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稿“五位一体”党的建设总体布局

关于推进“五位一体”党的建设

总体布局的思考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等五个方面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五位一体”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是随着党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内在规律，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而提出来的，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的过程。回顾这一总体布局的发展历程，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五位一体”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形成过程

在我们党的早期，党的建设主要是指组织建设，在中共一大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就强调接收新党员、设立党的组织的问题。[1] 中共二大、三大又相继通过《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2]，此后每次代表大会都会通过类似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发展吸收优秀党员、建立党的各级组织、确立党组织运行的各项原则，等等。可以说，早期党的建设与党的组织往往是相通的，因为对于一个政党来说，只有建立起党的各级组织及组织运行的原则，政党才有建设的对象和运行的基础和载体。

从政党建设的一般规律来说，组织建设是政党建设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一个政党又必须有自己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这决定着一个政党的性质，也是不同政党的本质区别所在。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不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思想武装，是一个关系到中国共产党是不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性问题。在党的初创时期，党的主要创立者大都是一些掌握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知识分子和具有朴素无产阶级意识的工人阶级构成，无产阶级意识与非无产阶级意识的矛盾冲突并不明显。但是，随着中国革命的重心从城市转入农村，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一个新的建党环境，即80%以上的党员来自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就不可避免地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带入党内，使党在思想上产生混乱。那么，如何克服这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把党建设成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党的建设中最突出的矛盾和面临的最主要问题。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将党内思想教育列为最迫切的任务之一，坚决纠正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首次提出了思想建党的要求。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确定了从思想上建党的方针，系统论述了思想建党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

政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的成效是通过政党的组织和党员在工作、生活、学习等方面一贯态度和行为模式所表现出来的，这就是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民主革命时期，随着党的组织和党员数量不断增加，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工作、对待学习、对待群众、对待革命、对待同志、对待自己的问题也越来越凸显出来，特别是一些党员开始滋生骄傲自满、官僚主义等问题也开始显现。因此，在毛泽东提出要从思想上建党的同时，也开始强调党的作风建设。1942年2月，毛泽东发表《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进行延安整风，把作风建设提到了党的建设的高度。1945年“七大”期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明确了党的建设必须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3]

这样，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三位一体”抓党建的思想，成为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搞好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我们党整体推进“三位一体”的党建布局，终于建设成为一个真正“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无产阶级政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面临的历史使命发生了重大转变，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转变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党所面临的执政压力和考验日益加剧，如何保证党的“三位一体”建设能够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成为党的建设面临的新的主要矛盾。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认真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在坚持毛泽东“三位一体”抓党建的基础上，特别强调要加强党的制度建设。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4]制度一旦形成，便对全党及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具有强制性、规范性，制度还带有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特点。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党的建设的内容也正式从“三位一体”走向“四位一体”。

改革开放以来，党所面临的诱惑和各种外面压力也不断加强，消极腐败成为党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日渐突出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党非常重视党风廉政和反腐败工作，把其视为作风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鉴于党风廉政和反腐败工作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单靠作风建设无法从根本上承担起一个执政党推进反腐败斗争这一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任务。而且就一般而言，作风建设大多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属于方式方法问题，反腐则属于敌我矛盾，是党和人民同腐败分子你死我活的斗争，两者在性质是根本不同的。因此，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反腐倡廉建设这个科学概念，并其他四大建设相并列，形成党的建设五个方面。2009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延续了十七大报告对五大建设的定位。习近平在对文件作出权威性解读的《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献》中，明确地把五大建设表述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五位一体’的党的建设总体布局”。[5]2011年，胡锦涛在庆祝党成立九十周年的讲话中，基于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要求把反腐倡廉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表述中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了制度建设之前。在党的十八报告中延续了这一表述，“五位一体”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包括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

“5+2”的总体布局。“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补”，这是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对于新时代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将长期沿用的“思想政治建设”区分为政治建设和思想建设，凸显了政治建设在党的各项建设中的统领和首要地位；新增“纪律建设”，体现了管党治党要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的新鲜经验；将制度建设贯穿党的各项建设之中，回归了制度建设的内在规定性，更加凸显了制度建设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强调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与加强纪律建设一起，充分表明了我们党坚定不移正风肃纪的坚强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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