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自述与钱钟书之间的爱情
我第一次和钟书见面是在1932年3月，他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见面后老钱开始给我写信，约我到工字厅相会。见面时，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而我则紧张的回答：“我也没有男朋友。”于是便开始鸿雁往来，越写越勤，一天一封，以至于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 in love了。
1933年秋的一天，我给钟书寄了一封信，不巧被其父钱基博老先生看到了，老先生招呼也不打就擅自拆阅。后来钟书跟我说，老先生看到信后，对我大加赞赏。因为我在信中对老钱说：“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亲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终不受障碍。”老先生边看边赞：“真是聪明人语。”
1935年春，老钱获庚子赔款公费留学资格，那时候我还没有毕业，但是考虑到老钱这位大名鼎鼎的清华才子从小生活在优裕的家庭环境中，被娇养惯了，除了读书之外，其它生活琐事一概不关心，尤其是不善于生活自理，处处得有人照顾、侍候他。所以我就下定决心跟他完婚一起去英国。
多年前，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我把它念给钟书听，他当即回说，“我和他一样”，我说，“我也一样。”
丈夫钱锺书常自叹“拙手笨脚”。我只知道他不会打蝴蝶结，分不清左脚右脚，拿筷子只会像小孩儿那样一把抓。我并不知道其他方面他是怎样的笨，怎样的拙。
1972年的早春，我们从干校回北京不久，北京开始用煤气罐代替蜂窝煤。早起，锺书照常端上早饭，还有他爱吃的猪油年糕，满面得色。我称赞他能蒸年糕，他也不说什么，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儿。我吃着吃着，忽然诧异说：“谁给你点的火呀?”(因为平时我晚上把煤炉封上，他早上打开火门，炉子就旺了，这一次不是)锺书等着我问呢，他得意说：“我会划火柴了”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划火柴，为的是做早饭。
“文革”期间，某天忽然有部门通知去参加国宴。钟书说：“我不去，哈!我很忙，我不去，哈!”那人说：“这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钟书则说：“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那人于是说：“那么，我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起不来?”钟书很直接：“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于是一直没有出门。
有位外国学者读了钟书的《围城》后赞叹不已，打电话说要见他。钟书在电话里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很好，何必一定要去找下这个鸡蛋的鸡呢?” 我们在清华养过一只很聪明的猫。钟书说它有灵性，特别宝贝。猫儿长大了，半夜和别的猫儿打架。钟书特备长竹竿一枝，倚在门口，不管多冷的天，听见猫儿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了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儿打架。和我们家那猫儿争风打架的情敌之一是近邻林徽因的宝贝猫，她称为她一家人的“爱的焦点”。我常怕钟书为猫而伤了两家和气，引用他自己的话说：“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猫》的第一句)，他笑说：“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
在牛津，我怀上孩子了。成了家的人一般都盼个孩子，我们也不例外。锺书谆谆嘱咐我：“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我对于“像我”并不满意。我要一个像钟书的女儿。女儿，又像钟书，不知是何模样，很费想像。我们的女儿确实像钟书，不过，这是后话了。
在我住院期间，钟书只一个人过日子，每天到产院探望，常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我说，“不要紧，我会洗。” “墨水呀!”“墨水也能洗。”
他就放心回去。然后他又做坏事了，把台灯砸了。我问明是怎样的灯，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下一次他又满面愁虑，说是把门轴弄坏了，门轴两头的门球脱落了一个，门不能关了。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
他感激之余，对我说的“不要紧”深信不疑。我住产院时他做的种种“坏事”，我回寓后，真的全都修好。
钟书叫了汽车接妻女出院，回到寓所。他炖了鸡汤，还剥了碧绿的嫩蚕豆瓣，煮在汤里，盛在碗里，端给我吃。钱家的人若知道他们的“大阿官”能这般伺候产妇，不知该多么惊奇。
杨绛和钱钟书的婚姻告诉我们： 最好的爱情是既有乍见之欢，又有久处不厌
文｜晴朗海月 对爱情来说，物质的门当户对不重要，灵魂的门当户对才是关键。一对男女只有灵魂上门当户对，才能既有乍见之欢，又有久处不厌。 一个女人，活过百岁，人品、学识、婚姻居然都能留下佳话。在我心目中，杨绛先生是位真正的“女神”。她和钱钟书的爱情想必是众多现代男女艳羡和向往的：那是真正的执子之手，与子共箸；执子之手，与子同眠；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执子之手，夫复何求。 传说中的爱你千遍也不厌倦，传说中的灵魂伴侣式的长久浪漫，被这对文化名人的婚姻实践得如此真切通透，如此隽永感人。他们之间的爱情无疑是人世间最美好最优质的爱情。 杨绛和钱钟书的婚姻告诉我们：最好的爱情需要具备什么？那便是既要有乍见之欢，又要有久处不厌。 一对男女是否有乍见之欢非常重要，有乍见之欢便意味着彼此有心动的感觉，进一步相处起来才会“来电”，爱情的小花火才会咝咝闪现，才会有令人心醉神摇的激情和浪漫。如果初见面时便没什么感觉，他们的交往就很容易“见光死”（当然也不排除有日久生情的可能性）。许多当代年轻人都很重视初见面时对彼此的感觉，的确这个最初印象非常重要。 杨绛和钱钟书的恋情便属于“一见钟情”式的。杨绛初见钱钟书时，见他身着青布大衫，戴一副老式眼镜，气质儒雅俊朗，便觉得他“蔚然而深秀”。而钱钟书也感觉杨绛面容白晳清秀，性格温婉和蔼，自有一番神韵。当时虽是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但彼此竟然相互难忘。日后，钱钟书写信给杨绛，约她相会。第一次约会，二人相谈甚欢，从此便开始鸿雁往来，越写越勤，直至一天一封，双双坠入爱河。 “只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的容颜”，多么浪漫传奇的恋情啊！ 恋情很快修成正果，1935年7月，杨绛和钱钟书在苏州举行了结婚仪式，婚后不久，钱钟书便考取了中英庚款留学奖学金，杨绛考虑到丈夫是位生活不能自理的大少爷，怕他照顾不好自己的身体，便毫不犹豫地中断清华学业，陪丈夫远赴英法游学。游学过程中，杨绛包揽下日常生活里的一切杂事，做饭制衣，打扫采买，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成了钱钟书心目中“最贤的妻”。 她还是他心目中“最才的女”。杨绛在创作上成名其实是早于钱钟书的。《围城》出版的时候，人们还不知道钱钟书是谁，被告知是“杨绛的丈夫”。杨绛曾创作过多部大获成功的戏剧，还翻译了名著《堂·吉诃德》，散文尤其写得好。连钱钟书也承认：“杨绛的散文比我好。”他的小说《围城》被改成剧本上演前，杨绛边读剧本边逐段写出修改意见，对他的创作给予了鼎力支持。这一对文坛伉俪多年来相互欣赏、相互支持、相互辉映、相互包容。真的既是相濡以沫的俗世夫妻，又是心意相通的灵魂伴侣。 1994年，钱钟书因病住院，80多岁的杨绛悉心全力照顾他。不久，女儿钱瑗也生病住院，父女俩所住的医院相距大半个北京城，杨绛奔波着照顾二人，不辞辛苦。不幸女儿和丈夫先后去逝，她多年来倾尽爱心营造的三个人的美满家庭，最后只剩下她一个人，但她并未因此消沉，晚年依然笔耕不辍，悉心整理钱钟书留下的学术遗物，继续享受他们不老不死的爱情。 多年前，杨绛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钱钟书听后当即说：“我和他一样。”杨绛说：“我也一样。”可见二人的婚姻是多么地琴瑟和鸣，彼此之间是怎样地专一钟情、又是怎样地情深意长。 在现代男女的爱情中，“乍见之欢”并不稀少，难得的是“久处不厌”。相爱容易相处难。不少男女在刚开始的时候往往爱得轰轰烈烈死去活来，可是过不了多久便矛盾四起争吵不断，闹分手闹离婚的现象比比皆是，爱情要么败给时间，要么败给金钱，要么败给柴米油盐，总之是以惨败收场，不得善终。我们不妨向杨绛和钱钟书学习一下，看看他们是如何经营爱情如何经营婚姻的。可以读一读杨绛先生的《我们仨》，这部书十年前本人便已读过，当时曾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在这部书里杨绛先生记录了许多她和钱钟书在一起时的真实生活片断，每一个字都浸润着她和丈夫之间的深爱挚情，又闪烁着智慧的荧光，可以给我们许多爱情方面的启示和教益。 我们也应该读一读下面这段话，这是杨绛先生特意写给当代年轻人的： “我是一位老人，净说些老话。对于时代，我是落伍者，没有什么良言贡献给现代婚姻。只是在物质至上的时代潮流下，想提醒年轻的朋友，男女结合最最重要的是感情，双方互相理解的程度。理解深才能互相欣赏、吸引、支持和鼓励，两情相悦。门当户对及其他，并不重要。” 这段话说得多么好！在此本人还想补充和强调一点：对爱情来说，物质的门当户对不重要，灵魂的门当户对才是关键。我以为，一对男女只有灵魂上门当户对，才能既有乍见之欢，又有久处不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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