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语文素材宋史《苏轼列传》原文及翻译（44页）

高考语文素材宋史《苏轼列传》原文及翻译

【原】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

【译】苏轼字叫子瞻，是眉州眉山人。十岁时，父亲苏洵到四方游学，母亲程氏亲自教他读书，听到古今的成败得失，常能说出其中的要害。程氏读东汉《范滂传》，很有感慨，苏轼问道：“我如果做范滂，母亲能答应我这样做吗？”程氏说：“你能做范滂，我难道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

【原】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既而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嘉祐二年，试礼部。方时文磔裂诡异之弊胜，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得轼《刑赏忠厚论》，惊喜，欲擢冠多士，犹疑其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后以书见修，修语梅圣俞曰：“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闻者始哗不厌，久乃信服。

【译】到二十岁时，就精通经传历史，每天写文章几千字，喜欢贾谊、陆贽的书。不久读《庄子》，感叹说：“我从前有的见解，嘴里不能说出，现在看到这本书，说到我心里了。” 嘉祐二年，参加礼部考试。当时文章晦涩怪异的弊习很重，主考官欧阳修想加以改正，见到苏轼《刑赏忠厚论》，很惊喜，想定他为进士第一名，但怀疑是自己的门客曾巩写的，便放在了第二名；又以《春秋》经义策问取得第一，殿试中乙科。后来凭推荐信谒见欧阳修，欧阳修对梅圣俞说：“我应当让这个人出人头地了。”听到的人开始哗然不服，时间久了就信服此语。

【原】丁母忧。五年，调福昌主簿。欧阳修以才识兼茂，荐之秘阁。试六论，旧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轼始具草，文义粲然。复对制策，入三等。自宋初以来，制策入三等，惟吴育与轼而已。

【译】服母丧。嘉祐五年，调任福昌主簿。欧阳修因他才能识见都好，举荐他进秘阁。考试作策论六篇，过去人们应试不起草，所以文章多数写得不好。苏轼开始起草，文理就很清晰。又笔答制策，被列入第三等。从宋初以来，制策被列入第三等的，只有吴育和苏轼而已。

【原】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叛官。关中自元昊叛，民贫役重，岐下岁输南山木筏，自渭入河，经砥柱之险，衙吏踵破家。轼访其利害，为修衙规，使自择水工以时进止，自是害减半。

【译】任职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叛官。关中自从元昊叛乱后，百姓贫困差役繁重，岐山下每年输送到南山的木筏，从渭河进入黄河，经过砥柱的险处，衙前役人相继破产。苏轼访察到其利弊所在，为他们修订衙规，让他们自己选择水工按时进送或停止，从此害处被减少了一半。

【原】治平二年，入判登闻鼓院。英宗自藩邸闻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诰。宰相韩琦曰：“轼之才，远大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进用，然后取而用之，则人人无复异辞矣。今骤用之，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适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与修注如何？”琦曰：“记注与制诰为邻，未可遽授。不若于馆阁中近上贴职与之，且请召试。”英宗曰：“试之未知其能否，如轼有不能邪？”琦犹不可，及试二论，复入三等，得直史馆。轼闻琦语，曰：“公可谓爱人以德矣。”

会洵卒，赙以金帛，辞之，求赠一官，于是赠光禄丞。洵将终，以兄太白早亡，子孙未立，妹嫁杜氏，卒未葬，属轼。轼既除丧，即葬姑。后官可荫，推与太白曾孙彭。

【译】治平二年，入朝判登闻鼓院。英宗在做藩王时就听到他的名声，想用唐朝旧例召他进翰林院，管理制诰之事。宰相韩琦说：“苏轼的才能，远大杰出，将来自然应当担当天下大任。关键在于朝廷要培养他，使天下的士人无不敬畏羡慕而佩服他，都想要朝廷使用他，然后召来加以重用，那所有的人都没有异议了。现在突然重用他，天下的士人未必以为正确，恰恰足以使他受到牵累。”英宗说：“姑且给他修注一职如何？”韩琦说：“记注和知制诰地位相近，不可马上授予。不如在馆阁中较靠上的贴职授予他，而且请召来考试。”英宗说：“考试不知他能否胜任，像苏轼会有不能担任的吗？”韩琦还是不同意，到试了两篇论，又列入三等，得到了直史馆的职位。苏轼听到了韩琦的话，说：“韩公可以说是用德行来爱护人的呀。”

适逢苏洵去世，朝廷赐给他金帛，苏轼推辞了，要求赠父亲一个官职，于是赠光禄丞。苏洵将死，因哥哥太白早死，子孙没有成人，妹妹嫁给杜氏，死了还未下葬，嘱咐苏轼。苏轼服丧期满后，就马上安葬了姑母。后来大官可以让子孙得荫，就推让给了苏太白的曾孙苏彭。

【原】熙宁二年，还朝。王安石执政，素恶其议论异己，以判官告院。四年，安石欲变科举、兴学校，诏两制、三馆议。轼上议曰：

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史皂隶未尝无人，而况于学校贡举乎？虽因今之法，臣以为有余。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责实，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而况学校贡举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夫时有可否，物有废兴，方其所安，虽暴君不能废，及其既厌，虽圣人不能复。故风俗之变，法制随之，譬如江河之徙移，强而复之，则难为力。

庆历固尝立学矣，至于今日，惟有空名仅存。今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食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师，狱讼听于是，军旅谋于是，又简不率教者屏之远方，则无乃徒为纷乱，以患苦天下邪？若乃无大更革，而望有益于时，则与庆历之际何异？故臣谓今之学校，特可因仍旧制，使先王之旧物，不废于吾世足矣。至于贡举之法，行之百年，治乱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视祖宗之世，贡举之法，与今为孰精？言语文章，与今为孰优？所得人才，与今为孰多？天下之事，与今为孰办？较此四者之长短，其议决矣。

今所欲变改不过数端：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词，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兼采誉望而罢封弥，或欲经生不帖墨而考大义，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愿陛下留意于远者、大者，区区之法何预焉。臣又切有私忧过计者。夫性命之说，自子贡不得闻，而今之学者，耻不言性命，读其文，浩然无当而不可穷；观其貌，超然无着而不可挹，此岂真能然哉！盖中人之性，安于放而乐于诞耳。陛下亦安用之？

【译】熙宁二年，苏轼回到朝廷。王安石执政，向来厌恶苏轼的议论和自己不同，任命他做判官告院。熙宁四年，王安石想要改革科举、兴办学校，皇帝下诏叫翰林学士和知制诰，史馆、昭文馆和集贤院的官员商议。苏轼上折发表议论说：

求得人才的道路，在于了解人；了解人的方法，在于注重实际。假使君主和宰相有了解人的英明，朝廷有注重实际的政策，那么就是小吏衙役中也未尝没有人才，何况学校和科举呢？即使沿用现在的办法，我以为人才还有余。如果君主和宰相没有知人之明，朝廷不求实，即使在公卿和侍从之臣中也会常常忧虑没有人才，又何况学校和科举呢？即使恢复古代的制度，我以为还是不够。至于时代有可行与不可行，政事有随时废兴的不同，正是合适的时候，即使是暴君也无法废除，等到不再适用时，即使时圣人也无法恢复。所以风俗的变化，法律制度就跟着改变，好像江河的改道，强求复旧，就难以奏效了。

庆历年间开始设立学校，到了今天，仅存空名。现在要改变当今的礼制，更改当今的风俗，又要发动百姓来修建官府，收取百姓的财物来养活游学的士人。在方圆百里之内，设官员立教师，刑狱之事在这里审判，军事问题在这里讨论，又要选汰不服从教化的人驱逐到远方去，那岂不是徒然制造纷乱，使天下人愁苦吗？至于不作大的更改，而希望对现在有所裨益，那和庆历时代有何不同？所以我认为今天的学校，但可因循旧制，沿用先王的旧制度，不在我们这代废去就够了。至于科举的办法，实行了一百年，国家的治乱和盛衰，根本不由此决定。陛下看祖宗的时候，科举的办法，和今天的比起来哪一个更精？言语和文章，和今天比哪一个更好？所得到的人才，和今天比哪一个更多？天下的事，和今天比哪一个更处理得好？把这四点的优劣一比较，那争论就可以解决了。

现在想要改变的不过是这几点：有的说乡试选拔人才注重德行而忽略文词，有的说专取策论而免试诗赋，有的想兼取名望而免去密封试卷，有的想使应试者免考帖去部分经文默写字句而考大义，这些都是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人。请陛下留意在长远的、重大的事情上，这些区区的方法又何相干。我又实在有过于忧虑的方面。那些关于人性天命的说法，从子贡开始就没再听说，而现在治学的人，以不说人性天命为耻，读他们的文章，大而无当不可追根问底；看这些人的相貌，更是高超却没有显著的特征加以斟酌，这难道真能如此吗？大抵中等人的性情，安于放纵而喜为怪诞而已。陛下又要怎样使用他们呢？

【原】议上，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轼议，意释然矣。”即日召见，问：“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对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神宗悚然曰：“卿三言，朕当熟思之。凡在馆阁，皆当为朕深思治乱，无有所隐。”轼退，言于同列。安石不悦，命权开封府推官，将困之以事。轼决断精敏，声闻益远。会上元敕府市浙灯，且令损价。轼疏言：“陛下岂以灯为悦？此不过以奉二宫之欢耳。然百姓不可户晓，皆谓以耳目不急之玩，夺其口体必用之资。此事至小，体则甚大，愿追还前命。”即诏罢之。

【译】奏议上呈后，神宗觉悟地说：“我本来怀疑这事，得到苏轼的奏议，心里就清楚了。”当天召见他，问道：“当今政策法令的得失在哪里？即使是我的过失，也可以指出来。”苏轼回答说：“陛下性格天生明知，上天赐予文才武功，不用担心不明察，不用担心不勤政，不用担心不决断，只担心治理事务太急躁，听人话语太宽广，进用官员太快速。希望能以安静来治理国家，等待事物的出现，然后加以处理。”神宗震惊地说：“你的三句话，我应当仔细地考虑。凡是在馆阁的人，都应当为我深思治乱的办法，不要有所隐瞒。”苏轼退下，和同僚讲起这些事。王安石不高兴，令他做开封府推官，将用事务来困扰他。苏轼决断精当敏捷，名声传得更远。正逢元宵节下令要开封府购买浙江的灯，而且命令降低价格。苏轼上疏说：“陛下难道喜欢灯吗？这不过是奉承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的欢笑而已。但百姓不能每家都买，都认为以不急用的耳目玩好，夺去他们衣食所必需的钱财。这件事极小，而关系很大，希望您能追回成命。”皇帝下诏书免去此举。

【原】时安石创行新法，轼上书论其不便，曰：

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灯之有膏，鱼之有水，农夫之有田，商贾之有财。失之则亡，此理之必然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

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今陛下不以财用付三司，无故又创制置三司条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余辈，分行营干于外。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余辈，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惑。以万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财，论说百端，喧传万口，然而莫之顾者，徒曰：“我无其事，何恤于人言。”操网罟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故臣以为欲消谗慝而召和气，则莫若罢条例司。

今君臣宵旰，几一年矣，而富国之功，茫如捕风，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祠部度五千余人耳。以此为术，其谁不能？而所行之事，道路皆知其难。汴水浊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今欲陂而清之，万顷之稻，必用千顷之陂，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陛下遂信其说，即使相视地形，所在凿空，访寻水利，妄庸轻剽，率意争言。官司虽知其疏，不敢便行抑退，追集老少，相视可否。若非灼然难行，必须且为兴役。官吏苟且顺从，真谓陛下有意兴作，上糜帑廪，下夺农时。堤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议者之肉，何补于民！臣不知朝廷何苦而为此哉？

自古役人，必用乡户。今者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顾役，而欲措之天下。单丁、女户，盖天民之穷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恤！自杨炎为两税，租调与庸既兼之矣，奈何复欲取庸？万一后世不幸有聚敛之臣，庸钱不除，差役仍旧，推所从来，则必有任其咎者矣。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与？计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鞭挞已急，则继之逃亡，不还，则均及邻保，势有必至，异日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苗钱自陛下始”，岂不惜哉！且常平之法，可谓至矣。今欲变为青苗，坏彼成此，所丧逾多，亏官害民，虽悔何及！

昔汉武帝以财力匮竭，用贾人桑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于时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于乱。孝昭既立，霍光顺民所欲而予之，天下归心，遂以无事。不意今日此论复兴。立法之初，其费已厚，纵使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譬之有人为其主畜牧，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则隐而不言；五羊之获，则指为劳绩。今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何以异此？臣窃以为过矣。议者必谓：“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陛下坚执不顾，期于必行。此乃战国贪功之人，行险侥幸之说，未及乐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愿陛下结人心者，此也。

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薄厚，不在乎富与贫。人主知此，则知所轻重矣。故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爱惜风俗，如护元气。圣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于迂阔，老成初若迟钝。然终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丧大也。仁祖持法至宽，用人有叙，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旧章。考其成功，则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以言乎府库，则仅足而无余。徒以德泽在人，风俗知义，故升遐之日，天下归仁焉。议者见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举，乃欲矫之以苛察，齐之以智能，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浇风已成。多开骤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跬步可图，俾常调之人举生非望，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近岁朴拙之人愈少，巧进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以简易为法，以清净为心，而民德归厚。臣之所愿陛下厚风俗者，此也。

祖宗委任台谏，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也。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无此理。然养猫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以防盗，不可以无盗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万世之防？臣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今者物论沸腾，怨讟交至，公议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臣之所愿陛下存纪纲者，此也。

【译】当时王安石正推行新法，苏轼上书论新法不利，说：

我所想说的，三句话而已。请求陛下维系人心，敦厚风俗，保存法纪。君主所依靠的是人心罢了，正像树有根，灯有油，鱼有水，农夫有田，商人有钱。失去了就会灭亡，这是必然的道理。从古到今，没有说和顺平易和众人同心而不能安定，刚愎自用而不遇危险的。陛下也知道人们对新法的不满了。

从祖宗一直以来，管理财政的是三司。现在陛下不把财政交付给三司，无故又创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用六七个青年人，日夜在里面讨论研究，又派出四十多人，分头出外办事。那制置三司条例司，是求利的名义；六七个青年人和四十多个派出人员，是求利的工具。开创的声势很大，百姓实在惊讶疑虑；创立的法令新奇，差吏都很畏惧疑惑。用皇帝的身份来谋求财利，用天子的宰相来管理财务，人们产生种种议论，万民议论纷纷，然而朝廷却置之不顾，还说：“我没有这事，何必顾虑别人说。”正如拿着鱼网到江湖去，对人说“我不是去捕鱼”，不如丢掉鱼网而人们自然相信。赶着鹰和狗进入山林，对人说“我不是去打猎”，不如放掉鹰和狗而野兽自然安静。所以我以为要消除谗言而招致和气，那就不如撤销制置三司条例司。

现在君臣都日夜忙碌连吃饭的时间都延迟，几乎一年了，而使国家富裕的功绩，还茫然像捕风一样，只听说内府拿出几百万缗钱，祠部给僧侣度牒五千多人而已。用这些手段作为富国的办法，谁不能做呢？而所实行的事情，路人都知道其困难。汴河的水很混浊，从有人以来，不用来种稻。现在想建陂池使水变清，一万顷的稻田，一定要用一千顷的陂池，一年一淤，三年而陂池就满了。陛下就相信这种说法，即使考察地形，所在之处凿空，寻求水利，狂妄庸人轻浮，随意争相进言。有关部门虽然明了办法不合适，不敢就此斥退，却追集当地老少，去看可否实行。如果不是明显地难于做到，必定姑且兴起工役。官吏们暂且顺从，真认为是陛下有意兴起工程，对上浪费国家财物，对下夺去农民耕作时间。堤坝防线一开，水流离开就有的河道，即使吃了建议者的肉，对百姓又有什么补益！我不知道朝廷何苦要这样做呢？

从古以来的役人，一定用乡间的人。现在听说江、浙之间，有几个州雇人代役，而要把这办法施行于天下。单丁户、女户，这是天生百姓中穷苦的人，而陛下首先要役使他们，皇帝拥有四海的财富，竟对这些人不加怜恤！自从杨炎制定两税法，原来的租调与庸已经都包括在内了，怎么又想取力役钱？万一后代不幸有搜刮钱财的臣子，力役钱不去而差役仍旧，以此追查，则必然有要担当其罪责的人。青苗放钱，以前就禁止。现在陛下开始立为成法，每年都照常执行。虽说不许强迫借款，而几代之后，暴君和贪官的出现，陛下能保证得了吗？估计那些愿意申请青苗钱的民户，一定都是孤弱贫穷无法生活的人，用鞭打来催还很急，接着是逃亡，人不回来，就摊派给邻居和担保人，这是势所必然的，将来天下人恨这事，国史记载此事，说“青苗钱从陛下开始”，难道不可惜吗！而且常平之法，已经极好了。现在要变为青苗法，破坏那一种确立这一种，所损失的更多，亏损官府危害人民，（到那时）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

从前汉武帝因财力枯竭，用商人桑宏羊的办法，在货物贱时买进贵时卖出，叫作均输。当时商人们都停止来往贩卖，盗贼更猖獗，几乎酿成乱事。孝昭登上帝位后，霍光顺应民心取消均输法，天下归心，没有出现乱事。想不到今天桑宏羊此论又兴起了。立法之初，所花费的钱财已不少，纵然能稍有收获，而能征收的商税，所受损失必然很多。譬如有人为主人畜牧，用一头牛换来五只羊。失去一头牛，就隐瞒不说；获得五只羊，却指为功劳。现在毁弃常平法而说青苗法的功绩，损害商税而取得均输的利益，和这个有什么区别呢？我以为是错了。议论的人必然说：“百姓乐于见到成功，却难于开始。”所以陛下不顾舆论坚持这种做法，一定要实行下去。这是战国时代那些贪功的人，冒险想侥幸成功的说法，不等到事情的成功，而怨恨已经起来了。我希望陛下维系人心的原因，就在于这里。

国家存亡的原因，在于道德的深浅，不在于强大和弱小；朝代长短的原因，在于风俗的厚薄，不在于富裕和贫穷。君主如果懂得这些，就会知道事情的轻重。所以我希望陛下崇尚道德而使风俗淳厚，不希望急于有功绩而贪求富强。爱惜风俗，像保护元气一样。圣人不是不知道严厉苛刻的法律可以使民众齐心，勇敢强悍的人可以成事，忠诚厚道的人过于迂腐，老成的人看似迟钝。但始终不肯用那些人来代替这些人的原因，是知道那样做说得少，而所丧失的要多。仁宗执法极为宽大，用人有次序，专求体谅人的过错，从不轻易变更旧的法规。查考政绩，则可以说未必尽善尽美。拿用兵来说，十次出兵九次失败；拿府库来说，则仅能开支而没有剩余。但恩德在人们心中，风俗是普遍知道礼仪，所以逝世的时候，天下人都归心于他的仁德。议论的人看到他晚年官吏多数因循苟且，没有振作，就想用苛察来纠正，用智慧能力来整顿，招来一批新进有勇气的人，以求一切速成的功效。还没有收到好处，而浇薄的风俗已经养成。开了很多骤然晋升的门，使人有意外的得益，一小步就可跨上公卿和侍从之臣的地位，使按照常规升迁的人终生难于期望，这样而想要风俗淳厚，难道能得到吗？近年来质朴的人越来越少，取巧升进的人越来越多。请陛下哀怜拯救，以简易作为施政之法，以清净作为施政之心，而使百姓的道德归于淳厚。我希望陛下淳厚风俗的原因，就在于这里。

祖宗任用御史和谏官，从没有把一个说话的人治罪。即使小小有所责罚，不久就将其超升，允许他们将所听到的上奏，而不论是涉及什么官长。说到皇帝，皇上就要端正颜色听取；有关朝廷，那宰相就得等候处理。御史和谏官自然不一定都贤能，他们所说的也不一定都对。但须要养成他们敢于说话的勇气，而给予他们大权，难道是徒然的吗？是要用他们来消除萌生奸臣的危险。现在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有奸臣，当然万万没有这个道理。但养猫是为了消灭老鼠，不可以因为没有老鼠就养不捉老鼠的猫；养狗是为了防小偷，不可以因为没有小偷就养不叫的狗。陛下岂能不对上想到祖宗设立这官职的用意，对下为子孙万代作提防呢？我听到长老的议论，都说御史谏官所说的，常常是跟随天下的公议。公议所赞同的，御史谏官也赞同；公议所抨击的，御史谏官也抨击。现在舆论沸腾，各种怨恨的话都有，公议所在，也可以知道了。我恐怕从此以后，习惯成了风气，都为执政大臣私人说话，直到君主被孤立，法纪全被废除，（到那时）有什么事情不会出现！我希望陛下保存法纪的原因，就在于这里。

【原】轼见安石赞神宗以独断专任，因试进士发策，以“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恒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为问，安石滋怒，使御史谢景温论奏其过，穷治无所得，轼遂请外，通判杭州。高丽入贡，使者发币于官吏，书称甲子。轼却之曰：“高丽于本朝称臣，而不禀正朔，吾安敢受！”使者易书称熙宁，然后受之。

【译】苏轼看到王安石辅助神宗用独断专行来处理事务，因此在考试进士策问时出题，以“晋武帝平吴因独断而成功，苻坚进攻东晋因独断而灭亡，齐桓公专任管仲而成就霸业，，燕哙专任子之而失败，事情相同而效果相反”作为题目。王安石大怒，叫御史谢景温论奏他的过失，穷加审查而一无所得，苏轼就请求到外地任职，做了杭州通判。高丽来进贡，使者向官吏分送见面的礼品，书函用甲子纪年。苏轼拒绝说：“高丽对本朝称臣，而不接受我们的年号，我怎敢接受！” 使者换了写熙宁年号的书函，然后才接受。

【原】时新政日下，轼于其间，每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安。徙知密州。司农行手实法，不时施行者以违制论。轼谓提举官曰：“违制之坐，若自朝廷，谁敢不从？今出于司农，是擅造律也。”提举官惊曰：“公姑徐之。”未几，朝廷知法害民，罢之。

【译】当时新的法令纷纷颁布，苏轼在这期间，常常设法使这些法令有利于百姓，百姓得以安宁。改任密州知州。司农寺实行自报财产的手实法，不立即实行的以违反诏令论罪。苏轼对提举官说：“违反诏令的罪责，如果出自朝廷，谁敢不服从？现在出于司农寺，这是擅自制定法令。” 提举官吃惊地说：“你慢一点推行新法。”不久，朝廷知道这法令有害于百姓，撤销了它。

【原】有盗窃发，安抚司遣三班使臣领悍卒来捕，卒凶暴恣行，至以禁物诬民，入其家争斗杀人，且畏罪惊溃，将为乱。民奔诉轼，轼投其书不视，曰：“必不至此。”散卒闻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徙知徐州。河决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汇于城下，涨不时泄，城将败，富民争出避水。轼曰：“富民出，民皆动摇，吾谁与守？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驱使复入。轼诣武卫营，呼卒长曰：“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且为我尽力。”卒长曰：“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小人，当效命。”率其徒持畚锸以出，筑东南长堤，首起戏马台，尾属于城。雨日夜不止，城不沉者三版。轼庐于其上，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复请调来岁夫增筑故城，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从之。

【译】有强盗作案，安抚司派三班武官带领骄悍的兵卒来捕捉，兵卒凶暴横行，至于诬陷百姓藏有宫禁之物，进入人家争斗杀人，而后又畏罪逃散，将要作乱。百姓奔走告诉苏轼，苏轼把控诉书扔在地上不看，说：“一定不至于这样。”逃散的兵卒听说了这件事，稍为安心，苏轼慢慢地派人招引他们出来杀掉。调任徐州知州。黄河在曹村决口，泛滥到梁山泊，流入南清河，汇集于徐州城下，水位上涨如不及时排泄，城墙将要被浸坏，富裕的百姓争着出城避水。苏轼说：“富人出去了，百姓都动摇，我和谁守城？我在这里，水一定不能冲塌城墙。”又把富人重新赶进城去。苏轼到武卫营去，对卒长说：“河水将要冲坏城墙，事情紧急，你们虽是禁军，姑且给我出力。”卒长说：“太守尚且不躲避水患，我等小人，应当效命。”他就率领兵卒拿着畚箕铁锹出去，筑起东南长堤，从戏马台开始，直到城墙。雨日夜下个不停，城墙没有被淹没的仅有三版。苏轼住在堤上，路过家门也不进去，派官吏分段防守，最终保全了这座城。他又请求调发第二年的役人来增筑旧城，又用木头筑堤岸，以防水再来。朝廷同意了他的做法。

【原】徙知湖州，上表以谢。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诗托讽，庶有补于国。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摭其表语，并媒薛所为诗以为讪谤，逮赴台狱，欲置之死，锻炼久之不决。神宗独怜之，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轼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

【译】调任湖州知州，上表谢恩。又因为有些事对百姓不利而不敢说，用诗来讽刺，以求有益于国家。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摘取他章表中的话，并且引申附会他所作的诗说是诽谤皇上，逮捕进御史台监狱，想处以死罪，罗织罪名很久不能判决。神宗独自怜惜他，把他作为黄州团练副使安置。苏轼与农夫老翁，一起在溪谷山林间生活，在东坡建造房屋，自称“东坡居士。”

【原】三年，神宗数有意复用，辄为当路者沮之。神宗尝语宰相王珪、蔡确曰：“国史至重，可命苏轼成之。”珪有难色。神宗曰：“轼不可，姑用曾巩。”巩进《太祖总论》，神宗意不允，遂手扎移轼汝州，有曰：“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材实难，不忍终弃。”轼未至汝，上书自言饥寒，有田在常，愿得居之。朝奏入，夕报可。

【译】元丰三年，神宗几次有意重新起用苏轼，常被当权的人阻止。神宗曾对宰相王珪、蔡确说：“国史极其重要，可以叫苏轼来完成。” 王珪面有难色。神宗说：“苏轼不可以的话，姑且用曾巩。”曾巩进呈《太祖总论》，神宗不满意，就手书圣旨叫苏轼移居汝州，曾说：“苏轼贬斥在外反省过错，过了几年认识更深，人才实在难得，不忍心终身摒弃。”苏轼未到汝州，上书自称饥寒，有田产在常州，愿意在那里居住。早上上奏，晚上就答复允准。

【原】道过金陵，见王安石，曰：“大兵大狱，汉、唐灭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连年不解，东南数起大狱，公独无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启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轼曰：“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事君之常礼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礼，公所以待上者，岂可以常礼乎？”安石厉声曰：“安石须说。”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人须是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弗为，乃可。”轼戏曰：“今之君子，争减半年磨勘，虽杀人亦为之。”安石笑而不言。

【译】苏轼路过金陵，见到王安石，说：“大的军事行动和大刑狱，是汉、唐灭亡的预兆。祖宗用仁厚治理天下，正要改变这些。现在对夏用兵，连年不停，东南又多次兴起大狱，你没有一句话去补救吗？”王安石说：“两件事都是吕惠卿发动的，我王安石在外地，怎么敢说？”苏轼说：“在朝廷就说话，在外地就不说，这是服事君王的礼节。皇上对待你不是通常的礼节，你对待皇上，难道可以用常礼？”王安石厉声说：“我王安石要讲。”又说：“话出在我王安石的口，进了你苏子瞻的耳朵。”又说：“人必须知道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罪的人，即使得到天下也不能这样做，终可以算是好人。”苏轼开玩笑说：“现在的君子们，争着减少半年的磨勘期，即使杀人也能做出来。”王安石笑着不说话。

【原】至常，神宗崩，哲宗立，复朝奉郎、知登州，召为礼部郎中。轼旧善司马光、章敦。时光为门下侍郎，敦知枢密院，二人不相合，敦每以谑侮困光，光苦之。轼谓敦曰：“司马君实时望甚重。昔许靖以虚名无实，见鄙于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誉，播流四海，若不加礼，必以贱贤为累’。先主纳之，乃以靖为司徒。许靖且不可慢，况君实乎？”敦以为然，光赖以少安。

【译】苏轼到常州，神宗去世，哲宗即位，授朝奉郎、登州知州，召他做礼部郎中。苏轼以前和司马光、章敦友善。当时司马光任门下侍郎，章敦任枢密使，两个人意见不合，章敦常常用戏弄侮辱来为难司马光，司马光为此苦恼。苏轼对章敦说：“司马君实在当前名望很重。从前许靖因虚名而无实用，被蜀先主所鄙视，法正说：‘许靖的虚名，传播天下，如果不加礼遇，必然会被当作看轻贤人。’先主接纳了，于是让许靖做了司徒。许靖尚且不可慢待，何况司马君实呢？” 章敦认为对，司马光靠这稍得安宁。

【原】迁起居舍人。轼起于忧患，不欲骤履要地，辞于宰相蔡确。确曰：“公徊翔久矣，朝中无出公右者。”轼曰：“昔林希同在馆中，年且长。”确曰：“希固当先公耶？”卒不许。元佑元年，轼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即赐银绯，迁中书舍人。

【译】升为起居舍人。苏轼从忧患中被起用，不想骤然间登上要职，向宰相蔡确推辞。蔡确说：“你徘徊不进已经很久了，朝廷中没有比你更合适的。”苏轼说：“从前林希和我同在馆里，而且他年纪大。”蔡确说：“林希真应当比你先起用吗？”终于没有答应。元佑元年，苏轼以七品官服入侍皇帝于延和殿，赐他银绯，升为中书舍人。

【原】初，祖宗时，差役行久生弊，编户充役者不习其役，又虐使之，多致破产，狭乡民至有终岁不得息者。王安石相神宗，改为免役，使户差高下出钱雇役，行法者过取，以为民病。司马光为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利，欲复差役，差官置局，轼与其选。轼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敛民财，十室九空，敛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此二害轻重，盖略等矣。”光曰：“于君何如？”轼曰：“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三代之法，兵农为一，至秦始分为二，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之卒。自尔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实大类此。公欲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盖未易也。”光不以为然。轼又陈于政事堂，光忿然。轼曰：“昔韩魏公刺陕西义勇，公为谏官，争之甚力，韩公不乐，公亦不顾。轼昔闻公道其详，岂今日作相，不许轼尽言耶？”光笑之。寻除翰林学士。

【译】起初，祖宗的时候，差役法实行久了产生弊端，百姓中充任徭役的人不熟悉，又虐待他们，多数导致破产，人少的乡中，百姓甚至有一年到头不得休息的。王安石辅佐神宗，改成免役法，使各户按等地高下出钱雇人代役，执行法令的人往往索取过分，成为百姓的灾害。司马光任宰相，知道免役法的害处，不知道它的好处，想要恢复差役法，派官员设立机构，苏轼也在人选当中。苏轼说：“差役法、免役法，各有其利弊。免役法的害处，是搜刮百姓的钱财，弄得十室九空，钱财聚敛到上面而下层百姓有钱荒的灾患。差役法的害处，是百姓经常为官府服役，不能专心致力于农业，而贪官污吏从中徇私舞弊。这两种害处，大致相等。”司马光说：“你说怎么办？”苏轼说：“法制沿袭，那么事情就容易成功，遇事循序渐进，那么百姓就不会惊恐。三代的法令，兵农合一，到秦代开始分为二，到唐代中叶，把所有的府兵变为长期征战的兵卒。从这时以来，百姓不懂军事，士兵不懂农事，农民拿出粮食丝帛来养活士兵，士兵拿出性命来保护农民，天下人以为好。即使圣人再来，也不能改变。现在的免役法，实在很像这事。你要马上取消免役法而实行差役法，正如取消长期征战的军队而恢复军民合一，大概不易办到。”司马光不认为那样做是对的。苏轼又在政事堂陈述他的看法，司马光很生气。苏轼说：“过去韩魏公要给陕西义勇刺字，你做谏官，争执得很凶，韩魏公不高兴，你也不管。我从前听你说过详情，难道你今天做宰相，不许我畅所欲言吗？”司马光笑了笑。不久任命他为翰林学士。

【原】二年，兼侍读。每进读至治乱兴衰、邪正得失之际，未尝不反复开导，觊有所启悟。哲宗虽恭默不言，辄首肯之。尝读祖宗《宝训》，因及时事，轼历言：“今赏罚不明，善恶无所劝沮；又黄河势方北流，而强之使东；夏人入镇戎，杀掠数万人，帅臣不以闻。每事如此，恐浸成衰乱之渐。”

【译】元佑二年，兼侍读。每次在皇帝面前诵读到治乱兴衰、奸邪正直及朝政得失的时候，未曾不反复开导，希望对皇帝有所启发。哲宗虽然恭敬沉默不说话，常常很赞成。曾经读到祖宗的《宝训》，因而讲到时事，苏轼一一地诉说：“现在赏赐处罚不分明，善没有勉励恶没有禁止；又黄河正向北流，而硬要它向东流；西夏攻入镇戎军，杀掠几万人，统帅不奏报。每每出现这类事情，恐怕渐渐会成为衰亡和动乱的开端。”

【原】轼尝锁宿禁中，召入对便殿，宣仁后问曰：“卿前年为何官？”曰：“臣为常州团练副使。”。曰：“今为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学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岂大臣论荐乎？”曰：“亦非也。”轼惊曰：“臣虽无状，不敢自他途以进。”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诵卿文章，必叹曰：‘奇才，奇才！’但未及进用卿耳。”轼不觉哭失声，宣仁后与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赐茶，彻御前金莲烛送归院。

【译】苏轼曾经在宫中锁门执宿，被召进便殿面见太后和皇帝，宣仁后问道：“你前年做什么官?”苏轼说：“臣是常州团练副使。”又问：“现在做什么官？”回答说：“臣现在任翰林学士。”又问：“凭什么能骤然升到这个官位？”回答说：“碰到了太皇太后、皇帝陛下。”太后说：“不是。”苏轼说：“难道是大臣论奏保荐吗？”说：“也不是。”苏轼惊讶地说：“臣虽然没有品行，不敢从其他途径上进。”太后说：“这是先帝的意思。先帝每次诵读你的文章，一定叹赏说‘奇才，奇才’，只不过没来得及进用你罢了。”苏轼不觉哭出声来，宣仁后和哲宗也哭了，左右的人都感动流泪。一会儿又命苏轼坐下并赐茶，撤去皇帝面前的金莲烛举烛送苏轼回翰林院。

【原】三年，权知礼部贡举。会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未能言。轼宽其禁约，使得尽技。巡铺内侍每摧辱举子，且持暖昧单词，诬以为罪，轼尽奏逐之。

【译】元佑三年，权知礼部贡举。正逢大雪严寒，士子们坐在庭院中，颤抖地不能说话。苏轼放宽他们的禁约，使他们能尽量发挥。巡视考场的宦官常侮辱应试士人，而且抓住意义暧昧的个别辞语，诬陷为罪状，苏轼把这些宦官都奏请驱逐。

【原】四年，积以论事，为当轴者所恨。轼恐不见容，请外，拜龙图阁学士、知杭州。未行，谏官言前相蔡确知安州，作诗借郝处俊事以讥太皇太后。大臣议迁之岭南。轼密疏：“朝廷若薄确之罪，则于皇帝孝治为不足；若深罪确，则于太皇太后仁政为小累。谓宜皇帝敕置狱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诏赦之，则于仁孝两得矣。”宣仁后心善轼言而不能用。轼出郊，用前执政恩例，遣内侍赐龙茶、银合，慰劳甚厚。

【译】元佑四年，因积累了一些议论政事的话，被当权的人所恨。苏轼怕不被他们所容忍，请求调到外地，任龙图阁学士、杭州知州。尚未动身，谏官说前任宰相蔡确任安州知州，作诗借郝处俊的事讥讽太皇太后。大臣们建议把他流放岭南。苏轼上密奏说：“朝廷如果处分蔡确轻了，那对皇帝以孝治天下就不足；如果治罪重了，那对太皇太后的仁政又有所欠缺。认为应由皇帝下敕书立案逮捕治罪，太皇太后就下手诏宽赦他，那就仁和孝两方面都得当了。”宣仁后心里认为苏轼的话好而不能实行。苏轼出行外任时，朝廷使用过去执政大臣的旧例，派宦官赏赐他龙茶、银盒，慰劳很优厚。

【原】既至杭，大旱，饥疫并作。轼请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复得赐度僧牒，易米以救饥者。明年春，又减价粜常平米，多作饘粥药剂，遣使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轼曰：“杭，水陆之会，疫死比他处常多。”乃裒羡缗得二千，复发橐中黄金五十两，以作病坊，稍畜钱粮待之。

【译】苏轼到杭州后，遇上大旱，饥荒和瘟疫并发。苏轼向朝廷请求，免去本路上供米的三分之一，又得赐予剃度僧人的牒文，用以换取米来救济饥饿的人。第二年春天，又减价出售常平仓的米，做了很多粥和药剂，派人带着医生到各街巷治病，救活的人很多。苏轼说：“杭州是水陆交通的要地，得疫病死的人比别处常要多些。”于是收集多余的钱二千缗，又拿出自己囊中黄金五十两，建造治病场所，渐渐积贮钱粮来防备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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