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开放大学及北京开放大学、上海开放大学日前揭牌成立，无疑是将载入我国教育发展史册的重要事件。作为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国家开放大学揭牌显然更是“开端”而绝不意味着“终结”。制约开放大学发展的问题不可能“迎刃而解”，许多业内人士已感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陡增”，包括那些以往不同程度被掩盖、被淡化、被搁置的较深层次问题，似乎也有进一步表面化的趋势。正如国务委员刘延东所指出的，“适应新要求，承担新使命，开放大学任重道远”。开放大学建设注定是场攻坚克难的持久战，无论由于何种动因，急功近利恐怕都是要不得的。
“上马”不易，“备鞍”更难。现在还是可以坚持这样的判断开放大学在中国，其内部和外部发展环境仍不能说已然完全成熟。既然不能坐等环境自然成熟以后再推进开放大学建设进程，那就只能面对因此而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并通过持续不懈的努力促使环境逐渐成熟。就电大而言，最重要的应该是坚决而扎实地推进开放大学作为新型大学实体的基本建设，基于开放大学的宗旨、定位、功能及其对于质量和特色的追求，不断提升和显现其作为新型大学服务于国家和地方学习型社会建设，服务于各类社会成员终身学习的能力。这从理论到实践，都有许多瓶颈问题有待突破。至于外部，最关键的，可能还是国家能否为开放大学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相应制度保障，看来同样也有很长的路要走。
或许可以说，国家开放大学揭牌标志电大的改革正步入所谓“深水区”。各种层面的问题“纠结”在一起，颇有些“剪不断，理还乱”的意味。还是那句话，无论老问题还是新问题，都只能在不断推进和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逐步解决。人们注意到，《教育规划纲要》说的是“办好开放大学”，实践中却很容易首先理解为“办开放大学”，搞不好就有可能偏离试点初衷。刘延东对开放大学提出的五点希望，应该就是试点所要实现的主要改革目标。尤其是“深化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相关各方亟待凝聚共识。还有如何推进国家开放大学办学体系建设，包括如何处理所涉及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有效控制风险以尽可能减少改革成本，看来已成为首当其冲的难题。
有理由对远程开放教育研究及其对于决策的作用予以更多期待。本刊卷首曾援引《从现在到2000年教育内容发展的全球展望》一书的说法，称“以决策为目标的研究”已取代“以结论为目标的研究”。其实书中还提到一种观点认为，教育的任何革新都应以对教育的深入思考和实验研究作先导并以此为依据；与此相反的观点则认为，教育体系的演进可以不依赖理论和研究成果。前者有严重妨碍人们作任何决定的危险，后者则可能导致心血来潮的作法和专断的决定。相信研究者能够承担自己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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