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时期电影和爱国主义-精品文档
发布时间：2019-03-30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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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时期电影和爱国主义
电影是媒介时代的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和特点。建国初期，爱国是与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的。而新时期的爱国主义内涵则是：维护国家独立和统一，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促进历史进步和发展。随着爱国主义内涵的历史性变化，对爱国主义电影的要求也将改变。 如何让爱国主义电影深入人心，是一个值得思索的主题。打破以往把电影划分为主旋律电影、艺术电影、商业电影三种电影形态的惯例，力图拍摄出既叫好、又叫座，且有教育意义的电影，是现在电影人追求的目标。为庆祝建国六十周年，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即将推出一系列的爱国主义电影。在新电影不断涌现之际，有必要再次回顾建国初的十七年(1949―1966时期电影。不可否认，十七年时期的电影存在“教化”色彩严重、人物塑造脸谱化等缺憾。但是，正确看待十七年时期电影缺憾出现的原因，肯定当时电影人为艺术抗争的努力。认识爱国主义电影在人物塑造与家国关系设置等方面不同的时代特色。这是新时期爱国主义电影教育不可或缺的一课，只有正确看待过去，才能真正明白爱国主义的与时俱进的内涵。 一、从人物单一化到人性的多元呈现 1993年由中宣部、国家教委、广播电影电视部、文化部统
一发布了《关于运用优秀影视片在全国中小学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通知》。在推荐的百部爱国主义影视篇目的名单中，十七年时期的电影有《林则徐》《小兵张嘎》《南征北战》《鸡毛信》《林家铺子》等二三十部之多。影片多为抗战题材，最大的特征是阶级化身份定位以及单一化人物塑造。 阶级身份上，敌我对立二元划分，并对人物进行单一化演绎。敌人的凶残愚蠢、富人的狡猾胆怯已经被定性。即便表现敌我战争的严酷与艰辛，也是为了显示革命的神圣和英雄的无敌。叙事模式类型化处理本不是坏事，问题是，人物身份的阶级性与性格的单一联系起来，没有多元可能性的参与，只会导致类型化电影中人物的单薄。 例如，《鸡毛信》《小兵张嘎》等电影，人物设置一般为两派：一派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或其他地方武装以及贫苦百姓；另一派是以日本侵略者为首的正统日军、日伪军以及与之勾结的土豪劣绅。影片的情节模式一般演绎为：压迫、侵略，然后是抗争、受挫、再抗争，最终胜利。人物立场经纬明晰。简单化的处理，使得好人坏人清晰明确，而且最终永远是好人胜利、坏人失败。 但是，任何事情的简单化必然导致事物背后本质内涵的模糊。为什么会发生战争?如何看待战争对立国的国民?如何避免战争的再次发生?等等。这一类问题不能因为敌我简单化的处理，就无视对其思考的必要。爱国立场不能仅仅立于对抗层面，而应
该立于理性反思层面。当然，这和十七年时期的时代风貌有关。建国初期，爱国主义的内涵在于巩固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对一切可能的威胁必须加以对抗、瓦解。时代特色必然映照在各类影片的人物形态中。而新时期的爱国主义内涵，已经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人为本、人性关怀出发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即便在战争题材影片中，阶级定性已经不再存在，更多的是从对人性的多元呈现出发，反思战争灾害的根源。 理性反思重点在于反思事件的本质而不是表象。例如，对待“反日”和“反战”的口号，应该持有不同态度。反日与反战是两个不同概念。反对战争，反对军国主义，这是肯定的。由于日本的军国主义导致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实。这需要反抗。但是，“反日”的目的不是反对日本整个国家。爱国并不是立于反对其他国家的立场上。我们可以为自己国家的利益抗争，日本人也可以出于爱国为自己国家利益抗争。问题是，为了自己国家利益就去侵犯其他国家利益，这不能够被允许。反日只是反战的一种表象。是为了反战而反日。但是，敌我对立的简单设计只会将战争的性质简化，而达不到真正反思战争的效果。以对立面出现的正统日军、日伪军以及土豪劣绅的人物塑造，都是可以作为战争反思或人性反思的关键点，对他们各类人群的复杂性加以表现。 例如，近期上映的《南京!南京!》对于日军人员的演绎，和十七年时期的抗战电影的角度不同。电影在表现民众抵抗意志的同时，演绎了一位日本普通士兵的精神挣扎。这种人性的多元化
呈现，为观众创造了一个深度思索的空间。在战争、苦难、死亡、仇恨之外，还能体会战争背后的思索、苦难背后的温馨、死亡背后的尊严以及仇恨背后的救赎。影片对于敌对国的军人的演绎，不是立于绝对敌对仇视的立场，而是在表现暴力、丑恶的同时，从人性的角度分析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这种多元化理解的思维模式让电影有了一个更高的理性思考平台。战争的对立不再是敌对国之间的对立，而是好战者与反战者的对立。 新时期爱国主义电影在演绎人物角度产生的变化，并不在于否定十七年时期电影的价值，而是在宣扬新时期的爱国主义精神。我们倡导的不仅仅是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还有世界的和平和历史的进步。这要求当今的爱国者必须兼备爱国热情以及爱国理性。因此，正确看待十七年时期电影具有的二元简单思维模式的原因，才能更好地提倡现在所需要的知性与理性的爱国主义精神。 二、以国为家与共享命运 爱国主义内涵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有新的界定和调整。新中国建立初期，“为新中国意识形态基本厘定”，中国内地电影界用革命浪漫的乐观主义设计出一个家国梦想。这是在巩固国家政权，开始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时代背景下， “在对未来社会体制和幸福生活的美好幻想中，绘制出一幅以国为家的精神地图。”…
十七年时期的电影在表现个人与国家关系的时候，是将个人
的命运融入到国家宏大叙事的框架中，亦即“个人政治群体化”的过程。无论是反映革命战争，还是表现土地改革、农村公社，在人物塑造过程中，都是努力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融入为感性的、个人化无意识。“个人”在“国家”面前永远处于被教化的地位，个人无法脱离革命、建设等国家发展的洪流历程；个人必须经过教化实现本质思想观念的飞跃，达到一种理想人格的高度，最终得以成长。政治化图解人物成长历程，表现出来的艺术想象明显大于生活现实，完全是以激昂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建构着战争史、解救史与建设史。 例如，《红旗谱》里，朱老忠最后是从疾恶如仇的燕赵型义士，变成信服大义的平民反抗领袖；《董存瑞》中，董存瑞是把永不服输的个人英雄的性格，转化为解放全中国献身的英雄行为；《小兵张嘎》中，嘎子从成人榜 样的崇拜模仿者，到真正成为孩子们的英雄榜样等。这些改变都表示一种态度：东方的侠义精神和西方的个人英雄主义都将被改造，最后东方集体力量的胜利，表现为革命理想主义对桀骜不驯的个体人物进行矫正教育的改变。 除了个人命运以外，家庭也被纳入到宏大叙事之中，“小家”和“国家”的关系，呈现出“群体政治家庭化”形态。一种是为建立新的国家，解放更多苦难人民可以失去或者放弃家庭，如《革命家庭》；一类是，突破小家观念，融入社会主义大家庭，达到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的境界，如《李双双》。在“家国同构”
的影像表现中，家和国的关系表现为：在党的指引下，国家建设是为了赢得整个国家人民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