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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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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南北朝xx十五讲
引言：
xx南北朝的时代特征
从公元3世纪初到6世纪末，前后300多年间，在中国内地农耕社会的地域范围内，建立过许多大大小小的政权，如曹魏、蜀汉、孙吴，西晋，东晋、十六国，宋、齐、梁、陈，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这些政权，总称为三国两晋南北朝；若以曹魏代表三国，又称为魏晋南北朝。
从宏观的角度看，立足于与秦汉、隋唐的比较，魏晋南北朝略具如下时代特征：
其一，深层的分裂局面。这一时期，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只有21年，即280年司马氏灭吴，到301年“八王之乱”全面爆发。而即便是这21年，西晋也没有恢复东汉盛时的版图：
鲜卑基本已据有匈奴旧地，并日益南下；渭北高原以北至河套已为羌胡所占；内徙的匈奴人实际已控制了今山西的北部。西晋以前，有三国的鼎立；西晋以后直到隋朝统一，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始终分属不同的政权，黄河流域更是始终存在两个以上的政权，甚至同时有十多个政权存在。在政局或南北分裂或东西对峙或地区割据的长期影响下，各别地域的经济、文化、学术、政治乃至心理，也逐渐“地域”色彩浓厚，“地域”独立趋势加强。地域意识的强化与地域传统的生成，也是一种“分裂”。又即便在同一政权的内部，也有着明显的地区军事割据倾向，如东晋南朝的州镇，北朝的镇戍，这既造成了中央与地方的争衡、内外的对抗，也进一步加深了魏晋南北朝大分裂局面下的地区割据与对抗其二，复杂的民族关系。四周的边疆民族南下北上、东进西入，迁徙频繁，造成民族成份复杂，民族融合（自然的融合与强制的融合即战争）加速，民族战争剧烈，民族更替迅速。北方地区的主角是入主的“五胡”与留居的汉族，在北方整体“胡化”的同时，是颇多艰难曲折的胡人的逐渐“汉化”；在南方，则特别表现为退守南方的北方汉族与南方汉族以及越蛮俚僚的自然融合与强制融合，这也是一种“汉化”。如果再考虑到周边特别是蒙古高原、东北、西域的民族，则魏晋南北朝历史实际是由北方边疆民族（重要者先后有鲜卑、羌胡、高句丽、 1 / 4

柔然、高车、突厥等）、中原地区（曹魏、西晋、十六国北朝）、南方六朝三大地域所构成的。其间地域对抗、民族兴衰、社会转型、制度冲突、文化融汇等等，异常复
其三，频繁的人口迁移。这特别表现在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当时人口迁移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历时之久、影响之深，超过以前任何一个历史时期。而十六国北朝内部的人口流动与东晋南朝的侨流人口，又多有不同。如东晋南朝境内的侨流人口，多为主动迁徙而来，成为定居移民的比例较大；东晋南朝尤其是东晋、宋、齐、梁政权，实质上为移民政权，以此，侨流人口的地位高，政治、军事、文化影响大，受到的优待也多。十六国北朝特别是十六国，汉族以及其他非统治民族的非汉族之频繁而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是由胡族统治者实施的，并且以强制迁移性质为主，他们不仅地位低下，而且境况往往悲惨，胡族统治者强制迁移他们的目的，是以之为兵、用之耕耘；而随着政权的兴亡更替、时局的动荡混乱，此被强制迁移的人口，又被不同的统治者屡次迁移，所以能够长期定居下来的移民其实数量有限。
其四，特殊的社会结构。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宗法封建性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而引起的生产关系的变革，由于按照家族系统分配政治、经济权利而出现的门阀政治，由于民族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的剧烈运动而造成的动荡、对峙、分裂局面，使得这一时期的等级性、宗法性、民族性、宗教性四个特征尤为强烈与明显。其中，以宗法性与等级性为内核的门阀世族成为统治阶层。西晋以至东晋，门阀世族的统治不断强化；及南朝以降，门阀世族的政治地位虽有所下落，社会地位仍很巩固。与此相联系，该时期世族寒门界限森严，而随着世族的衰落，寒门地位逐渐上升，南朝帝王大抵出身二等乃至寒门军功地主就是明证。
其五，变动的典章制度。魏晋南北朝时期，制度上每多权宜之制，从中央官制到地方行政制度，往往处于一种过渡状态，缺乏凝固的制度，诸多制度因时、因地、因人、因族地发生着流变；也正因为这是制度上的过渡时代，各种制度显得尤为复杂。中国制度史的研究表明，汉制与唐制有巨大差别，这种差别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而是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自然演变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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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特征当然不止以上五点。比如在经济上，南方六朝加速开发，这首先表现在长江下游，并向西（长江中游）、向南（岭南）推进；在生产关系上，北方十六国北朝封建制与奴隶制残余相结合，其突出表现之一是当时有各种名目的依附者。
整体把握以上种种的时代特征是十分必要的，唯有如此，才能避免视野狭隘、立论偏颇、就事论事、就人论人式的“研究”；也才能抓住关键线索，获得对当时历史的清晰认识。如言错综复杂的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史，其关键线索，在北方为胡汉问题，在南方为侨旧问题。所谓“胡”，乃三国西晋时代不断内徙及十六国北朝时代先后入主中原的非汉民族，所谓“汉”，即十六国北朝时代北方之汉族士民；又所谓“侨”，主要指西晋永嘉乱后不断南徙的北方官民，所谓“旧”，主要指南方土著。胡汉之间、侨旧之间既颇多矛盾，又有各种形式的合作。胡汉之间因有矛盾，引起了大量北方人口的侨流南方，侨旧之间因有矛盾，促成了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大量设置；胡汉之间、侨旧之间又有合作，从而十六国北朝得以立国于北方，东晋南朝得以立国于南方。以此，治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史，理解胡汉、侨旧两对关系，遂为关键之一。再如魏晋南北朝文化的研究，家族问题洵为其中的关键，这有几点意思：
治魏晋南北朝文化必须由家族入手；家族与地域不可分离，家族都基于特定的地域之上；家族文化的核心内容在于优美的门风（家风）与因袭的学业（家学）；家族的家风与家学关系着、影响着当时的政治社会。
由时代特征与关键线索说开去，特别需要强调者，还有更新认识问题。以世家大族的评价为例，在特别重视阶级观点的时代，世家大族被认为是腐朽没落的。
按这样的观点来理解魏晋南北朝史，便觉格格不入了。在中国悠久绵长的历史中，魏晋南北朝应该是最具贵族气质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把持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权力的是世家大族，拥有连片大地产的是世家大族，撑起这一时代文化大厦的也是世家大族。这是一个世家大族起决定性历史作用的时代，是世族政治、经济与文化相结合的时代。如果全盘否定世家大族的作用、地位、影响，还谈什么魏晋南北朝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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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时代特征，抓住关键线索，更新认识，是保证我们的研究不说笑话、少说套话的前提。在此前提下，比较的方法、联系的眼光、“人”为主体的认识等等，都值得初学者尝试。以文化的研究为例，以言比较，可以把魏晋南北朝文化与此前的秦汉文化、此后的隋唐文化进行比较，以明了其纵向的流变，把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进行比较，以探究其地域的差异。以言联系，其时儒玄佛道四家并立，而且在相互影响，又文学地位不断上扬，史学也受到了普遍重视，诸子地位则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如此，儒、玄、佛、道、文、史、诸子之间，实有复杂的联系。
再言“人”为主体，毕竟“人”为文化的创造者与承载者，在魏晋南北朝这个人口大流动的时代，文化之迁变极为迅速。如大量人口的迁入东晋南朝境内，造成了多样的结果：
南方的文学、书法、绘画、雕塑、音乐、园林、思想以及语言、饮食等等，面貌出新；各类地方志书与异物志、风土记等等的迅猛涌现，山水文学的兴起，与南迁北人需要认识新的南方地域的地理环境与历史文化、新的环境意味着新的刺激等等旧时王谢堂前燕（丰子恺漫画）有关；而对于南方土著来说，因为受到南迁北人之政治与文化优越感的刺激，其地域意识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要而言之，政局分裂、民族复杂、社会特殊、人口流动、制度变迁的魏晋南北朝时代，既是感触、理解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一环，其本身也充满了吸引探索者的魅力。而相对于中国古代史的其他时段，文献资料数量适中而且比较容易掌握，一流大师众多而馀意丰富，以及研习者相对较少，也是学习、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值得关注的三大明显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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