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身边地廉政小故事

发生在身边的廉政小故事

一、王宗璞的故事

那天，我和科里的几个干警到街道搞预防职务犯罪宣传。我们刚把宣传画挂上，就来了不少参观的群众，大家指指点点议论纷纷，很是热闹。我们为自己的宣传活动能达到这样好的效果而高兴。

　　不一会儿，母亲来了，她提着一个空菜篮子，仔细地观看着每一幅宣传画，眉头紧锁，神色凝重。转眼中午快到了，前来观展、咨询的人几乎走完了，母亲还没有要走的意思。我提醒她该回家做饭了，母亲看了我一眼，极不情愿地走了。看着母亲那略显蹒跚的背影，我知道母亲总是以我的工作为荣，她把支持我的工作当做最大的乐事。

　　晚上回到家，母亲问我要白天的宣传画，我没有多想，就把剩下的都给了她。母亲很高兴，把宣传画挂在了她卧室的墙上。但是从那天以后，我明显地感觉到母亲和以前不一样了，变得忧心忡忡，满腹心事。我问她，她只是说：“你要好好干工作！”

　　今年2月，院里进行人事调整，我被安排到反贪局担任副局长。因为工作忙，我就更少过问母亲的事了。上星期的一天夜里，已经凌晨1点多钟了，我在单位加完班回家，竟然发现在外地工作久不回家的弟弟睡在院外的水泥台阶上，我赶忙叫醒他，问他为什么不回家睡觉。弟弟委屈地说：“我嗓子都喊破了，就是没人开门。明明听见咱妈的说话声，可她就是不开门；打你的手机关机，家里也没人接，咱家到底出啥事了？”我说：“没出什么事呀！你嫂子回娘家了，你侄女住校晚上不回来，可是妈在家呀。”

　　正说话间，母亲起来了，看到她的小儿子在外面受冻，心疼得不得了。我问母亲：“你没有听见有人叫门吗？”母亲说：“咋听不到呢？可我以为，那是想找你办事的人趁晚上送礼来了，我哪里敢开门，谁想到是他小子呢！”弟弟说：“哥哥才多大的官呀，犯得着这样草木皆兵吗？”母亲恼了，瞪着弟弟，提高了嗓门说：“官小就可以随便接受人家的东西吗？你没看多少人都是先收小礼，收着收着胆子就大了，最后就敢收大礼了，贪污贿赂就是这样弄起来的。我可不想为了贪图人家一点点东西，叫我的娃去蹲监狱。”

　　母亲这话讲得怪有水平，我觉得很耳熟，可一时想不起在哪里听过。弟弟见母亲生气了，虽然没有反驳，却露出很不以为然的样子。母亲更加气恼了，她指着弟弟说：“你娃这思想就很危险，需要好好学习学习。”母亲把“学习”两个字咬得很重，她又说：“我看你哥他们单位搞的预防职务犯罪宣传就很好，你也要好好学学，懂得当官的要清清白白做人，踏踏实实办事，要把手中的权力用在正路上，多为老百姓办点好事，不能去干那些昧良心的坏事，省得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

这些话从已经65岁且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母亲口里说出来，真让人吃惊不小，我终于知道了母亲的良苦用心。原来母亲看预防职务犯罪宣传画展除了是在支持我的工作，她自己也在学习。不仅如此，她还把这些教材搬回了家，从那些鲜活的案例中、从那些犯罪分子的母亲及家人的眼泪中受到了最大的教育——那就是千方百计要教育自己的子女做一个遵守法纪的人，做一个有良心的人，做一个清白的人。

母亲临睡前又把我拉到跟前，像下了很大决心似的对我说：“其实我最担心的是你，你干反贪工作，求你的人一定多，你可要好好干。咱们一家人平平安安比什么都好，钱财是身外之物，挣得够花就行了，可不要为了钱毁了自己，毁了一家人。”

母亲的话让我落泪，我父亲去世早，母亲辛辛苦苦拉扯我和弟弟长大，她老人家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我们能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地活着。以前我总没有把她的话当回事，可是现在我明白了母亲为什么经常紧锁眉头，为什么在我担任了反贪局副局长后总是旁敲侧击地告诉我要好好工作，为什么总是天不黑就把院门关上……

我是搞反贪工作的，预防职务犯罪的话我也经常对周围的群众讲，对各部门、企业的领导干部们讲，对企业职工、农村干部甚至对犯罪嫌疑人讲，可唯独没有对自己讲过，母亲给我补上了这堂课。她使我意识到，应该接受廉政教育、把廉政警钟自始至终敲到最后的，除了领导干部，还包括我们这些搞廉政工作的人。

孔繁森的故事

新时期共产党员的楷模孔繁森，更是一位一尘不染两袖清风的好干部。这位模干部收留了三个震灾中认识的孤儿。由于生活拮据，他到血库要求献血。在外人眼里，一个共产党的中高级干部生活如此清贫真难以想象。1993年，妻子到探亲，去的路费由自己筹措。由于看病，妻子将返程的路费花光，只好向孔繁森要钱，他东挪西借才勉强凑了500元，而回程机票当时是每个人800元。妻子不忍心让丈夫为难，就自己找熟人借了一些。回到后，他妻子去看上大学的女儿，女儿一见面就对妈妈说：“学校让交学杂费，我写信给爸爸，爸爸让我跟您要。”他妻子一听，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自己身上剩下的钱，连回家乡聊城的车票还不够，哪里还有钱给女儿交学费！孔繁森把工资中的相当大一部分用于帮助有困难的群众，平时根本就没有攒下几个钱。他给群众买药，扶贫济困时出手大方，少则百十元钱，多则上千元。他因车祸牺牲后，人们在他的遗体上找到的现金只有8元6角，在场的每个人都流了泪。

怀念我的战友毛岸英：从来不以毛主席的儿子自居

南起

“毛主席的儿子也得抗美援朝”

1950年10月19日，我跟随德怀司令员，开赴朝鲜战场。志愿军总部最初设在朝鲜北部山区的大榆洞，居住条件十分简陋。大榆洞有一个废弃的金矿，矿洞口不远处，一栋两间的简易房，是德怀的办公室，总在那儿吃住和办公。离此不远处是一栋三间的房子。中间的大房间是大通铺，十五六个参谋住；两头各隔开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间：东头是作战处的处长丁甘如和副处长迪住；西头是我和毛岸英住。我住这个房间本来是不够条件的，但由于毛岸英是俄语翻译，我是朝语翻译，两个人住一起，工作起来方便一点。就这样，我升格了。

毛岸英是1950年10月22日晚上入朝的。他先住进去，第二天我才搬进岸英同志的房间。这是一个13平方米的小住处，放着两行军床，有火车硬卧那么宽。我发现里面已经住了一个人。他身材比我高一点，大概一米七八左右，挺魁梧，长得也帅。我俩年龄相仿，都是20多岁，但是他看起来举止庄重，显得很成熟。因为是初次见面，我就先介绍了一下自己，然后问他：“您贵姓啊？”他看了我一眼，说“我姓毛”，也没说叫什么。我说：“跟你住一个屋我很高兴，希望你能帮助我。”我先把自己的经历说了一下：我是干什么的，怎么来的，等等。然后他说：“不瞒你说，我叫毛岸英。”那个时候也没电视，我从广播里听到过这个名字，觉得耳熟，但也不敢乱猜。他看我愣住了，就说：“我就是毛主席的儿子。”我很惊讶，他又说：“毛主席的儿子也得抗美援朝啊。抗美援朝，每个中国人都有一份责任，毛主席的儿子也不能例外！”我听他说得很到位，起点也挺高，心里很佩服。我俩就这样认识了。从那天到11月24日上午10点多钟毛岸英牺牲，我俩共相处31天。

毛岸英与妻子思齐

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的身份是德怀办公室的秘书兼俄语翻译。虽然是德怀的秘书，但并不参与作战。另外，俄语翻译的工作也并不是很多。毛岸英经历十分丰富。他从小吃苦，8岁的时候就随母亲开慧一起入狱。开慧牺牲后，他在过了几年流浪的生活。后来又被送到联学习。联卫国战争时期，毛岸英主动要求上战场，他曾在一支坦克部队中担任连队的政治副连长（相当于指导员），随大部队一起进攻柏林。联卫国战争结束后，毛岸英回到中国，毛主席又让他去当了两年农民。全国解放以后，他又下工厂当工人。那个时候，中国实行向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毛岸英是联的大学毕业的，又当过兵，回国后当干部足够资格。可他入朝前只不过是一个总支书记。我小学毕业，他大学毕业；我入朝时才革命5年，他从小就革命；我23岁，他比我大5岁。我当时已经是县团级干部待遇了，可他跟我一样，也是县团级干部待遇。

毛岸英在政治上很成熟。他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第一个“志愿兵”。我们这些首批参加志愿军的，都是组织决定、个人服从。在当时，对个人而言，到朝鲜意味着可能死亡。可毛岸英不一样，没有任何人、任何组织要求他、动员他，而是自己主动找到德怀，请求参加抗美援朝战争，这得到了他的父亲支持。按照他的话说：“毛主席的儿子也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是全民族的任务，不能因为是毛主席的儿子就例外。”

跟他住一起的时候，我发现，毛岸英的上衣口袋中总是装着一女同志的照片，空闲时他就会拿出来看上几眼，晚上睡觉前更是小心翼翼地将照片放在枕头旁边。我不知道他已经结婚，就问道：“是你的对象吧？”

毛岸英非常自豪地说：“不是对象，是老婆。”说着，把照片递给我，“看看，怎么样，漂亮吧？”

此时我才知道毛岸英是新婚燕尔。他的妻子叫思齐。毛岸英每次谈到自己的新婚妻子，总是眉飞色舞。我看得出来，他俩感情很深。后来我才知道，毛岸英入朝前夕，思齐正在医院住院。他没告诉妻子自己要到朝鲜去，只说“我这次出门时间长一点”。入朝后，虽然志愿军司令部和国的电报往来不断，国来人也不少，可他一直没给她写信。他感到，不告诉她不好；告诉她，又怕她担心。他还说：“父亲常说：战争时期，儿女情长，会误大事的。”

从来不以毛主席的儿子自居

在日常生活中，毛岸英非常平易近人，一点儿架子没有。他说：“如果大家都知道我是毛主席的儿子，就会敬而远之，那我就没办法跟大家接触；我对自己的身份，就能跟群众打成一片。”尽管德怀司令员对毛岸英非常关心，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他，可毛岸英本人却一直把自己看做志愿军总部普通的工作人员，跟大家的关系非常融洽。

他的组织观念也很强。虽然留过学，又有特殊的身份，可他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从来不以毛主席的儿子自居。该自己管的事情一丝不苟，不该自己管的事情从来不指手画脚。

有件小事给我的印象很深。我们俩都是团职干部，按照规定，两名团职干部有一位公务员负责日常勤务。派给我们的公务员才18岁，刚参军不久，他负责给我们打洗脸水、烧开水、扫地等。当时我们的驻地在山上，要到山下取水，小战士走一个来回要一个小时。山

路崎岖，遇到飞机的话就更加危险。毛岸英看他来回跑很累，而且担心他的安全，就跟我商量说：“咱们节约用水吧。让他一天只打一桶水，不要两桶了。”于是，我们早晨洗脸、白天喝水、晚上洗脚，都用这一桶水。一茶缸水，都想象不出他是怎么用的：先用三分之一左右的水刷牙；剩下的多半缸，先喝进去，不咽下，再往外吐，一边吐一边洗脸。这样，一缸水，刷牙洗脸都有了。虽然这是一个极小的动作，却令人非常感动。

大 傻

马小贵

他从小就是孤儿，人老实本分，认识他的人都叫他“大傻”。由于没钱，又太憨厚，快四十了，大傻仍未成家。

几年前，大傻到一个林场做临时工，他的工作就是买菜做饭，负责打扫办公楼的卫生。这个林场的场长看中的就是大傻的“傻”。因为他老实，不会说谎，做事踏实，所以请大傻来做饭让人放心，伙食费不会被贪污，而且全场干部职工也不会有意见。

大傻在林场一干就是5年。在这5年时间里，大傻从来没有贪过林场的一分钱伙食费，他始终保持着淳朴的本质。对他来说，能够到

林场做临时工已经是最大的知足了。每个月林场都要派大傻去一趟县城，采购米、油等大宗物品。因为林场在山区，远离县城，大傻每

次去采购物品，都是天不亮就起床，走山路到车站搭最早的一班车，采购完了又急匆匆地赶回来做午饭，每次都是忙得连早饭都顾不上

吃。按说这是出差办公事，大傻完全可以用公款吃早餐，然而，憨厚的大傻认为林场领导没有告诉他可以用公款吃早餐，所以他不敢吃

，每次都是饿着肚子回来。因为这事，大家都笑话大傻傻得无药可救了。场长听说这件事后，特意每个月给大傻加了3元早餐费。

有一天，大傻在打扫办公楼的卫生时，正巧碰到场长整理办公室，他扔出来一大堆纸箱，让大傻拿去扔掉。大傻觉得扔了可惜，

就把这些纸箱捆在一起拿回了自己的房间。晚上没事的时候，大傻准备把这些纸箱整理一下，再拿出去卖钱时，无意中从纸箱里捡到一

个用报纸包着的东西。他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沓100元一的人民币，他数了数，一共有2万元。大傻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他赶紧向

场长汇报，并把钱交给了场长。场长看着大傻送回来的钱，惊出了一身冷汗，他一再叮嘱大傻，不要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

后来，场长荣升为县林业局副局长。可是，他当副局长没多长时间，就因涉嫌受贿罪被检察院立案侦查，不久后被法院以受贿罪

判了刑。副局长在监狱服刑半年后，大傻想起了一直对自己很照顾的副局长。他怀着感恩的心，买了一些东西到监狱去看望副局

长。看到憨厚的大傻，副局长流泪了。

大傻看过副局长后不久，收到一封从监狱写来的信，是副局长写给他的，信里除了感大傻去监狱看望他，还讲起了那次大傻从旧纸箱中翻出来的2万元钱。原来，那笔钱是副局长第一次收受木材老板的贿赂。当大傻把钱交还给他时，他曾担心大傻会说出去，于是想把钱退回去。可是想来想去，他认为大傻没有那么聪明，而且大傻非常淳朴，他不让说的事大傻肯定不会对外人说。于是，他心安理得地把这笔钱留下了。再后来，由于有了第一次，他的贪欲越来越大，收的钱也越来越多，以至于不能自拔，直到把自己送进了监狱。信的最后，副局长是这样写的:“失去自由的时候才知道，钱财真的一点儿都不重要，最重要的还是自由。如果能够重获自由，我愿和你一起，做一个无欲无求的‘傻子’。”

一车水果

耿宝文

堂弟初中毕业后到南方打了几年工，本想着那儿遍地是黄金，结果未如所愿，每天累得半死又挣不了几个钱，于是决定改行。前不久，堂弟来到我所工作的城市谋生，经过考察，在农贸市场租了个摊位，又买了一辆三轮车，干起了贩卖水果的营生，每天凌晨三四点钟就起床，然后急颠颠地赶往水果批发市场进货，回来后翘首苦捱，往往天黑才收摊，辛苦自不待言。

那天上午，我正在办公室赶写一份材料，一阵急促的铃声传来了堂弟语无伦次的声音:“大哥，我从水果批发市场进货回来，正走着，根本没叫卖，城管硬说我是占道经营，非常野蛮地没收了我的三轮车，你快过来看看吧!”啊，竟有这事?要知道那可是堂弟谋生的资本呀!我问清堂弟所在的位置后，便心急火燎地赶过去。到了那儿，堂弟正沮丧地坐在马路边，一脸的愤然和无奈。我安慰他说，让我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把车要回来。经过多方联系，我的一位在政府部门做事的大学同学非常爽快地答应帮忙，并让我到市城管队等他。我一听，哪敢怠慢，拉上堂弟边打听边往市城管队赶。正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原来是大学同学打来的，他已在城管队一负责人办公室等待多时。我和堂弟赶到那儿，简单说明了一下情况。那位负责人听了，打着哈哈，说着“误会误会”的客套话，便领我们来到了罚没物品集散地。那儿可真够壮观呀，各种自行车、三轮车、人力车等杂乱无章地堆得俨然成了小山。“看看哪辆车是你的，尽管推走就是了。”那位负责人大度地说。堂弟的车是新的，一眼就看到了，只是上面空空如也。涉世不深的堂弟还想问那车水果的事，被我用眼神制止了。

在回家的路上，堂弟不解地问:“那车水果是我刚批发的，咋一转眼就不见了呢?”我安慰他说:“权当送礼了，最起码要回了车，

没血本无归就好。”

“账房先生”

储成剑

我是一名纪检监察干部，没想到，前段时间我居然当了一回“账房先生”。

去年冬天，我们单位“一把手”的父亲去世了。老人家曾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厅级干部，他临终时交代子女丧事从简。但作为一位在

省、市、县工作多年的老干部，无疑会有很多人前来吊唁。吊唁者众多，接待倒不是问题，问题是吊唁者送来的“人情礼金”如何妥善

处置，这实在让领导头痛。如果在吊唁时拒收推辞，人来人往的，不仅耗费精力，而且容易忙中出乱。思来想去，我们领导把目光落在

我这个纪检干部身上。他说:“就辛苦你了，你来做‘账房先生’吧，不管采取什么方式，所有‘人情’务必‘完璧归’。”

接到任务，我的心里七上八下的。一方面，我由衷地敬佩领导，作为一名县处级领导干部，他在操办父亲丧事中严格把握廉政规定

，而这也完全代表了逝者生前的愿望，另一方面，我又十分不安，不必说我从来没干过“账房先生”的差事，就我知道的地方习俗而言

，“账房先生”应当是由那些“权威人士”来做的。我一个年轻的纪检干部，能够担当得起吗?但领导的嘱托不容置疑，我也就恭敬不

如从命，带领几个人像模像样地“履职上岗”了。

账房就设在安息堂里。尽管逝者家属对老人去世的消息封锁得很紧，可前来吊唁的人还是络绎不绝。作为“账房先生”，我和几位

帮忙的人真是忙得不可开交——吊唁的宾客到了，我们赶紧递烟致，所有的“人情”一律登记入册，然后原封不动地装入一个大信封

，并标上来宾后暂予收存。与此同时，我们还代表逝者家属向宾客们送上表示答的长寿碗等“回礼”。

老人家的遗体火化之后，我们连夜将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情”整理归类，并草拟了一封感信。感信的大意容是，心意收到， “人情”璧还，敬请理解。第二天，我们马不停蹄地带着感信和一个包装着“人情”的大信封，分赴各处，逐一退还。做完这一切，我这个“账房先生”也就算履职完毕了。连日来，虽然忙忙碌碌，但我的心一直被一种感动与自豪所充盈着。我感动于人们对老人的崇敬与怀念，更为我们有一个自律的好领导而自豪。

家 风

申相宏

唐家正在副局长位置上一干就是十年，论资历、论能力他早该扶正了，和他一起提拔的大多早已做了局长。一些朋友也劝他“跑一跑”，可他仅是笑呵呵地答应着，没有任何行动。这次调整干部，他凭借过硬的工作能力，终于被提拔为局长。

趁着星期天，两个月没回老家的唐家正决定带着妻子和儿子回去一趟。为了表示孝心，他还特意买了一条软云烟和两瓶汾酒。唐家正的老家在农村，是个离县城较远的小山村。唐家正每次回家，看着有些破旧但干净整洁的小院，都会有一股暖流从心底油然而生。长时间的分离，一家人见面格外亲热。唐家正看着父母脸上的笑容和他们还算健康的身子骨，感觉心安了好多。

不知不觉到了中午，妻子起身进了厨房，帮母亲做饭。儿子专心地看起了电视。光他们爷儿俩的时候，唐家正注意到父亲的神色渐

渐地凝重起来，手里捻着他刚才递的香烟久久没有点燃。看到父亲这个样子，唐家正的心骤然紧起来，他从小就怵父亲，这种心结一直延续到现在。父亲虽是一个农民，但身上与生俱来一种刚正之气。父亲的为人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他刚正不阿的工作特性与父亲的这种秉性有很大关系。

过了一会儿，父亲开口说话了:“家正，你现在当局长了，按老话说是掌了印把子了。我和你妈都为你高兴，可今天爹要给你泼点冷水，咱可千万不能干乱纪的事啊!”父亲的话让唐家正一头雾水，他本能地反问了一句:“爹，我怎么乱纪了?”父亲举起手中的香烟，说:“你现在都抽上这么好的烟了?你一个月多少工资，抽得起这样的烟吗?要是公务应酬，那是工作需要，爹不反对。要是公私不分，那不是乱纪又是什么?你给我带的好烟好酒表示的是儿子对老子的一片心意。要是你自己花钱买的，爹接受。要是占公家便宜，爹还能心安理得地吃喝下去吗?还有，你在门口停放的小汽车，今天你回来看我和你妈，肯定不是办公务，这不是以权谋私又是什么?”

父亲的话像鞭子一样猛烈地抽打着唐家正的心，他对父亲说:“烟和酒是我买来孝敬您的。用单位的车不算什么，现在大家都这样

……”。“人家行，你不行，这是家风!”没等他把话说完，父亲就打断了他的话，“别人怎么做爹管不了，可咱们老唐家这样做绝对不行!咱们老唐家祖祖辈辈靠勤俭过日子，对别人宽，对自己严，识大体，讲正理，从没出过一个让人戳脊梁骨的子弟。咱家虽没出过什么大官，可活得本分、实在。你爹我在村上管了一辈子事，别的没落下就落了个好名声……”

在回县城的路上，唐家正的脑海里不时地浮现着父亲那语重心长的教诲:“公与私是相对的，根本没法兼顾，要讲公就不能为私，要谋私就肯定要损公。你是掌印把子的人，大家都在看着你，你只有不贪不占，处事公道，大家才会尊重你，你说话才管用……我和你妈都老了，没有什么大的期盼，就盼着你们平平安安，希望你把咱们老唐家的良好家风传下去……”想着想着，唐家正的心渐渐敞亮起来，前面的路也变得宽阔平坦了许多，他的目光更加坚定了……

摆 平

佩学

从公司老总办公室出来，我才发现手心都沁出了汗。这回，老总下了死命令:“这单生意竞标拿不下来，你走人!”

5A4纸的技术协议，我从头到尾字斟句酌，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半尺高的报价单，型号、数字、材料……逐一核实，就是几元几角的差错，都弄出个子午卯酉。两天三夜，标书出炉，自以为天衣无缝、无懈可击。

标书完成的那天下午，一直在做生意的同学打来，照例是先忽悠一通，然后就开始说事儿，拐弯抹角，我一下子就听出了同学

的弦外之音。啥?借我的标书看看?同学略带商量的口吻说:“也就是参考参考，最多是借鉴借鉴，决不会对你们公司竞标有啥影响的。再说啦，对你来说，这是公司的事儿，又不像我，纯粹是自己的事儿。”耐不住同学三番五次的纠缠，我转念一想，就他那小打小闹的公司咋能同我们公司拥有的雄厚实力相提并论?于是，我决定把标书样本拿给他看看。当然，拿给同学的标书样本也是我们公司前几年使用过的标书，同我刚准备好的标书简直天壤之别。

竞标那天，同学也来参加，让我很惊讶。三轮下来，同学的公司竟然是我们公司唯一的竞争对手。开标后，同学的公司成为最后的赢家。

我们公司老总没有把我扫地出门，而是微笑着拍拍我的肩膀说:“不是你的错，人家的公司就是有实力!”面对老总的宽容，我无限愧疚，后悔不该把标书样本借给同学看。

前不久，和同学吃饭时，同学看出了我的痛苦。“你们公司没有中标，其实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原因更不在标书上，而是在……”同学欲言又止，故弄玄虚。

半醉的同学看我不相信，就从随身的皮包里拿出一折叠的A4纸给我看。打开A4纸，“竞标费用明细表”中，密密麻麻的数字错落

有致地排列在表格里。还没等我细看，同学粗大的手指戳在“编撰标书”项目上，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表格里清晰标着费用“10

万元”。无意间，我又在“标书编撰人”一栏里，看到了我熟悉的签字，虽然不是我熟悉的名字。

半米

林武

我第一次去看守所，是和科长一起去提审。对于看守所，我的心中充满新奇，但多少也有些紧。一进看守所的大铁门，庄严和肃穆的感觉便扑面而来。交提押票、验工作证、签名，办完手续后，我们被带到了第二道铁门边，这里便是关押区。抬头望去，四周都是高墙，高墙上还拉着铁丝网，四个角上有四个岗哨，都有武警荷枪实弹来回巡视。刺得人睁不开眼，我感到一阵眩晕。顺着看守所高墙，高墙上还拉着铁丝网，四个角上有四个岗哨，都有武警荷枪实弹来回巡视。刺得人睁不开眼，我感到一阵眩晕。顺着看守所干警的指引，我们来到了提审室，我的心情越发压抑起来。

我们提审的人我以前就认识，他曾经是一个受人尊敬的领导，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是一念之差让他失去了这一切。我们提审的时候，他不停地自责着。他说:“以前不知道自由是什么，也许是太自由了，失去了才知道它的宝贵啊!”现在的他，每天除了上午有一个小时的户外活动时间，其余的时间都要在十几平方米的号房里度过。每到午后，从窗户里透过的一缕照在窗户下方的一片空地上，只有半米见方，这是他的最爱。他总是搬个凳子坐在那里，贪婪地享受着的沐浴，虽然只有半米，虽然稍纵即逝。

听着他的诉说，我挺心酸的，这与我印象中的他早已判若两人。曾经的他锦衣玉食、挥金如土，西装革履、名车香居，无度地挥霍着自由，如今却为号房里洒下的那半米而留恋沉迷……提审结束后，走出看守所的一刹那，我如释重负。自由真的是很宝贵，难怪诗人裴多菲无限感慨:“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安全着陆”

贵德

老办完退休手续，全家人在一家酒店设宴，祝贺他“安全着陆”。儿子大强先给老端了一杯酒，说:“老爸，当年为入股小煤矿的事，我曾经对您有意见，还当场顶撞了您。现在想想，您做得对，我向您道歉，请您谅解!”

老想起来了。因为老在单位是“一把手”，手里有实权，所以一家私人小煤矿就拉他的儿子大强入股。说是入股，实际上并不出资，只要大强在煤矿上挂个名就行。儿子请示他时，他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他们为什么让你入股?其实他们需要的不是你，是你背后的老爸!”儿子反驳说:“您说的虽然是事实，但您不会装糊涂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万一出了事你就一推了之，不就结啦?”老怒道:“人命关天岂能儿戏，如果让我支持你，我只支持你亲自下井挖煤。”

想到这儿，老喝下大强的酒说:“谁让你老爸是领导呢?”大强敬完酒，老伴接着来了。老伴说:“老呀，那一次你批评我，我当时想不通，现在看来你是对的。”老问:“什么事呀?”“就是那50万元钱呗。” “哦，这件事呀。”老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有一次，一个工程队想承包一项防洪工程，工程队的老板偷偷地送给老的老伴50万元钱。老伴把钱交给老时，老说:“这钱咱不能收，工程队老板也不会生钱，还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如果工程让他承包了，还不造成‘豆腐渣’工程!”老伴怯怯地说:“大强要结婚、要买房，就凭你那点工资儿子还不打光棍?再说，现在有几个当官的不收钱?”那一次，老没冲老伴发脾气，他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至于有些当官的搞腐败，只能说明他们是贪官、赃官，一旦查出来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最后，老伴把钱退给了那个老板。老开导她说:“战胜诱惑是需要勇气的，也是很痛苦的，但我们别无选择。”老也给老伴倒了一杯酒，站起来说:“咱们喝个交杯酒，交杯就是交心，夫妻不设防，感你没给我出难题。”

下边轮到了女儿雅芳。雅芳说:“有一次一个单位说愿意出资让我到西欧八国旅游，是老爸给我提了个醒。老爸说:‘你是共产党员，干什么都应该讲原则。’结果我没有去，如果那次去了，我就犯错误了，就不会有今天。我应该感老爸的提醒。这辈子，靠我的工资也许永远不能出国旅游，但我不后悔。我感到骄傲，我有一个讲原则的老爸!”老说:“我在台上的时候，出于应酬，也喝过酒，但我在大事上没有糊涂过。假如当初我让大强入了干股、让老伴收了贿赂款、支持女儿接受公款旅游……也许今天我就不能和你们一块喝酒了。”说完，他斟满一杯酒站起来说:“今天全家人为我设宴，我很感动。说实在的，我的‘安全着陆’，与全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是分不开的，军功章有我的一半也有你们的一半!”

老说完，和大家碰了杯。那一刹那，老的眼睛湿润了，大家的眼睛也湿润了。

来源：《检察日报》13-4-8 廉政故事集

招待费

在星期一的领导班子例会上，党委书记说:“这个月主要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从小事做起。现在请

各位对所见所闻发表看法，找出我们身边的不良现象，当然要注意团结嘛，只对事不对人。”

财政所所长说，上个月的占了总开支的70%还多，招待费到了非整顿不可的时候了。

“招待费是用来招待客人的，上个月的客人不是很多，怎么用了如此多的招待费?”镇长注视着大家。

常务副镇长说，“一些部门主管干部认为‘吃喝不犯罪’，总喜欢叫上朋友一起流连于饭店、歌厅等娱乐场所，抢着埋单。一两年时间，几乎没在自己家中吃过一顿饭……”

“如果这样的话，再多的招待费也会花光!”镇长怒火中烧。

财政所所长说:“现在的消费方式五花八门，经营者千方百计采用虚开、多开发票的方法招徕生意，洗脚按摩也可以给吃饭的发票，几千元的发票可以得到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发票，甚至有些人直接买发票来报销。这严重破坏了招待制度。”

书记说:“你是所长，有权制止这种弄虚作假的招待行为。”

“不是我不想制止，但都是领导拿来的发票，我哪敢得罪领导?”所长颇感无奈。

书记说:“今后要严格执行招待制度，一定要有上级领导来才可以招待，镇干部开会才能有招待费。其他情况一律不能报销招待费。”

副镇长说:“这也不能一刀切。一些基层干部看到我们天天在应酬，如果对他们严格控制，就会激化矛盾。”

“我们有应酬是为了工作，上级领导得罪不得啊。”书记扫视大家，无奈地说。

人大常务副主任说:“我们也不能得罪一般干部嘛，各种代表选举时还要他们投票呢。”

“对啊，我们今天的地位都是上级领导关照给予的，今后的前途都是领导说了算。而我们每年评比先进个人，也要基层干部的投票，上下得罪不得啊。”镇长说，“我们为了全镇工作不得不让上级领导满意，不得不和其他单位领导和睦相处，不得不与镇干部打成一片。但是，我们的财政经费有限，大家想想办法，想出一套既要让领导满意，又要让基层干部高兴的两全其美的好办法。”

“采取因人而异的招待办法。”财政所长笑容可掬。

“具体一些!”大家不约而同地问。

“招待费开支分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镇级、村级六个级别……”

“这办法可行。”书记立刻称赞。

“防止一些干部虚开、多开发票，要在票据里注明被招待人的。”

“那怎么行，那票据不就成为今后抓腐败的证据?让领导知道了肯定不高兴。”镇长说。

“那就照旧，一律写招待领导多人或召开干部大会。”财政所所长说，“不同级别的人开支数额也不同。”

大家最后统一意见，书记和镇长的每次报销数额不限制，副科级干部每月可以签单500元，各部门主管干部可以签单200元，其他干

部要招待客人一定要经主管领导同意，不然不能报销。书记朗声说:“财政所长要严格控制招待费开支!”

一个月后，招待费仍然高居不下，财政所长不得不说:“我哪能控制得住财务支出啊……”

暗 礼

在我们当地，有这样的风俗:老人到了八十，不管生日是在哪天，儿女都会在正月初八这天为老人过生日，据说这样对老人有好处。这不，我的好友老胡就是于今年正月初八在饭店为他父亲祝寿。他知道我毛笔字写得不错，就请我来记礼账。老胡在行政执法部门工作，还是一名很有前途的后备干部呢。

这天，我很早就来到了饭店。一会儿，宾客就陆续来了。我开始记账，老胡的儿子小胡负责收钱。到了开席的时间，一本礼账快记满了。我以为我的任务已经完成，可以收工入席了，谁知来的人又突然多了起来。大都是两三人一伙来的，约有三四十人。这些人穿戴不咋样，出手却挺阔绰，而且金额也一样，全是500元。更让人奇怪的是，这些人上了礼金之后，没作片刻停留就匆匆地离去了。我纳闷地对小胡说:“礼大就可以摆谱咋的?人都来了，不吃饭就走，难道是嫌饭店档次不够，非得让你们再请他们一次不成?”“不用。”小胡小声说，“他们都是个体司机，为了生计，有的车有问题，不应当上路的上路了;有的车虽然没问题，但是常超载拉客、超载拉货。我爸管着他们呢，只要我爸手下留点情，不罚他们或者少罚他们点就什么都有了，亏不了他们的。再说，来祝寿的人中有我爸的同事，认识他们。他们要是上桌，不是给我爸上眼药吗?”原来是这么回事呀!我暗想，再有这事，我一定找个理由，不来替人收这赃钱了。

上周的一天，我与同事老王提起了这事，老王说:“你真有点少见多怪，上礼不上桌，很常见的嘛，这叫暗礼，地球人都知道的呀!

”

不送礼也办事

吕胜元

单位各部门要独立经营了，近期这项工作就要展开，每个部门的经理有权聘用或解聘自己手下的员工。丽一开始并不紧，毕竟她也是部门的重要人物，而且销售额数一数二。可慢慢地，丽心里没谱了。跟丈夫一商量，她决定去给部门的王经理送礼，先保住饭碗再说。

这天晚上，丽和丈夫来到王经理居住的小区，按照事先打听好的地址，两人径直上了楼，摁响了门铃。开门的是一位中年男子，丽先是一愣，然后很小心地叫了一声“王经理”。随后，两个人被请了进去。他们很自然地放下礼品，丽的丈夫开始说话了，无非是“请经理多关照，帮助安排一个好工作”等等，而丽却一言不发。她丈夫想或许因为是自己的领导，她不好开口。他一想也是，自己是家属，说多了、说错了，人家也不会怪罪。

主人很热情，一直笑眯眯的，最后，他只是很沉稳地落实了一遍丽的名字和部门，搞得她的丈夫彻底迷糊了——身为经理竟然不了解下属?

刚从王经理住的楼里出来，丽的眼泪就掉了下来。她对丈夫说:“咱们走错门了，刚才去的是总经理家，总经理也姓王，他这么大的官，怎么会认识我?所以就打听我，看来礼品是白送了。都怪我，打听错了地址。”

事到如此，丈夫也不好说什么了，走一步看一步吧!

第二天，果真发生了不好的事情。部门王经理单独找丽谈了话，那意思再明显不过了，就是让她做好思想准备，尽快想办法考虑一下别的部门。

丽气得差点晕过去，就因为没送礼，就真把她“拿”下了。但是丽不甘心，因为论工作能力，王经理不及她。她马上给丈夫打通报了情况，丈夫很沉稳，告诉她不要着急，再买点礼品，晚上去王经理家说明一下情况，说不定会有效果的。丽答应了。但是，丽有点魂不守舍了，她的脑子很乱。就在这时，公司办公室来，通知她去总经理办公室一趟。她更加紧了——总经理找她干什么?是不是批评她送礼的事情?如果真是这样，她恐怕真的要下岗了。

敲开总经理办公室的门，丽还是很小心地叫了一声“王经理”，然后就傻傻地站在那儿，感觉腿都在打哆嗦。王总经理对她说: “我了解你的情况已经好长时间了。你工作做得不错，又很有威信，最近公司办公会一致通过，由你出任你们部门的经理，过几天就发文。你最近考虑考虑工作计划……”丽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没想到，昨天晚上的礼没送错，还真管用了。丽心领神会地表态道:“总经理!”

她转身刚要走，王总经理把她叫住了:“这是昨天晚上你给我送的东西，你顺便拿回去。记住，创造好的效益就是你给我的最好礼品。”丽提着东西快速地走出王总经理的房间，马上就给丈夫打起了。激动之余，她第一句话竟然是这样说的:“知道吗，现在不送礼也办事了……”

“立 功”

喻建立

在市看守所提讯室，犯罪嫌疑人玩看过讯问笔录后，我问:“玩，笔录和你说的有出入吗?”。“没有丝毫出入。不过，检察官，我今天向你们提供一个线索，能不能算我立功?”我说:“按照法律规定，如果你能揭发他人的犯罪行为，查证属实，或者提供重要犯罪线索，使其他案件得以侦破的，都可以认定为立功，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的，还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

这个玩，被查处前可是我们市赫赫有名的古玩商。他早年走村串户，倒腾瓷器，积攒了一些资金和人脉，在我们当地收藏界很有名气，还开了一家规模很大的古玩店。

我市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位于市东南30公里处的古城遗址就是一座丰富的文物宝藏，那里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也是盗墓贼和文物贩子们觊觎的对象。

前不久，我市公安局打掉了几个盗墓团伙。盗墓贼交代，他们挖掘的文物都卖给了玩，玩倒手后获利上千万元。市公安局以涉嫌倒卖文物罪将玩移送我院审查起诉。

听说玩要提供线索，我和助检员小王停下收拾卷宗的动作，重新铺开了讯问笔录。

玩说:“一年前，我听说市公安局暗中侦查盗掘古城遗址的事。一天，我到市公安局局长的办公室，送给他1万元现金和一件战国时期的玉器——那可是价值不菲的宝贝，起码值100万元以上。”我问:“局长当时和你说啥了?”“他接过东西时只是说，都是朋友，何必如此破费呢?唉，没想到到头来我还是栽在了他手里。”

回到院里，我立即将玩的“立功”情节向检察长作了汇报。第二天，检察长约见了局长，开门见山地说:“局长，昨天办案人员在提审犯罪嫌疑人玩时，他说给你送过东西，有这回事吗?”

“噢?刑警支队移送给你们的卷宗里没有这方面的材料佐证吗?”

“没有，我们也是昨天才了解到这个情况的。那个玩，还口口声声让我们给他认定立功!”

“是这样的，我平时爱好瓷器和玉器收藏，以前也常到玩的古玩店转悠，一来二去就熟悉了，成了收藏上的朋友。一天，玩到我办公室，送给我一个小包。当时，我已将侦查盗掘古城遗址案件的方案向办案组传达，刚刚撒下网。我想玩可能是嗅到了一些风声，才到我办公室打探消息的。”

“玩说他送给你的东西价值不菲，这件事的性质你应该清楚!”

“这里面的厉害我能不知道?为了不惊动玩，我当时收下了他的东西。事后，我安排刑警支队何队长把东西原封不动地交给了局党委，并附有材料说明。为了，当时这件事只有局党委成员和何队长知道。”

“那……卷宗里为何没有这份材料?”

“案件侦结后，我就到省委党校学习去了。临走前，我特意嘱咐侦查人员把这份材料装入正卷，很可能是他们装订卷宗时漏掉了。”

半个月后，我院公诉处补充侦查查明，局长确实把玩送的钱物悉数上交到市公安局党委。玩原以为靠这个“立功”情节获得减刑的机会，没想到反倒给自己增加了一种罪——他还涉嫌行贿罪。

久违的掌声

喻建立

偌大的会场，除了狱警和记者，就是身着蓝灰色囚服的犯人。他坐在台上，面对台下千余双眼睛，心里忐忑不安。其实，入狱前，作为县委书记，像这样大规模的会他不知道参加了多少回。每次，他坐在主席台上神采飞扬，意气风发，讲起话来也是妙语连珠，尤其是会场里响起掌声的时候，着实让他产生一种指点江山般的满足。

不过，这种掌声，自打前年全县党风廉政建设会议后，离他而去已经一年多了。就在那次大会上，他一改多年养成的简短的讲话习惯，从党风到民风再到社会风气，历腐败现象的诸多危害，从法律到政策再到制度，论述治理和防腐败的种种途径。就在他侃侃而谈的时候，县委办公室王主任走到他身边，附耳低语几句。随后，他草草地结束了讲话，匆匆地离开了主席台……几天后，一条爆炸性新闻震动了全县城乡，一向口碑不错、颇有政绩的他因受贿被“双规”了。后来，他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从县委书记沦为囚犯，他一下子苍老了许多。本来很健谈的他，入狱后变得寡言少语。他切实感受到了度日如年的滋味，真正体会到了自由对一个人的珍贵。

去年夏季的一天，监狱组织犯人到河对面的农场收割麦子，尽管多年没有干农活了，他手握镰刀的动作有些笨拙，但他还是坚持完成了劳动任务。下午收工，乘船渡河返回监狱途中，一个犯人不慎落入水流湍急的河水中。他奋不顾身地跳入水中，凭着好水性，把落水的犯人连拖带拽地安全带到岸边。一时间，他舍身勇救落水犯人的事迅速传遍了整个监狱，报纸和电视台的记者纷至沓来，他成了监狱里的名人。

有了救人的立功表现，监狱决定把他作为改造积极分子，安排他在年终表彰会上发言。他一开始略显紧，可毕竟经历的大场合多，他慢慢地平静下来，扶了扶眼镜框，语速缓慢地说:“我是一个农家子弟，出生在贫寒的农民家庭，早年靠着勤奋好学，是村里走出去的第一个大学生。毕业后，我放弃在县城工作的机会，主动要求到乡下工作，因实绩突出，得到了提拔重用，由乡长到乡党委书记，再由副县长到县长，不到40岁我就担任了县委书记，仕途可谓一帆风顺。”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说:“职务高了，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大，求我办事的人多了，在这些人中，有跑官要官的，有跑工程项目的，有送钱送物的。在这当口，我把党性原则和组织纪律抛在了脑后，放松了自我约束，慢慢地有了攀比的念头，贪图生活享乐，把手中的权力当成了谋取私利的工具，触犯了法律，辜负了党组织的多年培养，也对不起我的父母、妻子和女儿。”他的发言质朴、真诚，他自己也冲破了关闭许久的情感闸门，郁闷在心中的情绪彻底地释放了出来，引起了全场犯人和狱警的共鸣。

久违了的掌声在他耳畔回响，而此时的他，却是泪流满面。

心里的眼睛

正君参加工作后，父亲对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不该拿的，绝对不能拿。”

有一次，父亲又说起这句话时，正君装作没听见，父亲走到他跟前问他:“你是不是拿了不该拿的?”正君躲闪着父亲的目光说:“没有。”父亲盯着他的眼睛说:“收了人家的，赶紧退回去，不然就别跟我姓!”正君虽然生父亲的气，但还是把收受的几千元钱还了回去。没过多久，给他送钱的人因涉嫌行贿被抓，牵涉到正君他们单位好几个人，只有正君没事。

有了这次教训，正君对父亲多了一分敬重。在父亲的注视下，他拒绝了许多次诱惑，好几次他心里已经伸出了手，但一想起父亲那双让人胆寒的眼睛，又缩了回去。10年过去后，两袖清风的正君当上了副县长。而此时，他的父亲已经病故了。

有一天，正君下班快回到家时，被一个人叫住了，此人是他的一个老同学。老同学是一家建筑公司的总经理，在县教育局新办公

楼建设的招标会上，老同学中标了。老同学一看见正君就开口说:“正君，招标的事，多你了。”

正君说:“我还是那句话，是你们公司的资质过硬、信誉良好才被选上的，和我没关系。”老同学笑笑说:“不管怎么说，我都要

你。有你这个老同学，是我的福气。今天我是来给你送鱼的。”说完老同学从车的后备箱里拖出一条六七斤重的草鱼。

正君刚要说话，被老同学拦住了:“我知道你从不收礼。今天我没拿你当县长，你吃老同学一条鱼，说到哪儿也不算犯错误。再

说，这事只有你知我知。”正君没接，老同学把鱼放到地上说:“我就不上楼了。”走了几步，老同学又回头说:“这条鱼千万别送人

，一定留着自己吃。”

老同学开车走了。正君知道这鱼肯定不一般，提回家一看，果然，鱼肚里塞着10万元钱。这时，正君又想起了父亲，但老人家

已经过世，自己不用再惧怕了。

正君收了鱼后，每当看到父亲的遗像，总感觉照片上那一双眼睛紧紧盯着他，让他心里有些发虚。连续几天，正君总是梦见父

亲。父亲用依然让人胆寒的眼睛看着他，问他:“不该拿的拿没拿?”每次醒来后他都是满头大汗。

正君打给老同学，但老同学说:“你搞错了吧?我是送了你一条鱼，但绝对没给你送过钱。你的钱怎么处理，和我没关系。”

他知道，老同学这是让自己放心。但正君放不下的是父亲的眼睛，虽然这双眼睛只存在于自己的心里。

一年多后，老同学因为一项工程发生重大安全事故被警方控制了，他交代的行贿对象中，就有正君。当检察官找到正君时，正君拿出了一年多前把这笔钱交到纪委廉政账户的收据。

正君又一次保住了自己的清白。这时他才知道，老同学在给他送鱼的时候，已经用车载摄像机把二人的动作全部录了下来。在此

之前把10万元钱放入鱼肚子的过程，老同学也摄了像。

送红包

去年冬天，可能是太过劳累，身体一向硬朗的岳父生病了，且病得不轻，完全没有平日里神采奕奕的样子。见岳父被病痛折磨得很痛苦，我急忙带他去医院看病。经过诊断，岳父得的是胸腔大面积积水，是病毒感染所致。

我和妻子跑上跑下忙着给他办住院手续，寒冷的冬天里竟然忙得大汗淋漓。岳父先是被安排在科住院，抽去了胸腔积液后，他的

病情有所好转。一个星期后，岳父就能吃得下饭睡得着觉了，基本上恢复了往日的神采。

原本以为岳父可以出院了，但医生却不同意。医生说，岳父的肺上结有痂，光靠抽水不能痊愈，必须做手术才能完全清除，否则，一旦这个痂长硬了，就会压迫肺，导致呼吸困难。我和妻子商量，为了岳父的身体健康，还是做手术，治病要断根嘛。况且岳父只有五十几岁，年龄又不算大，应该吃得消。

征得我们的同意后，医生通知把岳父转到外科病房。听说要做手术，岳父很焦虑。倒不是因为害怕做手术，而是因为他听邻床做过手术的病人说，要给医生和麻醉师送红包，否则手术就会不成功，严重的还会留下后遗症，甚至死亡。因此，他又开始吃不下睡不着了。

是啊，岳父怎能不焦虑呢?岳父是农村人，本来就没有多少积蓄，而我们虽然生活在城里，但也是靠工资生活，况且又刚买了房子。虽然说现在农村实行医保，但报销比例很小，又是自己先垫钱后报销，而且光住院费就得先交几万元。更让岳父担心的，还是送不送红包的问题。送吧，会加重经济负担，不送吧，别人都送了，我们不送，医生会不会不好好给做手术?看出岳父的焦虑，我不知如何安慰他，因为病人的心情直接影响治疗效果。

现在治疗费用已经花了三四万元了，不能因小失大，为了岳父的身体健康，我决定还是给医生、麻醉师各送一个红包，里面各装了1000元。听到红包被医生笑纳的消息后，岳父竟然露出了多日难得一见的笑颜。

手术做得很成功，岳父身体恢复得也快，不久就出院了。令人意外的是，出院那天，医生把我和妻子叫到他的办公室，把两个红包全部退给了我们。我感到很疑惑，医生解释说:“我当时之所以收你们的红包，是害怕病人心里有想法影响病情。这下，病人病好了，到退还给你们的时候了。”

没过多久，岳父村里又有一个病人住院需要做手术，同样遇到送不送红包的问题。岳父打问我，我说:“我觉得没有必要。您看，我们送了，医生不是又给退回来了吗?要相信，这个世界上，能保持廉洁的人总比贪污受贿的多。”

我的领路人

庆钢

人的一生会碰上很多偶然事件，一些看似不经意的事情却能影响你的思想，甚至改变你的一生。我对党的认识最初就源于一次偶然

事件。

1966年2月，一个16岁的少年经过街上的阅报栏时，偶尔抬头看了看，从一报纸上看到了几照片。他好奇地，也是第一次阅读了报纸。他整整驻足了一个多小时，在那篇文章中，他知道中国有一个地方叫，那里有漫天的黄沙、许多的盐碱地，那里有一个优

秀的共产党员，他的名字叫焦裕禄，他的感人事迹深深地打动了少年的心，那个少年便是我。

那天晚上，我的心灵第一次受到了震撼。那个时候，尽管我会唱“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却说不出为什么共产党像太阳、“亮”在哪里。从焦裕禄那里，我找到了答案。我想，一个人如果能受到人们尊敬和爱戴是一件多么荣耀的事啊。那一天，我产生了一个朦胧的理想:以后我也要成为一名像焦裕禄一样的共产党员!

1969年2月，我参军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同时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入伍第一年，我当上了 “五好”战士，被提拔为班长。后来又到军报道组从事新闻报道工作，我努力地发掘战士中的“闪光点”，许多文章被中央级媒体刊登，我也因此多次受到组织上的嘉奖。1975年2月，我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和焦裕禄同在一个组织的人。尽管我的入党介绍人是两位战友，但我始终认为，我入党的第一介绍人是焦裕禄，是他让我认识了中国共产党。我复员到工厂工作后，也一直以焦裕禄为榜样，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时刻不忘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和义务，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先进生产者”。每当披红戴花受到嘉奖时，我总会想起焦裕禄，因为他是我的领路人。

去年秋天，我和老伴到省县旅游，专程到黄河故道边的焦裕禄墓去祭奠。人民没有忘记焦裕禄，不仅仅是人，还有许多外地人，在他的墓前，总有鲜花摆放着。如今，变了，盐碱地早就变成了良田。当年焦裕禄带领大家种下的泡桐树，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遍布城乡。站在他的墓前，我默默地向他汇报自己的心路历程。虽然我已经退休了，但我不会忘记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和义务。人需要一种精神，在焦裕禄的精神感召下，我们党涌现出了无数焦裕禄式的党员干部，他们以自己的行动为人民谋福利，为党增光，为党旗添彩。作为一个老党员，我为我们的党感到骄傲，也为我的人生有那么一次机遇而庆幸。

焦裕禄，我的第一入党介绍人，他那不朽的名字注定要影响我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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