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次贷危机与王安石青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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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美国次贷危机与王安石青苗

论美国次贷危机与王安石青苗法! 作者:烈风 2010/5/1 13:22:23 发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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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某台新闻,讲美国有舆论反对救房市。意说那些付不起房贷的人,当初贷款已经超越自己的偿付能力,是贪婪之罪的结果,不应该让正直守信的人为他们的罪行买单。类似的观点,在宋朝王安石和司马光、苏氏兄弟为青苗法争论的时候就讨论过了。
这个事情让我瞬间联想起之前与人在网上的辩论。我跟人说麦道夫的庞氏骗局,本质上是古今中外一切人类集体中普遍存在,应用最广泛的骗局。而目前最大的庞氏骗局就是“美元”。不过美国人手段高,可以逼着别人把分红再交回来买他国债,实现资本账户的平衡甚至盈余,以可以骗得更久、赚得更多。
对方主要反驳了我观点中“古今中外”一词。按他的说法,古人的智慧远比不上今人,根本不能类比。我为此与他争论了一段时间。美国次级债与青苗法之争的相似处,正好拿来为这个争论做一点补充。



河东百姓最痛苦的祸害。青苗贷款虽然暂时有效果,恐怕日后又成为第二个祸害百姓的和籴法。
司马光同时认为,从唐代开始,以货币之“税”代替实物之“赋”的制度是罪恶的源头。江南粮食堆积如山,而闹钱荒。老百姓有粮食,朝廷不收;老百姓缺钱,朝廷偏偏逼着要钱。于是使得粮食价格变得越来越低贱。“弃其所有,而取其所无,农、末皆病矣”。以上是司马光的观点。
苏轼反对青苗法,提到一个观点:宋神宗施行青苗法时,反复地说随老百姓的意愿,不会成为强制性的制度。但过个几代人以后,遇到贪婪的君主与臣子,神宗如何保证他们不靠这种制度来盘剥百姓?
地方官员也多有反对青苗法。例如一个叫范缜的地方财政官员说“粮食还在田里,不顾丰收歉收,就估算好它的价钱;粮食熟后还没有收割完毕,就逼着还钱,这是变相的抢劫。”
其它的论点都雷同,就不赘述了。当时的官员对青苗法的先天缺陷很明了,他们的观点也可以用解释现在的许多具体问题。

美国人不是放话说住房贷款超过偿付能力的人,都是犯了贪婪的原罪,是咎由自取吗?
苏辙听到了这话,就会语重心长地说:房贷这个事情,你愿意出钱,就有人愿意贷款。钱一旦拿到手中,就算品德好的人也不免花在应急的事情上,何况普普通通的大多数人?大学贫困生用助学贷款买手机引发的争议就是一例。到了还钱的时候,就算有钱的人也难免拖拖拉拉,何况那些本来就缺钱的人?美国新闻不是也说,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现在,居然还有数以万计的百万、亿万富翁们每天都在研究怎么避税?
既然这已经成为一个千百年来不断发生的现象,就应该用“客观”的思维对待之,不应该空谈道德。拥有社会资源的人没有尽到舆论宣传教育的义务,这是“以不教民战谓之虐”。中国一千年多年前“封建时期”的大臣都明白的道理,为何美国的精英们会不明白呢?揣着明白装糊涂?
苏辙还会说,新自由主义者鼓吹的市场经济本意或许是为了有效地配置资源。但房贷这种事情有太多、太繁琐的账面交易,不免让下层管理人员拥有过大的审核权力。也由于过程太繁琐,
无法通过政策、法律进行有效地监督。这时你就无法阻止金融界的人员滥用放贷的权力牟取私利。到了要还钱的时候,自然少不了各种各样的逼债手段。你本意是惠民,最终却会用逼债让百姓陷入惨痛的生活剧变中。美国不是有老太太因为住房被收回而自杀吗?无数夏洛特们因善于逼债得罪了一个人种引发的冤冤相报。试问中国一千多年以前的“封建时期”官僚都预言到的现象,为何美国的精英们会不明白呢?揣着明白装糊涂?
有人也许会说,也许资本家们犯傻,也许资本家们居心叵测盘剥百姓。但那些不自量力借钱的人,本身也有罪过。他们的贪婪是实实在在的,贷款历来是自愿原则,又不是被逼的。怪不得别人。
这时又轮到司马光出来为百姓说话了。人人都有自己的社会分工。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付出了大量劳动,却只得到很少的报酬,利润都被“资本”瓜分了。要他们在谋生养家之余在研究学术的课题是强人所难,何况要专家学者做什么?老百姓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同时在“专家叫兽”的垄断之下既缺乏信息也没有话语权。

这时舆论大肆宣扬“贷款买房就是好啊就是好”,老百姓相信你很容易就接受了。无数人争当“美 国老 太太”式的购房者。只看见了贷款买房的好处,没看到还钱时的坏处,总会有人愿意的。贷款一把房价哄抬起来,就算是不愿贷款的人也要负债才能买得起住房。
以前的人住房、教育、医疗、养老都有专门的福利保障制度,与个人的工作、户籍挂钩。后来统一改成“和籴法”福利不直接分到人头上,而通过提升工资的方法,让人们自己自由花钱购买。无非是养猴人把朝三暮四的伙食标准改成朝四暮三罢了。
老百姓富有的是“劳动”,住房、教育、医疗、养老都不要;老百姓缺的是“货币”住房、教育、医疗、养老却逼着你用货币。导致什么结果呢?——在宋朝是“粮食”这种劳动产品相对于货币贬值,表现为硬通货的通货紧缩;在今天则同样是劳动产品相当于货币贬值,表现为法币的通货膨胀。无非又是一层盘剥而已。
感觉意思没到,再说细致一点。司马光评价用货币“税”代替劳动产品的“赋”,是“弃其有余,取其不足,农、末皆病。”如今劳动者每
天工作十几小时,动不动无薪加班,“劳动产品”是明显有余的。而买什么都要花钱,钱偏偏掌握在资本家、银行家和政府手中,是我们不足的。住房、医疗、教育、养老,诸如此类的“社会必需品”,则是新时代的“税收”。人民有劳动,“社会必需品”不要我们的劳动。人民没有钱,“社会必需品”逼着我们花钱。
如此这般,岂能怪平头百姓向资本家、政府借入超过自己偿还能力的贷款?宋朝,百姓为了交税到卖土地、卖儿女的地步。现代,百姓为了供儿女读大学,也到自杀的地步。能有多大区别?
司马光这“守旧派老顽固”能看到的道理,现代的资本家们、专家叫兽精英看不到吗?
何况放贷者的权力过大,法律对他们约束的能力就越小。压力过大,你无法保证他们不滥用权力放贷,更不能约束他们滥用权力来逼债。宋朝滥用的是政府的权力,在现代则滥用民事法律赋予的权力。
宋朝范缜说青苗法施行,苗还在田里就估值,稻谷还没收就逼债,则现在助学贷款也是一例。读书时就判断他工作的收入,刚毕业还找不
到工作就逼着还债,这里面难免会有损害道德、仁义、公平的事情发生。
宋朝青苗法的实施过程中,下级官员拼命扩大放贷范围与额度,把增加的收入作为自己的政绩。同样的事情难道现代可以避免?美国银行不是逼着工作人员比业绩,哭着喊着求人用自己的房贷,不问对方的偿还能力?中国银行不是逼着工作人员比业绩,哭着喊着求别人用自己的信用卡,为业绩不问对方的偿还能力?美国金融危机的昨天,未必不是中国房贷、信用卡的今天。然而同样的事情仍然在一千多年前就有过了,从唐朝一直到宋朝。清清楚楚写在史书里的陈年旧事,老百姓有自己的专业分工,或许不知道,那些专家、叫兽、精英们干什么吃的,凭什么不知道呢?老百姓不知道,资本家难道不清楚?
苏轼还有问题呢。用放债制度(贷款)代替劳动报酬(被精英冠名为“社会福利”,好像是恩赐一般)即便这样的制度可以平安施行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三十年之后,谁能保证不碰上贪婪的资本家与腐败的官吏,把制度的剥削功能发挥到极致?即便最初是自愿贷款,三十
年过后,会不会变成强迫贷款呢?现在哪个平头百姓可以不贷款买得起房子?
综上所述。宋朝的时候,青苗法刚刚施行,司马光、苏辙苏轼等人就看到了这种放债制度的诸多弊病,说明这些弊病完全是可以预见的。人可以预见的规律,今天的人本该懂得,有能力不去重蹈覆辙。当然,对老百姓而言是倾覆,对贪官污吏与资本家而已是难得的盘剥机会。以美国金融危机为代表、世界范围的信贷体系崩溃,证明了他们仍然放任了这个宋朝就被反复辩论过的现象之发生。
有趣的是,用保险、信贷代替制度性福利,当初就是用不带主观色彩的“经济理论”催生的;到了放债、欠债的人都缺钱时,居然大谈起道德来。买房负债过重的这些房奴们,果然都是道德败坏人格缺失的贪婪鬼么?一种制度让如此多的人被扫入道德不耻的垃圾堆,恐怕也该反省制度自身的道德吧?老庄说掊斗折衡而民不争,圣弃智复归孝慈,其来有自。
顺便再跑题谈谈王安石变法的一小点问题。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很多,青苗法为首的几条都有明确的问题。司马光等人否定青苗法,
理有据,有实践有调查,是凭着良心的。然而青苗法被大小官吏群起而攻之,“天下皆曰其不可”,这就与法令的效果无关了。
《墨子》中有一个故事。一个弟子弃官不做,跑来 老师墨翟诉苦。墨子问人家怎么你啦?弟子说:君主不诚实,答应给我一万块的月薪,结果只给了五千,所以我辞官了。墨子问:如果他给你两万块的月薪,你还辞官吗?弟子说那就可以。于是墨子说,看吧,你不是因为君主不诚实而辞官,而是因为嫌弃待遇不够高而辞官。
同样的道理。如果王安石以坚守青苗法为前提,同意放弃权力,并让那些被他摒弃的士大夫复职,恐怕青苗法早就顺顺利利成为国策。从唐代到五代十国,无数虐民敛财的弊政被宋朝沿革下来,几时被全天下的高级官僚群起攻之过?那些反青苗法卖力的地方官向朝廷缴纳“羡余”不照样洋洋自得?
应该说,整个官僚集团的利益因为王安石变法被损害,这是大多数官僚反对变法的根本动机。所以当司马光反王安石的路搞改革时,照样被官僚集团围攻。后世引发党争,执笔修官史的
人干脆说靖康以来宋朝的国耻都是几代以前的王安石改革造成的。
需要注意到,一切损公肥私的小集团,在保护私利的时候都会“舍言欲之而必为之辞”。他们的目的不可告人,但手段要么经过包装,要么选择突破口,一定要合情、合法、合理。不善于用墨子的辩证法来思考,很难看出破绽。
想要求本溯源,看穿人心,只能凭人生实践积累的感觉与经验,不存在一本说明书教你怎么“推背”所以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说林彪集团有毛病,连久经考验的周总理都觉得难以置信。直到问过老实人陈永贵之后,才叹服“毛主席就断定他们的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嘛,毛主席真是神了,你不佩服不行啊。”
话说回来,有人相信毛主席斗败了蒋介石,把美国、苏联无数智囊精英耍得团团转;却又说主席冤枉了无数知识分子和老革命,是晚年犯糊涂,真是夏虫不可语冰。
名实不符的“阴谋”手段三千年里一直有,到现在也没什么改变,三千年之后恐怕也不会改变。举个最近十年的例子。资改要推行新税制,要地方顶着骂名搞国企改制、教育改制、医疗改
制,诸如此类;然而政令出不了南中国海,怎么办?相国就得扛着棺材趟地雷阵,为“反腐”不顾身家性命。结果国企卖了,土地卖了,公费医疗卖了,公费教育卖了……唯独相国的那口棺材没派上用场。为什么?腐败官员们都老实执行南中国海的政策去了,哪有时间挖深渊、埋地雷啊?
“反腐”这把尚方宝剑也是流行了几千年。从汉朝开始,汉武帝就喜欢逮着诸侯们反腐败;一直到挪用军费办寿辰的老佛爷,也为杨白劳小白菜、刺马等四大奇案趟了不少地雷。另一把尚方宝剑叫做“亲民”,则另有用途,以春秋田成子为代表,是舞弄亲民之剑的个中高手。然而美好的事情总是反逻辑的。就业减少,加班延长,工资下降,物价飞涨,内需严重不足,美元国债稳步增长,国内暴乱、冰灾、地震,国外舆论压力、领土争端……奇怪网上总有一批残羹剩饭,每天乐滋滋地炫耀自己被人亲民了。
庄子在朐箧篇里把仁义比作包裹。他说要防掏包的小贼,就必须把皮包做得结结实实,拉链和锁扣卡得死死的;遇上大贼,直接骑摩托把包扯来就跑,生怕包不结实、拉链和锁扣不紧。由
此观之,关心皮包是否结实的人之中,不乏抢包的强盗。关心仁行义举是否受黔首爱戴的人中,将有窃国者。立此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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