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自传(6)：参加工作

我的自传（6）：参加工作

1963年我从北大毕业，被学校分配到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当我听到老师宣布这个决定的时候，略微有点不高兴，因为没能去数学所或者计算所。但是同学里有不少人被分配到中学去当老师，读了6年大学，竟然去教中学？要这样来比，我似乎还是幸运的。其实，如果一个人要有能力，到哪里都可以作出成绩。曾经和我同寝室的明知白当时就被分配到了中学去教数学，2013年，北京12中为他执教45周年举行了庆祝会，专门为他出了书。现在，他已经是北京市的特级教师，现任北京东城区教研中心数学室主任，北京数学会常务理事、副理事长，以及还有十多个头衔。他出版了专著40多部。发表文章400余篇，在全国近130个市县讲学200多场得到高度评价，他所作的“高考命题与试题评价”和“研究高考、科学备考”专题报告备受欢迎。2014年1月，我们班老同学专门聚会来祝贺他取得的成就。科学院多数单位在中关村，但是心理所不在中关村，而是在西直门内一个名叫端王府的大院里。北京有100多个王府，端王府是其中一个，它的北边是西直门内的南草厂胡同，端王府门口的街道被称为端王府夹道，南边是翠花街。在文革期间，端王府大院被筑起了高高的围墙，周围居民住宅朝向它的窗户都被木板钉上不许向外看，围墙里面在秘密地施工。据说当时这里变成了江青的住所，地下有通道可以直通中南海。现在，由于平安里西大街的扩建，当年的道路已经大为变样，端王府夹道现在改名为育幼胡同，而昔日的端王府已经变成了中国少年儿童活动中心，而且这里也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所在地。当年在端王府大院内心理所和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共用一座二层办公楼。这个大院相当大，有一个很气派的王府大门，门内有影壁，有假山，小亭子，是一个幽静的庭院，除了这座办公楼外，其它都是平房，多数都用作宿舍，除了心理所和语言所的职工宿舍外，还有科学院综考会等单位的宿舍也在此。从大学毕业一直到我结婚时为止，我就一直住在端王府院内。现在的中纪委大楼就在当年的端王府院内心理所分四个研究室：教育心理研究室、劳动心理和航空心理研究室、医学心理研究室、脑电和脑模拟研究室。当时潘菽是所长，曹日昌、丁瓒是副所长，党委书记是尚山羽。我被分配到了二室，室主任是李家治，我的课题方向是工程心理学，就是研究工程项目里人机关系中的心理学问题。例如，飞机仪表盘如何设计，使得驾驶员看仪表又快又准，要知道，如果飞行员看仪表的反应时间慢了半秒，飞机已经多飞了几百米而可能出事了。再举一个浅显的例子：每座高层建筑都有楼梯，在遇到火灾时电梯不能使用，人们就要从楼梯往下逃生。如果该高楼的楼梯从50层到地下3层都是一直联通的，那么从高层往下跑的人，在慌乱中可能一直下到了地下3层而没逃出来。如果楼梯的设计是下到一层之后就无法再往下去，而此时的路线是引向大门的，那么逃生的人自然就顺路跑出去了；而在平时如果要再去地下几层，必须从另一个楼梯再向下走去。这种建筑设计，从路线上就防止了人们在慌乱中走错地方，这就是工程心理学的思路。同理，现在你访问一个网页，设计得好的网页，你很容易找到要访问的内容，设计得不好的网页，你在网页里转来转去转晕了也找不到要去的地方。因此，设计网页也需要懂得工程心理学中人机交互的原则。徐联仓教授我的导师徐联仓那时刚从苏联留学回来，他计划用信息论来研究心理学，这是把人也当成一个信息处理机器，眼耳鼻舌身接收外界信息，头脑对信息进行处理，人的行为就是处理之后的反应，由于这个原因，他要一位学数学的人做他的助手，我就是在此背景下被他选聘来的。他很年轻，穿着花格衬衫，在那个时代显得很前卫和显眼，思想也比较开放，我很喜欢他。他虽然是我的导师，但是对待我比较平等，没有其他导师那样的架子。 和我同时进心理所的年轻人有罗胜德、王汉年、凌文辁等，我们年龄都几乎一样，生日都只差几天。我们研究室的资深研究人员还有荆其诚、赫葆源、彭瑞祥、林仲贤等，其中荆其诚给我的印象比较深，他英语很好，能熟练用英文打字机打字，说话思路也很清晰。心理学算文科还是理科？在北京大学，心理学专业是算在文科里的，但是在科学院，心理所是属于生物学部的，归到了理科。其实，心理学还真很难分清是文还是理。但是，心理学实验，是拿人来做实验对象的，被请来做实验的人，心理所的术语叫“被试”。当时我们做实验的被试，就从附近的学校或者街道里找来的学生或者无业人员，给他们都是有报酬的。我在心理所做实验例如，当时我参与过的实验是这样做的：在一个木箱子里面的尽头挂着某种类型的仪表，目的是让被试辨认仪表上显示的刻度值，在开始实验前，箱子里面是黑的，被试什么都看不见，主试按动开关后，箱子里面的灯就点亮了，此时要求被试立刻读出刻度值，这时记录仪器记下从开灯到他说话的反应时间，以及读出的数值是否准确。显然，仪表的形状，刻度的画法，指针的粗细，数目字的写法等等很多因素都会影响读表的速度和准确性，例如，数字3容易被错看成8，如果3的上端不是圆弧状而是直线状（像“了”字这样的数字3），则错误就大大减少了。实验一天只能做几个人，如果要数据有说服力，就要做很多实验，再进行统计分析，例如，为了搞清楚各种数字的写法，就要设计很多数字写法的方案，这样，一个完整的实验做下来几个月的时间就过去了。因此，一个研究小组一年也就只能写出一到两篇论文。把实验数据整理好，给出一个结论，写篇论文登到学术刊物上，就算完成一个项目。现在回头看看当时的研究方法，我觉得真是太脱离实际了，效率很低，还花掉国家不少钱，这种科研方法肯定是不好的。 心理所部分同事的合影 从63年进心理所到66年文革开始的三年内，我们还做了点实验，以徐联仓和我的名义在科学通报上还发表了几篇论文。 这段时间，我参加了科学院的业余乐队，周末的晚上常去中关村灯光球场为舞会伴奏，并在乐队中认识了自动化所吹小号的张齐，他有位好友也住在端王府的宿舍里，所以他周末经常带着小号到端王府来串门，于是我俩常常会从早到晚在一起合奏各种曲子，非常开心，记得我和他最喜欢练习的曲子有《那波里舞曲》、《威尼斯狂欢节》等。 所党委书记尚山羽是一位总是笑眯眯但是能力不强的老好人，在我到心理所不久，上级派来了一位新党委书记，名叫徐全德，他是军人出身，平时总是穿一身黄绿色的呢制服，他一上任，立刻采取了一些比较严格的管理措施，使得所里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我对他的做法比较欣赏。经过一番思考之后，我提笔给这位书记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对心理所的现状做了分析，并提出了我的一些看法和建议，没想到，他把这封信打印出来，发给全所的职工，并建议大家讨论。我和徐全德书记个人间并没有多少来往，但是我觉得有一种心照不宣的感觉，对他抱有一种改革的期待。 接下来文革就开始了，一夜之间，心理所的走廊里贴满了大字报，当时令我百思不得一解，并且至今还记忆犹新的是，荆其诚的一位女研究生，平时对她导师毕恭毕敬，谄媚到了有点肉麻的地步，文革一开始，她立刻变得比谁都革命，对荆其诚的批判真是到了咬牙切齿的程度，我想不通，一个人的态度怎么会一夜之间说变就变呢？ 大字报贴满了心理所的走廊，开始的时候，矛头指向“牛鬼蛇神”，所里的中年知识分子都是被批判的对象，我们这个年龄的青年人革命热情高涨，而中年知识分子都保持沉默，像荆其诚、彭瑞祥、赫葆源等人，开会的时候都一言不发。 也就在同时，北京大学里面也是遍布大字报，燕南园墙外的三角地是大字报最集中的地方，我父亲的家被红卫兵抄家了，我妈妈保存了多年的首饰都被抄走了，我很喜欢的舒伯特小夜曲的唱片也被抄走了，总之，一切可以定性为封资修的东西，都被抄走了，这次被抄家，损失很大，一些非常有纪念意义的或者非常值钱的物品从此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父亲家被抄，我内心比较反感。随即，我在心理所也被动地参加了一次抄家活动，和年轻人一起到一室的一位老专家刘范家里乱翻了一气，我没有动手，只是在一旁观看，心里联想到父亲家的情况，感到很不是滋味。 不久，在清华大学动力系即将毕业的妹妹缉惠，也带领着他们学校的一群红卫兵来我父亲家抄家，同时她给我父亲写了一封信，信的开头就是：“资产阶级老混蛋：……”，宣布和父亲划清界限。那年我小弟缉宪12岁，缉慈已经在北大地理系读书，于是缉慈把缉宪从燕南园60号接到她的宿舍里去住，这样，以缉惠为首的弟弟妹妹们都宣布脱离家庭，我大弟缉思那时在北大附中高中，弟妹几个里面，他是相对不那么偏激的。而我呢？我那时思想也很混乱，于是我就从毛主席著作里去找答案，阅读了很多篇主席著作，我觉得父亲不属于敌人，而是应该属于团结的对象，所以我宣布我不脱离家庭，仍然和父母保持关系，这样一来，我在兄弟姐妹几人中成为了少数派。 后来，文革的斗争方向发生了变化，指向了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此后，各单位的斗争矛头都指向了本单位的党领导，从这时起，徐全德就变成了斗争对象。当时每个单位都分为两派：造反派和保皇派，由于徐全德给我的印象很好，所以我很自然就成为了保徐派中的一员。 从这时起，心理所的科研工作就完全停止了，根据不同的派别，各人参加了不同的战斗组，每天就是组里讨论和写大字报，打派仗。那时，只要毛主席说了一句最新指示，大家就敲锣打鼓上街游行，有的最新指示是晚上电台广播的，那么即使半夜，也要从床上爬起来，一群人坐上所里的大卡车，立刻开到大街上庆祝最新指示的发表。文革中我在心理所大楼前现在想起来，那时的很多时间都是在打派仗中浪费掉的，有的人对这种派性斗争不感兴趣，就不参与，因此又多出了一种派，叫做逍遥派，就是干脆置身度外，你们打你们的派仗，我做旁观者。那旁观者做些什么呢？就是搞“三线建设”。 什么叫“三线建设”？第一线，就是在塑料窗纱上用细的各色颜色线来绣主席像或者各种革命题材的艺术品；第二线，就是毛线，就是织毛衣；第三线，就是业余无线电，装半导体收音机。因为这三件事情都含有一个“线”字，所以合起来就被戏称为三线建设。前两线，多数是女人做，男人就装半导体收音机。 那时候，我三线全都做过。绣窗纱，只是做了很少的几件。织毛衣，是因为我刚好在文革中得了急性肝炎，转氨酶一下子到了600多，医院开了全休半年的假条，于是我就回到燕南园休息疗养。在家闲着没有事干，就给女友（即现在的老伴）织了一件浅蓝色的毛衣，胸前还织了几行图案。至于无线电，这本来就是我的业余爱好，那时候就更是到处去淘无线电零件，北京市几个主要的无线电零件店，如灯市西口、平安里、西四等地，都是我常转悠的地方，那些无线电厂常在这里卖处理的晶体管、电阻电容、机壳什么的。当然，我给朋友同事装过好多架收音机，也为我母亲装过助听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母亲用的都是我装的那台助听器，因为找不到小型的塑料壳，所以我用剃须刀的小盒改装作为她的助听器盒。 那时，我还参与了心理所组织的一项公益活动，文革开始后，从全国来了很多中学生到北京进行革命大串连，他们来了之后，各单位就要负责接待他们住宿，于是就有很多孩子住到了心理所这里，我就负责接待他们，并且带他们到天安门、故宫、颐和园等地去游览，并因此交了不少青年朋友，可惜现在全都失去联系了。 我在大学时代就是手风琴手，现在既然当了逍遥派，一个很自然的去处，就是参加了科学院组织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队员来自科学院在北京的各院所，活动地点在中关村。这样一来，我就脱离了心理所的“革命斗争”，变成了院文艺宣传队的主要伴奏成员。这支宣传队人数不多，8位舞蹈演员4男4女，3位相声类说唱演员，我拉琴，一位吹笛子的，再加上一位后来成为我老伴的独唱演员，此外还有一位管政治思想工作的队长和一位主要从事节目创作的人员。 我们宣传队在文革中的演出非常频繁，几乎每天都要出去演出，甚至一天两场，其它时间则是排练。文革刚开始的时候，科学院应用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王·锡鹏是响当当的造反派，和他同一个所的保皇派叫周荫怀，两人曾经激烈辩论过，然而王·锡鹏很快就成为科学院·革命·委员会的头头，于是周荫怀便消停了下来，参加了我们的宣传队，他是一位非常有表演天才的相声演员，是我们演出的主力，他逗哏，来自科仪厂的崔春桓捧哏，每台演出他俩的节目都要被翻场好几次。 我们宣传队小姜的女声独唱也是很受欢迎的节目，她的拿手节目是《马儿啊，你慢些走》，一次我们宣传队和马玉涛同台演出，马玉涛先唱了这首歌，到小姜上台时，报幕员刚把这首歌的名字报出来，下面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等小姜唱完，掌声就更热烈了。有一次，我们到北京工人体育馆去演出，那里的音响效果非常好，小姜的独唱很受欢迎，一个接一个地一再翻场，观众的热情不亚于现在的超女比赛。如果某场演出全部节目都由我们队提供的话，那其中也会有我的手风琴独奏，曲目是《永远跟着毛·泽·东》，在演奏前我要自己报幕，向前迈出一步，右手向前伸，做一个造型姿势，不过，我的造型总是被同伴们嘲笑说不够专业。 每天排练时，舞蹈演员去练舞蹈，相声演员去练相声，剩下我和小姜单独找一个地方去练独唱。日久生情，小姜就成为了我的女友了。那时，除了演出外，我们一些音乐爱好者还经常互相走访并客串演出。张齐的朋友是中学音乐老师许勤，很喜欢唱歌，通过她我们认识了总政歌剧团的杨洪基和张汝正，那时军人里也分成了两派，他俩是歌剧团里的少数派，没有机会演出，于是我们就邀请他们参加我们的演出，还常一起切磋声乐技巧。杨洪基和张汝正有时也到别处去演出，而我就为他们手风琴伴奏。当杨洪基得知我的父亲是王力时，他带着他的老师李·梦熊一起去拜访过我父亲。2009年8月26日，CCTV3的艺术人生栏目播出了一个节目，名叫《杨洪基美声50年》，张汝正、张齐和我则被请去当嘉宾，而我们三人被请去的事杨洪基事先并不知情。在2009年8月初，艺术人生节目组派人来我家，录制了一段很短的视频，让我谈谈和杨洪基的往事，并且说，到录制杨洪基的节目时，会让张汝正、张齐和我突然出现，要给他一个惊喜。过了几天，张齐从广西北海市给我打来电话，说要来北京录制节目，说编导让他带着小号来，他说他已经吹不动了，还带小号干嘛？我说编导也让我带着手风琴去呢，他让你带你就带着呗。录制那天，为了防止临时突然被杨洪基撞见我们，我们事先躲在附近的一个宾馆里。当我们三人走进录制现场时，录制已经进行了一半，在朱军的引导下，杨洪基谈到了当年他不能演出只能拉大幕的往事，并且说起当年自己经常和一些朋友开音乐会。此时，录制现场就播放了一段对我们三人分别采访的录像，看到这些视频，杨洪基显得很激动。张军说，你想见见他们吗？杨洪基答：当然！此时，我背着手风琴，张齐提着小号，和张汝正一起我们就上台了。杨洪基立刻迎上来说：“王缉志，你好！……。”上场后，朱军要我们每人都讲讲杨洪基过去的有趣故事，张齐说，当年他就曾经向杨洪基学习唱歌的方法，谁知道学了没多久，杨洪基就对他说，你还是吹你的小号去吧！对于当年杨洪基说的这句话，张齐一直耿耿于怀，心想凭什么你就认为我学不会唱歌了？所以这次电视台采访他的时候，他特地对着镜头唱了一曲《雪绒花》，言外之意就是，我唱歌比原来进步多了！轮到我说时，我根本就没怎么准备，于是就说我和杨洪基同年，都是1941年生，而我是除夕出生的，属龙，他比我晚几天，就属蛇了。对于我说了这些无关紧要的话，自己很不满，倒是杨洪基对朱军介绍说我父亲是语言学家王力，呵呵。接下来，在我的伴奏下，我们一起唱了两支曲子：《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和《喀秋莎》。张汝正 当年在我家唱歌 CCTV艺术人生?《杨洪基美声50年》节目截图节目录制现场（未完待续）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313746be541810a6f524ccbff121dd36a32dc4dc.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