言者缘以害卿也。”李定、张璪皆擿使勿救，安礼不答，轼以故得轻比。进知制诰。彗星见，诏求直言。安礼上疏曰：“人事失于下，变象见于上。陛下有仁民爱物之心，而泽不下究，意者左右大臣不均不直，谓忠者为不忠，不贤者为贤，乘权射利者，用力殚于沟瘠，取利究于园夫，足以干阴阳而召星变。愿察亲近之行，杜邪枉之门。至于祈禳小数，贬损旧章，恐非所以应天者。”帝览数嘉叹，谕之曰：“王珪欲使卿条具，朕尝谓不应沮格人言，以自壅障。今以一指蔽目，虽泰、华在前弗之见，近习蔽其君，何以异此，卿当益自信。”以翰林学士知开封府，事至立断。前滞讼不得其情，及且按而未论者几万人，安礼剖决，未三月，三狱院及畿、赤十九邑，囚系皆空。书揭于府前，辽使过而见之，叹息夸异。帝闻之，喜曰：“昔秦内史廖从容俎豆，以夺由余之谋，今安礼能勤吏事，骇动殊邻，于古无愧矣。”特升一阶。帝数失皇子，太史言民墓多迫京城，故不利国嗣，诏悉改卜，无虏数十万计，众汹惧。安礼谏曰：“文王卜世三十，其政先于掩骼埋胔，未闻迁人之冢以利其嗣者。”帝恻然而罢。逻者连得匿名书告人不轨，所涉百余家。帝付安礼曰：“亟治之。”安礼验所指，皆略同，最后一书加三人，有姓薛者，安礼喜曰：“吾得之矣。”呼问薛曰：“若岂有素不快者耶？”曰有持笔来售者，拒之，鞅鞅去，其意似见衔。即命捕讯，果其所为也。即枭其首于市，不逮一人，京师谓为神明。宗室令騑以数十万钱买妾，久而斥归之，诉府督元直。安礼视妾，既火败其面矣，即奏言：“妾之所以直数十万者，以姿首也，今炙败之，则不复可鬻，此与炮烙之刑何异。请勿理其直而加厚谴，以为戒。”诏从之，仍夺令騑俸。后宫造油箔，约三年损者反其价，才一年有损者，中官持诣府，请如约，词气甚厉。安礼曰：“庸讵非置之不得其地，为风雨燥湿所坏耶。苟如是，民将无复得直，约不可用也。”卒不追。以是宗室、中贵人皆惮之。元丰四年，初分三省，置执政，拜中大夫、尚书右丞。转左丞。王师问罪夏国，泾原承受梁同奏：“转运使叶康直饷米，恶不可食。”帝大怒曰：“贵籴远饷，反不可用。徒弊民力于道路，康直可斩也。”安礼曰：“此一梁同之言，疑未必实，当按之。”乃遣判官张大宁与同参核，且械系康直以俟。既而米可用者什八九，帝意解，赦康直。是时，伐夏不得志，李宪又欲再举。帝以访辅臣，王珪曰：“向所患者用不

足，朝廷今捐钱钞五百万缗，以供军食有余矣。”安礼曰：“钞不可啖，必变而为钱，钱又变为刍粟。今距出征之期才两月，安能集事。”帝曰：“李宪以为已有备，彼宦者能如是，卿等独无意乎？唐平淮蔡，唯裴度谋议与主同。今乃不出公卿而出于阉寺，朕甚耻之。”安礼曰：“淮西，三州尔，有裴度之谋，李光颜、李酝之将，然犹引天下之兵力，历岁而后定。今夏氏之强非淮蔡比，宪材非度匹，诸将非有光颜、酝辈，臣惧无以副圣意也。”帝悟而止。后欲除宪节度使，安礼又以为不可。御史中丞舒亶上章诋执政，且言：“尚书不置录目，有旨按吏罪。”安礼请取台录以为式，乃与省中同，遂并列亶他事，亶坐废。徐禧计议边事，安礼曰：“禧志大才疏，必误国。”及永乐败书闻，帝曰：“安礼每劝朕勿用兵，少置狱，盖为是也。”久之，御史张汝贤论其过，以端明殿学士知江宁府，汝贤亦罢。元祐中，加资政殿学士，历扬、青、蔡三州。又为御史言，失学士，移舒州。绍圣初，还职，知永兴军。二年，知太原府。苦风痹，卧帐中决事，下不敢欺。卒，年六十二，赠右银青光禄大夫。

安礼伟风仪，论议明辨，常以经纶自任，而阔略细谨，以故数诒口语云。王安国，字平甫，安礼之弟也。幼敏悟，未尝从学，而文词天成。年十二，出所为诗、铭、论、赋数十篇示人，语皆警拔，遂以文章闻于世，士大夫交口誉之。于书无所不通，数举进士，又举茂材异等，有司考其所献序言为第一，以母丧不试，庐于墓三年。熙宁初，韩绛荐其材行，召试，赐及第，除西京国子教授。官满，至京师，上以安石故，赐对。帝曰：“卿学问通古今，以汉文帝为何如主？”对曰：“三代以后未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尔。”对曰：“文帝自代来，入未央宫，定变故俄顷呼吸间，恐无才者不能。至用贾谊言，待群臣有节，专务以德化民，海内兴于礼义，几致刑措，则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苻坚，以蕞尔国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坚以峻刑法杀人，致秦祚不传世，今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误陛下者。愿颛以尧、舜、三代为法，则下岂有不从者乎。”又问：“卿兄秉政，外论谓何？”曰：“恨知人不明，聚敛太急尔。”帝默然不悦，由是别无恩命，止授崇文院校书，后改秘阁校理。屡以新法力谏安石，又质责曾布误其兄，深恶吕惠卿之奸。先是，安国教授西京，颇溺于声色，安石在相位，以书戒之曰：“宜放郑声。”安国复书曰“亦愿兄远佞人。”惠卿衔之。及安石罢相，惠卿遂因郑侠事陷安国，坐夺官，放归田里。诏以谕安石，安石对使者泣下。既而复其官，命下而安国卒，年四十七。



　　论曰：安石恶苏轼而安礼救之，昵惠卿而安国折之，议者不以咎二弟也，惟其当而已矣。安礼为政，有足称者。安国早卒，故不见于用云。

 



东都事略·王安石传

　　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也。父益，都官员外郎。安石蚤有盛名，博闻强记，为文动笔如飞，观者服其精妙。举进士高第，佥书淮南节度判官。召试馆职，固辞，乃知鄞县。安石好读书，三日一治县事。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货谷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兴学校，严保伍，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彦博为相，荐安石恬退，不次进用，可以激奔竞之风。寻再召试，又固辞，乃以为群牧判官，出知常州。由是名重天下。



　　提点江东刑狱，入为三司度支判官，献书万余言，极陈当世之务。居顷之，除直集贤院，累辞，不获命，始就职。除同修起居注，固辞不拜，遂除知制诰，自是不复辞官矣。以母忧去，服除，英宗朝累召不起。



　　神宗即位，除知江宁府，召为翰林学士。初入对，神宗曰：“方今治当何先？”安石曰：“以择术为先。”神宗曰：“唐太宗何如？”安石曰：“陛下当以尧、舜为法，太宗所知不远，所为不尽合先王，但乘隋乱，子孙又皆昏愚，所以独见称述。尧、舜所为，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者不能通知，常以为高不可及，不知圣人经世立法，以中人为制也。”神宗曰：“卿所谓责难于君，朕自视眇然，恐无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辅朕，庶同济此道。”一日讲席，群臣退，神宗留安石坐，曰：“有欲从容与卿论议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郑公，刘备必得诸葛亮，然后可以有为，二子诚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诚能为尧、舜，则必有皋、夔、稷、禼；陛下诚能为高宗，则必有傅说。魏郑公、诸葛亮，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众，百年承平，学者不为不多，然常患无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择术未明，推诚未至，虽有皋、夔、稷、禼、傅说之贤，亦必为小人所蔽，因卷怀而去耳。自古患朝廷无贤者，以人君不明，好近小人故也。好近小人，则贤人虽欲自达无由矣。”神宗曰：“自古治世，岂能使朝廷无小人？虽尧、舜之时，不能无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诛之，此乃所以为尧、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谗慝，则皋、夔、稷、禼亦安肯苟食其禄以终身乎！”未几，除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安石既执政，神宗曰：“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可以经世务。”安石曰：“经术者，所以经世务也。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经术不可施于世务。”神宗曰：“朕察人情，比于卿，有欲造事倾摇者。朕常以吕诲为忠实，毁卿于时事不通；赵 、唐介数以言扦塞，惟恐卿进用。卿当立变此风俗，不知卿所施设以何为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于是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与知枢密院陈升之同领之。而青苗、免役、市易、保甲等法相继兴矣。



　　常平仓法，以丰岁谷贱伤农，故增价收粜，使蓄积之家无由抑塞，农夫须令贱籴；凶岁谷贵伤民，故减价出籴，使蓄积之家无由邀勒，贫民须令贵籴。物价常平，公私两利也。安石以常平法为不善，更将籴本作青苗钱，散与人户，令出息二分，置提举官以督之。古者，百姓出力以供在上之役，安石以为百姓惟苦差役破产，不惮增税，乃请据家赀高下，各令出钱，雇人充役。向者，役人皆上等户得之，其下等、单丁、女户及品官、僧道本来无役，安石乃使之一概输钱，于是赋敛愈重。市易之法，听人赊贷县官货财，以田宅或以金帛为抵当，三人相保则给之，皆出息什分之二，过期不输，息外每月更加罚钱百分之二。保甲之法，始因戎狄骄傲，侵据汉、唐故地，有征伐开拓之志，故置保甲。乃藉乡村之民，二丁取一，皆授以弓弩，教之战阵，又令河北、陕西、河东三路，皆五日一教阅，每一丁教阅，一丁供送及诸县弓手，亦皆易以保甲，其保甲习于游惰，不复务农。京东、西两路保甲养马，仍各置提举官，权任比监司。自是四方争言农田水利，古陂废堰，悉务兴复。又立赊贷之法，又令民封状增价以买坊场，又增茶盐之额，又设措置河北籴便司，广积粮谷于临流州县，以备馈运。而天下骚然矣。



　　自安石变法以来，御史中丞吕诲首论其过失，安石求去位，神宗为出诲。御史刘琦、钱ダ、刘述又交论安石专肆胸臆，轻易宪度，殿中侍御史孙昌龄亦继言，皆坐贬。同知谏院范纯仁亦论安石欲求近功，忘其旧学，罢谏职。吕公著代吕诲为中丞，亦力请罢条例司并青苗等法，谏官孙觉、李常、胡宗愈，御史张戬、王子韶、陈襄、程颢，皆论安石变法非是，以次罢去。



　　前宰相韩琦上疏论青苗之害，乞罢诸路提举官，依常平旧法行之。奏至，安石称疾，求分司，神宗不许。时翰林学士司马光当批答，安石指言光有“士夫沸腾，黎民骚动”之语，神宗谕安石曰：“诏中二语，乃为文督迫之过，而朕失于详阅，当令吕惠卿谕旨。”翌日，安石入谢。因为神宗言中外大臣、从官、台谏、朝士朋比之情，且曰：“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胜天下流俗，故与流俗相为轻重。流俗权重，则天下之人归流俗；陛下权重，则天下之人归陛下。权者与物相为轻重，虽千钧之物，所加损不过铢两而移。今奸人欲败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之所为。是于陛下与流俗之权适争轻重之时，加铢两之力，则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权已归于流俗矣，此所以纷纷也。”神宗以为然。安石乃视事。



　　熙宁三年，拜礼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御史中丞杨绘、御史刘挚陈免役之害坐黜，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皆以忤安石罢，知杂御史谢景温初附安石，亦以不合去。



　　六年，命知制诰吕惠卿修撰经义，以安石提举，而以子 兼同修撰。王韶取熙、河、洮、岷、叠、宕等州，安石率群臣入贺，神宗解玉带赐之，以旌其功。慈圣光献皇后、宣仁圣烈皇后间见神宗，流涕言新法之不便者，且言：“王安石乱天下。”神宗亦流涕，退，命安石裁损之。安石重为解，乃已。七年，神宗以久旱，益疑新法之不便。安石不悦，求避位，遂拜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明年，复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三经义》成，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初，吕惠卿为安石所知，骤引至执政，安石去位，惠卿遂叛安石。洎安石再相，苟可以中安石，无不为也。会安石子 卒，安石力求去。九年，拜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安石丐奉祠，以使相为集禧观使，封舒国公。又辞使相，乃以左仆射为观文殿大学士。元丰三年，封特进，改封荆国公。安石退居金陵，始悔恨为吕惠卿所误，每叹曰：“吾昔交游，皆以国事相绝。”意甚自愧也。哲宗即位，拜司空。明年，薨，年六十六，赠太傅。绍圣初，谥曰文，配享神宗庙廷。崇宁三年，配享文宣王庙。政和三年，封舒王。靖康元年，停文宣王配享，列于从祀；后又罢安石配享神宗庙，而夺其王爵。



　　初，安石提举修撰经义，训释《诗》、《书》、《周官》，既成，颁之学官，天下号曰“新义”。晚岁为《字说》二十四卷，学者争传习之，凡以经试于有司，必宗其说，少异辄不中程。先儒传注既尽废，士亦无复自得之学，故当时议者谓：“王氏之患，在好使人同己。”安石又著《日录》七十卷，如韩琦、富弼、文彦博、司马光、吕公著、范镇、吕诲、苏轼及一时之贤者，重为毁诋，而安石不恤也。



　　安石性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至议变法，而在廷交执不可，安石傅经义，出己意，辨论辄数百言，众皆不能诎。甚者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罢黜中外老成人几尽，多用门下儇慧少年。久之，以旱引去，洎复相，岁馀罢，终神宗世，八年不复召，而恩顾不久衰云。弟安国、安礼，子雱。臣 曰：安石之遇神宗，千载一时也。而不能引君当道，乃以富国强兵为事，摈老成，任新进，黜忠厚，崇浮薄，恶鲠正，乐谀佞，是以廉耻汩丧，风俗败坏。孟子所谓“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者，岂不然哉？乌呼！安石之学既行，则奸宄得志，假绍述之主以胁持上下，立朋党之论以禁锢忠良，卒之民愁盗起，夷狄乱华，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悲夫！（王偁《东都事略》卷七十九）



　　《临川文集》序古之相其君而成不世之业者，其皆与天下共焉而不以己与者乎？未尝无所立，而泊然其不敢居；不能无所长，而慊然其不敢恃。虚怀夷气，受天下若壑，而其精强转运，尝行于韬光挫锐之中。守此而犹有意外不可尽睹之情挠乎其间，则虽有不韪之名，涉似之迹，犹受而甘之，益外砻其所未融，而内浚其所未至，此非独以求济其事也。君子之道，合天地万物为一体，以己与焉，则阻隘阂隔，不联不贯，而况相天下者，其物情国经，殊才积势，取给于赞决，有非以一己能遍察而独承者，其不敢居焉，且恃道固然也。操瑰玮孤特之行，竣于矜己以收其声，持 决督厉之用，必于责人以速其效，是卑处散地效一官者则可尔。据宰相之尊，将奉其君以厘新大业，天下方狃其旧而不吾信，而欲以是道行之，即其雅度夷气，能收其形于外，而潜伏未艾之根，有一毫厕于胸臆，则几微不能自掩，声音笑貌，无以渍灌于物。始而矜，中而胜，终而固争，迨夫情愤惋而词乖激，才易事愤，而天下始不胜其弊矣。矜己而卒于谤，责人而卒于叛，背于道而求济，宜其难矣。



　　宋荆国王文公尝相神宗，悯日弱之势，睹积弊之时，方欲变法更制，举其主于尧、舜。而公以平生卓绝之行，精博之学，处得君之地，观其注意措手，规局旨趣，三代以来，一人而已。然其时每一法出，则天下皆骇而争，攻击疏分，曾无虚日。比公不安而去，虽其所尝荐引者，皆起而攻之，至谓为邪，而靖康之祸，或归其邮于公。庸常守成，苟以自度，犹得辞其过于后，而公以尧、舜、伊、周之心，卒用为罪，其亦宜公之不服，而天下后世几称过乎？嗟夫，如公者，岂非所谓瑰玮孤特之行，欲胜天下以长，而剸决督厉之用，欲暴天下以所立者与？公既以其高自处，而视天下莫并己才智，老成咸背而去，去而莫与共吾事者，斯奸人乘间而入。反复排击之馀，法制数易，民眩于听，官易其常，始嚣然索其平和敦庞之气。独程淳公尝有天下事非一家之语，诚深知公所为。病若是，而归基祸之过于公，于情未称，亦抑有由也。公文章根柢六经，而贯彻三才，其体简劲精洁，自名一家。平生展错，无出于使还一书，读之有古人畎亩翻然之志，而后世顾以公相业疑之。然公业所以不就，其失自有在，亦安得而并疑其书也？德安吉阳何先生巡抚江西，悉厘百工，表章往哲，刻公集于抚州，而命沐为序。沐尝从先生得闻天地万物一体之学，辄以此序公文，且用以告后之相天下者。



　　嘉靖三十九年四月吉，赐进士出身亚中大夫江西布政司右参政前奉敕提督江广两省学政刑部郎临海后学王宗沐书。

 





绍兴重刊临川文集

　　叙绍兴重刊《临川集》者，郡人王丞相介父之文，知州事桐庐詹大和甄老所谱而校也。艺祖神武定天下，列圣右文而守之。江西士大夫多秀而文，挟所长与时而奋。王元之、杨大年笃尚音律，而元献晏公臻其妙。柳仲途志、穆伯长首唱古文，而文忠欧阳公集其成。南丰曾子固，豫章黄鲁直，亦所谓编之乎诗书之册而无愧者也。丞相旦登文忠之门，晚跻元献之位，子固之所深交，而鲁直称为不朽。近岁诸贤旧集，其乡郡皆悉刊行，而丞相之文，流布闽浙，顾此郡独因循不暇，而詹子所为奋然成之者也。纸墨既具，久而未出。一日谓客曰：“读书未破万卷，不可妄下雌雄。雠正之难，自非刘向、扬雄莫胜其任。吾今所校本，仍闽浙之故耳，先后失次，讹舛尚多。念少迟之，尽更其失，而虑岁之不我与也，计为之何？”客曰：“不然。皋，苏不世出，天下未尝废律。刘，杨不世出，天下未尝废书。凡吾所为，将以备临川之故事也。以小不备而忘其大不备，士夫披阅，终无时矣。明窗净榻，永昼清风，日思误书，自是一适。若览而不觉其误，孙而不能思，思而不能得，虽刘、杨复生，将如彼何哉？”詹子曰：“善。客其为我志之。”十年五月戊子，豫章黄次山季岑父叙。



　　《王临川文集》后序邑侯应君云 刻荆公集成，余适东探禹穴，窥石梁、雁荡而归，属序其后。呜呼，是文献之所存也。夙志系焉，虽不敏，其何敢辞！惟公文章发于经术，雄伟精深，长雄一代。然其未尝刻，意殆亦无授，视昌黎所志子厚者远矣。乃顾寥落，不得与欧、苏诸集并流天下。抚，虽公桑梓之区而亦无刻焉，岂非世儒疵公相业、横议不明使然耶？



　　夫公之相业，明道、象山之论公矣，精矣。或疑明道不非新法而訾陆党焉，此与儿童之见何异，然窃尝怪之。公以间世之英，气魄盖世，负伊、周之志，宗孔、孟之学，其不迩声色，不殖货利，难进易退之介，固已信于天下。遇大有为之君，而帅行先王之法意，虽其条理弛张或未尽善，彼其志盖昭然可睹也。然而新法一行，群议鼎沸，一时攻讦成风，至诋为奸邪，其故何哉？圣道绝而学术裂也。夫圣人，是非之准也。春秋贤卿大夫，其见称于孔子者不少矣，而独多管仲之功，曰：“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及其摄相，未几而诛乱政大夫勤帅后阝费，岂群情之所趋哉！彼亦睿圣独见治乱之原耳。况夷狄之逼中国，岂鲁三都比耶？乃有洞见乱原，以先王之道匡天下，而不为管仲者，非夫子之所与哉！世丧道千有馀年，非实得其他坠绪如濂溪、明道者，固难优于春秋贤卿大夫，至其束私见而挛故习，虽贤者不免焉，则是非之谬于圣人久矣。何者？见有所囿则蔽于睹远，意有所诧则乐于党同，其势然也。



　　昔充国平羌之策，裴度伐蔡之议，此特一事耳，自其成而观之，虽庸人无疑也。而其始，举朝异之，况大取天下之弊法而更张之者哉！宋之中叶，国势浸弱，民志不振，夷狄交侵，辽夏为急，犹人痈疽并发于肩臂而神力俱疲，咸以其无甚作楚，因谓之安。公既洞见天下之势，逆知夷狄之祸，而独忧之。故每启昭陵以“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而拳拳以晋武、梁武趋过目前”为戒。盖欲早为之所也。其相裕陵以更化，盖将通壅滞，实藏府也。诸贤既罔或齐公之见，怪其行用，而客气胜心以逞，又复攘臂其间。讦以为直，不孙为勇，夫子之所恶也，而世以为贤。甚至撄人心，挟天变，以要其上而党排之，必使公不得究其志，至元 尽罢新法而后快。则彼虽幽、厉之政，宜可反而中兴，复文、武之境土矣。乃顾自贻绍圣之戚，因循而致靖康之祸，卒使中国沦陷，一如公所忧者，果谁执其咎。而顾横加诸公，是尚为有是非之心乎？使继相者有若明道，以大公之学善其后，则于公有光矣，岂至沦胥以败哉？当时问相之对博举而不一及之者，亦以其素不排公故耳。虽然，公自谓用志精则知人明，乃亦不知荐以自代，何邪？一时英望之去多公素与，公意为天下忍之，欲俟法行还之，与乐成耳。知者行之，仁者守之，明道已不可其说，而公不从，卒贻后悔，非亦有所蔽与？公谓未有不得先王之道而能行先王之法者，是也。其忧斯民之左衽，不以身家贰其志，岂非自任以至诚恻怛得先王之道乎？而不知其激于群言果于行法者，已不免意必偏党之私，其心辟之于哀矜而有所忿懥矣，乌能得其正而不辟哉？是公之所以为蔽，不精于圣学之过也，于诸贤何独尤哉？至其洞见幽远，图患于未形，虽圣人不易也。其后忠定因水灾而忧虏变，盖公之馀明也，而天下服其忠知。钦高相之不下，裕陵之倚公者以此。然其御击恢复诸策亦卒夺于谗议而几危其身，况公图之于未形乎？于乎，有宋夷狄之祸极矣。使公不能制之于未乱之前，而忠定不能救之于既变之后，则横议之祸流也。夫学术不明，使下无公论，上无信史，蔽人心而夺国是，卒亡宋于虏，岂独使公负重毁于后世哉！此余所以重为千古发慨而不能已也。若夫新法之未始皆不善也，介庵子序之详矣。后世亦多祖而用之，故余略焉，特取其大而隐者著之耳。



　　昔陈申公述郑亚之言以序李集，谓其“蕴开物致君之才，居丞弼上公之位，建靖难平戎之策，垂经天纬地之文。”公虽未尽得先王之道也，将不优于斯语乎？善读公集者，当自得之矣。应侯，宁波人。公尝令鄞邑，称循吏而庙食焉，民至今神之。其法施于民也，侯习闻之，故梓其集于临川云。



　　嘉靖丙午秋九月既望，邑后学陈九川叙。

纳兰性德（1655年1月19日——1685年7月1日），满洲正黄旗人，叶赫那拉氏，字容若，号楞人。原名纳兰成德，为避当时太子“保成”的名讳，改名纳兰性德。一年后，太子改名为胤礽，于是纳兰性德的名字改回成德。他是满洲正黄旗人，康熙十五年进士，为武英殿大学士明珠长子，一生淡泊名利、善骑射、好读书、擅长于词。他的词基本全以一个“真”字取胜，写情真挚浓烈，写景逼真传神。但细读却又感淡淡忧伤。

人谓“谁料晓风残月后，而今重见柳屯田”。主要作品有长相思。

人物生平纳兰性德（1655－1685），满洲人，字容若，号楞伽山人，是清代最为著名的词人之一。他的诗词不但在清代词坛享有很高的声誉，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以“纳兰词”在词坛占有光采夺目的一席之地。他生活于满汉融合的时期，其贵族家庭之兴衰具有关联于王朝国事的典型性。他虽侍从帝王，却向往平淡的经历。这一特殊的生活环境与背景，加之他个人的超逸才华，使其诗词的创作呈现独特的个性特征和鲜明的艺术风格。流传至今的“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这一富于意境的佳作，是其众多的代表作之一。

纳兰性德于顺治十一年（公元1655年1月19日）生于北京，其父是康熙时期权倾朝野的宰相明珠，母亲觉罗氏为英亲王阿济格第五女，一品诰命夫人。而其家族那拉氏隶属正黄旗，为清初满族最显赫的八大姓之一，即后世所称的“叶赫那拉氏”。纳兰性德的曾祖父名金台什，为叶赫部贝勒，其妹孟古姐姐，于明万历十六年嫁努尔哈赤为妃，生皇子皇太极。其后纳兰家族与皇室的姻戚关系也非常紧密。因而可以说，他的一生注定是富贵荣华，繁花著锦的。也许是造化弄人，纳兰性德偏偏是“虽履盛处丰，抑然不自多。于世无所芬华，若戚戚于富贵而以贫贱为可安者。身在高门广厦，常有山泽鱼鸟之思”。

纳兰性德因生于腊月，小时称冬郎，自幼天资聪颖，读书过目不忘，数岁时即习骑射，17岁入太学读书，为国子监祭酒徐文元赏识，推荐给其兄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徐乾学。纳兰成德18岁参加顺天府乡试，考中举人，19岁 准备参加会试，但因病没能参加殿试。尔后数年中他更发奋研读，并拜徐乾学为师。在名师的指导下，他在两年中，主持编纂了一部1792卷编的儒学汇编—《通志堂经解》，受到皇上的赏识，也为今后发展打下了基础。他又把熟读经史过程中的见闻和学友传述记录整理成文，用三四年时间，编成四卷集《渌水亭杂识》，其中包含历史、地理、天文、历算、佛学、音乐、文学、考证等方面知识。表现出他相当广博的学识基础和各方面的意趣爱好。

张籍（约767～约830），唐代诗人。字文昌，汉族，和州乌江（今安徽和县）人，郡望苏州吴（今江苏苏州）1 。先世移居和州，遂为和州乌江（今安徽和县乌江镇）人。世称“张水部”、“张司业”。张籍的乐府诗与王建齐名，并称“张王乐府”。著名诗篇有《塞下曲》《征妇怨》《采莲曲》《江南曲》。1 《张籍籍贯考辨》认为，韩愈所说的“吴郡张籍”乃谓其郡望，并引《新唐书·张籍传》、《唐诗纪事》舆地纪胜》等史传材料，驳苏州之说而定张籍为乌江人。

生平

　　贞元初，与王建同在魏州学诗,后回和州。贞元十二年(796),孟郊至和州,访张籍。十四年，张籍北游，经孟郊介绍，在汴州认识韩愈。韩愈为汴州进士考官，张籍被荐，次年在长安进士及第。元和元年（806）调补太常寺太祝,与白居易相识，互相切磋，对各自的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张籍为太祝10年，因患目疾,几乎失明,明人称为“穷瞎张太祝”。元和十一年，转国子监助教，目疾初愈。15年后，迁秘书郎。长庆元年(821)，受韩愈荐为国子博士,迁水部员外郎，又迁主客郎中。大和二年(828),迁国子司业。南唐末年张洎收集张籍诗400多首,钱公辅名为《木铎集》12卷。南宋末年汤中以家藏元丰八年写本为主，兼以各本校定,编为《张司业集》8卷,附录1卷，魏峻刊刻于

平江。今传宋蜀刻本唐人集中的《张文昌文集》 4卷,共收诗317首。明嘉靖万历间刻本《唐张司业诗集》8卷,共收诗450多首,《四部丛刊》曾据以影印。1958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以它为底本，并参照现存各本进行校勘删补，编成《张籍诗集》8卷，共收诗480多首。另据《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张籍有《论语注辨》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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