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花纹样

团花”的寓意与传统

　　谈及吉祥图案的传承性特点，“团花”则是又一个颇为典型的例证。近些年来，各式“唐装”或一般意义上的“中式”服装，从流行一时的“时装”已经逐渐地发展成为一种新的都市服饰民俗，从而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唐装”和一些中式服装上，除了以图案化的汉字作为装饰的传统得以复活和延续之外，寓意吉祥的“团花”图案也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独有的装饰效果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根据中国服饰史专业的定义，所谓“团花”，主要是指以各种植物、动物或吉祥文字等组合而成的圆形图案，它常见于中式服装尤其是袍服和上装的胸背和肩部等部位。以圆形为基本构图的吉祥图案，在中国也是自古就有本土的起源，这一点我们仅从商周铜器、秦汉瓦当和汉唐铜镜上的某些吉祥图案或纹样来看，也应该是不难理解的。实际上，对于唐宋的一些铜镜图案，也曾有人用“团花镜”或“宝相花镜”来命名的(周世荣编，1986：69、117)。显然，要追溯团花图案的起源，就需要把视野放得更为开阔一些。

　　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便出现了利用圆形、方格或菱形组成几何骨格，然后在其中填充动物或花叶纹的手法，这在构图上显然是已经很容易形成团花图案了。有一种意见认为，典型形态的“团花”图案，大概出现在隋唐时期，其形成也可能多少受到了西域艺术的一些影响，例如唐代很多图案中就有波斯文化的要素，所谓的“联珠团花”便是这方面的例子。实际上，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原墓地，已经出土了5幅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剪纸团花，它们分别是对鹿团花、对猴团花(和平元年，551)、八角形团花、忍冬纹团花(延昌七年，567年)、菊花形团花。这类团花造型的剪纸艺术品种，一直延续到很晚，例如，在故宫坤宁宫帝后婚房的顶棚中心，就曾贴着一幅龙凤呈祥剪纸团花(徐艺乙，1998：27-30，43)。而且，在民间，当人们用剪纸美化居室时，除了墙花、炕花，往往也会使用顶棚团花(邢莉主编，1995：70)。

　　尽管圆形的团花图案一直被广泛地应用于建筑和器具装饰以及其它各种素材之上，但在后世的各个朝代，它却越来越多地是作为织物和服装上的图案而著称的。团花，又被称作“团窠”，从现有文献资料看，唐宋时代的服饰上往往就有团花图案存在。我们从唐诗宋词的片断，便可得到很多此类信息。唐人欧阳炯“春光好”诗，曾有“叠雪罗袍接武，团花骏马娇行”的诗句。宋代时有“团窠锦”，为锦缎之一种，所谓团窠锦，也就是团花锦。陆游“剑南诗稿•斋中杂题”中，曾有“闲将西蜀团窠锦，自背南唐落墨花”的文句。《宋史•舆服志》里也有关于“团窠”、“斜窠”、“杂花”等服饰图案的记载。

服饰上的团花图案，在早期往往是和其它要素(诸如色彩、质地、式样等)一起组合，从而构成了阶级和官僚等级之“舆服”制度的重要一环。也就是说，团花曾经是上层阶级的标志性图案之一，在古代的阶级舆服制中，团花大小原本是有明确区分的。例如，在唐代时，唐高宗曾规定大臣们的常服，亲王至三品用紫色“大科花”(亦即“大团花”)绫罗制作;五品以上用朱色“小科花”(亦即“小团花”)绫罗制作。宋代时，皇帝往往在一些节令庆典之时，赏赐“时服”给文武大臣以为恩宠，据说当时的时服面料上，往往就有“乐晕锦”(亦即“灯笼纹锦”)、“簇四盘雕”(将圆形以十字中分，然后填充对称式盘旋飞翔之雕纹的团花)、“狮子”、“宜男”、“云雁”、“宝照大锦”(以团花为基础，填充其它几何纹)、“宝照中锦”等吉祥图案。

　　金世宗时，曾按照官职尊卑确定过服饰上花朵图案的大小，三品以上的花大五寸，六品以上的花大三寸。后来，在元代的官员品级中，一品紫罗服，有直径五寸的“大独科花”(即“大团花”)，二品紫罗服则有直径三寸的“小独科花”(即小团花)，三品以下则为更小的散排花纹或杂花(朱和平，2001：261)。明代官员的“公服”，从总体来看，袍服上的团花纹饰，是官品越高，直径越大，反之，则越小。一品“大独科花”(团花)直径五寸;二品“小独科花”(小团花)，直径三寸;三品散答花(散排的写生形摘枝花)，直径二寸;四、五品小杂花，直径一寸五。可见从唐至明，以团花作为品级标志的做法，似乎已成为一个传统。

　　尽管团龙和团凤等纹样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了，但大约是从元朝以后，尤其是明清两代，团龙、团凤、团鹤、团寿之类图案才极大地繁荣了起来，我们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团花图案的一种亚型。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元代红地龟背团龙凤纹纳石矢佛衣披肩，其上的团龙凤图案就很值得注意。元代织锦上的“团花云纹”，已有“寿”字图案，而当时的织金锦上的纹饰还有写生宝相花、团龙、团花(张道一主编，1993[4]：391)、龟背纹和如意纹等。从苏州张士诚母曹氏墓中出土的绸裙和缎裙上，也有团龙戏珠和双凤牡丹的纹样。特别是团龙和团凤图案，在明清时逐渐成了皇室帝后们的专擅。所谓丝凤盘曲作圆形，为团凤;丝龙盘曲作圆形，为团龙，它们多用于皇亲贵戚们的器物和服饰之上(卢翰明编辑，1990：78)。现存明清时代的帝后服饰，几乎是必有团龙、团凤之类(王智敏，1994)[4]。北京定陵出土的明万历皇帝的吉祥四团龙緙丝袍和十二团龙衮服，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

　　清代除了皇室的团龙、团凤图案之外，文武官员的品级主要是通过官服上的“补子”来标志的，团花在界定官职阶级方面的作用似乎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但实际上，清代贵族乃至一般富绅的服饰上，团花图案反倒更为常见了。晚清蟒袍上的团花种类很多，有“二龙团花”、“团鹤”、“二龙戏珠”、“江山万代”、“岁寒三友”、“团寿”、“凤凰牡丹”团花等等，其各自的吉祥寓意自不待言。从现存的清代服饰或丝织品的实物上，我们不难发现，团花图案的种类和形态均是十分丰富的(张道一主编，1993[5]：266-285)。例如，织锦纹饰有“双凤团寿纹”、“几何形团花纹”;彩绣有“麟吐玉书团花”、“石青缎地彩绣芙蓉团花纹”、“石青缎地彩绣灵仙富贵纹团花”。此外，还有“四季花卉团花”、“牡丹纹团花”、“九寿纹团花”、“荷花纹团花”、“花蝶纹团花”、“三秋纹团花”、“海棠纹团花”等等，团花图案可以说达到了空前多样化的程度，一方面它为服饰带来了高贵、豪华的印象，同时，又表现出独特的富足生活气息。

　　至于团花图案究竟是如何逐渐地普及到民间的，目前还是谜团重重，不得详知。有一种可能性是，与中国的龙凤图案同时在宫廷和民间发展的情形相类似，团花图案甚至早自唐宋时起，可能就已出现在民间了。研究者从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木俑上，曾发现有身着“团窠对禽纹锦”服饰的迹象。唐代织锦上除了联珠团花纹，经常还有团凤纹、牡丹团花纹、瑞鹿团花纹和宝相花纹。据说，在新疆阿拉尔还曾出土过“重莲团花锦”的遗存(吴淑生、田自秉，1986，图版35)。不仅如此，团花还每每被用于当时的建筑装饰，如敦煌藻井图案中的团花纹和团龙纹。此外，在家用器皿如金银器和瓷器上，也往往施以此类纹饰，如陕西蓝田县杨家沟和扶风县法门寺塔唐代地宫出土的金银器，以及故宫所藏唐代银器上，就有“折枝团花纹”和“团花纹”等(张道一主编，1993[3]：448-496)。在浙江省的临安板桥五代墓，还曾出土了鎏金团花银唾盂，其盘口錾以引颈展翅的云中飞鹤团花、腹壁錾缠枝牡丹团花(范珮玲，2000)。

　　隋唐以降及至明清，团花图案在民间日益普及。明代织锦上往往有缠枝牡丹纹和几何形团花纹。在明代的吉祥图案中，还曾颇为盛行所谓的“散点团花”。明清的瓷器装饰上，更是经常使用团龙、团凤、团鹤以及各种团花图案(李祥仁，2000)。和明清时代的团花图案一般形体较大(李廷芝主编，1992：133)形成对比的是，大约从明代的时候起，民间还兴起了一种所谓的“皮球花”，它形体较小，直径一般约一寸左右，尤其多见于瓷器、漆器、丝绸、刺绣和民间的蓝印花布上(江苏，2004)。虽然这类“皮球花”和上述贵族社会常用的团花图案有何关系尚不清楚，但把它看作团花的又一个亚型，亦未尝不可。

　　包括团花主题在内，近代的吉祥图案实际上受到明清时代传统的直接影响。从现存资料来看，在中国各地的特色织物或女工刺绣传统里，都有大量的团花图案为人们所喜闻乐见。诸如苏绣里的团花图案就种类颇多，如锦鸡牡丹团花、云凤团花、孔雀玉兰牡丹团花、孔雀开屏团花、丹凤团花、龙凤团花、丹凤牡丹团花、月季团花、珍珠兰团花、荷花团花、博古团花、花篮团花、双燕紫藤团花等等。此外，在浙江、四川、山东和江苏南通等地的印花蓝布上，也有动物团花、八角花团花、团菊等，实在堪称琳琅满目(张道一主编，1993[6]：9-14，42-91)。

讨论团花，似乎也必须涉及到宝相花。由于宝相花的纹样多为平面团花状(乔继堂，1990：301-302)，所以，两者很容易被混淆。团花和宝相花的形态虽然颇为相似，甚至将其归为同一分类也未尝不可，但它们在氛围、风格、构图和寓意等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宝相花的特点是端庄、对称，多少有些呆板，团花则显得较为活泼，和宝相花图案具有宗教的寓意相对比，团花的寓意基本上是世俗的。团花的基本寓意是和谐、团圆、圆满和大福大贵。大体上，可以使用一句中国俗语来为团花寓意进行解释：“花好月圆”。团花中蕴含的此类民俗观念，一定程度上是超越阶级而为全社会所共享的，因此，除了一个时期内团龙、团凤之类图案曾被皇族专擅之外，一般的团寿和其他团花图案则同时在民间广为流传。旧时那些殷实的乡绅和社区老者，只要条件容许，几乎都会拥有几套绸缎并饰以团花图案的服装。至于寄托着来世的想象和期许，在给亡者最后穿上的礼服上更是必有团花图案。实际上，基于广大的市场需求，产自苏杭一带的绸缎织物，总是会以团花等吉祥图案作为其最基本的卖点。正因为如此，直至现代在一项有关调查中，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对于“唐装”和团花的印象，主要还是“富贵”、“喜庆”、“非日常”和体现了中国民族服饰的特点等。

　　团花图案在其漫长的演化发展中，尤其是通过多元民族文化的交流史，它还反复和大量地出现在很多少数民族的传统图案里。实际上，汉族和少数民族共享的吉祥图案或吉祥物也不在少数(祁庆富，1999：22-27)。虽然被称为“团花”的少数民族吉祥图案未必都是由汉族社区传播而来，也并不是所有以圆形构图的少数民族吉祥图案均适合称为“团花”，(例如，西南少数民族中就有一种独特的“太阳花”图案，不宜称之为团花)，但团花图案大量和反复地出现在少数民族服饰和装饰艺术中这一基本事实，依然是意味深长的。

　　见诸记录的少数民族团花图案主要有：贵州苗族和仡佬族的蜡染团花图案、云南彝族的团花图案、甘肃藏族织毯的团花图案、内蒙古蒙古族的地毯图案团花和服饰上的团花、北京满族服饰的大团花、四川羌族织物上的团花图案等等(何燕明主编，1990：58-198)。其中，北京满族的大团花图案，和传统汉族士绅服饰上的团花图案及一般所谓“中式服装”上的团花图案可谓是如出一辙。根据笔者有限的调查，在部分纳西族、苗族和壮族社区，妇女们往往坚持穿着民族服饰，而男子尤其是家境殷实的中老年男子，则往往会添置一或若干件中式丝绸长衫，上面通常都会有团寿之类的团花图案。这些汉式服装主要是在社区礼仪等非常之际才被穿出来，很多时候，这也是他们死去时最后的礼服。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1e8db08fa0116c175f0e485c.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