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外阅读]司马迁和班固的编辑思想比较(2)

【课外阅读】司马迁和班固的编辑思想比较

摘要：司马迁和班固不仅是两汉最杰出的史学家，也是很有成就的编辑学家，由于所处时代不同、家庭影响有异、著书体例的差别等原因，其编辑思想也各有特色。在编辑指导思想方面，司马迁注重儒道互补，班固则完全以儒家思想为指针；在著书宗旨方面，司马迁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班固则为了“宣扬汉德”；在写书笔法方面，司马迁基本上秉笔直书，班固则突出地存在为尊者讳的问题。

关键词：司马迁；班固；编辑思想；比较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公元前90)，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班固(公元32—公元92年)，字梦坚，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人。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班固的《汉书》则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司马迁除《史记》外，还著有《报任安书》和《悲士不遇赋》等；班固的著作除《汉书》外，还有《白虎通义》和《东观汉记》等。他们不仅是两汉最杰出的史学家，也是很有成就的编辑学家。学术界对他们史学成就的研究已经相当充分，但对两人编辑思想、尤其是将他们的编辑思想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章还很少见。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编辑思想进行比较研究。

　　

　 　一

　　

　　在编辑指导思想上，司马迁既有道家思想，又有儒家思想；班固则完全以儒家思想作为编撰图书的指导思想。

　　司马迁一生的主要活动大致和汉武帝在位时间相始终，汉武帝虽然接受了董仲舒“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建议，但在当时，儒家思想一时还未在思想领域取得独尊地位，诸子百家学说依然比较活跃，在汉初思想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道家黄老思想仍然有相当大的影响，加上其父司马谈的耳濡目染，生活在这个时期的司马迁，其头脑中既有道家思想，又新接受了儒家思想观念。

　　道家思想崇尚自然，否定天的人格和道德属性，在批判现实，反抗“既成传统”方面有积极作用，司马谈生活在文景到汉武的过渡时期，曾经“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在有名的《论六家要旨》一文中，司马谈对先秦诸子思想进行了总结，我们今天常说的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等就是他率先提出来的。司马谈认为六家各有长短，但他对道家情有独钟，认为“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司马谈的思想深深影响了司马迁，在司马迁编辑指导思想中，道家思想占有很大比重。司马迁不承认自然界能够主宰人类社会的活动，在《悲士不遇赋》中，他说：“无造福先，无触祸始，委之自然，终归一矣”。在《史记》中，司马迁探讨古今王朝兴衰成败的规律，得出的结论是“物极必反”，这正是道家经典著作《老子》所主张的学说，而他在《史记》中表现出来的反叛精神也与道家思想中反对传统的一面相吻合。故班彪认为司马迁“其论述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

　　但是，这并不是说在司马迁编辑指导思想中，儒家思想就没有位置了，相反，由于董仲舒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建议被最高统治者采纳，儒家思想逐渐显赫起来，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司马迁不可能不受此影响，尤其是他曾经以董仲舒为师，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天人感应思想。如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司马迁沿用了董仲舒今文经学神学迷信的说法，什么黄帝“生而神灵”，“有土德之瑞”；帝颛项“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帝喾“生而神灵，自言其明”。在《高祖本纪》中说刘邦是其母和龙交配而生。在《秦楚之际月表》中说西汉的建立“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但司马迁对儒家天人感应的思想并未盲从，在另外一些列传中，他认为天属于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的变化没有内在必然联系，对儒家思想的天道提出疑义，如在《伯夷列传》中，他说：“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余甚惑焉，偿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因此，在《项羽本纪》中，针对项羽把失败原因归于“天”，司马迁驳斥道：“岂不谬哉!”司马迁编辑指导思想以儒道为主，但并非只限于儒道两家，实际上，他继承了父亲司马谈《六家要旨》的学术宗旨，对诸子百家兼容并包，认为它们各有所长，不能偏废，所以，《史记》中为老子、韩非、庄子、申不害、墨子、邹衍等各家代表人物立传，并且辑录了他们的典型思想材料。

　　班固生活在东汉时期，儒家思想经过西汉董仲舒及数代帝王的大力提倡，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班固的祖先在西汉时就是儒学世家，东汉时，班家又成为外戚，“家有赐书”，与皇室关系密切。班固的父亲班彪在刘秀还没有统一全国时，就为刘氏政权寻找理论依据，“乃著《王命论》以救时难”。其中宣扬汉承尧运，天命有归，王者兴衰，非人力所致。《王命论》的目的在于宣传君权神授思想。汉章帝召集群儒在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讨论的结果由班固撰成《白虎通》。所有这些，使班固深受儒家思想薰陶，从而把儒家思想作为编纂书籍的指导思想。

　　在《汉书·叙传》中，班固原文抄录《王命论》，并且开诚布公地宣称自己编纂《汉书》要“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纬《六经》，辍道纲”，即要在书中贯穿儒家思想，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其中的原因正如他在《汉书·礼乐志》中所言：“为国者一朝失礼，则荒乱及之矣。”儒家思想“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者也”。因此，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语中批评《史记》不以圣人和六经作为判断事物的标准，说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汉书》删除了《史记》中具有非儒思想的话语和资料，而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持赞赏态度，称之为“宪章六学，统一圣真”。班固对儒家思想达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

　　《汉书·艺文志》于各类典籍中，首先叙述儒家《六艺》，次叙诸子十家九流之书；十家之中，又首叙儒家，称赞其“于道最为高”，余下的九家，除去小说家外，“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即其他各家不过是儒家经典的附庸罢了。班固评价各家学说优劣的标准也全以儒家思想为取舍，他说道家的最大缺陷在于抛弃了儒家的仁义学说，墨家的缺陷在于“非礼”和不知“别亲疏”，违背了儒家“贵贵贱贱”的原则。

　　在《汉书》中，班固还以儒家思想为标准评价历史人物，如《汉书·古今人表》把上古以降至秦代的人物分为九等，在上上圣人中，班固共列举了14人，除孔子外，其余都是儒家推崇的古代帝王，只有孔子以儒家创始人的身份置身上上圣人之列。孔门弟子有5人列上中仁人，20余人列上下智人，后学子思、孟子、荀子也居上中仁人。先秦

儒家的代表人物都列于上等。列为中上等的有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墨家的创始人墨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和韩非子、兵家代表人物孙膑。庄子则位居中下等。诚如钱大昕在梁玉绳撰《古今人表考》序言中所说，孔子列“于上圣，颜、闵、思、孟于大贤，弟子居上位者三十余人，而老、墨、庄、刘诸家咸置中等”。班固这样做的目的是抬高儒家思想的地位，以“用彰儒学”。

　　自从董仲舒大力宣扬天人感应说以来，这种唯心学说便成为两汉儒学的中心内容，所以，汉朝的儒家思想是以儒家经典为形式，以阴阳灾异说与谶纬神学为内容的儒学。班固在《白虎通》中把天人感应、阴阳五行与现实政治的结合发挥到极致。在《汉书》中，班固大肆宣扬天人感应，说儒家经典都是为了阐述天人感应而作的，《汉书-五行志》记载：“昔殷道驰，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灿然著矣”。又如在传记部分，班固不惜篇幅记载传主附会阴阳灾异的对策、谏言，并且为推崇阴阳灾异的大师立传，最突出的是把董仲舒从《史记·儒林列传》中析出，特立《董仲舒传》。和《史记》记载的董仲舒事迹相比较，《汉书·董仲舒传》的内容主要是全文收录了董仲舒的《贤良对策》《天人三策》等文献，把董仲舒的理论视为儒学正宗，说：“汉兴，乘秦灭学之后，景、孝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赞誉董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刘向事迹虽然附在《楚元王传》中，但是该传记实际上以刘向为主，传中主要记载了刘向四次上疏言阴阳灾异的内容，将刘向以灾异附会人事写得神乎其神，还称赞他的言论“有补于世”。

　　《汉书》中的表、志序言，纪、传赞语，多引经义，尤以引用《论语》为最多。时人仲长统说《汉书》“宗经矩圣”，可谓一语中的。

　　班固把儒家思想作为编纂史书的指导思想，影响很大，在《汉书》出现后，中国古代书籍、特别是纪传体正史的撰写，大都沿袭了这一做法，并且逐渐形成一种传统。

　　

　 　二

　　

　　在著书宗旨方面，司马迁和班固差别比较明显。司马迁撰写《史记》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班固著《汉书》则是为了“宣扬汉德”。

　　“究天人之际”就是研究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关系。先秦思想界，对“天人关系”的探讨是一个重要命题。司马迁祖先研究天文，是天文世家，他本人对天文学也很有造诣，这使他能够剔除自己思想中的迷信成份，把天视为一种客观存在，把天的运动看成自然界变化的一种现象，而不是人间吉凶的所谓先兆。司马迁认为人类社会的活动必须顺应自然规律，在《太史公自序》中，他说：“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通古今之变”，就是探求古往今来历史变化原因和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规律。《史记》记载了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到西汉武帝太初年间共约3000年的历史，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说：“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即他的《史记》记述了上起轩辕黄帝，下至汉武大帝时期的历史。这种通史体例，有利于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司马迁强调“通变”二字，说：“天人之际，承敝通变”，“略协古今之变”，“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在《史记》中，司马迁重视纵贯古今，企图从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探求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如《天官书》中说：“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则天官备矣”。《平准书》说：“物盛而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始终之变也”，“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司马迁在《史记》中，设立“十表”和“八书”，就是通变思想在编纂工作中的运用，在谈到作“八书”的目的时，他说：“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如在《礼书》中，司马迁对礼的起源和古今变化做了详细的考察。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目的是“见盛观衰”、“述往事，思来者”，提醒汉朝统治者不要沉醉于“盛世”，而应该透过繁荣的表象，发现潜在的巨大危机，防患于未然。

　　班固著书宗旨在《汉书·叙传》有明确表述：“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记、表、志、传，凡百篇”。班固撰写《汉书》的宗旨是为了“宣扬汉德”。

　　班固生活的时代，正值东汉王朝处于鼎盛时期，但是，新的危机也在酝酿之中，东汉统治者需要祭起西汉祖宗亡灵维系人心，宣传大汉功德，以推行封建正统思想，强化封建秩序，避免“贼臣篡汉”的悲剧再演和农民起义再现。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和最高统治者器重的班固自觉地担负起了“宣汉”的任务。

　　首先，班固创立了适合记载一朝历史的编撰体例。司马迁把刘邦等西汉帝王“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对此，班固是不满意的，根据《太平御览》卷603《史传》引佚名《后汉书》记载，班固认为“大汉当可独立一史。”只有这样，才能突出汉代的历史地位，为此，班固创立了纪传体断代史的编撰体例，这种体例十分适合对一朝历史的撰述，便于宣扬大汉王朝的功德。

　　其次，班固以封建正统思想宣扬刘汉政权的尊贵和合理性。班固在其父班彪《王命论》基础上，编造了一个刘汉政权源自神授的理论体系，在《高帝纪》中，他杜撰了一个从唐虞夏商周、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际的刘氏世系，并断言，“由是推之，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说明刘汉政权建立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有尊贵的世系，得到上天的保佑。在《典引篇》中，班固宣扬正闰说，说刘汉是尧的后代，尧把帝位传给股肱之臣，即传给虞、夏、商、周。周朝以后，“天乃归功元首，将授汉刘”。进而推出“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荣镜宇宙，尊无与抗”。认为刘汉功德无与伦比，足以让历代帝王为臣子，从而把西汉政权抬高到了吓人的地步。既然汉朝源自神授，那么，凡是篡汉的人都是非法的，应该大加挞伐，所以，班固斥责王莽“肆其奸慝，以成篡盗之祸”，“奋其威诈，滔天虐民，穷凶极恶，流毒诸夏”。

　　再次，为了宣扬汉朝帝王的功德，班固还不顾历史事实，对西汉帝王极尽歌颂之能事。惠帝在位仅仅7年，且行为受制于吕后，乏善可陈，但班固仍然从儒家仁德立场出发，称赞惠帝是位宽仁之君，“内修亲亲，外礼宰相，优宠齐悼、赵隐，恩敬笃矣。闻叔孙通之谏则惧然，纳曹相国之对而心

悦，可谓宽仁之主。”“文景之治”是黄老政治的结果，班固却站在儒家的立场上，称赞文帝“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仪，断狱数百，几致刑错，呜呼，仁哉!”对汉武帝，班固更是盛赞不已，说：“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彰《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然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实际上，汉武帝独尊儒术主要在文化和制度层面，班固却说汉武帝以儒家礼制治理国家。东汉时期，统治者极力推崇儒家思想，班固宣扬西汉帝王如何仁义、如何实行德政，并且取得卓越的成效，目的是为了迎合东汉统治者的需要。

　　

　　 三

　　

　　在笔法方面，司马迁秉笔直书，实录历史；班固则较为逊色，存在为尊者讳的问题。

　　秉笔直书，客观地反映历史，是中国古代编辑学家的优良传统，但由于种种原因，曲笔现象也相当多，刘知几在《史通·曲笔》中说：“史之不直，代有其书。”判断一个编辑家是否秉笔直书，不仅要看其能否正面记载历史，更为主要的是看他能否敢于揭露阴暗面、特别是敢于批判当朝统治者的弊政。司马迁反对“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主张写史求真求实，他的《史记》就有实录之美誉。杨雄在《法言·重黎篇》中说：“太史迁，曰实录”。班固也说《史记》“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司马迁“于《封禅》《平准》等书，《匈奴》《大宛》等传，直笔无隐。”班固的《汉书》，则多遭后人讥评，如西晋傅玄说班固“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抑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非良史也”。傅玄对班固的指责并非准确，但说他“饰主阙”，为尊者讳则是正确的。

　　司马迁对刘邦的劣迹能够大胆直书，如他记载刘邦做泗水亭长时，“好酒及色”；在彭城被项羽打败后，为了自己逃命，甚至数次把亲生子女推下战车；当“诸客冠儒冠来”时，竟然“解其冠，溲溺其中”，等等，没有给刘邦留丝毫的面子。班固笔下的刘邦，形象则“高大”地多了，为了说明刘邦是个非凡人物，班固把《史记·项羽本纪》记载的彭城之战、陈平间楚、彭越韩信垓下会兵等，足以表现刘邦大智大勇的事件，全部挪到《汉书·高帝纪》中，而对《史记》中有损刘邦形象的记载，则尽量加以删减润饰，如历史上著名的鸿门宴一事，司马迁记载得十分详细，把项羽、刘邦等主角人物描写得惟妙惟肖，对刘邦的恐惧心情叙述得很细致，班固认为这样记载有损于刘邦的帝王威仪，于是，在《汉书》中，他将“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反映刘邦座次卑微的文字删掉。

　　《史记》为吕后立纪而不为惠帝立纪，是因为惠帝“日饮，为淫乐，不听政”，朝中大权掌握在吕后手中、政令出自吕后的缘故。班固则不仅为惠帝立纪，并且称赞惠帝“内修亲亲，外礼宰相”，是“宽仁之主”。

　　对当朝最高统治者汉武帝，司马迁基本上能够秉笔直书，既如实叙述汉武帝时期的繁荣景象，又据实对其好大喜功进行批判。在《平准书》和《酷吏列传》中，司马迁揭露了汉武帝的贪婪与暴力，对汉武帝任用的理财大臣桑弘羊、酷吏张汤，都给予了批判，如说桑弘羊“徒怀诈饰智以阿人主取容”，张汤“智足以拒谏，诈足以饰非…非肯正为天下言，专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毁之；主意所欲，因而誉之。好兴事，舞文法，内怀诈以御主心，外挟贼吏以为重”。

　　班固在《汉书》中虽然指出了汉武帝时的弊端，“及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频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罔寝密”。但同时又大量记载了汉武帝免租赋、赐帛、赐粟赈贷的诏书，以减轻汉武帝的罪责。

　　西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对思想领域的控制尚不严密，诸子百家还比较活跃；统治者还没有充分注意到修史的重要性，较少干预修史活动等，这是司马迁能够做到实录的重要原因。

　　班固的实录精神不及司马迁深刻、尖锐，主要是因为他撰写《汉书》的宗旨就是为了宣传汉朝的“功德”，另外与其所处的时代也有密切关系。东汉明帝时，儒家思想已经确立为社会的主流思想，同时，国家加强了对修史工作的干预，班固在家修史之事被人告以“私作国史”而获罪下狱。汉明帝命令班固续写《汉书》，把《汉书》的撰写置于朝廷控制之下，还曾对班固说：“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对司马迁的著书态度提出批评，实际上是告诫班固不要也因为自己曾经身陷囹圄而“贬损当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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