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钱钟书的《围城》

当代著名作家钱钟书先生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围城》是一篇“五四”以后新文学中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它不仅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它的文学艺术成就也是十分凸显的，在当今文坛上就有新《儒林外史》的美誉。作品以留法回国的青年方鸿渐为中心,描绘了一群留学生和大学教授的生活、工作、婚姻恋爱等方面所遇到的矛盾和纠葛。作者用漫画夸张的手法,嘲弄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揭示了人生如“围困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这一典型的社会心理。含苞待放

纵观整部作品，其独特的讽刺艺术与比喻艺术是最为突出的。在中国文学史上就讽刺而言，鲁迅是辛辣幽默，老舍是深切温婉，沙汀是沉毅浑厚，张天翼是冷峭尖刻，而《围城》将钱钟书独特的讽刺艺术表现的淋漓尽致。它的幽默的讽刺手法灵活多样,运用漫画式的笔法、调侃式的行文、微妙至极的心理讽刺来达到讽刺的效果。就艺术表现而言，尤以比喻使用得最多最精彩。《围城》的故事情节只好比一幅画的简单线条,而语言修辞则是它的色彩,比喻却是其中最亮丽的颜色。这种语言修辞艺术贯穿了小说全篇,将各人物的性格、心理与行为特征刻画得入木三分。以下对这两个艺术特色进行分析。

一、 《围城》的讽刺艺术

（一）幽默的讽刺手法灵活多样

钱钟书在自序中说：“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而这一类人物,就是当时的病态的知识分子。《围城》中常用诙谐的锋刃刺向这些所谓的“无毛两足动物”。这主要表现在:

1、漫画式的笔法

在《围城》里的“芸芸众生”中,几乎每个人物出场时,作者都对其肖像常常采用既含蓄而又挖苦的漫画式笔法,进行了一番讽刺描绘。令其形神毕露。例如:那位出场一次的“哲学家”,他的名气是靠同外国著名哲学家通信和会面猎取来的。当他沾沾自喜,吹嘘他同罗素会面的对话时,其实是在揭露自己的空虚和无聊。再如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自称是一位研究生物的老科学家,人们却看不到他的科学家风范,其实是一位心术不正、好色贪杯玩弄权术的学界官僚,他本身就是那所黑暗腐败的大学的化身……像这样的例子,在《围城》中随处可见。每一个人物,在钱钟书的笔下都化作一幅幅讽刺性极强的漫画,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品尝到漫画式的幽默。

2、调侃式的行文

作者常用半讽刺半悲怜的口吻调侃“芸芸众生”,他联想特别丰富,思维敏捷,下笔不能自休。他总是尽情地挥洒着那种博引经传,融贯中西,联想无穷的、超越具体描写对象、驰向更广阔思维空间的讽刺幽默笔墨,创造出一种由博识、睿智、谐趣构成的巧喻迭出、纵横恣意的独特文体。在调侃方鸿渐购买假文凭时,作者引用《圣经》里的故事作比“: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在嘲讽他的自我解嘲时,又拉来了中西古代哲人柏拉图和孔子作陪衬“:撒谎欺骗有时并非不道德,柏拉图《理想国》里就说士兵对敌人,医生对病人,官吏对民众都应该哄骗。例如孔子,还假装生病,哄走了儒悲,孟子甚至对齐宣王也撒谎装病。父亲和丈人望自己是个博士,做儿子女婿的好意思教他们失望么?买张文凭去哄他们,好比前清时代花钱捐个官,或英国殖民地商人向帝国府库报效几万镑换个爵头衔,光耀门楣,也是孝子贤婿应有的承欢养志,反正自己将来找事时,履历是决不开这个学位。”如此调侃,活画出主人自欺欺人的阿Q相。正如作者所说“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虚、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在谈到方老爷给孙儿取名“阿丑”时,作者也要引经据典戏谑一番“人家小儿要易长育,每以贱名为小名,如犬羊狗马之类。又知道司马相如小字犬子,桓熙小字石头,范晔小字砖儿,慕容农小字恶奴,元叉小字夜叉,更有什么斑兽、秃头龟儿、獾朗等等,才知道儿子叫‘阿丑’还算有体面的。”从中看出方遯翁父子的迂腐,是典型的封建“遗老”、“遗少”。

3、微妙至极的心理讽刺

作家善于用敏锐的眼光、尖锐的笔法去刻划人物心理,其犀利精微的心理讽刺,使人物形象更具有立体感。

首先,《围城》的讽刺幽默大胆借鉴西方心理描写的技巧,对人物的心理进行细腻的观察和分析,深层次地进行艺术挖掘。《围城》中对老处女范懿装腔作势的心态描绘格外细腻,十分传神且深刻。如范懿听说汪太太给她做媒,求之不得,但又故弄玄虚,强自矜持,经过一番自我克制,还掩盖不了胸中的那点猴急的心情。汪处厚夫妇请吃饭,她五点钟才过就到汪家。见过辛楣以后“,像画了个无形的圈子,把自己跟辛楣围在里面,谈话密切得泼水不入”[1](P251)。而且处处随口凑趣。“辛楣说这儿闷得很,没有玩儿的地方,范懿说：‘可不是吗?我也觉得很少谈得来的人,待在这儿真闷。’”辛楣说曹禺是个伟大的戏剧家,范懿快乐得拍着手掌说：“赵先生,我真高兴,你的意见跟我完全相同。”[1](P251)高校长进来,辛楣乘机把首席让出来。高校长想了想后不同意,仍旧要辛楣坐,辛楣不肯“,高校长让给范懿,范小姐只是笑,身子像一条饴糖粘在椅子里。”[1](P251)回去的路上,她几次设法要把同行的方鸿渐、刘小姐支开,留下赵辛楣和她两个人走。她一会儿说桥太窄,让辛楣陪她走河底;一会儿说忘了手提包,让辛楣陪她回汪家去取。这样的描绘,逼真如画。既不失幽默,又颇具讽刺色彩。

其次,他还善于透视人物言行举止的心理基础,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揭露出讽刺对象内心世界的丑陋之处,戳穿和嘲笑对象在言行举止上的虚假性。[2](P263)李梅亭在赴三闾大学就职的路途上所表现出的吝啬心理就很有讽刺意味。启程时,他抢着买低等船票,明明是为了自己省钱,却偏要撒谎骗取别人的好感。路途中,他因为舍不得用自己的新雨衣,便找借口用别人的伞。他带了一木箱药品,准备在内地的学校卖个好价钱,但是一包仁丹开封后就卖不到好价钱。因此当孙柔嘉身体不适时,他却不愿意让她服用一些仁丹。但不给药,又显得过于小气。左思右想,灵机一动,拿出前些天已打开的一瓶鱼肝油丸,给孙柔嘉服下,弄得她又一次呕吐。虽然鱼肝油丸比仁丹贵,但已开封的药“好像嫁过的女人减了市价”。李梅亭这种吝啬鬼式的怪诞心理就这样暴露出来,给人们以厌恶之感,其正人君子的假面具也就被一层层撕下来。这样的讽刺,不同于疾言厉色的抨击,而是平淡中却有讽刺,达到幽默的效果。

（二）语言幽默诙谐,尖锐泼辣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围城》作为一部带有浓厚讽刺意味的作品,它必须有高度的语言技巧。博学广识的钱钟书先生以一种平心静气的客观笔调写出这篇作品。在流畅的行文中,大量使用了精妙、新奇的比喻,风趣幽默。[3](P55)而且他还运用词语活用、英语词语、文言文进行讽刺,读罢令人心生敬佩。

在《围城》中,英文真是大放异彩。一般来说,现代汉语能表达清楚的,就不需要再借用外来词语了,胡乱使用会有反效果。然而,钱钟书先生在小说中运用的英文,却是达到了讽刺人的效果。如张吉民接待方鸿渐时所说的一段话:“Hello!Doctor方,好久不见!”“Sure!havealooksee!” “Sure!值不少钱呢,Plentyofdough。并且这些东西不比书画。买书画买了假的,一文不值,只等于Waste paper。磁器假的,至少还可以盛菜盛饭。我有时请外国Friends吃饭,那就用那个康熙窑‘油底蓝五彩’大盘做Salad dish,他们都觉得古色古香,菜的味道也有点old-time。”[1](P42)这段描写,作者大量运用了英文,生动形象地刻划了张先生那种崇洋媚外的丑态,讽刺了他善于卖弄自己、炫耀自己的洋奴才身份。

钱钟书先生接受过良好的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有着丰厚功底。在《围城》中,钱先生灵活地运用了文言词语,对人物进行刻画与讽刺,收到良好效果。如写方遯翁说的话“:女人留洋得了博士,只要洋人娶要她,否则男人是双料博士,鸿渐,我这话没说错罢?这跟‘嫁女必须胜吾家,娶女必须不若吾家’一个道理。”[1](P34)这里的“嫁女必须胜吾家,娶女必须不若吾家”是一句文言文,作者通过这句话,讽刺了方遯翁男尊女卑的思想,也讽刺了他卖弄学问的本质。

（三）在人物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展开讽刺描写

《围城》并没有贯穿始终的主要情节，而是以方鸿渐的活动贯穿全篇。通过方鸿渐不断地从被围困的城堡里逃出来或冲进去，展现他留学回国后所遭遇的人和事。作者对作品中的每个人物都有不同程度的讽刺。方鸿渐不通事务、无能懦弱，苏文纨装作冷若冰霜孤芳自赏，而不顾廉耻、惟利是图。高松年撒谎老练、作假超真，对属下的妻子不怀好意，以生物学原理治校。李梅亭表面道貌岸然，实际男盗女娼、贩卖药材、勾搭妓女。这里面也有专门背后骂人，又擅长用各种借口来博取男人情感，包括采用假冒作家题字赠书的女生指导，也有由教员蜕变成“资本家走狗的走狗”的女大学生，有自称为“老古董”而打扮得妖形怪状，所写东西搬来搬去，几十篇如同一篇，宣言不问政治却随同已受伪职的丈夫离职遁去的报馆女编辑，也有认为机会要自己找快乐要自己寻，换情人像换衣服一样随便，出洋学医而学到了不致怀孕的性开放女郎，形形色色的人物在《围城》中应有尽有，确实达到了作者想要写出某一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的目的。　

在人物的展示过程中，作者对官场腐败、政府无能、学术虚伪、社会落后等都不失时机的进行嘲弄讽刺，钱钟书的笔触及了那十里洋场的政界、银行界、新闻界、和工商界的丑陋，还描写了寓公们的可笑可鄙生活。小说又揭露了所谓自由区国立大学内的种种黑幕，学校条件差，教学质量低，学生意识落后，教育界的败类、投机政客、伪君子充斥了校园，写出了“为人师表”们逐利倾轧、蝇营狗苟的肮行径与丑恶灵魂。

所有这些反映的社会生活是相当广阔的。钱钟书更站在哲理的高度讽刺这些社会现象，他的讽刺早已远远超出那个社会，超越了那个时代。

二、《围城》的比喻艺术

(一)喻体的广泛性与奇特性

用来打比方的事物叫“喻体”。《围城》中所使用的喻体非常广泛,上至国家体制,下至日常生活;大如抽象的理念,小如具体的事物,无所不有,新颖奇特;从调侃中现卓识,从谈笑中露儒雅。下面我们按喻体分类论述《围城》中的比喻艺术。

1、取喻于生物

《围城》中多处取喻于动物,反映出作者对生活的观察细致入微。动物种类繁多,形状各异,习性天成。利用动物丰富多姿的表现来喻人,可以使描述生动形象。例如在描写方鸿渐回到上海,房子难找时,写道:“上海仿佛希望每个新来的人都像只戴壳的蜗牛,随身带着宿舍。”用带壳的蜗牛来比喻房子紧张、生活艰难,用调侃的灰色幽默来寄托一种虚无的愿望,表现出他对当时生活的伤感与无奈,比喻十分形象。

2、取喻于日常事物与自然景物

作者真实地热爱生活,他呼吸在和我们一样平常的自然环境中,有着和我们一样的日常阅历,但他的体验却更深。用杨绛的话说,钟书有几分痴气。日常事物的方方面面是人生和社会的载体,点点滴滴包含了人的价值观和社会性。《围城》中有许多取喻于日常事物的比喻,通俗贴切。例如在赵辛楣请客的酒宴上,大家都在吹牛,只有“鸿渐追想他的国文先生都叫不响,不比罗素、陈散原这些名字,像一支上等哈瓦那雪茄烟,可以挂在口边卖弄”。把大哲学家、文学家比作“上等哈瓦那雪茄烟”。这个比喻通俗且似不恭,而事实上在那些庸俗文人的嘴里,这些名人大师只是他们瞎吹牛的资本,其作用和份量不就是一支“上等哈瓦那雪茄烟”吗!比喻之贴切令人赞叹不已。

3、取喻于封建礼教

作者对中国封建社会有着深刻的认识。封建礼教在旧中国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封建礼教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辛酸的血泪史。《围城》中多处取喻于封建礼教,语气调侃幽默,表现出作者对封建礼教的反叛和讽刺。例如在描述方鸿渐的弟媳时,对封建社会时期大家庭里妇女的地位有一个一般性的概论:“大家庭里做媳妇的女人平时吃饭的肚子要小,受气的肚子要大;一有了胎,肚子真大了,那时吃饭的肚子可以放大,受气的肚子可以缩小”,揭示封建社会妇女地位低下和母以子贵的礼教意识。写方老先生因为拒绝了本县汉奸的引诱,有家难归,而政府并没有给他什么名义,觉得他爱国而国不爱他,“大有青年守节的孀妇不见宠于翁姑的怨抑”,用青年守节的孀妇作喻体,重揭了青年守节这种残酷封建礼教的伤疤,读来令人沉重。又如“当系主任和结婚一样,‘先进门三日就是大’”,“讲师比通房丫头,教授比夫人,副教授呢等于如夫人”,取喻中国封建时期一夫多妻制的传统文化,把高高在上的教授、讲师的地位关系通俗而准确、同时不无嘲讽地比喻为夫人丫头。这些取喻于沉重的封建礼教文化的比喻,形象贴切,生动俏皮。“围城”的命题涵盖小说全篇,世间事物均如围城,不过尔尔。所以高贵如教授讲师,卑微如夫人丫头,原来如出一辙。这样的比喻使人顿悟人间世态、人生大同。

4、取喻于国政时弊

《围城》属于一部贵族小说,写的是30年代知识分子的生活琐碎事,似乎并不关国家大事、民众疾苦。然而作者对国政时弊却有鲜明的立场,在小说中多次巧妙地使用比喻对中国30年代的社会状况作了无情的揭露。

30年代后期,中国深受日本蹂躏,国民党政府却积极剿共,消极抗日,置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围城》中多处用国政时弊作喻体,间接表达了作者对时局的认识。如“鸿渐每见她(柔嘉的姑母)一次面,自卑的心理就像战时的物价又高涨一次”。在描写赵辛楣与方鸿渐初次见面,赵误认为方是情敌,而方明白赵对自己无礼是在吃醋,不作还击时,写道:“鸿渐也许像这几天报纸上战事消息所说,‘保持实力,作战略上的撤退’”,讽刺国民党政府无视国难当头的不抗日政策。在描写鸿渐等五人去三闾大学途中坐车时,“这辆车倚老卖老,修炼成桀骜不驯、怪癖难测的性格,有时标致像大官僚,有时别扭像小女郎”。写旅途中雨夜赶路,“四个人脱下鞋子来,上面的泥就抵得贪官刮的地皮。”对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官僚、贪官的丑恶面目作了无情的嘲讽和鞭挞。

5、取喻于西方文化和抽象事物

钱钟书先生学贯中西文化,在《围城》中,作者将西方文化随手捏来,恰到好处,可谓中西合璧,使人感受到一种高雅的语言艺术美感。

例如写到博士文凭的重要性时,“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亚当夏娃的传说是西方文化的根源,他们下身那片树叶是用来遮羞包丑的。这一比喻揭示了文凭的虚伪的一面。崇高的博士文凭,其实也未必圣洁无暇,比之真才实学,不过是亚当夏娃下身那片可以遮羞包丑的树叶。这里作者蕴含了文凭如装潢的深刻见识,装潢之内,真假皆有,然而有此装潢,假亦成真。写哲

学家褚慎明“危坐不说话,像内视着潜意识深处的趣事而微笑,比了他那神秘的笑容,蒙娜丽萨的笑算不得什么一回事”。在15世纪意大利著名画家达芬奇笔下,蒙娜丽萨那端庄神秘的微笑,一直是世界画坛议论和挖掘的艺术之源。而作者以神来之笔,将褚慎明那一刻的微笑,用蒙娜丽萨来衬托——注意,作者在这里让蒙娜丽萨来比褚慎明,而不是相反,更增加了这一比的份量——褚慎明把蒙娜丽萨给比下去了!中西交融,无限幽默尽在其中!

钱钟书先生还十分善于用抽象喻具体,以产生特殊的艺术效果。例如在描写汪处厚的形象时,刻意描绘了他的胡子,“象新式标点里的逗号,既不能翘然而起,也不敢飘然而袅”十分新奇别致。

(二)比喻方式的多样性

《围城》中的比喻有六百多处,形式多样。如果把其中的比喻按形式进行归类,那么小说中所用到的比喻不失为一本优秀的比喻实例丛书。以下仅就比较典型的几类择例说明。

1、明喻:简单地用喻体来比喻本体。如:“顾而谦的兴致像水里浮的软木倾盆大雨都打它不下。”,写苏小姐因为鸿渐没跟自己亲近,临出门特送他到走廊里,“心理好比冷天出门,临走还要向火炉前烤烤手。”这个比喻同时也是用具体喻抽象的例子,十分形象而且准确地表现了苏小姐当时的心情。

2、隐喻:把喻体和本体说成是相同的东西。如:“大学是张休息的摇篮。”(李梅亭)“适才不过是立春的爬虫,现在竟是端午左右的爬虫了”,用具体喻具体,把貌离神似的事物联系起来,把李梅亭那神似爬虫、蠢蠢欲动的丑态准确而生动地刻划出来了。

3、借喻:不说出本体,也不用喻词,而直接借喻体来代替本体。如:写欧亚大旅社的女胖店主,“她手上生的五根香肠,灵敏得很”,直接用五根香肠来代替她的五只手指,使人立即想像得出这五根手指的油渍红腻。还有在描写三闾大学时,把它比作摇篮:“摇篮也挑选得很好,在平成县乡下一个本地财主的花园里,面溪背山”等等,用香肠喻手指,摇篮喻大学,都很形象贴切通俗而又鲜明。

4、博喻:钱钟书先生谓之是“宋代讲究散文的人所谓‘博喻’或者西洋人所称道的沙士比亚式的比喻,一连串用五花八门的形象来表达一件事物的一个方面或一种状态。”即“说理明道而一意数喻者,所以防读者之囿于一喻而生执着也”。《围城》中用到博喻的例子有:方鸿渐家乡的民风是“铁的硬,豆腐的淡而无味,轿子的容量狭小,还加上泥土气,这算他们的民风”,“有人失恋,会把他们的伤心立刻像叫化子的烂腿,血淋淋地公开展览,博人怜悯,或者时过境迁,像战士的金疮旧斑,脱衣指示,使人敬佩。”,“那声气哗啦哗啦,又像风涛澎湃,又像狼吞虎咽”,均使用数喻来说明一意,强化对于被喻事物的刻画。

5、除了上面几类典型的比喻,《围城》一书中还使用了比喻和其他修辞方式并用的手法,从而产生妙语连珠、锦上添花的艺术效果,同时扩大了比喻艺术的表现力。例如,比喻与夸张并用:“李先生头一晃,所说的话仿佛有手一把从他嘴边夺去向半空中扔了。”;比喻与比拟并用:“辛楣也累得很,只怕鸿渐鼾声打搅,正在担心,没提防睡眠闷棍似的突然一下子打他入黑暗底,滤清了梦,纯碎、完整的睡眠。”,比喻与较物并用:方鸿渐“惭愧得比忘了国庆日和国耻日都利害”。结合谚语使用比喻:汪处厚在外面只听得笑声不绝;真是“有鸡鸭的地方,粪多;有年轻女人的地方,笑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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