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贈白馬王彪》評析
李景華
曹植一生以公元220年曹丕稱帝為界分為前後兩期。後期共11年，曹植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曹丕及其子明帝曹睿的猜忌和迫害。其間「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三國志》本傳）。曹植在《遷都賦序》一文中說：「余初封平原，轉出臨淄，中命鄄城，遂徙雍丘，改邑浚儀，而末將適於東阿。號則六易，居實三遷，連遇瘠土，衣食不繼。」頻繁地遷徙和變動封爵，說明曹丕對他的極度不信任。而封為藩王，形同囚禁，沒有任何自由。「時法制，待藩國既自峻迫，寮屬皆賈 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本傳）曹植的情況比這更糟。他在《諫取諸國士息表》說：「今部曲皆年耆，臥在床席，非糜不食，眼不能視，氣息裁屬者，凡三十七人。疲瘵風靡、疣盲聾聵者二十三人。」曹植後期實際是在這種軟禁的情況下度過的。他已經失去了人身自由，有的只是憤慨和悲傷，沒有幸福和希望。《贈白馬王彪》一詩形象地反映了曹植後期的生活和感情。
《贈白馬王彪》一詩，最早見於西晉初年陳壽所撰《三國志‧陳思王植傳》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詩前有云：
是時待遇諸侯國法峻。任城王暴薨，諸王既懷友于（按，即「兄弟」之意）之痛。植及白馬王彪還國，欲同路東歸，以敘隔闊之思，而監國使者不聽，植發憤告離而作詩。
此後，梁代蕭統又將此詩收入《文選》，唐人李善為之注，在詩前增有一《序》：
黃初四年五月，白馬王、任城王與余俱朝京師，會節氣。到洛陽，任城王薨。至七月，與白馬王還國。後有司以二王歸藩，道路宜異宿止，意毒恨之。蓋以大別在數日，是用自剖，與王辭焉，憤而成篇。
李善還注稱：「集曰於圈城（按，當即鄄城）作」。可知曹植的文集的詩題是《於圈城作》；今題，當為後人據《序》所改。另據《三國志‧武文世王公傳》載，曹彪於黃初三年為吳王，黃初七年才徙封白馬王，與此《序》不合。後人於此多有考辨，而意見不一。或謂曹彪於黃初四年徙白馬王，上述引之史料略而未載。（黃節，見《曹子建詩注》）當然也有人認為此時當稱曹彪為吳王，（杭世駿《三國志補注》）今不詳述。
《序》的年份，與《三國志》曹植本傳相合。本傳稱：「（黃初）四年，（曹植）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師」。不過，黃初三年，曹植為鄄城（今山東濮縣東）王。鄄城同今在河南滑縣的白馬，魏時同屬兗州東郡，故能同路東歸。黃節認為，曹植在東歸鄄城之後，才徙封雍丘王的。
黃初四年（公元223年），曹植和他的同母之兄任城王曹彰，以及異母之弟白馬王曹彪一道來京師洛陽參加「會節氣」的活動。於此期間，「武藝壯猛，有將領之氣」（《三國志‧任城威王彰傳》）的曹彰突然暴死。據《世說新語‧尤悔》篇記載，曹彰是被曹丕一手毒害的。會節氣過後，諸侯王返回各自的封地。弟兄三人一塊來的，如今回去的卻剩下兩個人，曹植心裡已經非常難過；誰會想到朝廷還派了一名監國使者叫做灌均的人，沿途監視諸王歸藩，並規定諸侯王在路上要分開走，限制他們互相接觸，這樣就使得曹植越發難堪和憤怒。面對曹丕這樣的陰險無情的手段，曹植百感交集，怒火中燒，於是寫出這首傳誦千古的名詩《贈白馬王彪》。
《贈白馬王彪》一詩共分7章，表現了曹植恐怖、悲傷、痛恨和憤怒相互交織的複雜感情，深刻地揭發了統治階級內部的尖銳矛盾。
第1章共10句，寫這次「會節氣」結束之後啟程返回封地的經過和心情。詩人在「承明廬」朝見了魏文帝曹丕之後，將要返回自己的封地鄄城。按曹植於黃初二年（公元221年）改封鄄城侯，次年立為鄄城王。清晨從京都洛陽出發，傍晚經過了首陽山。這前4句都是過程的介紹。接著「伊洛廣且深，欲濟川無梁」則寓有深意。說伊水、洛水既寬廣又幽深，已經感到路途艱難。「欲濟川無梁」竟然說過河無橋，更表明是難以克服的因難。作者瞻望前途，寸步難行。只好從水路「泛舟」，卻又遇見「洪濤」，因而「怨彼東路長」，東歸鄄城還有好長一段路呢！這個「怨」字，豈止怨路，實際還包括怨人，怨曹丕和他的爪牙。「顧瞻戀城闕，引領情內傷」是在旅途的困苦之中回頭再朝京城看了一眼，內心不是懷念曹丕，更不是留戀「會節氣」的活動，而是想到了曹彰在洛陽暴死得不明不白，引起作者的極大悲憤，甚至恐怖，所以在伸著脖子遙望城闕時心情也是悲傷的。
第2章共8句，寫歸途中的困苦。詩人經過寥廓的太谷關，山上的樹木鬱鬱蒼蒼。接上章可知詩人棄舟登岸，走入山谷。不巧「霖雨泥我途，流潦浩縱橫」，連降大雨，道路泥濘不堪，積水縱橫流淌，行路和「泛舟」同樣困難。這裡路途難行，也隱喻處境危險。下文「中途絕無軌」和上文「欲濟川無梁」一樣，還是無路可走，這裡可以體會出曹植身受的痛苦和威脅多麼深重。水上有洪濤，山谷遇大雨，只好改道登上山坡，然而長長的斜坡直入雲天，前面的路程遼遠而又高峻。恰在此時馬又得了玄黃的病。困難加劇，矛盾激化，東行歸藩的路途竟然如此充滿險阻，有如唐詩人李白《行路難》說的那樣：「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隱約說明了曹植人生的道路多麼坎坷不平。
第3章共12句，開始直接抒發內心的悲憤，進入詩的核心部分。在這進退兩難之際，作者還得騎著病馬前進，說明當時詩人已失去自由，只能返回封地，沒有其他選擇。因此「我思鬱以紆」，心中愁悶鬱結。心情愁悶還想些什麼呢？於是提出「親愛在離居」，即和親密的弟弟曹彪不得團聚的問題，點明寫這首詩的直接原因。途中派有監國使者灌均，灌均使他們弟兄「離居」。灌均其人，過去就曾經：「奏植酒醉悖慢，劫脅使者」（《三國志》曹植本傳）。如今曹植想在途中同曹彪互敘兄弟情誼，灌均竟然不准，因此曹植對他恨之人骨。把他比做鴟梟、豺狼、蒼蠅。他們竊據要津，混淆黑白，搬弄是非，挑撥離間，進讒言，說壞話，使得親人之間都疏遠了。這裡當然有難言之隱和違心之論。由於當時的惡劣的政治環境和君臣名份的限制，詩人不能也不敢明目張膽地表露對曹丕的不滿，而只能把滿腔怒火燒向使他們「親愛在離居」的監國使者灌均之流。詩人表面還要回護一下曹丕，好像曹丕對他們本來很好，是「讒巧令親疏」的。「中更不克俱」是說中途才改變主意不讓他們弟兄同行的，似乎說曹丕本來是沒有明確讓他們分路而行的。曹植的這種用心是清清楚楚的，也是可以理解的。詩人受到這幫勢利小人的脅迫，心情沮喪憤慨，一時想要重回京城，但「欲還絕無蹊」，沒有退路，只能拉起 繩在那裡徘徊猶豫。
第4章12句，詩人於路上觸景生情，感物傷懷。曹植在路上徘徊，前途茫茫，但在這裡又有什麼可以留戀的呢？自己不禁發問。原來相思之情是無窮無盡的。「相思」指弟兄之間的關懷，也就是指他對曹彰的悼念和對曹彪的思念。在陷入相思的苦痛之中，又面對著秋風、寒蟬、蕭條的原野和西匿的白日。秋風沒有溫暖，寒蟬發出哀鳴，一派肅殺凄清景色。此外「歸鳥赴喬林，翩翩厲羽翼；孤獸走索群，銜草不遑食」，更引起詩人的無限傷感。歸鳥有林可赴，孤獸有群可歸，鳥獸尚且各自尋求歸宿，然而曹植本人卻無路可走，無家可歸，從而產生人不如物的感觸，這就是「感物傷我懷」。最後只能「撫心長太息」，拍著胸脯長嘆罷了，現實生活，沒有前途和希望。
第5章共14句，表現了曹植對曹彰暴死的哀悼和對人生的感慨。這章接觸到寫這首詩的根本原因。作者深知，嘆息又有什麼用呢？好像上天安排的命運故意和他作對。何以產生這種念頭呢？是由曹彰暴死引起的。哪裡會料想到一母所生的兄弟，一道來到洛陽就突然死去了呢？落得「孤魂翔故域，靈柩寄京師」，曹彰如果死而有知，也會感到孤獨寂寞的。其實這是作者當時的心境。曹彰之死，使曹植感到前途未卜，命運難料，不免產生兔死狐悲的頹喪情緒。曹彰突然間就死去，活著的人身體也漸漸衰弱下來。人生一世，只不過像早晨的露水那樣，太陽出來一照就乾了。而且進入晚年，時光流逝更快得驚人。詩人又自知不如金石長壽，只能嘆息悲傷。我們知道，曹植寫作此詩時年齡不過32歲，正在有為的壯年，然而居然認為「年在桑榆間」，到了人生的暮年，這種反常的心理，是他對個人命運難以把握的反映。「人生如朝露」或「人命若朝霜」，（曹植《送應氏》）為漢代末年士大夫中較為流行的思想。《古詩十九首》就有「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驅車上東門》）的詩句，但較之曹植的憂憤深廣就顯得膚淺得多了。
第6章共12句，詩人以豪言壯語和曹彪互相慰勉。上一章詩表現的是由曹彰之死引起的悲憤，感人肺腑，催人落淚。然而一味沉湎於憂傷之中，於身無益，於事無補。曹植清醒地知道「心悲動我神」，因而毅然「棄置莫復陳」，不能陷入憂傷的深淵而不能自拔。詩人抖擻精神振作起來，用「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的豪言壯語和曹彪共勉。我們相信唐代詩人王勃的「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的名句（《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一定是受了曹植的啟發。情緒的由低沉而變得昂揚，使詩的情調也變得開朗豪邁了。下面「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幬，然後展殷勤。憂思成疾疢，無乃兒女仁」是對曹彪的開導。告訴他，弟兄之間的情誼如果沒有減弱，離得遠了情份反倒會日益親密。為什麼一定要像後漢姜肱那樣，和弟弟常常共被而眠才算表示深情呢？（參看《後漢書‧姜肱傳》）言外之意是說對這次途中沒得同行不要介意。如果因此而得病，那豈不是失掉了大丈夫的氣概而沉溺於兒女之情了！和上文所引的王勃詩中的「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是一個意思。話是這樣說，但詩人還是不能從沉重的憂憤之中完全解脫出來，因此末2句「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情緒又急轉直下，曹彰的暴死以及由此產生的兄弟殘殺的恐怖陰影是永遠不能忘懷和消除的。
最後的第7章共12句，在贈詩惜別的情意之中，表示了詩人對天命的懷疑和對神仙的否定。作者後半生形同囚禁，動輒得咎，生活沒有樂趣，前途沒有希望。經過這次「會節氣」和歸國途中受到的刁難，使他對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和弟兄骨肉之間的權力之爭的殘酷性，有了深刻的認識。以前還認為命運不好，「天命與我違」；如今知道「天命信可疑」了。似乎意識到，他的遭遇，不是上天意志的安排，而是人世鬥爭的產物。至於神仙，更是騙人已久了。漢末建安時期，求仙之風很盛行，曹操的詩有一半是描寫神仙世界的。曹植也有不少遊仙題材的詩。略早於建安產生的《古詩十九首》裡也有「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驅車上東門》）的抒寫。曹植對神仙的虛無有所認識，不能不說是一種覺悟。曹植感到「變故在斯須」，頃刻之間就會發生曹彰暴死的慘劇。那麼，人生百年，誰能把握得了呢！曹丕隨時都可能加害於他，所以他說「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不然，和年青的兄弟分手怎麼會有訣別之感？在這作者看來是生離死別的時刻，只能祝願對方保重身體，並且互相祝福而已。詩人與白馬王曹彪最後灑淚而別。
《贈白馬王彪》一詩，直接反映的是曹植對曹丕手下的鷹犬爪牙的仇恨和憤慨，實際是對其兄曹丕對他們弟兄殘酷迫害的抗議。通過本詩可以加深對封建統治者反動本質的認識，他們對骨肉同胞尚且如此殘忍無情，對廣大人民的壓榨和奴役就可想而知了。
《贈白馬王彪》一詩，是繼屈原《離騷》之後，中國文學史上又一首長篇抒情詩。詩的正文共80句，400字，篇幅之長，結構之巧，感情之深都是在古典文學作品中罕見的。
全詩氣魄宏偉，結構嚴謹。曹彰之死有如一個陰影籠罩全篇，由此構成的悲劇氣氛，在序文和1、5、6、7各章裡都反覆渲染，突出了這一事件的嚴重後果。中間「欲濟川無梁」，「中途絕無軌」，「欲還絕無蹊」的「三無」，把作者走投無路，進退失據，悲憤交加的境遇和心情聯結起來，並使文氣貫通，前後勾連，全詩是一個有機的整體。
結構的渾然一體，和各章之間運用轆轤體有密切的關係。轆轤體即修辭學裡的「頂真格」，它要求行文在段與段或句與句之間用相同的字句相互銜接。古代《詩經》中的《文王》和《既醉》兩篇；樂府詩《平陵東》、《西洲曲》都運用了這種形式。《贈白馬王彪》除第1章和第2章沒有使用轆轤體（《古詩源》把我們分的第1章和第2章視為一章）之外，其餘各章都用了。如第2章的末句是「我馬玄以黃」，第三章的首句就是「玄黃猶能進」；第三章的末句是「攬轡止踟躕」，第四章的首句就是「踟躕亦何留」，下皆仿此。這種手法能夠使結構緊湊、段落分明而又便於人們記憶和傳誦。
抒情的方式也時有變化，有時直抒胸臆，有時卻把抒情和敘事、寫景結合起來。「伊洛廣且深，欲濟川無梁」，「霖雨泥我途，流潦浩縱橫」，看起來是敘事，實際是抒情。第4章借景抒情，情景相生，發人深思，耐人尋味。作者噤若寒蟬，大膽寫了這首詩，不也正像「寒蟬哀鳴」嗎。詩中的寒蟬、歸鳥、孤獸都是詩人自身的寫照。冷落空曠的秋季原野，也是當時詩人所處的政治環境的形象再現。
恰當比喻不僅可以收到強烈的藝術效果，而且免於授人以柄。把監國使者比之為「鴟梟」、「豺狼」和「蒼蠅」，惟妙惟肖，入木三分。
史學家陳壽曾說：「魏世王公，既徒有國土之名，而無社稷之實，又禁止壅隔，同於囹圄；位號靡定，大小歲易；骨肉之恩乖，《常棣》之義廢。為法之弊，一至於此乎！」（《三國志‧武文世王公傳‧評》）讀了《贈白馬王彪》一詩，就會深刻理解這種歷史上統治階級內部鬥爭的複雜性和尖銳性。
清人方東樹在其《昭昧詹言》中評此詩曰：「氣體高峻雄深，直書見事，直書目前，直書胸臆，沈鬱頓挫，淋漓悲壯，與以上諸篇空論泛詠者不同，遂開杜公之宗」（卷2），這是側重詩的風格和表現手法而言的。所謂「空論泛詠者」指上文方氏評論過的曹植的《蝦篇》、《箜篌引》、《怨歌行》、《名都》、《美女》、《白馬》、《遠遊》等。方氏所論，大體近是。杜甫無疑受到過曹植的影響，他說過：「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的話。但說「開杜公之宗」，則言過其實了。
（引自《建安文學述評》，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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