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要留清白在人间

廉 政 教 育 周 刊

第10期（总第10期）

白银市工商局平川分局纪检组 2011年6月23日

内容提要：清官廉吏（四）

一、于谦要留清白在人间

二、“豆腐汤”巡抚汤斌

于谦要留清白在人间

于谦 (1398年一1457年)，字廷益，号节庵，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明朝著名的军事家和民族英雄。为官清廉，关心人民，不畏强暴，不喜奉迎。永乐十九年(1421年)进士。宣德初年授御史，曾随宣宗镇压汉王朱高煦之叛。出按江西，昭雪冤狱，颂声满道。宣德五年(1430年)，以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体恤百姓，威名远扬。正统十一年(1446年)，遭宦官王振等迫害下狱论死，后囚两省百姓、官吏乃至藩王力请得以复任。正统十四年(1449年)，土木之变，英宗被俘。于谦力排南迁之议，坚请固守。升任兵部尚书后，拥立景帝，整饬兵备，亲自督战，大破瓦刺军，北京保卫战取得胜利。因功加少保，总督军务。景泰元年(1450年)，也先以无隙可乘，释放英宗，于谦说服景帝接英宗回京。天顺元年(1457年)，英宗复辟，于谦以“意欲谋逆罪”被诬杀。成化初复官赐祭，弘治初追谥“肃愍”，7713中改谥“忠肃”。著有于忠肃集》。

明末名将张苍水有诗云：“国亡家破欲何之 ? 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诗中提到两位著名人物，即于谦和岳飞。岳飞，是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而于谦，恐怕就不那么广为人知了。其实，正如诗中所说，历史上的于谦是一位与岳飞齐名的英雄，一位可与包拯、海瑞同垂青史的清官。

少年颖慧 才高志远

于谦从小天资聪慧，才华横溢，被视为神童。 7 岁的时候，有个和尚惊奇于他的相貌，称曰：“这是将来救世的宰相呀。”

于谦勤奋好学，博览群书。永乐十年 (1412 年 ) ， 15 岁的于谦考中了秀才，成为远近闻名的才子。可是，于谦并不甘心只做一个才华出众的文弱书生，他有着更为远大的志向。

于谦自小就崇拜岳飞。后来，他曾留下一首题为《岳忠武王祠》的七律：“匹马南来渡浙河，汴城宫阙远嵯峨。中兴诸将谁降虏，负国奸臣主议和。黄叶古祠寒雨积，青山荒冢白云多。如何一别朱仙镇，不见将军奏凯歌 ! ”于谦还十分钦佩文天祥。他将祖父收藏的文天祥的画像挂在书桌边，并且题上赞词，发誓要做一个像文丞相那样“殉国亡身，舍生取义”、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志士。

考中秀才的第二年，于谦来到西子湖畔的吴山三茅观读书。吴山是杭州的名胜之地，山林优美，环境清雅。在这样美好的环境中，于谦刻苦读书修身养性，不断培养着自己刚直正派的作风和性格。

永乐十二年 (1414 年 ) ，于谦在三茅观写下了充满豪气的《石灰吟》：“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诗人托物言志，通过赞美石灰，表达了自己不怕艰险、勇于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和为人清白正直的崇高志向。

永乐十九年 (1421 年 ) ，于谦考中了进士。做官后，他没有忘记自己少年时立下的志向，一生廉洁奉公、正直不阿，用满腔热血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篇章。

奉公爱民 廉洁正直

宣德初年，于谦任监察御史。当时顾佐任都御史，对下属很严厉，惟独对于谦客气，认为他的才能胜过自己。后来汉王朱高煦反叛朝廷，宣宗御驾亲征，于谦扈从。兵临乐安，朱高煦出降。宣宗让于谦口头数说他的罪行。于谦义正词严，声色俱厉。朱高煦伏在地上心惊胆战，自称罪该万死。班师回京以后，宣宗以于谦扈驾讨逆有功，给他的赏赐和各大臣一样，以示恩宠。

巡按江西时，于谦办事不徇私情，廉明公正，昭雪冤狱，为数百蒙冤入狱的人平反，被百姓视为神明。当时，宁王府的属官一贯飞扬跋扈，横行不法，常常借买东西的机会敲诈甚至掠夺商人货物。于谦不畏权势，秉公执法，打击了那些权贵豪强的气焰，因此受到了江西百姓的敬重和爱戴。

当时正要增设各部右侍郎为直接派驻省的巡抚，宣宗知道于谦可以担当重任，就亲手写下于谦的名字交给吏部。于谦被越级提升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于谦到任后，轻装骑马走遍了所管辖的地区，遍访父老，考察当时各项应该兴办或者革新的事情，并立即上奏朝廷。那时，当地水旱灾害频繁。灾害一发生，于谦就马上上报，并针对灾情，采取有力措施赈济灾民，博得了两省人民的齐声称颂。河南靠近黄河的地方，堤岸常被冲决。于谦下令加厚防护堤，计里数设置亭，亭有亭长，负责督促修缮堤岸。又下令种树凿井，于是榆柳夹道，路上没有干渴的行人。他还把镇守将领私自开垦的田全部收为官屯，用以资助边防经费。很快，于谦威名远扬，连在太行山的盗贼都逃跑或藏匿了起来。在于谦的治理下，河南、山西出现了百年难遇的好年景。他曾赋《平阳道中》诗一首： “杨柳阴浓水鸟啼，豆花初放麦苗齐。相逢尽道今年好，四月平阳米价低。”诗中洋溢着一片祥和的气氛，体现了于谦爱民如子、与民同乐的胸怀。在职九年，因政绩卓著，后升任左侍郎，领二品官的俸禄。

正统年间，太监王振专权。英宗对他言听计从，尊称他为“王先生”。一些王公贵戚为讨好王振，尊呼他为“翁父”。地方官吏进京办事，都要贿赂王振。于谦为官清廉，厌恶那些贿赂求进的做法。每次人京奏事，他从不带任何礼物。好心的朋友劝他说：“你即使不去送金银珠宝，也总该带些地方土特产，比如线香、蘑菇、手帕什么的，做做人晴也好呀。”于谦听了，举起两只袖子，笑道：“我只带了这两袖清风。”当即赋《入京》诗一首，以明其志：“手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间阎话短长 ! ”

两袖清风，不正是于谦清廉品格的真实写照吗 ?

由于于谦刚正不阿，得罪了王振，王振就指使同党诬告于谦。于谦被判处死刑，关在狱中 3 个月。河南、山西的官吏和百姓联名上书英宗，请求释放于谦，周王、晋王等藩王也进言讲情。王振一伙见众怒难犯，又抓不到于谦什么把柄，只好把于谦放出来，降职为大理寺少卿，仍任河南、山西巡抚。

于谦在巡抚任上前后共 19 年，他父母去世时，皇帝都让他回去办理丧事，不久便又起用原职。

抗击强虏 保卫北京

正统十四年 (1449 年 ) 春，蒙古瓦刺部太师也先分兵四路大举进犯明朝，自己亲率主力部队进攻大同。明军抵挡不住瓦刺的进攻，向朝廷告急。王振家乡蔚州 ( 治今河北蔚县 ) 离大同不远，他害怕瓦刺军会掠夺他在家乡的良田财产，但还企图侥幸取胜，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权力地位，因此竭力怂恿英宗亲征。于谦和兵部尚书邝野等极力劝澡，英宗不听，命皇弟王朱祁钰和于谦留守北京。结果明朝 50 万大军在土木堡 ( 在今河北怀来东 ) 惨败，英宗被俘，王振被护卫将军樊忠怒杀，史称“土木之变”。

败讯传来，京师震恐，群臣恸哭，皇太后和皇后搜罗珍宝，打算赎回英宗，朝廷上下，乱成一片。几天后，皇太后命 邸 王监国，召集群臣，共商国事。翰林侍讲徐理主张迁都南京避难。于谦厉声斥道：“倡言南迁者，可斩首。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难道没有看见宋朝南渡的祸患吗 ! ” 邸 王赞同于谦的意见，主战派终于占了上风。当时北京城防十分薄弱，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已在土木堡失陷，剩下的土卒不到 10 万，朝廷上下都没有坚定的信心。面对危急的形势，于谦请王调南北两京、河南的备操军、山东和南直隶沿海的备倭军、江北和北京诸府的运粮军，马上开赴京师，人心稍为安定。于谦立即被升为兵部尚书，负责北京保卫战。

为了消除也先挟英宗勒索的凭借，也为了安定人心，主战派请皇太后立 邸 王为皇帝。廊王害怕，一再地推辞。于谦大声说： “我们完全是为国家考虑，不是为个人打算。”于是郧王受命，九月即帝位，年号为“景泰”，是为景帝 ( 即明代宗 ) ，遥尊英宗为太上皇。

十月，也先挟持英宗兵临北京城下。被俘叛变了的宦官喜宁唆使也先约明军出城议和。于谦识破诡计，大义凛然地说：“我们以社稷为重，君为轻，况且我们已立新君。”和议不成，也先武力攻城。于谦调兵遣将，指挥若定，军民同仇敌忾，英勇奋战，一次次击败了瓦刺军的进攻。激战 5 日，也先大败而还。景帝评功，加于谦少保，总督军务。于谦坚决推辞说： “四郊多堡垒，是卿大夫的耻辱，怎么敢邀功请赏呢 ! ”景帝执意加封。

景泰元年 (1450 年 ) 八月，也先见无隙可乘，提出将英宗送回，景帝不愿意。于谦最终说服景帝，把英宗接回了北京。

此后，于谦因和议难恃，努力整顿京营军制，创立团营，加强训练，使明朝国防稳固起来。其时朝野多事，于谦独运征调，悉合机宜，号令严肃，赏罚分明，哪怕是他的一张小字条送到万里之外，也能被认真执行。

千古奇冤 英名永存

于谦为官清廉，刚直无私，得罪了许多小人。这些人嫉恨于谦，总是同他作对，于谦有时扪胸叹息：“这一腔热血，不知会洒在那里 ! ”

景泰八年 (1457 年 ) 正月，英宗在奸臣石亨、徐有贞 ( 即徐埕 ) 和宦官曹吉祥等人的支持下，乘景帝病危时发动政变，夺宫门，登奉天殿恢复帝位，史称“夺门之变”。英宗复辟后，下诏废景帝，把于谦和大学士王文等逮捕人狱，诬以谋逆的罪名，判处死刑。当判决书上呈英宗时，英宗有些犹豫不忍，说：“于谦实在是有功劳的。”徐有贞急忙上前劝道：“今日不杀于谦，复辟这件事就出师无名了。”就这样，英宗听信谗言，改年号为天顺，将于谦于闹市处死，弃尸街头，并抄了他的家，家人被充军边疆。

到抄家的时候，发现于谦所居仅能遮风避雨，且“家无余资，萧然仅书籍耳”，只有一间正室封锁严密。查抄者以为里面一定藏着金银珠宝，结果打开一看，珍藏的都是当初景帝赐给他的袍服、剑器。连查抄的官员也为之落泪。

于谦被害那天，阴云密布，北京城内外的军民百姓，无不叹息落泪，都认为他是冤枉的。有个叫朵儿的指挥，本来是曹吉祥的部下。他把酒泼在于谦死的地方，恸哭不已。曹吉祥大怒，用鞭子抽打他。第二天，他还是照样泼酒在地表示祭奠。都督同知陈逵为于谦的忠义所感动，收殁了他的遗骸，皇太后开始时不知道于谦已死，听说以后，叹息哀悼了几天，英宗见此，也暗暗后悔。

“正邪自古同冰炭，毁誉于今判伪真。”于谦死后，石亨用他的同党陈汝言代替于谦任兵部尚书。不到一年，陈汝言恶迹败露，贪赃累计巨万。英宗让大臣们去看时，他想到了于谦，愀然说道：“于谦在景泰帝朝受重用，死时没有多余的钱财，陈汝言为什么会有这样多 ? ”石亨低着头不能回答。不久边关吃紧，英宗满面愁容。站在一旁的恭／顷侯吴瑾说道：“要是于谦活着，是不会这样的。”英宗无言以对。这一年，徐有贞被石亨中伤，充军到金齿，谪戍而死，又过了几年，石亨被捕入狱，死在狱中；曹吉祥谋反，被灭族。他们陷害于谦的罪行也暴露出来，于谦的冤情得以真相大白。人们深切怀念于谦这样的爱国英雄，编成童谣唱道：“京都老米贵，哪里得饭广 ( 范广，协助于谦抗击瓦刺的将领，与于谦同被诬杀 )? 鹭鸶水上走，何处觅鱼 口兼 ( 于谦 )? ”

世间自有公断。成化初年，明宪宗将于谦的长子于冕赦免回来，为于谦平反昭雪，恢复于谦的官职并赐祭。诰文里写道：“当国家多难的时候，保卫社稷使没有危险，独自坚持公道，被权臣奸臣共同嫉妒。先帝在时已经知道他的冤枉，而朕实在怜惜他的忠诚。”诰文在全国各地传诵。弘治二年 (1489 年 ) ，赠于谦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号“肃愍”，赐在墓建祠堂，题为“旌功”，由地方有关部门年节拜祭。万历中，改谥为“忠肃”。杭州、河 南、山西历代奉拜祭祀不绝。

于谦被枉杀后，遗骸运归他的故乡，葬在西湖三台山下。后来，于谦墓与栖霞岭下的岳飞墓、南屏山下的张苍水墓鼎足而三，构成西湖边上三位名将之墓，为西湖增色不少，也让后人凭吊不已。清代袁枚曾写下“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的诗句，以表达对他们的敬仰之情。

“豆腐汤”巡抚汤斌

汤斌 (1627年一1678年)，字孔伯，号荆岘，又号潜庵，河南 睢州(今睢县)人。清顺治九年(1652年)进士，曾任国史院检 讨、陕西潼关道副使和江西岭北道参政。顺治十六年(1659年)因 父病辞官休假，后随著名理学家孙奇逢学习，直至康熙十七年 (1678年)复出，历任翰林院侍讲、侍读、《明史》总裁、内阁学士 兼礼部侍郎、江苏巡抚、礼部尚书、工部尚书等职。居官能体恤民 情，兴利除害， 自奉简约，固守清俭，深受康熙帝信任和百姓爱戴。 囚每日三餐不离豆腐，群众赠以“豆腐汤”雅号，赞扬其清正廉洁。 雍正时入祀贤良祠，乾隆元年追谥“文正”。 清康熙二十五年 (1686 年 ) 四月，在“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姑苏城，为了一位官员奉调进京，竟停市三天，全城百姓焚香遮道相送，这种感人的场面实是罕见。这位官员就是当时担任江苏巡抚的汤斌，他以一颗爱民之心和两袖清风，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深深的爱戴，成为清朝一代著名的清官。

一

52 岁的汤斌在为官生涯中断了 19 年之后，以倡导身体力行、不崇尚空论的理学家身份，通过博学弘词科，重新步人仕途，很受康熙帝信任，至康熙二十三年 (1684) ，已提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同年四月，江苏巡抚出缺。巡抚是省级最高军政长官，属于封疆大吏，康熙帝指名由汤斌去接任．称赞他“跟随孙奇逢学习，操行很好，不像有些自称为道学的人，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

清代江苏的省会在苏州。汤斌到任后体察民情，老百姓反映最强烈的是赋税太重。全省每年的本征和折征总额高达五六百万两，居全国第一，其中苏州、松江两府的赋税相当于大省一百多个州、县的总和。每年都完不成任务，欠额愈积愈多，苏北地区又水灾不断，连年歉收，农民逃荒，土地废弃，百姓脂膏枯竭，官府也征收乏术。前任巡抚余国柱在淮安、扬州两府遭受水灾后，向朝廷表示： “水退之后，田还可以耕种，明年应当照例征收赋税。”汤斌派员重新核查，发现大水并没有退去，即使已经露出水面的地方也无法马上耕种，便不计个人得失，赶紧上疏如实申明情况，请求否定余国柱所提的意见，终于获准继续施恩免征。为了减轻压在百姓身上的沉重赋税负担，汤斌在全面调查、清理的基础上，于二十四年 (1685 年 ) 连续上疏，请求将康熙十八年至二十二年所欠的田税 ( 田亩税 ) 和丁粮 ( 人头税 ) ，由原定五年一次性征收改为分若干年附带征收；将苏州、松江的钱粮减少一至二成，归并繁多的征收科目，重新确定适中的能够完成的数额；将苏州、松江等七府、州自康熙十三年至十七年没有完成征收的银米，淮安、扬州两府在康熙十八、十九两年因灾荒而造成的欠额，以及邳州已荒废的土地、宿迁自明代万历后暂加的三种饷额“九厘地亩款项”和失额丁粮等予以免征。汤斌的建议符合经过长期战乱之后，清王朝在巩固国家统一、维护社会稳定的同时，急于滋生人丁、发展生产的需要，所以都一一为康熙帝所采纳，从而缓解了民困，使老百姓看到了一线生机和希望。汤斌在奏请减赋后，又上疏劝阻康熙南巡拓建御道，保下了万千民居。同年，淮安、扬州、徐州三府再次遭受水灾，汤斌上疏逐条列举救灾和免征事项，请求动用国库银 5 万两，到湖广购米赈灾。因灾情严重、人命关天，不等谕旨下来，便敢冒风险，果断地行文漕运总督徐旭龄和河道总督靳辅，请他们协助淮安救灾事宜，自己奔赴清河、桃源、宿迁以及邳州、丰县等地督促救灾工作。康熙帝看到他的上疏后，非常重视，又专门派侍郎素赫前来帮助。苏北水灾不断的原因在于河道失治，经常多处决口，汤斌积极参与靳辅、于成龙主持的治河工程，深入第一线问民疾苦，协调解决施工中碰到的问题。这些关系到全省男女老少切身利益的实事，都深得民心。

还在汤斌离京前，康熙帝就嘱咐他：“做官应以正风俗为先，江苏习俗崇尚奢侈浮华，要努力教化引导，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必须潜移默化。”汤斌上任后，就下令各州、县兴办社学，讲授《孝经》、《小学》等儒家经典，并为吴国泰伯、宋代范仲淹、明代周顺昌三位苏州地区先贤修建祠堂，宣扬他们的高风亮节。他在察访中了解到，苏州城西上方山的五通神祠是一座花天酒地、乌烟瘴气的淫祠，人们把上方山和山下的石湖称作“肉山”、“酒海”。迷信五通、崇拜邪神已成为社会一大祸害。汤斌以非凡的魄力下决心拆除这座已有数百年历史的淫祠，但衙役们害怕得罪五通神，迟迟不敢执行。汤斌亲临现场，高声对大家说：“如果敬神可以免祸，不向神上供便要降灾，这与贪官有什么区别呢 ? 如果每年还要娶新妇，那简直就是一个淫鬼了，有什么可以值得我们崇敬的呢 ! ”众衙役和围观的百姓听他说得有理，一齐动手将木头做的偶像烧掉，泥土塑的神像沉到湖里，五通神祠顷刻之间夷为平地。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壮举，其社会影响之大可想而知。随后，汤斌又下令各州、县将所有类似的祠庙全部毁掉，用拆下来的砖木材料去修建学宫。还禁止斗马吊牌和有违封建礼教的习俗，随着道德教化的普遍推行，社会风气有了明显转变。

在当时，官吏贪污受贿和州、县馈送之风盛行，汤斌经过多方调查了解，对下属有贪酷错误的，善为劝慰；教育不改的，则依法惩处，先后弹劾了两名知府、六名知县。常州知府祖进朝因用人失察而被降职调离，但为官廉洁，就奏请朝廷将其留任。吴县知县和吴江知县都以清廉和才华闻名，尽管征收钱粮任务没有全部完成，汤斌仍推荐他们到京城任职，但这道上疏交吏部讨论时被驳回了，后来康熙帝特下谕旨，允许照此办理。汤斌按照德能的标准考核、选拔官吏，突出一个“廉”字，可谓既切中时弊，又抓准了要害。“廉”是清官与贪官的分水岭和试金石，凡廉洁从政，不取不义之财，就会奉公守职，为民造福；反之，物欲膨胀，贪得无厌的，必定徇私枉法，祸国害民。经过整饬吏治，到朝廷考核地方官员时，别的省有很多官员带着金银到京城去疏通关节，谎报政绩，掩饰劣迹，逃避弹劾，惟独汤斌的下属没有一个去搞这种“钱铺仕途”的歪门邪道。

汤斌以匡时济世的抱负、刚直不阿的秉性和实干的精神，在江苏实行一系列使封建秩序得到一定稳定的政策和措施，政绩卓著，进一步受到康熙帝的宠信而被誉为“理学名臣”。二十五年 (1686 年 ) 春，康熙帝为太子选择辅导大臣，又看中了汤斌，将他升为礼部尚书，管詹事府事。苏州百姓哭泣挽留，但皇命难违，于是便出现了全城停市三天、焚香遮道相送的感人场面。

二

然而汤斌在仕途上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康熙时，内外诸臣各树朋党，互相倾轧，其中尤以武英殿大学士明珠的权势最大。在朝廷减免江苏赋税时，追随明珠的余国柱乘机向汤斌索贿，说此事全靠明珠功劳，要他私下馈送 40 万两“酬谢银”。属吏们都劝汤斌委曲求全，遭到严词拒绝。乡绅耆老又聚会商议，决定请藩司章钦文出面，从七府一州凑足 40 万两银子，让汤斌转交余国柱。汤斌不随波逐流，连说三个“不可”，立誓不以富贵荣华而改变志向。 明珠、余国柱从此记恨在心。

二十六年 (1687 年 ) ，汤斌调回京城，正遇康熙帝下诏议论抗旱办法，钦天监灵台郎董汉臣上疏指责是时事造成的，语言触及内阁。康熙帝又将这道上疏交廷臣讨论，明珠感到压力很大。善于逢迎的大学士王熙竟说这是市井小人胡言乱语，应该立即斩首。别人害怕得罪明珠，都保持沉默，不敢发表不同意见。汤斌明确表示反对说：“根据旨意议论朝政，没有定死罪的道理。大臣们不讲而小臣讲出来了，我们应当反省才对。”康熙帝采纳汤斌意见，赦董汉臣无罪，这使明珠一党惴惴不安。还有黄河下游的治理方针问题，河道总督靳辅与按察使于成龙长期争论不决，康熙帝命尚书萨穆哈、穆成额会同汤斌实地调查拿出意见，汤斌回京后据实陈言，康熙帝终于作出了开海口的决定，拨出专款，由工部侍郎孙在丰去负责实施，从而打乱了明珠的全盘谋划。

汤斌就这样成为他们结党营私、弄权纳贿的绊脚石，必欲去之而后快。他们抓住汤斌在江苏离任前文告中“本都院爱民有心，救民无术”两句话，诬陷他诽谤朝廷。左都御史丹、王绪鸿等也落井下石，接连上疏弹劾汤斌，建议革去他的官职，余国柱还扬言“皇上要将汤斌降隶八旗户籍”。正好汤斌有病，于是流言越传越广，听到的人都为汤斌担心，在京的江苏人还集合起来，准备击“登闻鼓”为他鸣冤，后来弄清楚没有那么回事，才陆续散去。康熙帝曾经传旨责问汤斌，汤斌也上疏请求赐罪，但没有受到处分。

三

汤斌从进入仕途之日起，一直克己省身，依靠俸银作为全家生活的来源。清代的官秩最高级别为正一品，年俸也不过 180 两 ( 京官依例支双俸，正俸每 1 两还可支米 1 斛，约 14 公斤 ) ，对于千里做官不为财的清官来说，只有国家发给的这些薪水收入，他们所过生活必定是清苦的。早在顺治年间，汤斌在陕西潼关道和江西岭北道任职时，几乎不沾荤腥，每日三餐都以豆腐汤为菜，生活非常简朴，在当地口碑很好，岭北道的驻地赣州曾有人送给他“三汤道台”的称号，赞扬他为官清廉。

康熙时，汤斌由内阁学士出任江苏巡抚，职重位显，独当一面，但他不谋私利、不图享受，坚持过粗茶淡饭的俭朴生活，还是餐餐都有一道豆腐做的菜，久而久之，苏州老百姓又给他起了一个“豆腐汤”的雅号。“百姓心中有杆秤”，他们也曾给贪婪成性、作奸害民的前任巡抚余国柱起过一个“余秦桧”的绰号。百姓们总是善于用极其简练而又非常朴实的语言，生动、形象地刻画出清官与贪官的本质区别和个性特征，表达自己爱憎分明的思想感情。

汤斌对儿子的要求也很严格，有一次他查看家用帐目，发现大儿子汤溥让仆人买了一只鸡，十分恼火，就罚这个已经 34 岁的儿子当庭跪下，斥责道：“你以为苏州的鸡像河南那么便宜吗 ? 要吃鸡你就回老家去。哪里有读书人不咬菜根而能自立的事情 ! ”他要儿子牢牢记住“俭以养德”的道理。汤斌在江苏离任时，行李非常简单，只有一部《二十一史》是新购买的物品。时值暮春，气候还比较冷，在夫人马氏乘坐的车中竟有破棉絮随风掉落到地上，见到的人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汤斌回京后官越做越大了，但俭朴的本色没有丝毫改变。京城的冬季天寒地冻，滴水成冰，汤斌出门时为了抵御严寒，总是在官服外披一件老羊皮袄——羊裘，时间一长，连宫廷里的卫土不论是不是认识他，只要看到披羊裘的老人上朝堂，都知道是汤尚书来了，“羊裘尚书”的佳话就这样传开了。

康熙二十六年 (1687 年 ) 九月，汤斌改任工部尚书。十月六日，他抱病赴通州验看外地进贡来的一批建造宁寿宫用的楠木，因劳累过度，病情加重，三天后返回京城就气喘不止，病倒在床。二更时，他还断断续续告诫侍候在病榻旁的两个儿子，要时时内省，使做人做事能合乎圣贤的大道。不料到四更就停止呼吸，与世长辞了。

汤斌去世后，群臣和亲友、部属纷纷前来吊唁，只见汤斌安详地躺在木板床上，穿的是蓝色旧丝棉袄和褪了色的布裤，其遗下的财物只有竹笥内藏着的 8 两俸银，寒苦的程度令人难以置信，众人无不感慨万分，泣不成声。与汤斌一起担任过《明史》总裁的好友徐乾学赶紧赠银 20 两，资助家属为汤斌办丧事。康熙帝也降了一道谕旨，表示对汤斌的悲切怀念，依例赐祭并供给回籍安葬的一应舟车轿马及相关费用。

汤溥兄弟扶柩奉母离开京城，一路上灵柩经过的州、县，当地耆老都出来进行路祭，过往行人也都停下来表示敬意。到达睢州时，更是万人空巷，百姓们都到郊外迎灵，孝衣如雪，哭声震天。在贪官污吏遍天下的封建专制社会里，做官被看成是发财致富的手段，凭借手中的政治权力，可以搜刮、聚敛钱财，为自己享受荣华富贵奠定经济基础，连“三年清知府”都会有“十万雪花银”，能出现汤斌这么一位出污泥而不染的好官，不管地位和环境怎么变化，坚持清介自励，不贪权、不贪财、不贪吃、不贪色，确实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的思想和行动，顺应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当然会博得世人的爱戴和颂扬。

岁月如流，汤斌就这样走完了人生的历程。他两次从睢州出发踏上仕途，躬身实践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民本”思想，身居高位，廉以自守，魂归故土时留下的也只有一世清名。现在尽管时代不同了，体现在汤斌身上的“以民为本”的思想和“清介自励”的精神，继承了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对我们坚持“执政为民”和“拒腐防变”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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