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中的狐女形象

《聊斋志异》中的狐女形象

　　狐女的传说自古有之，最早的可溯及到大禹的妻子、夏启的母亲――涂山氏。相传，禹三十未娶，途经涂山，有九尾白狐来见，涂山民谣：“娶白狐者可为帝王。”禹遂娶之，即为涂山氏。涂山以下而声名显赫者，当属妲己无疑，不过与涂山氏的正面形象相比，这却是一反面的狐女典型，商朝因之灭亡，其人也被钉在千古红颜祸水之首的耻辱柱上。中华素有泛神的传统，窗灶土木各有神主，而至佛教传入、道教兴起，狐女传说也进一步充实了内容，并日渐深入人心，《搜神》《太平》各辟专章谈狐说异，巷语俚歌，说唱狐怪殆遍寰宇，而更有乐天诗，言狐而雅纳之，且听诗云：“古冢狐、妖且老，化为妇人颜色好。头变云鬟面变妆，大尾曳作长红裳。徐徐进傍荒村路，日欲暮时人静处。或欤或舞或悲啼，翠眉不举花颜低。忽然一见千万态，见者十人八九迷。”这无疑进一步提升了狐传说的接受档次，扩大了它的接受范围。

　　狐女传说本身的美感和魅力，中华泛神的文化传统，加之文人的推波助澜，狐女作为文学形象的诞生不难矣。但事实上，三代而下，文人而有意为狐作传的不多，这不多的人中清朝的聊斋先生当是一个独特而闪光的存在。一部《聊斋志异》几成狐仙异闻的洋洋大观，如果说以前的各种狐传说还只是素材的话，那么现在到了聊斋先生的笔下则已俨然成为美轮美奂的成品；如果先前的各种狐传说，都还有群体创作的影子，则聊斋先生笔下的狐女已更多烙上的是自身及时代的印痕。试略述之。

　　《聊斋志异》里的狐女异常饱满而且形象鲜明。

　　一、她们多年轻美丽、善良、纯洁。且看蒲松龄如何摹状她们的容貌：娇娜，“年约十三四，娇波流慧，细柳生姿。”正面描写还嫌不够，又用了侧面描写：“生望见颜色，呻吟顿望，精神为之一爽。”写婴宁：“有女郎携婢，拈梅花一枝，容华绝代，笑容可掬。”“但善笑，禁之亦不可止；然笑处嫣然，狂而不损其媚。”再看青凤：“审顾之，弱态生娇，秋波流慧，人间无其丽也。”胡四姐：“年方及笄, 荷粉香露，嫣然而笑，媚丽欲绝。”莲香：“觌面殊非，年仅十五六，禅袖垂髫，风流香曼，行步之间若还若往。”古有秀色可餐，蒲翁如此笔法，若个女子真如面而忘饥也，更难得的是这些女子，不仅姿容秀美，更兼内心纯洁、善良, 娇娜为救孔生不顾女子的体面矜持, 毅然以“舌度红丸入”生之口，又“接吻而呵之”，婴宁爱笑“每日母忧怒，女至一笑即解。奴婢小过, 恐遭鞭楚，辄求诣母其话，罪婢投见恒得免”，狐初遇书生时，多十三四岁或十五六岁，与书生合而犹处子之体，又言笑举止常带天真, 少识人事, 婴宁年十五还不辩“葭莩之义”与“夫妻之情”，小翠与痴丈夫谑笑犹如两小孩。

　　外既秀矣而内亦美，偏偏她们都是狐女，非我族类，悲夫。野语有云：所歌即所无。固也，但何尝又不是所歌即所慕所寓。《边城》中，沈从文以塑造原始而质朴的湘西世界，展现人性之美，寄托对理想人格的追求，甚至意图以此重塑民族品格。聊斋先生很难说没有这方面的追求，在他所处的时代，以程朱理学为核心的封建礼教对人性的钳制和扭曲可以说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男子或皓首穷经、迂腐酸涩，或附庸风雅、俗欲熏心，女子无才便是德，一脑子节义贞烈思想，处处唯唯诺诺，小心谨慎。可想而知，一个有着清醒心智的人，绝对不能接受以如此人格特征为主的社会。蒲松龄饱读诗书，进学却久不效，终以坐馆为业薄济余生。他的人生经历使他能广泛接触社会各方人士，见之广从而触之深，于是他对现实社会常怀幽愤。《促织》《席方平》中可见一般，对社会的批判归根结底还是对人的批判。情萦于心必泄于外。《聊斋志异》“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是之谓也。众多狐女美丽、善良纯洁是蒲柳泉对理想人格的理解，同时也是他的精神寄托与追求，现实肮脏，诚不可为，且待之于狐仙世界，柳泉之心实堪怜。]

　　二、狐女多能干且兼具神通，可与丈夫共同撑起一个家来。《鸦头》中，狐女鸦头与王生私奔，但王生却不过一穷书生，家徒四壁，他担心养不活鸦头，没想到鸦头却自有主意：“今市货皆可居，三数口，淡薄亦可自给。可鬻驴子作资本。”非特见识卓远，而行动亦不让：“女作披肩，刺荷囊，日获赢余，顾赡甚优。”《小翠》中，小翠不但治好了痴丈夫的呆病，更几次以机智和神通力保全家转危为安。《辛十四娘》中的辛十四娘有察人之明，力劝丈夫远恶友避祸，丈夫不听劝告终陷囹圄也是辛十四娘从中周旋，使丈夫化险为夷。男权伸张，女权受压抑，一直以来都是封建社会一个现实，它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女子成为男子的附庸和玩物，由此而来，在一个家庭里面，养家糊口的重任主要的就落在男子身上，对士宦之家而言，女权缺失是他们所高兴的，而对蒲松龄这样处社会底层的人而言，则是另一种情况，女权缺失，必然要求男子独撑大厦，实际上这很辛苦，蒲松龄几十年坐馆深解此中滋味。《聊斋志异》中能干的狐女形象的出现，我们不妨把它认为是蒲松龄对女权的一种呼吁，对男权独张的哀叹。无论如何在一个家庭里面，两双手总比一双手能更多更轻松地获取生存资料。

　　三、狐女与书生的结合，在大多数情况下，狐女是主动的一方，而狐女的出现又常常能为书生解除困厄。《莲香》中，“倾国之姝”的莲香在一个晚上敲开了书生的门, 书生“启门延入”, 惊艳之下结为情好，后书生为鬼李所伤，是莲香十日夜相傍榻旁，为其疗伤。书生不纳莲香忠言，及至羸卧空斋，又是莲香施仙术为其治愈使其“精神焕发”。《红玉》中，红玉与书生的相遇更离奇。“一夜，相如坐月下，忽见东馆女自墙上来窥，视之，美；微笑；招以手；不来亦不去。固请之，乃共寝处。”红玉后被生父骂走，却助生娶得美妇。当生几近家破人亡，“悲怛欲死、辗转空床，几无生路”之际，是红玉“剪莽拥?_，类男子操作”，“出金治织具，租田数十亩，雇佣耕作。荷?诛茅，牵萝补屋，日以为常”，直助生“人烟腾茂，类素封家”。我们可以想象，长年坐馆毕家的蒲松龄，于长夜难眠之时推窗对月，该是怎样的凄凉无助，此刻他大概正幻想着某位如“红玉”“莲香”一般美貌的红颜知己来解除自己的寂寞，给自己以精神的慰藉吧，而蒲翁一生辗转辛苦，举业不成，家累在肩，以区区书生之肩何堪承当，他不正是需要被救助的对象吗？毋宁说，蒲松龄创造出具有如此这般形象特点的狐女，实际上也是对自己的安慰与鼓舞，无涯的人生苦旅何时才是尽头，活下去需要莫大勇气，或许某日亦会有天人相助吧。一念之转，不禁生念弥炽，那么还是活下去，哀哉，柳泉！但又何止柳泉，人生苦辛，世人莫不如此，人生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当我们孤苦无依时，当我们寂寞无聊时，我们不是也渴望着“红玉”、“莲香”的从天而降。不得不承认，柳泉之笔透过“红玉”“莲香”这方面的形象特征，实际上写出了全人类共同的悲哀，人原来如此脆弱。

　　一直以来，狐女与书生间充满自由主义与浪漫气息的爱情故事，最受世人称道，就当时主流的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男女结合的状况而言，狐女与书生的结合是如此不同。他们是那样的自由而且浪漫，婴宁与王生，王生路上惊艳婴宁，随之思念成疾，因一个谎言而造访深山，却如愿携得美人归；小翠与王元丰，小翠为报恩而主动委身痴呆王元丰，不仅屡次救王家于灾厄，还治好了元丰痴病，结下美满爱情婚姻；耿去病与青凤，二人席间相互留情，虽横遇阻碍，最终也因耿生对青凤的救命之恩而成为眷属；冯生与辛十四娘，也是冯生行路惊艳辛十四娘，虽他得鬼姑之助而与辛十四娘结为姻缘，他们的婚姻毕竟还是得了爱情为基础，且相互恩爱。狐女与书生的结合是见面倾心后的结合，他们彻底消除了父母和媒妁在这其中所起的作用。难以想象在封建社会简陋而落后的感情店铺里，蒲松龄居然横空建构出一个个充满现代气息的情感超市，他无疑是成功的，这个凭空想出来的超市不仅在当时就深入人心（这一点从《聊斋志异》手抄本的流行，及至摹仿本的兴起，可以见出），即使是现在，也仍然在感动和鼓舞着人们。另一方面狐女与书生间爱情之纯洁，也令人神往。爱，不仅爱他（她）的人，更爱他（她）身上的一切缺憾和不足，哪怕他落魄潦倒，鬼迷心窍；哪怕她非我族类。耿去病与青凤是这样，婴宁与王子安是这样，莲香与桑子明是这样，红玉与冯生是这样，小翠与王元丰更是这样。爱情不沾丝毫俗恶，本真地呈现它所应该呈现的面目。至此，蒲翁神思不仅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同时也超越了我们所处的时代，曾几何时，我们不也翘望着那纯洁爱情的来临。

　　只有一味的丑，丑或许也不那么让人觉其丑，而如果美丑并立，丑才立马呈现出它令人难以忍受的一面。至此，蒲翁神笔实际上也完成了对封建礼教下的所谓“三从四德”，所谓“父母命、媒妁言”等束缚爱情成长的教条，乃至整个封建礼教的一次大大的讽刺与质疑。蒲翁其神乎！

　　呜呼！洋洋大观《聊斋志异》，众美纷呈诸狐女。大概柳泉先生自己也不会想到，多少年过去了，他的书，以及他书中众多脱俗可爱的狐女居然还打动着世人，并让世人以前赴后继的精神去研究它、解读它。这个19岁以三个第一中秀才，此后却终身不举的老贡生，这个饱读诗书却数十年坐馆为生的老夫子，这个常自言穷困潦倒，几月不知肉味的可怜老叟，现在不知是否还泉下有灵，他一生喜人谈鬼，而自己更著文说狐论怪，他塑造了如此众多丰满、可爱的狐女形象，不知在那个幽冥世界里，他可曾寻得自己的幸福。让我们这些后人轻轻、轻轻的吧，或许，饱尝辛酸的老人仍在做着他的梦，那就让他继续做下去吧。他的灵魂与狐女同在。

　　胡宁，谢同育，教师，现居湖北潜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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