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辞官归隐的故事_陶渊明辞官归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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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辞官归隐的故事_陶渊明辞官归隐的原因

1、孤傲不群的个性
因陶渊明生活在魏晋时期，故而受魏晋玄风的熏陶，他最大的特点是“质性自然”，“任真自得”。萧统《陶渊明传》中说：“渊明少有高趣，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群，任真自得。”这里所说的“颖脱不群，任真自得”，即超凡脱俗、崇尚自然、为人率真的天性。
他的性情从来与世俗不合，他自称“少无适俗韵”、“性刚才拙，与物多舛”。生性耿介者，行为与俗人相异。正是这种真率耿介的独特个性，使得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个性是个体生命的真正本质，是决定人生选择的最直接因素。而陶渊明生性孤傲不群，喜爱追溯自然的性格从没消减，这是他晚年宁弃官，隐居山林的原因之一。2、崇尚自然的性情
崇尚自然是陶渊明对人生的更深刻的思考。陶渊明所崇尚的“自然”不同于近代与人类社会相对而言的客观的物质性的“自然界”，它是一种状态，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自然而然的。世间万物皆按其本质而存在，依靠它自身固有的规律而变化，无须任何外在的条件和力量。人应当顺应自然，朴素而归真。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表达了他返回自然的喜悦。
陶渊明一生崇尚以自然为主，亲近自然，在纯然的生活状态下完胜自我，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情操，这也为他的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是他归隐的原因之二。3、现实的残酷和社会的黑暗让他决心远离官场
陶渊明受曾祖父陶侃、祖父陶茂、父亲陶逸的影响，颇为家族历史自豪，自小立志做官，如他在(《杂诗》中提到的“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大志。
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出任江州祭酒。他出身贫寒，受到朝中人轻视，感觉到不想担任些职务，在朝廷呆一些日子就辞职回家了。谢绝劝勉，执意在家中过着闲雅的生活，回家农耕的日子贫困潦倒，迫于无奈，安帝隆安四年(400，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作小官。这时候，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对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俯视眈眈，陶渊明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合污，做这个野心家的帮闲。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失望的意思。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职回家。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把安帝软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吟诗：“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皇帝之事，鄙夷漠视，不屑一谈。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玄平

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独自出走，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经过，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抚争的意愿。但是入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立下汗马功劳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掉的桓玄那种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陶渊明感到疑惑和失望。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05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督邮吏到期彭泽县，他的部下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十斗米向乡里小几折腰。”于是扔下印戳，扬长而去。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去彭泽县令之后彻底结束。
十三年仕宦生活，是陶渊明为实现“大济苍生”和“猛志逸四海”的理想抱负，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这十三年，陶渊明尝尽了官宦生活的辛酸和无奈，看透了官场上的黑暗和复杂。在陶渊明的人生旅途中用语，曾多次抱着热切希望入世，入世后又多次因为看不惯朝廷官吏为争官守位而撕杀连天的惨境而回家。陶渊明之所以隐隐出出，在仕与隐的矛盾中痛苦徘徊，都是因为纷纭的战乱和黑暗的现实所致，这种社会环境创造了一代文学大师，同时也蹂躏了一代文学大师，当饱受“心为形役”之后，他赋《归去来兮辞》，表明对上层统价级的失望，同时也宣告了陶渊明理想的破灭。这是陶渊明选择贫困归隐，而不愿意任何人的请求再复出做官的重要原因，也是决定他归隐的一个最终原因。
由上述可知，陶渊明虽然不是一个让众人为之倾倒的大师，也不是沿袭祖辈的做官之品，而是按照自己的个性去追求自己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真正意义上的归隐之人。一.时代风尚的影响
少年时代的陶渊明颇有几分“大济于苍生”的抱负，也很希望建功立业。作为东晋王朝大官僚的后裔，他必然受到儒家用世思想的熏陶，有着远大的政治理想。家族的历史激发了他的宏志，但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观又一直知道他去追求理想的政治和高尚的人格。然而，时代呈现给他面前的则是等级森严、政治纷扰、仕途险恶，充满着恐怖、黑暗、腐败及政权走马灯式血腥更替的乱世。封建门阀制度使得当时人才的选用、进退、，根本不是德才为依据，而要看门第的高下，门阀十足垄断了高官要职，造成了“出身庶族寒门的人在仕途上难得到发展，而陶渊明的曾祖虽以军功官至大司马，但本身并非门阀士族，到了陶渊明这一代，连这样的驾驶也没落了。门第的低微决定了陶渊明无法无法跻身于东进东晋高层统治集团，实现自己的抱负也是十分渺茫的。而此时的东晋政治又极其德尔腐败，总是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并。近代的文人们成为政治漩涡中的牺牲品，或死于战乱，数量之多令人吃惊：在人命危浅、朝不保夕的社会里，于是为全身而隐遁便成了很现实的问题。在《与子俨等疏》中就有说道自己不肯逢欢机巧，若继续为官，难免重蹈嵇康、露氏兄弟等人的覆辙，因而竭力辞官归

田。既然现实抛弃我，我也抛弃现实，所以看惯了战乱篡夺、阴谋的陶渊明，为避祸保身，其政治雄心也不能不有所消减。二.本质性情使然
热爱自然是他的天性，他拥有一颗善于体会自然之美的纯洁而敏锐的心灵。不必名山大川，极平凡的景物在他眼中一样美不胜收。就连愉柳垂阴、鸡犬相闻这样普通的农家景致也能深深地将他打动。陶渊明性情使然，为官时不为五斗米折腰，为民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性质自然的他，跻身仕途就等于甘心当别人的奴隶，再也没有率性任真的自由。屈节以保全，着对于陶渊明来讲是最痛苦不过了。所以陶渊明的最终归隐是个痛苦、艰难、迫不得已的选择。
三.猛志难呈，干进受挫的无奈
纵观陶渊明的医生，其间曾有四次求仕人的经历，却终以心灰意冷而草草结束。其间由出仕到人仕，再出仕到再入仕，这出仕和归隐的反复，实际上市一次次复杂的心理煎熬过程。
一、家庭传统对他的影响
在陶渊明的成长过程中，家世和书籍对他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他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王朝的开国元勋，官拜大司马，他的祖父陶茂、父亲陶逸也做过太守。到了陶渊明时家境已经衰落。作为出身于没落官僚家庭的知识分子，他既想像祖辈那样出将入相，博取功名，却又受到祖辈“淡焉虚止，慎终如始”思想的影响，幻想着“功遂辞归”。如他在《命子》中言及祖辈：“肃矣我祖，慎终如始;直方二台，惠和千里。於皇仁考，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冥兹愠喜。”其祖“慎终如始”，其父则“淡焉虚止”。在诗中，他远溯悠悠先祖，近至己身及子，而用墨最多，推崇备至的当属其曾祖：“在我中晋，业融长沙„„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孰谓斯心，而近可得。”他将称颂重点落在“功遂辞归”上。在他看来，乱世之中最难得的性情品德就是“临宠不忒”，最理想的生活是“功遂辞归”。可见，他对其祖辈“慎终如始，淡焉虚止，功遂辞归，临宠不忒”的思想十分欣赏与推崇，也很向往那种淡泊名利，功成而退的生活，这对他后来的归隐不无影响。二、儒道思想对其归隐的影响
陶渊明酷爱儒家经典，素读孔、孟之书，再加上受其祖辈的影响，儒家“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的思想自然成了他的行动指南。受儒家“佐君立业，治国安邦”思想的影响，他从小就立下了“大济于苍生”的宏愿，并以积极进取的态度，反复实践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信念，想通过做官实现其“大济苍生”的政治理想。可是，世事的艰险让他觉得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是如此的艰难。他怀揣着大济苍生的心，却遇上了乱世，壮志难酬。归隐是其屡次受挫之后的无奈选择，是理想破灭的莫大痛苦，是在儒家“邦无道则可卷而怀”思想的指引下选择了独善其身。当“大道不行”，“兼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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