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仁、仁
仁字并没有简化，只是一般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仁是会意字，从人，从二。《说文解字》说人是“天地之生，最贵者也。”还说，凡是属于人的都从人。二，是会意字，古文作“丄”，就是上字。二、上都是高的意思。
《说文解字》说，二是地之数。那么，结合起来看，仁就是专属于世上的人的高尚情怀。儒家讲“仁义礼智信”，仁是仅次于德的，人类所特有的一种美好的情操。《说文解字》说，“仁，亲也。”人与人相互亲切关爱。《礼记》说，“上下相亲谓之仁。”“温良者，仁之本也。”“仁者可以观其爱焉。”。《春初·元命苞》说，“仁者，情志好生爱人，故立字二人为仁。”
仁者是对有仁德者之称。有时候，用仁来指有恩于万物生育的事物。古代历来推崇仁政，认为尊德行仁的才可以叫做王。
现在称果实的核为“仁”，其实古代称其实为“人”，果人、核桃人。明代后才改作“仁”。
二，义、义
义字被简化得面目全非了。正体的“义”是会意字，从我，从羊。我是会意字，从戈，从戈。戈是兵器。象形字羊表祭牲。这个金属的戈使得义字充满了铿锵的阳刚气氛，因为要承担风险和责任；而献祭的羊又表明了义是富含自我牺牲敬神的。古人讲：义不杀生，义不杀少。义的本意是，合于道德的行为或道理。舍生取义是因为古人笃信义不容辞。而简化字“义”已失去原意。
三，礼、礼
《说文》讲，“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
最初始的意思是举行仪礼，祭神求福。儒家历来重礼，这个礼字可是有的说的。礼是会意字，从示，从丰。丰字从豆象形，古代祭祀用的器，如果用于事神就叫礼。示是会意字，小篆字形，示字上面的“二”是古文“上”字，下面的“小”字本是三竖，三竖代表日月星，《周易》讲“天垂象，见吉凶。”
只有观察上天的天文，才能洞察世间的变化，这是因为天象是神用来垂示人类的手段。示作为一个汉字部首，其字多与祭祀神明有关，比如：祝，祭主的赞词；福，天神佑护才叫福；禅，帝王祭天；社，是土地之神。那么结合起来看，礼意思就明白了，过去讲的礼，主要是对神灵的祭祀、表达敬意和尊重，这就是儒家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引申到日常生活，那就是对别人的尊重。《左传》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我们再看看这个简化字“礼，已经完全没有了敬神敬人的内涵。
四，智、智
智，会意兼形声，“知”的后起字。从日，从知，知亦声。知，会意字，从矢从口。矢是象形字，象镝括羽之形，本意是箭，引申为正直、端正，再引申为出口无悔的发誓。知是智的古字，通晓天地之道、深明人世之理的才能叫智，也就是知。而且，真正的知、智，一定是真理，一定是真象，也一定不会偏离道德仁义
五，信、信
信是会意字，从人，从言。信的本意是真心诚意、专一不移。人的言论应当是诚实的、真实的、不虚伪的。言是指事字，甲骨文字形下面是舌字，下面一横表示言从舌出，是张口伸舌讲话的象形。以“言”作偏旁部首的字，都与说话或道德有关。《说文解字》说，“直言曰言，论难曰语。”就是说，心里有什么直接表白才叫言，而推理辩论诘问的话应该叫语了。因此《法言义疏·问神》曰，“言，心声也。”如果一个人言不由衷、说假话，肯定是不会有信誉。
《诗·卫风·氓》曰：信誓旦旦。古代的人一旦信誓，就决没有不兑现的时候。
儒家文化价值今识
儒学是中国的传统国学，是东方文化的精髓。同时又是世界东西方两大文明体系之一。她是承载着人类文明的一艘巨轮。从悠远的历史长河中驶来，还将驶向人类美好的明天！
现代社会，西方文明惟我独尊，横行无忌，不可一世，但是已经现出了疲态。它的暗淡前景预示着；其他类型的文化，尤其是以儒学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价值，将要担负起比以往更为艰巨的使命。他们要共同构筑起人类用以驱散战争阴云，远离物欲迷惘、意识纷争，满载生机与希望，驶向美好彼岸的新方舟。
打造希望之舟，需要聚合起人类全部的文明成就与人文智慧。包括儒学与东方文化在内的所有文明类型与文化传统，都将平等地参与进来。这将是一次真正的多元对话。不同文明在其中会扮演不同的角色，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来自东方的声音将起到仲裁者的作用，引领人们步入会堂，坐下来，共同面对现实，充分地交流，真诚有效地讨论并思考关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永恒话题。
只有儒家文化能够主持这次至关重要的对话。原因在于这是一次多元的平等的智慧交流，不同的文明、不同的传统、不同的信仰都必须做到相互宽容相互谦让才能聚到一起。只有做到了相互尊重相互理解之后，才能进行真正的对话。不是一种文明将自己的观念强加给另一种文明；也不是一种文化破坏性地去制衡另一种文化。必须是首先包容对方，在相互谅解和充分信任的前提下才能化解彼此的分歧与隔阂。包容性正是儒家文化的特色。儒家文化的包容精神，是其他任何一种文明所不曾具有的。海纳百川的气魄，兼容并包的胸襟，克己成人的美德，忍辱载道的修为，这些都是中国文化人最优异的品质，是他们与世界其它文化信仰者相区别之处。这是儒家仁和思想独特的时代价值所在。
儒家“仁”的精神，就是从调和自我的心境，完善自我的人格入手，进而去完美家庭，均衡社会，平治天下，直到努力使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生态的改善相同步，达到天人合一、物我共益的最高生存境界。这个天人合一，不是要人被动地去追随自然，承受自然，也不是让自然反过来适应人，而是人与自然的对话，人与自然互动，把握自然规律并返惠于自然，真正成为大自然的伙伴，所谓“与天地参”。当时代选择了“可持续发展”为其理念的时候，儒学就责无旁贷地重新背负起了历史的使命，与大自然的自我修复机制一起，精心弥补往日的创伤，耐心医治心灵的病痛，辨认清楚要走的方向，共同踏上和谐发展的坦途，这是人类唯一明智的选择。
当代儒家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回顾历史，向现代人展示儒学的本来面貌，让世人了解孔子，了解儒学。用科学的、当代的目光去注视这门古老的人文学说，进而自然明晰地掌握她，心悦诚服地接受她，使儒家的大智慧最高限度为现实社会服务。
儒学之所以能长期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儒学之所以是儒学，这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要把历史的、环境的、民族的，等等多种时空维度综合在一起，进行哲学的思辨与科学的诠释。
首先是人文地理环境的因素：中国幅源辽阔，山川壮美，环境多样，平原、山地、河网、湖泊、森林、草原各种地型都能在古代“中原”地区找到。不同生态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部落先民们，生存方式不同，性格各异，文化类型迥然，聚汇一处，可以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相互借鉴却不能互相替代，因为在远古生产力条件下，特定生态中成长起来的人群很难短期内适应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占据一个陌生的土地非但不能得到更多的财富，反而可能因水土不符而陷入困境。这种地域环境的不适应，即使是现代人也不能够忽视。同时，由于中国广袤的国土面积客观上保证了古人基本的生存空间，在人口相对较为稀少的远古社会，对外拓展的压力要比提高自身生产技能的动力小得多。同是古代社会，西方人热中于对外征战；中国倾向于自身内部的发展。在相对于西方中世纪的千余年历史中，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与生产力水平一直遥遥领先，即便在鸦片战争前期中国的国力仍然可以傲视全球。人口的过度增长，生存空间的极度紧张，家族式生产方式随之遭到本质的破坏，这也是传统价值失落的主要原因。
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许多亚洲国家，比如印度、日本、韩国等，他们并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断层。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传统生产方式未遭到根本性的冲击，不需要全面否定自身文化的价值，不象中国社会这样把传统文化看作十恶不赦。尽管有着同样多的伤痛，但是他们毕竟是站着步入现代社会的：不是跪着，也不是爬着。如此说来人口极速增长，超过环境的承受力，以及造成这一后果的因素也是传统文化失落的罪魁祸首之一。
中国先民们要更好地生存发展，最好的办法是密切交往，互取所需，他们在交流中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实现了多元并存，共同发展，最终聚合为一。在部族间的人口流动中可以使基因优化，人口素质不断提高。再加之四季分明的气候，适中的纬度，生存空间的开放性，多种因素造就了汉民族优秀的适应能力。中国人无论走到世界的哪一个角落，都能很快调整好自己的生活节奏，轻松适应当地环境，较之本地居民也毫不逊色。中国先民各部族在长期的交流、竞争、共生共存的过程中深刻意识到，只有和平共存，坦诚相待，相互尊重，热情交往才能更好地生存与发展。东有鱼盐之利，西有金玉之美，南有稻果之香，北有蓄乳之怡，在和谐稳定的生存环境中他们共同分享着劳动的果实。和平胜过纷争，交流胜于对抗，友谊强于仇怨。利剑的锋芒只会指向那些掠夺他人土地、强占他人财富的野蛮入侵者。
和平是最值得珍视的财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交流可以拓展生存空间，促进生产技术的提高。对于以和平方式进入自己疆域的部族则宽容地接纳他们，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即来之则安之”。和平的环境需要倍加呵护。长期的平等交往，互惠互利使人养成了温和、从容、健朗、自尊而又自信的心态，不去侵凌他人，也不能容忍别人的欺辱，爱好和平的人们，从来就不会缺少自卫的勇气。勇于抵御强敌，在保卫和平的斗争中铸就了中国人长城一样不屈的精神。在和平交往中也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热情好客，诚恳待人，宽容谦和的气质。他们用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胸襟成就了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东方文化，也成就了汉唐盛世的辉煌历史。
长期的文化交流使中国人习惯于坦诚、平和地对待世界其他民族及其文化信仰。事实证明，汉民族是真正的外向型民族，是优秀的世界公民。这种广泛的认同、尊重与宽容就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仁”的具体体现。儒家认为：作为仁者就要去效法生养他们的这片土地，要象天宇的光覆，要象大地的润载，象天地一样无私地包容世间的一切。
有了包容还远远不够，一味地合同容让会使人失去锐意进取的活力与生动鲜明的个性。会损害文化的创新机制，从而使社会丧失前进的动力。在和谐稳定的基础上也要大力提倡竞争，这种竞争是有序的竞争，是在和谐稳定的社会基础上进行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共同的发展，共同富裕。不是纵容优胜者而淘汰失败者，鼓励先进者去驱赶滞后者，容忍强势群体去侵夺弱势群体，而是引导成功者把自己的事业看做是整个群体的成就，把胜利的喜悦拿来与人分享，回报社会，以求“同乐”。迟后者也要勤于学习，诚恳助力，自知自信，开朗参与。既要“选贤任能”又要“讲信修睦”。有序竞争是一种良性竞争，这种竞争促成了一部分人的进步但不会挤占掉另外一部分人的生存空间，不会激起一些极端的抗拒行为。良性竞争促成了整体进步的同时也优化了社会分工，使不同发展层次的人各得其所，各尽其用，不会产生两极分化，发达者骄奢淫逸为富不仁，贫弱者走投无路，铤而走险。
有序竞争，是以社会公益为目的的竞争，是“适者优存”，而不是“适者生存”，不适者被淘汰。如何去实现，就要用一整套的法规去规范它，这就是“礼”。儒学经常谈及社会秩序的建设和社会角色的定位。所谓“正名”就是要明确权利和义务。儒教也被称为“礼教”，礼的真正目的不是被动地调和矛盾，而是主动去引导竞争促进发展，协调社会分工，建立激励机制。儒家学者的一项重要责任就是要制定、完善社会竞争秩序，根据时代的需求，不断的去完善“礼”，并模范地遵守礼法。“非礼勿动，非礼勿言”，“克己复礼”。提倡“仁”就要遵从“礼”，遵从“礼”不是让人自我封闭，自缚手脚，而是为了明确责、权、利，通过有序竞争，更好地展现才能，发展自我，服务社会，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共同进步。
社会发展了，生产提高了，物质丰富了，然后如何？然后就要共享果实，去品味生活的美好，去述说亲情的可贵，去赞叹道德的崇高，去仰视天地的伟大。去歌颂这一切，去重温走过的路程，去追述先辈的功德，去沐浴家庭的浓情，并把这一切用艺术的形式传递给自己的后人，这就是“乐”。辛苦的劳作之后，人们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中。修养生息，同时准备好下一次的行装。在一曲优美的乐声中人们又找回了大我。这就是礼、乐之道——儒家的治国艺术，一揖之际，天下太平。
儒家社会伦理规范体现在“礼”的系统之中，可以灵活地加以实际应用。“礼”的作用在于为社会活动空间划出一条条的“分道线”，促使人们不要过多的相互依赖，相互纠缠，相互倾轨，而是要快慢车道分清楚，各走各的路，互不影响。就象在一个家族式的企业中规范好每一个亲属成员的责任与权限，使之不仅要相互依赖，更要相互尊重和高效配合，令行禁止，不吃“大锅饭”。培养独立意识以及完善的责任感，最后还是要回到大家庭中来，这种竞争的目的是为了整体的利益。与西方你死我活的生存斗争截然不同。表现在当代，在东亚经济模式中，一个成功的例子就是日本的终身雇员制。在日本，企业家把员工当作自己的家人，员工也会象关心家庭那样关注企业的发展，尽职尽责，倾尽全力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的经济奇迹。
四五千年前的中国，是民族大融合的时代，社会对和谐观念较为注重，原始合和意识在后来的老子和道家学说中依然保留着，“无为而治，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等等，这是典型的上古中原民性。而独立进取的意识却为儒家所继承和发扬，这与儒学的发源地山东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孔孟之乡曲阜，地处中原文化与东夷文化的交汇处，中原文化的平和包容与东夷文化的强悍进取相结合，体现在儒家人格当中，刚毅与温婉、独立与合同、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相遇，同为儒家精神的特质，并且很自然地调和在了一起。儒家学子自古以来就不愿做单纯的学问家，他们既是优雅浪漫的诗人，又可以临危受命，是智勇兼备的文武全才。
曲阜是中华始祖黄帝的出生地。黄帝部族是中原华族，迁徙于曲阜，在此建立了自己的城邦，据此发展壮大，逐步统一了当时的中原各城邦，使华夏民族最终融合为一个伟大的整体——汉族。这得益于中原民族温厚与宽和个性中融进了当时东夷民族的纯朴与坚毅所形成的人格特质。孔子强调“礼”，也是意在培养人的独立自强、开拓进取的精神。现代人常常把儒家的“礼”理解为约束自由，禁闭思想的枷锁，这是不了解本民族的性格历程，不了解古代汉民族亲和性格的特点以及为突破其负面影响谋求创新与发展的迫切需要。现在有人一提到“礼”就联想起“三钢五常”，这实际上是把民族意识与封建等级制度混淆了。“礼”远比“三纲五常”所代表的封建制度久远的多，也广博的多。儒家的“礼”是汉民族锐意进取精神的系统化体现，与“纲常”相比，它是要解放人性，使人充分认识到人格的独立性，而不是约束人，剥夺人的自由。所以，“礼”与“纲常”有本质的不同。
法律不能代替礼的社会功能，“礼”也常以规范和律制的面目出现让人去遵守，这并不能说明礼是强制性的。礼有规范性，但无强制性，法律依靠暴力的维护而礼制则寄存于道德自觉性之上。古代中国是礼制社会，直到现在还多少带有轻视法制的习惯。
儒学的礼是用来确立人的社会角色，赋予人社会责任感和个体价值意识，明确权力与义务，建立有序的社会竞争。但是社会是不断发展前进的，人们总要面临新的选择，特别是在社会精英所处的位置上，知识份子的先进性意味着他们总是要最先面对新的矛盾与问题，解决新问题没有现成的规矩可用，如何把握好前进的方向是一种考验，也正是他们大显身手的时机。这就需要一个“智”字。“智”的含义是富有时效的知识与明智选择，其表现在于能圆满、高效地处理好社会矛盾，处理好发展与稳定、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的利益关系，尤其是自身的进退与信仰之间的关系。这就要求儒家知识份子具有高超的智慧与远见，敢为天下先，既要有创新能力，又要有耐心，既要精确策划放眼全局，又要注重细节，身体力行。“智”是实现儒学实践价值的关键，智中包含着“知”——对社会规律与现实进程的真切把握。孔子又常常把“智”与“仁”相提并论。“智”常要儒生们在道义与财富面前做出选择，真正的儒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孔子自身就是明证，他不苟合于权贵，周游列国终不见用，而渴求真理的决心却愈发坚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布衣终生无悔。并不是因为他自命清高、避世独立，而是良知自证，一时的荣华贵显较之永恒的真理和崇高的社会责任谁轻谁重。“智者不惑”，儒家的“智”既包括了知识论，又包含着价值论，是理想与实践的统一。
历史选择了儒学，儒家学者们长期担负着安民治世的责任，他们既是政治家又是思想家，有权主导社会观念。在处理统治者与下层民众之间的矛盾时，巧妙地运用“中庸”策略。什么是中庸真正的内涵呢？中庸实质是为解决社会内部矛盾而寻求的一种建设性方法。在维护国家总体利益的前提下，稳善处理统治集团与下层民众之间的利益分争，既不让贵族过多的损耗社会财富，又不能使国家机器失去必要的物质基础。这并不意味儒家只能是承上启下的官员或圆滑政客，中庸就是析中主义。真正的中庸观念是以国家总体利益为先，以发展的眼光对待具体问题，不是去费尽心机地同时维护双方的利益，是为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有侧重地进行政策调整。通过适时协调，均衡了双方的势力，不使矛盾激化或利益失衡，使其互补互助，用共同的利益取代彼此的矛盾，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稳定，使人民生活与社会政治文化教育水平不断提高。经过“小康”社会阶段，最终实现天下大同。当然在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上，大同世界只能是一个愿望，中庸之道也是因人而兴废，但在中庸思想的主导下，古代中国较之中世纪的欧洲乃至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欧洲，其政治系统的完备，社会意识的宽容，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以儒学大一统思想和中庸体系维持着的古代中国是当之无愧的中央帝国，是人类封建社会文明史的主乐章。
儒家之所以选择中庸思想为治世之本，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实实在在地贯彻着这一方针？儒家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始终致力于保持其自身人格的完整与独立，不屈服于贵族政权，也不依赖某种民间势力的维护。儒生的群体是一个以成熟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知识群体，既是学者又是一名社会生产者，有其赖以容身的经济生存空间。他们从事仕途并不是没有从事社会生产的能力，是“志于道”而不是“食于道”。古代的门阀土族田联阡陌富甲一方，在儒生当中也不乏商贾出身者。儒学的宗旨是造福于社会，最高限度地实现人生价值。出于这一目的才能积极入世，是“学而优则仕”，并非单纯的某求官禄。真正的儒家入世是为了“证道”，所以不会轻易为五斗米折腰，去趋炎附势，为虎作伥。道不同不相为谋，和则用，不和则去，不被任用还可以退身田园，设坛施教，也足可以谋生。然而一旦有违中庸之道，便是全然背弃了自己的信仰，失去了中国文化人的尊严和良知，失去了心灵的寄托，背上悔恨的重负，再也无法进入这座精神的圣殿啦。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朝闻道夕死可矣”，文化人就要有文化人的精神。对真理的渴求是人类最伟大的本能，为此可以从容地奉献出生命，屈屈利禄何以毁道。现代意义的“读书人”，不可能真正领悟到儒学的真谛，儒学也不是他们真正的信仰，有时只是用来作秀而已。
人类进化到封建社会，已经有能力在社会生产的基础上有所超越，去进驻于精神的空间，生存在精彩的思想世界中。在千百年的文化积存中寻幽访圣乐不思归。这是文化人的真正家园，同样也是一个真正儒家学者的立身之地。儒家求学就是要在这片天地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一旦真正找到了就不会重陷于世俗利欲的网罗。但是儒学又是入世之学，只有真正的出世，才能真正的入世。“学而优则仕”是入世的途径之一。没有真正的超越，也不会有真正的回归。未能立命于精神世界，回到世俗中会再次被功名利禄所摆布，被利欲所淹没。不要说济世安民，克守中庸了，弄不好还会将学问与才能用在谋求私利与贪赃枉法上去，其危害更胜过普通人。学无所成是不能冒然入世的，否则很可能会被师友们鸣鼓而攻之，也不会再有资格自命为儒。孔门对从政的儒生有一套严格的考验制度，为的就是要防止势利之徒欺世盗名，危害社会。
文化人是可贵的，因为只有当人不断地学习和实践，跨入社会生产的最高阶层－－知识生产阶层时，才有可能把世俗的财势之争看清、看淡，才能最大限度地消除世势的影响，最大限度地公平执政，真正实践中庸之道。可见，儒家学说不需要执政者的推崇，也能不断的发扬下去，因为儒学已经在世俗世界之上建起了一座宏伟的精神癜堂，它能提升人的心智，升华人的精神。就象是一座高耸着的山峰，只要屹立在那里就能不断地催唤出人的攀登欲望，而只要有人攀登，她就会充满生机。
一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首先需要内部的动力。提高内部凝聚力在于解决社会现实矛盾，矛盾的解决在于发展。为避免剥夺弱者或损耗强者，就要平衡双方的力量，使其均衡存在。如何增减天平上的法码，需要有高度的人文智慧和灵活的施政技巧。中庸是儒家智慧的精华所在，是人类文化中最富有现实精神的社会理念之一。
儒学是人学，充分体现了东方价值观对人的尊重。尊重人就要尊重人的价值、人格和生存空间。儒家的“义”就是东方人本主义的表现。“义”就是平等、互重，确认他人的人格与自我人格同等地位，他人的利益权力与自我等同，他人的发展权与自我等同。这个“我”是一个什么概念？在儒学里，“我”既不是万物的尺度，也不是万物的主宰，也不是天生有罪的，而是万物的伙伴，是自然之友。儒家的“我”首先是一个平衡的理念，既不是强者也不是弱者，而是一个平和的、自然的、有机的存在。人格的可贵是基于自然的可贵，自然的可贵是其具有孕育生命的能力。自然因孕育了人而可贵，人因分生于自然而可贵。也就是说人性的美好是因为他能与外界平等交流，有机互助，共同发展。人的价值在于和谐与发展，当人顺应了自身真正的价值后，就会有成就感、充实感。把这种美好的感受与他人分享，这就是“义”的概念。儒家认为与他人分享人格的美好与价值，是人生理想得以实现的方法之一。为了成就自己，就要去尊重别人，与人平等相待，利益共享，否则人性将面临退缩甚至异化，人就会失去美好感与充实感，会迷惘困惑，进而产生负疚和痛苦感。如果某种文化使人陷于深重的负罪感而不能自拔，说明这种文化是逆人性而为的，是一种反人性的文化。这种文化在现实中不能成立，除非其自身具备一种“赎罪”机制，依靠着某位救世主的挽救。
儒家文化中没有救世主，而是用“义”来引导人相互尊重彼此谦让，“义”的表现之一就是“让利”。利益享有权是等同的。在财利面前，儒家主张让利于人，既然他就是我，我能得的他更能得之。从而可以有条件地快速实现利益共享。中国传统节日中人们会礼尚往来一翻，这虽是一种有趣的民俗，其中却体现着“义”的思想。当收到礼物的一方在恭送拜访者离开时，通常会把礼品的一部分返送回去，这是优先享有利益者在反馈于让利人，在增进了友谊亲情的同时也共享了物质利益。“义”还表现为对风险与责任的主动承受，这样就会将风险分散直到最小化。这种对财利的推让和对风险的担承并不是无原则的，是以个人的承受能力为前提，总之是在和谐的氛围中最合理地分配利与责，这一过程无需法律强制监督，始终是社会舆论在起作用。
西方法制观念正与之相反，那是为避免分争的混乱，在暴力监督下分配利益，故而西方对于国家的观念，一是法庭，二是军队，三是监牢。西方法制理念是用暴力强制把冲突的危险降低到最小程度，儒家思想则是用道德自觉性把利益提升到最大化。西方哲学描绘了人性的罪与恶，东方哲学则赞美人生的美与善。两种传统就这样相会在二十世纪，共同步入了二十一世纪。谁将于二十一世纪被大多数民族所接受，谁就会引导人类社会文化的未来发展。
是社会自身的发展给了儒学以丰富的生存空间，社会要存在要发展就会有内部矛盾，有矛盾就需要解决，就需要中庸之道，就需要发现和实行中庸之道的儒家学说。一个社会的内部矛盾需要采取中庸的方式来解决，而它的外部矛盾则不同，外部矛盾更多的是按照适者生存的规律来解决的，而真正的适者是能以包容之心对待其他民族文化的民族。野蛮人并未因为看到古罗马文明成就的高度发达而停止对它的掠夺。战争对文化的破坏远胜于天灾与瘟疫，医治战争创伤，最好的方法就是相互宽容。历史上中国发生过许多次民族大融合，每次都是汉族利用自己的包容与忍耐反败为胜，很快就把入侵者同化了。西方社会则长期面对民族矛盾的伤痛不能自拔，古罗马文明几乎被葬送在中世纪的黑暗中。与西方文明相对应儒家思想却从未停止过前进的步伐，尽管历经无数次的民族冲突与融合，依然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存发展着。基于历史的现实，儒学与儒家文化才成为未来世界文化框架的首要选择。
儒学必将在不远的将来被全世界人民所了解，所喜爱。全球化加快了人类大家庭的融合过程。和平是人类共同的期望。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渐渐地成为“地球村”这一村落的内部矛盾。广泛地对话与合作已成为人类良知的共识。怎样有序地竞争，高效地合作，双赢地解决世界争端，最好的办法就是“中庸”，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儒家智慧的高明之处，化解眼前的矛盾是在为新一轮竞争打好铺垫，从而进一步提升创新力。竞争的胜出更要与对方合作以保护和扩大成果，培养好自己的市场，补充好自己的能源，这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某些时刻合作就是最好的竞争，竞争又是为了能更好地合作。人类不仅要在经济生活中谋求对话，更应在精神文化生活方面携手步入美好的未来。儒学在这方面有着无以伦比的智慧与经验优势，她有着两千五百年发展探索的经验积累，有着五千年人文历史的厚藏博蓄，有着完善的体系、丰富的理论成果，有着从未间断的生命活力，在全球化即将到来的新时代面前，中国文化人不应为此自信和自豪吗!人类社会不应为此而庆幸和振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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