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作为清王朝执掌重权的汉族封疆大吏，他既是封建社会末期最后一尊精神偶像，也是近代思想文化的重要代表。曾氏服膺程朱理学，又全力研习经世之学，当大清帝国内忧外患交相侵袭，几欲颠覆之时，是他创立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进而平定东南半壁江山，大清始有同治中兴；不仅如此，近代中国首艘兵轮，首炉钢水，首批技术工人的诞生，首批中国学童远赴泰西深造等，均与曾国藩及其同道的倡导与活动紧密相关。曾国藩也因此成为咸丰、同治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思想驳杂、颇富特色的理学经世派，其经世思想对中国近代社会和近代文化的变迁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一、整饬吏治方面
曾国藩从整顿吏治入手,转变全国官场风气,以应时变。面对清朝吏治的严重弊端,曾国藩尖锐地指出，现在官场“大率以畏葸为慎,为柔靡为荣”。京官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退缩者,即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琐屑者,斤斤计较,不顾大体。外官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国家一旦有事,则满廷皆疲沓泄,相与袖手”。在曾国藩主政一方后,更进一步认识到了吏治腐败的恶果,深以吏治腐败和民心不满为忧。认为要从整顿吏治,挽回民心入手，“若不从吏治人心痛下功夫,涤肠荡胃,断无挽回之理”。于是他抱定“以吏治人心为第一义”,收拾人心,以缓和“民乱四起”的社会矛盾。
曾国藩在整饬吏治上提出首先要有一定的制度和法规，作为考察和制约官吏的标准。“窃以为吏治有常者也，可先立法而后求人。”他以州县为整饬单位，因为“吏治之兴废全系乎州县是之贤否”1。他亲自制定约束州县官吏的《劝诫规定》十六条，作为官吏廉洁尽职的标准。其中包括：劝诫州县、劝诫委员、劝诫绅士、劝诫营官等等各四条。每条下面都以浅近明快的文字加以说明，并刻印成册，州县官吏人手一份，作为不贪财、不沽名的座右铭。其次，曾国藩力除官僚作风，办事讲求实效。他指出：“凡公事迟延，通弊有二，曰支曰展。支者，推诿他人，如院仰司，司仰府，府仰州县……但求推出门外，不求了结其事……展者迟延时日，如上月展至下月，春季展至夏季……上下相容，疲玩已甚。”2曾国藩还“力救冗之弊”，裁撤机构，减少多余人员，使官员各尽其职各专其责。他说：“凡治事以员少为妙，有专责而无推诿，少则必择才足了事者，而劣员不得滥竽其间，少则各项头绪，悉在二三人心中，不致坐杂遗忘。”其三，他力主“戒私”，“为官择人而不为人择官，为事择人而不为人择事”。他说：“办事择人，则心公而事举，为人谋事则心私而事废。”曾国藩对于自己的亲信故旧也不例外。其挚友李元度，好文学、有才气，但好取宠纳贿，曾与之约法五章，其中有用人戒滥戒私，为官择人而不为人择官。曾国藩的用人原则，为其招徕了众多的人才，“凡法律、算数、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3，如薛福成、容闳、李善兰、华衡芳、徐寿等思想家、科学家、学者，都因知遇曾国藩而得到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由于曾国藩重视吏治，止浊扬清，加上修文兴教，劝农课商，“不数年间，民气大苏，而宦场浮滑之习，亦为之一变”4。
二、军事改革方面
在军事方面，曾国藩属于湘军的领袖人物，在清末的军事改革过程中有着许多的进步之处。本文从他在选拔将士和治军思想方面分析，以探薇其特点。
曾国藩对于绿营兵官气深重、投机取巧、迎合钻营的腐败风气有着很深的认识：“国家养绿营兵五十余万，二百年来所费何可胜计！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战之用，实以官气太重，以窍太多，漓朴散淳，真意荡然。”为了根本解决这个问题，曾国藩规定，不用入营已久的绿营兵和守备以上的军官，选将必须注重“纯朴之人”，即脚踏实地、无官气、不浮夸伪饰之人。这种将淳朴之人委以重任的做法，对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极为重要。“坚忍”亦就是打仗时能冲锋陷阵，身先士卒。他一反中国古代兵家论将、选将的方法，而将“忠义血性”，意即对封建政权的忠心放在了第一位。为此，他不拘一格，不限出身，大量地提拔书生为将。在曾国藩看来，中小地主阶级分子，出身卑微，迫切希望改变所处的社会地位，按惯例是应通过读书做官的方式来达到其目的，然而，清朝末年的状况却使他们无望改变社会地位。据统计，清末全国绅士人数约有145万，政府官职及头衔仅能容纳15万，闲居乡里的绅士至少有130余万，两者之间差距悬殊。当社会统治秩序受到农民起义的冲击，他们将本能地站出来，以封建的卫道精神同农民军进行对抗，捍卫封建统治秩序，加之无官可做只好投笔从戎，一显身手。按照这些原则选将练兵，处理将士关系，虽未必能达到他的“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厌乱之人心”的目的，但对于提升士气、提高湘军的战斗力方面确实起到了较大的积极作用。
1、选拔将士
曾国藩目睹晚清绿营将领的浮滑之风，认为首先要以封建道德观念、儒家仁义忠信武装将领，使之成为忠将、良将，无负君父家国之望。他反复强调：“今欲图谋大局，万众一心，自须别开生面，崭新日月，专用新招之勇，求忠义之将。”5
曾国藩认为满蒙贵族，绿营将领几无一人可用，“旧求满蒙宗藩勋旧之中，则旧科难改；若求之汉人卿相督抚之中，则殊乏妙选”6。他“念营将积弊不可用，纯用书生为营官，率诸生员、文童，以忠诚相期奖”7。在“忠义血性”的前提下，曾国藩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标准，他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不要怕死，第三要不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8他还说：“将领之道必须身先士卒……又军事最贵气旺，必须有好胜之心，有凌人之气，酷羡英雄不朽之名，兼羡号令风雷之象。”9对于将领，曾国藩十分注意一个“勤”字，他说:“营官之要全在一个勤字。训练勤，则弱旅亦成劲旅矣；稽查勤，则哨队咸守营规矣。”10在招募士兵上，以“朴勇而好义”的山农为兵。曾国藩继承了戚继光募兵不用市人而用乡农的思想，“尤不宜用城市之人，读戚南塘之书，自能领悟”11。曾国藩规定兵勇“择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12，主张选兵“以山乡为上，百技艺者皆可为猎，专挑多力之人”。
2、治军思想
曾国藩有着系统的治军思想。首先他主张严明纪律，规定各种纪律几十条，严禁将士吸食鸦片、赌博及奸淫。如营中有吸食洋烟者尽行责革，营外有烟馆卖烟者尽行驱除。“凡打牌、押宝等事既耗钱财，又耗精神，不能起早，不能守夜，断无不误军事之理”。吸烟、赌博“全是一种暮气”，暮气必败，故必严禁。其次，进行爱民教育，不许兵勇欺压百姓。曾国藩说：“用兵之道，以保民为第一要义。除莠去草，所以爱苗也；打蛇杀虎，所以爱人也；募兵剿贼，所以爱百姓也。若不禁止骚扰，便与贼匪无异，且或比贼匪更甚，要官兵何用哉？故兵法千言万语，一言蔽之曰：‘爱民。’”爱民不能仅限于口头，官吏要“廉洁”，曾国藩反复告戒将领“居官以不要钱为本”，所有将士不得“强掠民夫，强占民房”。如有违抗者，“即行指名禀明，军法从事”。最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曾国藩把封建伦理道德视为湘军的精神支柱，“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用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孔孟之道和岳飞的“不要钱，不怕死”的口号激励将士。
三、思想渊源
从曾国藩的家学渊源和处事原则两方面，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出他在整饬吏治和军事改革方面的思想原因。
首先，从家学渊源上看。嘉道之时，湖南的经世之学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曾国藩从小就受到儒学思想的熏陶,从6岁上学起,便跟随父亲学习儒家经典,接受严格系统的儒学训练。他“九岁毕五经,十五岁读周礼仪礼史记文选”13。自20岁起,曾国藩开始到外地进一步求学,先在衡阳唐氏家塾和乡涟滨书院就读,1833年考中秀才,尔后入长沙岳麓书院学习。曾国藩在岳麓书院学习了大约1年,1834年肄业,并于当年考取湖南乡试举人。这段时间,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是“急于科举”14,锐意功名,以便光宗耀祖、振兴寒门,尚难说有经国济世的宏愿。但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这就是他比较系统地学习了儒家著述,掌握了儒家思想的精髓。尤其是在当时湖南最高学府长沙岳麓书院求学时,得到了颇有名气号称“弟子三千”的欧阳厚钧亲身教诲,从而打下了牢固的儒学功底,成为他以后治学的基础。同时,早年的学习生活,使他受到了湖南特有的学术风气的影响,这对他日后产生并形成经世致用思想起到了很好的奠基作用。曾国藩在求学时就已接触到了重理学、轻汉学的学术氛围。除推崇理学外,湖南学士又有探讨社会有用之学、研究社会实际问题的风气。在这方面应首推魏源,他长期究心于经世之学,所辑录的《皇朝经世文编》一书,对湖南的学风影响很大。黄睿著《花随人圣摭忆》中曰:“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15另外,像王义清、罗典、欧阳厚钧、丁善庆、邓显鹤、贺长龄、贺熙龄、唐鉴等有名学者也都很注重经世致用。这种经世之学风直接影响了曾国藩,可以说是他个人思想的基础。另外,曾国藩的家境与家教,也是促成他萌生经世思想的一个因素。从经济上看,曾国藩在为官以前,曾家只能算作中小地主。曾国藩的祖父一生都率妻携子,勤于耕作。16从科考上看,曾家世代无人获取功名,是默默无闻的寒族。曾国藩出世时,祖孙三代连一个秀才都没有,可谓寒门冷籍。但曾家几代人,从其曾祖父起,都不甘于寒寂,一方面克勤克俭、吃苦耐劳,使家境逐步好转；另一方面,勉励子孙,刻苦读书。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只进过几天私塾,一则家境维艰;二则天资不丰,没读几天便辍学了。父亲曾麟书,亦天分不高,虽经年苦读,先后参加17次考试,耗其半生光阴,但直到40多岁,才考上个秀才。因此,曾国藩的祖父和父亲,都把猎取功名以光大门第的希望寄托在曾国藩的身上,并对他严格督教,穷年磨厉,期有所成。因此,修身以齐家的抱负,在曾国藩早年岁月中,深深地植根于头脑之中,并对他一生的思想和实践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果说经世之学是儒家修身治平思想具体化的话,那么早年的曾国藩在严格的家教下,苦读儒经,以求金榜提名、振兴门第的奋斗历程,从逻辑上应视为其经世实践的第一步。而这种早期实践内化到精神层面,对于曾国藩这位善于“内省”的人来说,就是其经世致用思想的胚胎。
其次，从处事原则上看。曾国藩出身农村,养就了他吃苦耐劳,勤俭朴素的生活作风,“每食只蔬菜一品,决不多设,虽身为将相,而自奉之啬,无殊寒素,时人以其每食具菜一品,因乎之为‘一品宰相’云”17。曾国藩对自己、对家人同样都要求严格。作为湘军统帅,对待部下各湘军将领自然也是非常严格,咸丰三年,曾国藩奉命办团练,就以“不要钱不怕死六字”,“藉以号召吾乡之豪杰”18。然某些湘军将领,在长期的打仗过程中,不再仅仅满足于微薄的兵饷,更何况欠饷现象时常发生,因此,在打胜仗时往往洗劫一空,敛取钱财。对此,曾国藩深有体会,“凡带勇之人,皆不免稍肥私橐。余不能禁人之不苟取,但求我自不苟取。以此风云僚属,即以此报答圣主”19。但作为最高领导者的曾国藩决不任各将领为所欲为,破坏湘军纪律,影响士气,即使对某些关系较深的将领也不姑息纵容。曾国藩这种治军治军方法，固然与他的出身、性格及做事风格有关,但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他所处的地位造成的。曾国藩是湘军的创始人,也是最高统帅,拥有无人可以取代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然曾国藩一直是虚衔领兵,清政府对其是既加以利用又不完全信任,咸丰十年之前,始终没有给他以真正的实权,因此在湘军创建早期,为军饷等问题与地方官处处不和,左右碰壁。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紧紧抓住湘军这一政治资本,决不容许他人干涉分裂湘军,对任何破坏湘军统一的行为必须严厉打击和预防,并且严明军纪,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湘军的整体实力,从而使湘军在与太平军作战的过程中获得清政府的信任,作为进一步为湘军争取政治经济利益的资本。
再次，从其历史背景和思想渊源上看。在鸦片战争以前，清代的学术主要有宋学和汉学。宋学在清代高居庙堂，被认为是官方学术，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清朝统治者以朱熹配享孔庙，科举制考也以朱注《四书》为标准。清代汉学，即所谓古文经学，最初是经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所提倡，再经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等人的阐发而形成的一种学派。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等一部分头脑比较清醒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目睹满族以“夷狄”入主中原，深以为耻。他们不满当时逃避现实，空疏无本，“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20的学风，相继大倡“经世致用”，主张“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21但是进入康乾盛世时期后，在清政府的文化高压政策下，士人学者皆不敢妄谈时政，汉学逐渐丧失了其经世致用的精神，并转而专工名物训诂，形成了脱离实际的乾嘉学派。经世致用的主张一度沉寂。清代的宋学与汉学由于旨趣不同，门户之见极深，尤其为了经学的正统而争论不休。故汉宋之争又是清代学术的一大特征。直到嘉道之际，大清国势衰落，政治腐败，社会危象丛生，人们逐步认识到无论是汉学还是宋学，或空谈性命，或繁琐考据，都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无所裨益，因而学术界出现变革之象。以庄存与和刘逢禄为代表的“常州学派”顺应了这一学术变革的潮流，提出了不拘汉宋，重在“取法致用”的主张。特别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前后，“日之将夕，悲风骤至”，龚自珍、魏源等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封建士大夫受清代复兴的以阐发微言大义为宗旨的今文经学的影响，纷纷把目光投向政治，投向现实社会，倡言“以经术为治术”，重新举起了经致用的旗帜。加之当时的道光皇帝在即位后，求治心切，大力提倡“经世致用”思想，“士不通经，不足致用；经之学，不在寻章摘句要为其有用者”。22皇帝提倡，士大夫当然趋之若骛。至此经世思潮很快复兴起来，并且影响越来越大。这样的学术背景对于曾国藩经世改革思想的形成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乾嘉时期，汉学虽然在全国“风靡一时”，直驾程朱理学而上，但由于湖南地处僻远，与文化发达的江、浙等省交通不便，使得湖南士人依旧固守程朱理学。直至道光时期，湖南阶级矛盾尖锐，农民起义时有发生。为了对付农民起义，保护和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湖南的地主阶级崇尚经世致用和务实。湖南士人魏源所辑录的《皇朝经世文编》一书选录了顺治至道光近二百年来经世之学的力作，多达一百二十卷，近三百万字。此书由贺长龄刊刻发行后，“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23，对湖南的学风影响很大。
四、结语
经世致用的观念古已有之，但在封建社会的各个时期，其隐现程度不同。当社会稳定，经世致用的观念就如同一股潜流，当社会动荡，国运衰微时经世致用的观念就会喷薄而出，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到了鸦片战争前后，清廷内忧外患不断，再次激起文人士子的经世致用思潮。以庄存与，刘逢年为代表的常州学派复兴了今文经学；龚自珍，陶澍，贺长龄等人成为早期的经世派；与第一鸦片战争有密切关系的林则徐，魏源，姚莹等人，则成为经世派的领军人物；加之当时的道光皇帝继位后，大力提倡经世致用思想，“士不通经，不足致用；经之学，不在寻章摘句，要为其有用者”24。经世致用思潮很快兴起且影响愈来愈大。
曾国藩学术明显的经世特征既有其师唐鉴的师承，又有明清以来实学特别是湖湘学派的熏陶。曾国藩始终一贯的经世思想、救时意识与其成长的湖湘文化氛围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湖南自宋代以来即号称理学之乡，然而湖湘学风对义理之学的关注从未与经世致用割裂开来。从胡宏等人创立“湖湘学派”起就十分留心经世之学，至王夫之更是“言必征实”、“义必切理”，鸦片战争前后，湖南又一举成为经世派的大本营。近代湖南的一代有影响的人物中，如贺长龄、贺熙龄、罗饶典、唐鉴等便承继湖湘理学学风，既讲求义理，又注重经世致用。青少年时代的曾国藩就是在这种浓厚的学术氛围中浸润成长起来的，从而奠定了他一生沉浸于理学，终于成为一代理学大家的基调。然而同一般的理学家热衷坐而论道、玄谈性理不同的是，曾氏一方面讲求修身、节欲，追求内在道德的完善；另一方面追慕王夫之、贺长龄等经世前贤，孜孜不倦地讲求经世之学，以“匡时救世”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
曾国藩的理学经世思想以开放务实的姿态，一方面继承传统文化的礼俗政教，汇诸子百家于其中，另一方面吸纳西学之长技于其中，从而体现了“先圣制礼之体之无所不赅”25的特色。曾国藩经世思想充满着“卫道”和“创新”的双重变奏，其始终张扬的“守道”和“救时”意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悠久深厚的大文化系统所具有的保守性与开放性的双重特性，在与异质文化系统相接触时，有排斥也有兼容。可以说曾国藩的理学经世思想是传统儒学在中国近代史这片特殊的土壤中的特殊发展，堪称传统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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