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油灯

照亮我心路历程的煤油灯

日落西山，暮色降临，农家柴屋，一盏煤油灯，三五个人头，墙上一排斑驳参差的人影。一家人围着煤油灯，或吃饭聊天，或读书写字，母亲缝衣服，纳鞋底，父亲沉默寡言地抽纸卷烟。这是我无数个童年和少年的晚上，经常出现的一幅家庭夜景图。把大家拢在一起的，就是一盏煤油灯。

煤油灯，顾名思义就是燃烧煤油发光的灯。在80年代以前，没有通电的广大农村地区被普遍使用。煤油灯多为玻璃质材，外形如细腰大肚的葫芦，上面是个形如张嘴蛤蟆的灯头，灯头一侧有个可把灯芯调进调出的旋钮，以控制灯的亮度。

提起煤油灯，现在五十岁以上的人都记忆犹新。那时没有电灯，小小的煤油灯， 承载了千百年的照明任务。这样的煤油灯故乡人叫它“洋油灯”。洋油和洋火（火柴）一样，都是由洋人传来的。洋油的味道呛鼻难闻，用玻璃瓶打来的油通常都放在墙角不起眼的地方，煤油灯缺油的时候才提出来添加，小心翼翼的，一方面怕弄脏了衣物，一方面怕易燃的煤油引来祸患。听说中国人用豆油灯的时间更长，但我记事时，已用煤油灯了。可能煤油比豆油便宜好用，煤油可到供销社买。

白天不懂夜的黑。那时农村的夜晚真的像夜晚的样子。到了天一擦黑，小村就笼罩在黑漆漆朦胧胧的夜幕之中，闪亮登场的就是那煤油灯。每当夜色降临，为乡村人家驱除黑暗、带来光明的非煤油灯莫属了。一盏盏煤油灯次第亮起，一朵朵昏黄的光盛开在一扇扇窗口里，为急行的归人指引一处光明的归宿，为村庄举起守护生活希望的光亮。

从我记事起，父母白天在地里辛勤劳作，经常拖着疲惫的脚步，披着浓浓的夜色回到家。来不及喝口水歇口气，母亲便用火柴点燃煤油灯，昏暗的灶房一下子亮堂起来，锅灶一片冷清，跳动的灯苗燃起希望和温暖。母亲便生火做饭，父亲摸着夜色喂猪喂羊，我在灶前帮忙添柴，弟弟在房前屋后赶鸡鸭回圈，妹妹蹲在灶房的角落嚷嚷着喊饿。

在一家人忍着辘辘饥肠的齐心协作下，晚饭终于端上了桌。煤油灯移到堂屋，照着冒着热气的喷香的饭菜，照着父亲劳累的脸，映着母亲慈爱的眼，一家人埋着头有滋有味的吃着。此时，幸福就像煤油灯的光，漫过指尖和碗筷，涌动在胸腔，盈满了透着风的屋子。

小时候用的煤油灯大都是我们自己动手制做的。把用过的墨水瓶洗净控干，几分钱买一个白铁皮制作的灯芯管，在墨水瓶盖子的中间钻一个和灯芯管相应的圆孔，将灯芯管从上边穿进孔中，让灯芯管上的圆铁片盖在瓶盖上面。截一段母亲纳鞋底用的线绳折上几折，或缝被子用的棉线，轻轻搓几下，再折几折，穿进灯芯管里就是灯芯。

这用棉线做的灯芯不能太瓷实，也不能太松散。灯芯太瓷实煤油不易被吸上来，灯头的火苗就小，就不亮，并且上边容易炼结，动不动就得用针拨一拨，挑一挑，太麻烦；灯芯太虚太松散，灯头火苗就大，像写大字的大毛笔头，火苗上边还冒着一缕黑烟，你就会心疼，嫌它多燃了你的煤油，又要用针把那灯芯往下按，按到灯头火苗的大小到满意为止。所以这一道工序我们特认真，会非常用心的穿进去、抽出来试上几试，直到不松不紧最合适为止。

小心翼翼地把煤油倒进洗净的墨水瓶里，捏着装上灯芯管的瓶盖，让它那长长的尾巴——棉线灯芯先钻进瓶内，让煤油能充分浸泡着它，把瓶盖一定要扭紧了，以免不小心让煤油洒出来。不一会儿，灯芯管上边白白的棉线灯芯被煤油浸润，湿漉漉的。“嚓”，火柴划出一道火线，燃起一个小小的火苗，凑近灯芯，“嘭”的一下，新做的煤油灯上燃起一个大大的橘红色火苗。 自己制作的简单明了，很多花哨功能都不需要，做煤油灯省钱，所以自己做的煤油灯最常见。

也有煤油灯有从公社供销社买的。买的煤油灯比做的艺术。整个看，就是一个玻璃雕塑品，线条优美流畅，身材修长，凸凹有致，拿的地方凹进去，装油的地方凸出来；灯芯上面罩着一个透明的玻璃灯罩，导烟防烟熏，使光线更柔和发散；灯芯旁有一个拧动的旋纽，控制灯芯升降，调节光线明暗。煤油灯下面是一个宽宽的圆锥形底座，金字塔一样敦实，放在桌面上稳稳当当。灯罩很薄，容易破碎。点灯前需要取下灯罩，擦亮火柴，把灯芯点燃，然后把灯罩罩上去。

根据不同用途，煤油灯可分马灯、灯笼等。马灯密封较好，可防风防雨，一般是马车外出晚上照明用。那时大型交通工具就是马车， 经常晚上走路，马灯是必不可少的。灯笼的用途也很大。现在过春节，很多人家还挂灯笼，那只是艺术品。过去的灯笼实用价值很高。比如晚上加夜班、喂猪等离不开灯笼，特别是秋后收庄稼时，遇上下雨，一家人要提着灯笼到地里、麦场干活。

自制的煤油灯用它那微弱的亮光，漆黑之中与我同行，它照亮我的课本，伴着我伊伊呀呀的读书声，陪我度过了学生时代，是我童年抹不去的记忆。 那时生活条件不好，即便是小小的煤油灯，也舍不得多用，一般晚上吃饭时用。妈妈晚上纳鞋底、做针线时才舍得用。在地里忙碌了一天的妈妈晚上还会做些活计，利用晚上给我们纳鞋底，做鞋子，还记得她的一个习惯动作是用针扎过鞋底之后扬起手把针在头发间磨两下然后再继续纳。

在不带灯罩的煤油灯下写作业除了偶尔会燃着头发，最常有的是熏黑了鼻孔，用手一摸黑乎乎的，有时会蹭到脸上，成了一个小花脸，我们小孩便会互相看着笑着打趣。这些，形成了一幅画在头脑中挥之不去，在头脑中时隐时现，天长日久，虽然情景模糊了但思念的情感却愈发的深刻了。

那时候，真的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栖，大多数人家都是赶在天黑前把饭吃完，三三两两聚在屋前树下聊聊一天的见闻，消化消化食，打发打发时间。虽然黑漆漆的夜晚很无聊，但是大家都忍着，时间一长也就习惯了。煤油灯一般不舍得用，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点上，那也要省着用，所以细心人会适时调节灯的亮度，只有孩子写作业的时候才把灯光调亮些。即便如此，在微风中忽明忽暗上下跳动的灯光依旧照不了多远，几个孩子只能围灯而坐。

记得那时煤油凭票供应，我家每个月分到手的煤油两斤多一点。每次母亲去供销社打好煤油回家，摇晃着半壶煤油，让大家都看见，反复提醒家人“这个月只有这么点，惜着用哟！”她把煤油壶放在自己睡觉的床底下，谁要往灯里添油，必须征得她的同意。母亲虽然尽力节省，但必需的照明该用还得用啊！兄妹仨做作业要一盏吧。父亲筛米、剥包谷，做杂七杂八的家务要一盏，母亲做针线活要一盏，有时为了赶活，父母要在煤油灯下忙活到深夜。因此，我家的用油很多时候都要超量，靠东挪西借维持一家人必需的光明。

煤油只有供销社有卖，三毛钱一斤，油荒的时候要五毛。 这个价格很高——猪肉才八毛钱一斤。 煤油并非想买就有，计划性不强，月底那几天，晚上就要过伸手不见五指的生活了。当然，也可以向邻居借煤油，也可以借油票，下个月还。但庄稼人过日子，最怕的就是借。本来就紧巴巴的，一旦开了个头，下个月还得借，从此陷进一个“借”的恶性漩涡中，脱身出来不容易。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见了债主，得陪尽笑脸和小心。

母亲对自己是苛刻的，晚上干活时尽量拨短灯芯、调小灯光。用她的话说“少点一盏灯，多省二两油”。但对兄妹仨的用亮需求则绝不含糊。我们陆续开始上学后，母亲就尽量延长照明，拨长灯芯、调大灯光。她说，娃们读书是正事，耽搁不得，吝啬不得。

更多时候，母亲都睡得很晚。当我在做作业的时候，她总是在旁边借着灯光做着针线活，缝个补丁，纳个鞋底。有时我突然听到母亲一声低低的“哎哟”声，扭头看去，只见她右手捏着针，吮吸着左手食指——缝衣针刺破了她的手指，我能清楚地看见针尖悬着一滴殷红的血。灯光下的母亲，把爱缝进一个个补丁里，纳进密密麻麻的针脚里。多少个夜晚，一盏昏黄的油灯下，母亲用一针一线缝补着清贫的生活，撺掇起生活的希望。

1980年的夏天，全村人期盼已久的电灯梦终于实现了。记得通电的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人坐在屋子里，守着一盏煤油灯，焦急地期盼着电灯亮起的那一刻。突然一道白光盛开在头顶，刺目的光线瞬间装满了屋子，顿时让煤油灯的光黯然失色。

在光芒四射的电灯面前，煤油灯早已失去了舞台，它已成为遥远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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