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钱学森和他的同学徐璋本
2010-01-28 15:57:24 来自: 幽篁 钱学森去世后，国内外有相当多对他的评价。其实要了解一个在时代风云中生存下来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并不容易。作为一个科学家，钱学森的道路在他同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中有特殊性，如果我们深入理解钱学森和他生活的时代，会发现他个人的生活道路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是独特的，没有代表性。就个人一生道路的选择判断，钱学森在1955年选择从美国回到中国是恰当的，这个判断建立在观察钱学森后来的人生境遇上，如果他选择继续留在美国，他有可能做出另外的科学贡献，但不可能有如此辉煌的人生。 我们习惯于用爱国主义来判断1949年后回到中国的知识分子，但爱国主义是抽象的，个人的现实处境是真实的，这个真实只有当事者自己心里清楚，人生充满偶然性，当现实困境中的个人选择与国家命运联系的时候，常常会放大个人选择中与崇高联系的一面，那时真实的原因总是为人忽视。具体到钱学森，我们先要有一个常识判断，他是在国民政府时代中国本土大学里获得大学教育然后顺利出洋，在这个过程中，钱学森生活时代的开放性显而易见，在他那个时代的人生选择中，如果要强调爱国主义，那么钱学森回国的时间应当更早或者更为自觉，而我们现在看到的事实并不支持这个判断，所以钱学森的出国与回国只在个人选择的意义上具有讨论的意义，简单歌颂他人生选择中的爱国主义，其实把复杂的人生简单化了。 要理解钱学森，先要理解和他具有同样人生经历的其它中国知识分子。比如在科学家中，如果我们要讲爱国，不能说只有1949年后从海外回来的知识分子才爱国，而那些当年就没有离开的知识分子就不爱国，从一般常识判断，好象没有离开的更应该受到表彰，但事实恰好相反。比钱学森年长一代的中国著名科学饶毓泰、谢家荣没有离开中国，但他们自杀了，钱学森的同辈和朋友赵九章也自杀了，类似的情况，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并不鲜见，这是我们纪念钱学森的时候应当反省的问题。 钱学森回国后的人生道路一帆风顺，人们会以为这是他专业特点所决定的，这个判断当然有相当道理。因为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确实以从事国防科研的科学家相对安全，比如邓稼先、王淦昌、郭永怀等，但钱学森的安全是以他对中国社会的直觉判断相关的，以钱学森的知识和对社会的理解，他不会不明白他所生活时代的特点，在同时代知识分子中，钱学森的人文素养是相当全面的一位，但钱学森准确判断到了他所生活时代极权特征，所以除了专业以外，他的独立性完全退回内心，以一切顺应时代为基本生存方式。人们经常提到1958年钱学森的一篇文章，认为钱学森失去了科学家的良知，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提供了科学说明，我倒更意愿在人生智慧的意义上理解钱学森，他要保存自己从事科学研究的权利，只能选择这样的方式，否则就是以卵击石。我们可以想到钱学森一位同学徐璋本的的遭遇。 徐璋本和钱学森同龄，同为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且都是学导弹的，钱是搞导弹致导，徐是搞反导弹的，据严昌一篇文章介绍，钱学森和徐璋本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同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钱学森在航空与数学系学习，1939年获博士学位；徐璋本1940年获博士学位。徐璋本归国较早，回国后先在上海交通大学电信研究所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后，徐璋本在请华大学物理教研室工作。 我曾在《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言论材料汇集》（中国科学院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1958年）中读到过徐璋本的一篇长文，它的内容后来曾以《徐璋本认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会产生教条主义》（《内部参考》1957年2228期，页20、21）上报中央。 徐璋本1957年成为右派，后被投入监狱，经历20年囚徒生活，改革开放后不久就去世了。同样的教育背景，同样的专业特长，同样人生关键处的选择，最后结局完全不同。根源在于他们对时代的理解和对世界的认知不同。我想，徐璋本就凭他那一篇文章，在将来的中国思想上当会有他的地位。他的人生，在俗世的评价中肯定是完全失败了，因为他最好的时光在监狱里渡过，而钱学森却在这一段时光中成就了自己一生的伟业。后人只有感慨，而讲不出什么道理，其实也没有道理，这就是人生。 钱学森对他生活时代的判断是准确的，他的时代早就到来了；而徐璋本对人生的判断是深刻的，他的时代没有到来，他死后方生！徐璋本是思想家，他当为真理献身，钱学森是工程师，他要为现实服务。据严昌文章叙述，徐璋本和钱学森私交不错，但对徐璋本的遭遇也只能默默承受，他明白如何对待这个时代。2005年6月，《人民日报》曾刊载钱学森秘书涂元季的文章《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钱学森》，其中写到：“1958年4月19日他又向党写了长达8页的交心材料，进一步谈了他对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认识，尤其是对反右斗争的认识。因为有人提出他在反右斗争中还去看望钱伟长，在经济上接济现行反革命份子，清华大学教授徐璋本的家属，政治立场不坚定，思想上划不清界线。钱学森在‘交心’材料中深刻检讨了自己的错误。” 钱学森和徐璋本是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人生道路自然也就不同。巫宁坤在他的回忆录《一滴泪》中有一个经典细节，1950年，李政道送巫宁坤回中国大陆，巫宁坤问李政道为什么不回，李政道回答不愿意让洗脑。1957年李政道和杨振宁一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那时巫宁坤已在农场劳改。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受尽磨难的巫宁坤立即选择离开中国，而到了1989年后，当年选择离开的杨振宁却选择回中国大陆定居，这就是一个人对时代的感觉和判断，在这一点上，钱学森和杨振宁一样，有非常好的直觉，他们选择最好的，这或许就是钱学森他们那一代科学家的宿命，去留均在霎那间，人生也就截然不同了。
徐璋本的思想 谢：黄万里的女儿黄肖路从美国回来，她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可能看过我一篇文章，里面谈到过清华的一个教授徐璋本，所以我想和你谈谈这个人。 丁：是《1957年中国民间知识分子的言论活动》中提到的，比较简略。 谢：其实对这个教授的情况，我也不是很了解。只是那年我在香港看到一些反右时的材料，其中有一个关于徐璋本的情况汇报，是新华社给高层的。我看了那个东西，感觉到徐璋本当年的许多想法，从民间思想史的意义上观察，不能忽视。 丁：黄肖路这次回来，我们也见了两面，但没有谈到徐璋本。 谢：黄说，当年徐璋本与他爸爸黄万里关系很好，两家走动很勤。徐是1954年从美国回来的。后来被打成反革命，大概住了20多年监狱，平反后，1988年就去世了。 丁：历史研究的意义，有时候是与记忆相关的。如果没有历史研究，许多对历史有意义的人物和事件就会被遗忘，所以对于那些早年贡献了自己思想的人，我们都不应当忘记。 谢：徐璋本有几个孩子，听说都有出息。不过一个人长年与家人分离，感情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再说在那样的时代里，因为父亲的关系，带给孩子的多是不愉快的回忆，可能家人也就不愿意提起了。 丁：越是这样，越需要研究历史的人来帮助回忆，不然历史就没有意义了。 谢：徐璋本当时在清华大学理论力学教研组。他的问题不是一般的右派，而是反革命，主要是他写过一些否定当时革命理论的文章。关于他的情况，当年《新清华》上有一些，如果要研究，可以去查一下。黄肖路告诉我，那时她很小，但记住了一个批判徐璋本的观点。说徐从美国回来以后，最不适应的是看到保密的事太多，什么都保密，什么都不敢公开，这怎么行呢？他就提了一些意见。 丁：长年在外的人，肯定适应不了当时的社会。我也看过你那篇文章中介绍他的情况。应该说，在1957年，他是一个非常有思想的人。 谢：他在一次教授座谈会上说：任何学说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都有其局限性，若以一种比较固定的学说作为指导思想，就不可避免地要犯教条主义。正是出于这样的理论自觉，徐璋本认为信奉“阶级斗争”、“思想斗争”的法宝，以为非此不足以巩固“政权”，树立“威信”，实行经济建设，一切以某某学说圣典 规范，严格奉行教条主义公式，结果使人民由感激爱戴变为畏惧沉默；由万分积极和全民振作的奋发自新的景象一变而为奉行政府指令听天由命的消极心理。而由于漠视人民情感，政权刚刚建立就惟恐被人反对，对人民讲威信，这又是错误哲学和教条公式。到处发生“扰民”，摧残人民的积极性，鼓励消极自私心理。徐璋本认 为，马克思治学态度一方面承受了德国学术界的严谨详尽有条理的优良传统，一方面也承受了德国普鲁士的“绝对性”和“不相容”性。在一个被压迫被剥削的国家民族，在长期受各种各样的侵略，在心疲抑郁之余，将这个高度理想和仇恨心理配合的政治哲学灌输到人民心目中去，立刻可以燃起火花，用愤怒的心情来作不畏牺 牲不怕困难的解放独立运动。 丁：他有没有比较系统的文章发表？ 谢：1958年中科院学部办公室内部印过一本《右派文选》，里面收了徐璋本一篇长文《谈谈真理和指导思想问题》，非常系统，有两万多字。这几年中国思想界谈到的许多问题，他全谈到了。甚至国际问题，徐璋本也有非常深刻的见解。 丁：可惜像徐璋本这样的思想，多年来被历史尘封，以至于人们根本就不知道，在1957年，许多民间知识分子在理论认识上达到的高度。在1957年，多数有 价值而深入的思考，是由那些学自然科学的教授和学生完成的，特别是物理系和生物系的教授与学生。看来中国需要研究的知识分子还很多，民间思想史研究还大有可为。
一个偶然的机缘,我第一次听到徐璋本的名字.徐璋本,钱学森的中学和大学同学,同样是上世纪50年代从美国回国,并且动员了很多在美国的科学家一起回到祖国.1958年反右运动中徐璋本被逮捕,家人也受到株连.徐璋本身陷牢狱,始终不承认自己有罪,大概是1975年才随着国民党战犯特赦而被释放.粉碎四人帮后,他一心想完成中断近20年的研究,每天工作到深夜2\3点,于上世纪80年代去世.回到家后,我上网搜索徐璋本的资料.原来徐璋本是当年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他的言论曾经被汇编成册,上报中央.他不是什么右派,而是因为现行反革命罪遭到逮捕.他以一个学者的冲动和行为,参与了非学者的政治.网上介绍说,钱学森在美国是研究导弹的;徐璋本是研究反导弹的.两人在一个学校,都获得了博士学位.钱学森的秘书回忆,因为徐璋本,钱学森差一点未能入党.徐璋本的家人介绍,钱学森曾在一天晚上跑到徐家,告诉徐璋本,要出大事了,赶快承认错误.徐璋本被捕后,钱学森确实给过徐家一些资助.徐璋本在服刑期间,钱学森还去探视过.粉碎四人帮后,钱学森给方毅副总理写了一封信,担保老同学没有历史问题,就是思想太过偏激.这封信很快有了结果,徐璋本彻底平反.当年,徐璋本已经进入古稀之年,他的目标是诺贝尔奖,最终劳累而死.钱学森功成名就,徐璋本成为政治的牺牲品.我们应该记住钱学森,也应该记住徐璋本,因为两个人都能带给我们深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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