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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英
一生与党史军史同行
作者:暂无
来源:《中华儿女》
2016
年第
20
期
2016
年
3
月,一封离休老干部的来信在后勤学院引起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教员学员的广泛
议论。信的作者叫王健英,今年
86
岁,是一位有着
65
年党龄的老党员。他在信中向组织汇报
了自己离休
28
年来进行党史军史研究的情况,并提出向学院捐赠图书资料和著作手稿的殷切愿
望。
是什么让一位老同志对党史军史研究如此执着和热爱,又是什么让一位离休多年的老干部
始终心系学院建设发展事业?在这位老党员的身上究竟蕴藏着一种怎样的力量,驱他前行、催
人奋进?带着这些疑问,近日,记者前往原总后勤部丰台第五干休所对王健英进行采访。
把党史军史研究事业高高举过头顶
阳光射穿迎宾松枝,透过阳台玻璃,洒在堆满各种史料的书桌上。此时,已是耄耋之年的
王健英正在伏案奋笔疾书。从一个生活在旧社会水深火热之中的童工,到如今成长为一名著作
颇丰、受人尊敬的党史军史研究专家,数十年来,王健英用自己对党的忠诚和对党史军史研究
事业的热爱,书写了一个革命军人破茧成蝶成长历程、拼搏进取的奉献与担当。谈及自己的人
生经历,王健英的话语中满含深情:“这是党对我培养的结果。”
1930
年,王健英出生于山东农村的一个贫苦家庭,读了
5
年书、年仅
12
岁的他被迫“闯
关东”当起学徒,受尽当时“日伪政府”的残暴凌辱和资本家的残酷剥削。东北解放后,王健
英得以进入中学学习,因成绩突出在毕业后进入东北军校。新旧社会生活的强烈对照,让少年
时代的王健英就对党怀有真挚深厚的情感。
1950
年,他正式向党组织提交入党申请书,得到了
组织的批准。
在东北军校读书期间,王健英第一次接触到《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从此便与党史结下
了不解之缘。
1951
年
6
月,他在《东北军校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党啊,我的再生父母》文
章,文中有这样一段动情的文字:“我从入党的那一天起,就决意要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奉献
给党和党的事业。”
1953
年,王健英在东北局党校深入学习中国共产党党史,为其一生从事党史研究事业打下
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如果说在此之前,王健英对党史研究的兴趣源于一种报党恩的自发心理,
对党史的认识是感性的、碎片化的,那么在此之后,他对党史研究的热爱逐渐趋向自觉,对党
史的理解和把握也日益全面和系统。
真学才能真信,真信才能真用。
1984
年,经过数十年的资料搜集、整理和研究,王健英撰
写出版《中国共产党组织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该书将中共一大至十四大
73
年时间里,中央和地方党的主要组织和党领导的政权、军队、主要团体及民主党派领导机构
与领导成员以及党的重要会议等,编纂成一部结构严密、系统完整、隶属分明、经络清晰的组
织沿革史。
为了确保书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准确无虞,那段时间王健英几乎天天泡图书馆资料室,认真
翻阅各个时期的文电汇编、各种历史报刊和回忆录,单是
1941
年至
1947
年的《解放军报》影
印本就足有一米多高。
功夫不负有心人。《中国共产党组织资料汇编》一书出版后,获得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胡耀邦的批示,受到党史界的广泛称赞,认为此书对全党编纂组织史资料起到带动作用。中央
党校原党史教研室教授、《党史研究》常务副主编王仲清评价说:“这本书填补了党史研究空
白,开拓了论文编撰党的组织沿革史料之先”;江西社会科学院首席专家余伯流称赞王健英为
中国共产党编写了“家谱”。
“一直以来,西方敌对势力加紧歪曲、否定我党我军历史,社会上一些‘野史’‘戏说版
本’也在混淆视听。几十年的党龄让我深知,做党史军史研究工作,是一项极其严肃的政治性
很强的工作,不仅要对历史负责,更要对未来负责。”经过王健英的苦心整理和考证,许多沉
寂在故纸堆里的史实渐渐浮出水面,比如朱毛红军井冈山会师的准确时间是哪天,中共一大前
长沙是否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遵义会议是否改组了中央军委、毛泽东是否出任军委主席等等,
许多党史军史中难以辨清的疑难史实问题得到确证。
从事党史军史研究
60
多年,王健英始终心系党和军队的建设发展事业,笔耕不辍,曾撰写
出版了全党全军第一部《中国红军发展史》、全党全军第一部收录最全的《中央领导人物传
略》,以及《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人物第三分册》《红军纪实丛书》等多部著述,此外他
还参与编写了《红军长征丛书》《解放军将领传》《军事百科全书·人物分册》等书籍,被业
界同行称为“党史军史活辞典”、“中共组织史专家”。
把党史军史教育担子稳扛肩上
至今,一位上世纪
80
年代在后勤学院参加培训的学员依然记得,有一个幽默风趣的政治教
员可以把党史军史讲得生动易懂而又意蕴丰富。这个教员就是王健英。
1978
年,后勤学院恢复建设。远在沈阳的王健英第一时间毛遂自荐,向组织申请到后勤学
院担任党史教员。“我想当一个党史教员,是因为党史对我有着深刻的吸引力,我也十分热爱
党史宣传教育工作。”
此时,恰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中央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党史界打
开了“禁区”,送来东风。到后勤学院工作后,凭借在东北局党校打下的基础和此前从事党史
教学的经验,
1980
年,王健英和教学组的同事们率先开设党史课,在全军院校中较早地开展了
党史教学工作,得到了学员们的广泛好评。
随着党史教学的展开和逐渐深入,如何能既取百家之长又走创新之路,成为王健英孜孜以
求的目标。为了尽可能多的搜集党史资料,每天天刚蒙蒙亮,年近六十的王健英就骑车到几十
公里之外的首都图书馆查阅文献,在那里一泡就是一天,饿了就啃上几口老伴给准备的馒头和
地瓜。他还经常穿行于北京的大街小巷,到书店、书市和旧书摊收集各种史料。一次,王健英
在琉璃厂书店看到了一份珍贵资料,苦于兜里没带足够多的钱,他索性把资料内容摘抄到随身
携带的小卡片上,一站就是五个小时。那段时间,从中央到地方省、市、县的党史军史刊物,
90%
以上王健英都有认真翻阅过,仅摘抄笔记就有数十本,记录卡片更是多达数百张。
一分耕耘,一份收获。经过长期的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积累,王健英对党史军史教学有了
独到的见解,并逐渐形成一套符合学员学习特点的教学方法。他坚持“史论结合、论从史出”,
摒弃党史教学中“以论代史、以史代论”两种倾向,积极倡导“古为今用、以史为鉴”。一方
面注重讲清党的基本活动和必要的历史事实,引导学员从当时的历史环境、斗争实际出发分析
问题;另一方面由史引论,讲清历史的经验教训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引导学员提高结合
党史学习分析问题的理论思想水平。他提倡党史教学口语化、形象化。
除了必须阐述准确的党史基本概念,王健英对一些晦涩难懂的党史知识都进行了通俗化解
读,并辅之以图表、板书形式,让学员喜欢听、听得懂。
1978
年至
1988
年,王健英在后勤学院任教的
10
年时间里,先后完成培训队
1-3
期和指挥
队十几期党史教学任务,同时发表《论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历史经验》《论毛泽东上井冈山的
认识过程》《论红军长征与北上抗日》等数十篇考证论文,撰写出版了《中国工农红军史简编》
《红军人物志》等书籍。
把人生价值追求牢系心间
走进王健英的书房,十几平米的地方,除了一张单人床、一张大书桌和一把木板椅,四壁
的橱柜里满满都是党史军史书籍,其中不乏一些珍贵的研究史料。从
1988
年自后勤学院离休后,
王健英就在这间方斗大的“陋室”里与党史军史深情对话,在茫茫史海中探求真理与真相。
“我想尽力探讨党史军史中长期存在的异议、不甚清楚的重要疑难史实,尽力考证、查清
和辩明一些普遍关注的问题,努力为中青年党史军史同行铺石垫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
春泥更护花。这是王健英在兑现自己离休时许下的诺言,也是他对人生价值最大化的执着追求。
有人说,搞党史研究工作是很苦的,工作辛苦、条件艰苦、创作痛苦,而趋乐避苦,应该
是人的本能。在子女眼里,王健英其实是一个内心很罗曼蒂克(
romantic
)的人,他爱打篮球、
爱好骑行,也爱唱歌和写诗,但是他为何明明知道生活的乐趣,却仍愿意舍弃这些乐趣而从事
“枯燥乏味”的党史军史工作?与王健英同住在第五干休所的杨恒泰老人说:“健英同志搞党
史军史研究是自得其乐、乐在其中,他喜欢一边走路一边思考问题,脸上会时不时地浮现出笑
容,那是他的思考有了满意的答案。”
还有人说,既然已经离休,组织又没有赋予特殊任务,王健英本可以生活得自由舒适,何
必自加压力、自找苦吃?”面对这样的疑问与不解,王健英的回答让人动容:“我把从事中共
党史教学与研究工作,看成是我终生追求的事业与幸福。我愿意离休,就是为了能够集中全部
精力独立思考,自觉地为党史、军史研究做些实事。”
离休
28
年来,王健英共撰写书稿
20
余部,出版
14
部、
1200
余万字,参与全党全军审稿
近百次、
5000
余万字。
把个人名利远远抛在身后
“有人认为当教员清贫、清苦、清闲,对我主动要求从正团职干部转岗当一名普通的党史
教员不理解,可是我从来不在乎个人名利,只想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我们的党和军队。”从事
党史军史工作
60
余年,王健英的研究成果得到了业界专家、同行的广泛认可,特别是离休后,
他的文章著述更是引起了党史军史理论界的高度关注。王健英所在党支部要为他向组织请功,
有的媒体也曾慕名而来要宣扬报道他的先进事迹。然而,面对纷至沓来的荣誉和褒奖,王健英
却为自己立下了“三不”原则:
不愿意组织和媒体特意宣扬。“有党史军史同行、爱好者、读者赞许足矣。”
不愿意组织特殊照顾。“党、国家和人民给予的生活待遇已经远远超过个人需要。”
不愿意参加非学术活动。“因年事已高、精力有限,想研究探讨的党史军史问题很多,需
要分秒必争。”
王健英一心扑在党史军史研究工作上,却很少有时间照顾家庭和关心子女,和老伴一起仅
有的几次旅行,也是去江西井冈山、福建古田、陕西延安等红色圣地,或是去登门拜访来信的
专家、读者,共同探讨党史军史问题。
尽管已经离休,但王健英对后勤学院的牵挂却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他曾专门回学院给科研
干部和教员讲课,
2012
至
2016
年还分两次向学院捐赠了他搜集整理的党史军史资料和近些年
的研究成果,其中书籍
200
余册,手稿、文献、资料共
972
份、
29000
余页。
厚厚的史料,泛黄的纸张,密密麻麻的笔迹,凝结了王健英对党史军史研究的大量心血,
蕴含了王健英对学院的一片赤诚大爱。负责整理这些资料的工作人员激动地说:“这些资料弥
足珍贵,不仅为教员学员提供了重要的学习参考,而且为党史军史研究的后来者铺垫了道路。
责任编辑
华南
本文来源:
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3339c0caec06eff9aef8941ea76e58fafbb045a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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