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扮男装”展风采

“女扮男装”展风采

摘 要：女扮男装是中西方共有的文化文学现象，它身上体现的不仅仅是一种单纯关于情节处理的美学技巧，更多的是从这一以女性为主体词的“女扮男装”背后看到中西方女性在历史文化上的共同遭遇和经历，进而探寻女性如何在自身发展道路上蹒跚起步的。本文通过对西方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女扮男装的代表作《威尼斯商人》及中国清代女作家陈端生的弹词小说《再生缘》的平行研究，以两位女性主人公为切入点，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来探究这两部作品中相同的女扮男装的写作模式在女性意识萌芽阶段中西方文学作品中的异同，并试图从对其异同的分析，归纳出此阶段中西方女性意识的共同特点。

关键词：女扮男装；女性意识；自我需求；女性集体无意识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3-0067-02

从人类祖先无意识下使用的蔽体的野生动物的皮毛到现如今质地精良、式样考究的用以体现现代人身份的衣饰，服装经历着从出现到逐步完善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其自身也日渐成为人类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简单的遮羞蔽丑逐步发展成为性别，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并进而衍生出各种相关的文化现象。中国古代文化精粹《礼记》中明文规定了男女不可同坐，男女衣饰不可混穿，西方经典《圣经》申命记22章5节说：“妇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男子也不可穿妇女的衣服。”然而，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也有偶尔的例外出现，一些女性，因着不同的目的和动机，脱下红妆换上男装，在不同的领域和境地扮演着另一个自己。虽然女扮男装在主流文化和社会传统观念中始终受到排斥和禁止，但这种带给女性暂时改变的例外还是在历史记载中格外耀眼，于是，在文学创作中，女扮男装也被当做一种常用的写作手法被作家和读者所推崇，它不但增加了作品的可读性，更是真实历史，尤其是女性自我意识发展历史的一个真实反映。

曾得到过陈寅恪和郭沫若先生极高评价的长篇弹词名著《再生缘》是清代才女陈端生的惊世之作。孟丽君是文中女主角，才高貌美，为了逃婚，被逼背着父母，改扮男装潜逃；并上京应考，连中三元，又经朝堂上一系列出色表现，终于位极人臣。在此期间，她荐少华，救其父，虽身为女子，却做到了男性都不及的相位。无独有偶，在与中国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英国，戏剧大师莎士比亚笔下也有一位才智卓绝，令人赞叹的出色女性，《威尼斯商人》中“女律师”——鲍西亚。鲍西亚运用女性的智慧与杰出的思辨技巧，也利用女扮男装的方式解巴萨尼奥于困境，救安东尼奥于水火。两部出自不同性别，不同文化背景作家之手的作品，都不约而同地在女性人物身上倾心尽力，不吝笔墨地褒扬了女主人公的智慧与才干，展示了女性身上蕴含的个性和力量。

“女扮男装”的运用是两部作品共同的闪光点，都可以看做是女主角智慧的象征。不仅仅从写作技巧上做到了引人入胜，令女主角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而且使女主角巧妙的运用男性伪装，能够有机会亲自体验之前生活之外的世界，发挥她们自身的优势，去争取应得的权利，实现自己的梦想。毕竟在当时男权社会中，对于女性来说，要想直接施展才华，参与社会事务，是受到多重限制和阻碍的，不能强取的，那些聪明的女性就选择迂回的智求。“女扮男装”这一写作手法的应用本身就是对男权社会的挑战，是女性主动意识及反抗精神的觉醒。

不管是《再生缘》中的孟丽君还是《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亚，都是在他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扮作男装，以全新的身份出现，她们身边的男性或者女性都以看待男性的眼光看待她们，在和她们交往相处时都以男性的标准及对待男性的方式对待她们，她们在男性身份下实现了暂时的完全的平等。

鲍西亚本身就是一个聪明的，有自己的想法和要求的女性。从她“我既不能选择我所中意的人，又不能拒绝我所憎厌的人；一个活着的女儿的意志，却要被一个死了的父亲的遗嘱所箝制”（第一幕第二场）的抱怨，可以看出她对于受制于人，没有自主权的不满。在遵从父亲遗愿的大前提下，她也对于这种爱情的不自由做出了一定的反抗。巴萨尼奥选择匣子的同时，鲍西亚伴唱的唱词在每句句末的韵脚都做了刻意的处理，“bred”， ”head”， “nourished”， “red”， “fed”， 跟随着这些提示，巴萨尼奥不难做出”lead”的选择。鲍西亚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帮助自己的心上人做出正确的选择。但这世上用心爱着巴萨尼奥的人好像不止鲍西亚一个，宁愿拿自己一磅肉出来帮助巴萨尼奥的安东尼奥也“只是为了他（巴萨尼奥）的缘故才爱这世界的”（第二场第八幕）。意识到这可怕的一点的鲍西亚为了维护自己的爱情，决定亲自前往威尼斯与自信的安东尼奥争夺自己的爱人。在爱情面前，她明确的知道自己的需求，也大胆的做出了行动来实现自己的想法，较之那些逆来顺受的女性们，鲍西亚的这一行动充分体现出她身上的女性意识。而女扮男装在她行动当中，既充当了坚固的铠甲给予她行动的便利，还是借以为其聪明才智披荆斩棘的开山刀。

不同于莎士比亚戏剧中女主角，鲍西亚身上从开始便有独立的种子，自由的念头。为了维护自己的爱情而女扮男装，发挥自身智慧实现自己的需求，陈端生笔下的孟丽君在文章之初却被刻画成为一个知书达理，娴静恭顺的男权社会要求的标准的女性形象。当其未婚夫皇甫少华下落不明后，孟丽君曾向双亲恳请“纵然圣旨难回复，我完一命包全名。孟氏丽君虽不孝，岂堪叫，爷娘门第失清声。”（再生缘142）一女不嫁二夫的封建礼教要求使孟丽君不甘心嫁与陷害少华但颇受皇帝青睐的刘杰。在此种情况下，如何援救皇甫一家便成了孟丽君精神世界的首要需求，考取功名，博得官位，赢得权力是实现这一需求的唯一方法，而在女子不能做官的封建社会，使这一方法成为可能的唯一途径就是女扮男装。怎料到，孟丽君在男装的协助下，果真连中三元，位极人臣，不但事业上风生水起，名门闺秀对她的才华也是青睐有嘉。在与男性平等的舞台上，孟丽君尽情的，淋漓尽致的发挥着自己的才能，从最初的被动出仕到后来当自我价值得到了肯定而产生了满足感和主动的自我需求意识的明确。

在这两部作品当中，两位女主人公都被描写为美貌与才干的集合体，都运用自己的智慧解救自诩为统治阶层的男性于危难于生死，做到了男性都做不到的事，可见两位作者对女性价值的肯定。从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对女性的欣赏、褒扬和推崇，可以明确的感受到陈端生和莎士比亚思想当中开始雏形的女性意识。

陈端生所处的清代中期，正是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内部资本主义关系萌芽的阶段，随着启蒙思想的传入，受反封建反宗法专制统治的进步思想的影响，作为一个女性，对于女性所受压迫与限制有着切身的体会。所以不管从女性写作这一行为本身还是女主角孟丽君身上蕴含的陈端生的理想和抱负上，都不难看出作者思想上不自觉的女性独立意识的流露及自我需求的实现。而莎士比亚时代，文艺复兴带来的人文主义思想，追求人性的解放，自由，平等，女性群体和女性问题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女性主义思想初露端倪，使莎士比亚在他的大部分剧作中都把女性描写为智慧才干受人尊重的角色，有意无意的渗透出对女性价值的肯定，自然而然的显现出其身上萌芽的女性主义思想。

但遗憾的是，由于时代及社会背景的限制，这两位作家的女性意识表现的都不够坚定，他们身上的女性意识都仅仅处于萌芽与徘徊状态。作品中女性价值的体现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女扮男装的手段加以掩饰，在作品的最后，作者无一例外的让扮装女主角回归了女性本位，仍处于社会意识形态的支配者——男性群体的附属地位。男性的性别身份优势仍是不容动摇的。女性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逐渐形成了对自我生存状态的集体无意识，这也是这一时期整体女性的意识特点。

对于两位作家表现出的女性意识除了上述的相同点之外，也有少许的不同。陈端生自身为女性，深知为女之难，所以笔下的女性极尽一切男性所能取得的成就，胸怀安邦定国的雄韬伟略，颇显华丽与大气，倾其所能使女性得到真正的独立与自我，与男性达到真正的平等。在文章最后处理孟丽君恢复女性身份的时候，让孟丽君口吐鲜血来表示不甘，其无奈之情不言而喻；而莎士比亚仅仅让鲍西亚在一些市井难题上小做了一回文章，而用于解决问题的财富还是来自于其父亲的遗赠，最后，莎士比亚安排鲍西亚对脱下男装回归女性本位相当满意并欣然接受。从性别角度来看，男女作家对是否关系自身利益的女性问题上也有积极与否的差别。

总的说来，女扮男装这一存在于中西方文化中的共同现象，它的出现既有中西历史、社会、文化的共同原因，也有各自不同的特定背景。但从女扮男装这个主题在莎翁的《威尼斯商人》和陈端生的《再生缘》两部作品中的具体运用和展开，可以看出，易装女性及女性整体在这一时期——女性意识尚未在女性内部形成有规模成体系的自觉意识的时期——思想意识的特点，即女性整体处于对自身生存状况的集体无意识的前提下的表现。但单从女扮男装的行动本身看，女性的自我意识初见端倪，而且不可否认，这一阶段个别女性身上表现出来的不自觉的自我意识也仍将会对女性意识的日后发展、成熟奠定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陈端生.再生缘[m].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

[2]陈寅恪.论《再生缘》[a].寒柳堂集[c].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1.

[3]高坤等.莎士比亚喜剧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

[4]古尔灵（guerin，w.l.）等著.文学批评方法手册.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5]郭沫若.郭沫若作品经典.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

[6]holy bible. 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national tspm&ccc.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1d4f9b5beff9aef8941e06d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