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世界》中的人物分析 内容摘要：本文对路遥代表作《平凡的世界》中的人物进行分析，探讨各人物特点，剖析人物命运，解析人物所处的时代和社会阶层，并对作者的人物创作手法进行评析。 关键词：平凡的世界 人物 分析 路遥 孙少平 孙少安 一、绪论 （一）路遥的生平与创作 路遥，陕西省清涧县人，当代著名现实主义作家，文坛“陕军”的领袖人物，1949年出生于一个贫困家庭，7岁时父亲将其过继给家境稍好的大伯。路遥勤奋好学，小学毕业后考入当地最好的延川中学，但因伯父已无力供养而险些辍学。后来他硬是凭着顽强的生存能力和同学接济完成学业。文革时，他曾以群众代表身份进入延川县革命委员会任副主任，并开始文学创作，初期主要是诗歌。文革后期他退出革委会，种过地，当过民办教师。由于其作品不断发表，引起当地文坛名宿的注意，并被推荐至延安大学文学系深造，由此，他逐渐舍弃诗歌，开始写小说。1980年，路遥发表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获全国中篇小说奖，标志着路遥在中国文坛有了一席之地。1982年《人生》的发表，更是将其推向事业的顶峰。1988年，路遥沥血之作《平凡的世界》问世，在全社会激起强烈的反响，该小说荣获茅盾文学奖，也是路遥所获的最重的文学奖项。 之所以要简要地介绍路遥的生平与创作历程，是因为像路遥这样的本色作家，其作品几乎从未脱离他个人的人生经历和他几十年生存的土地——陕北，尤其是他小说中的人物，几乎都脱胎于他本身的经历。因此，只有了解路遥本身，才能对他小说中的人物作出客观深刻的剖析。 （二）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路遥是一个有着深切的人文情怀和深厚文字功底的作家，他以前所未有的悲壮情怀和献身精神创作了《人生》、《平凡的世界》等在全国引起强烈、持久影响的作品。他的作品以深邃的目光解析着我们所处的时代，剖析人物命运，作品中的人物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在他的作品中，以普通农民、工人、知识青年、基层干部为主角，他以现实主义作家特有的历史使命感和对普通人物身份的认同感，将他们塑造成了英雄，使他的作品赢得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且，他的作品曾两获全国中篇小说奖（《惊心动魄的一幕》、《人生》），一获茅盾文学奖（《平凡的世界》），其作品水平已然获得文坛的肯定。 然而非常奇怪的是，路遥的作品却很少得到评论界的关注。究起原因，主要是在80年代中期起（恰好是路遥创作的《平凡的世界》之初），一个所谓“文学精英集团”崛起并统治评论界，这个集团的基本核心是“语言学”转型之后的西方理论为主要资源的批评家和研究者，他们提倡“回归文学”本身，宣称只遵守文学自身原则（所谓“自身原则”实际是西方文学为参照物）。而近乎以“白描”的现实主义手法创作出来的路遥作品其自然不入他们的法眼。 而路遥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说道：“按当时的文学形式，这部书的发表和出版是很成问题的。首先当然是因为这部书基本用所谓‘传统’的手法表现，和当时大的文学潮流背逆……”于是他坚定地“干脆不面对文学界，不面对批评界，而直接面对读者。只要读者不遗弃你，就证明你能够存在。” 基于对路遥小说的喜爱以及对他本人的尊重，我决定以他的作品为素材撰写毕业论文。在路遥的作品中，最大的特点是塑造了具有鲜明性格特征和丰富的人生内涵的人物形象。这是他的作品产生巨大影响的重要原因。因此，我拟以《平凡的世界》中的人物为对象，对路遥的作品作初步分析研究。 二、《平凡的世界》中的主人公——黄土地上的“乡里伟人”• （一）孙少平——平凡世界的精神斗士 路遥的小说通常有两个主题：一个是苦难体验，一个是道德善良，正是由于对苦难和道德的论述，使路遥的小说显示出独特的精神风貌和内在价值，《平凡的世界》也是如此，因此，主人公孙少平便担负起实现小说这两个主题的重任。
孙少平走过的路可谓布满荆棘，中学时只能啃着“非洲”黑面馍支撑学业，毕业后外出闯荡只能做小工背石板，即便是招工入煤矿也是在恶劣环境中从事着高强度的体力活。当然，在本书中，承受苦难的并非孙少平一人，其兄孙少安所背负的苦难甚至要远大于他——至少孙少平还能在父兄的支持下完成高中学业。但与孙少安及其他人截然不同的是，孙少平对苦难有着主动选择和迎接挑战的勇气，他甚至能够将对苦难的体验升华到人生哲学的境界：“是的，他是在社会的最底层挣扎，为了几个钱受尽折磨，但他不仅仅将此看做是谋生活命——职业的高低贵贱，不能说明一个人生活的价值，恰恰相反，他现在倒很‘热爱’自己的苦难”……他相信，自己历经千心万苦而酿造出的生活之蜜，肯定比轻而易举拿来的更有滋味……他自嘲地把自己的这种认识，叫做‘关于苦难的学说’”。正是孙少平在巨大的苦难中表现出的人格尊严和道德激情，以及面对困难的从容淡定和自得其乐，才使得这个人物显得熠熠生辉。 道德的善良是孙少平的另一个特点。在自身积极追求和田晓霞不断引导下，他与生俱来的质朴与善良逐渐蜕变成为道德力量。在学校时他先后救过曾深深伤害过他的两个女子侯玉英和郝红梅。如果说救侯玉英还是良知的本能驱使，而救郝红梅则已是十足的理性举动。此时孙少平已形成自己完整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如他写信婉拒侯玉英求爱，显得成熟而仁厚，与入学初的偏激与自卑判若两人。再到后来为救被包工头胡永洲欺辱的小女孩小翠而不惜自毁饭碗、与黑恶势力势不两立，已是纯粹的“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大丈夫形象。 《人生》中的高加林与孙少平有些相像。他们都出身于贫苦家庭，都是高中毕业，都是当地农村的佼佼者，都曾在理想和现实巨大落差中痛苦煎熬，都将城市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目的地。但两个人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高加林对现状是被动接受的，如果不是靠叔父，他可能一辈子都会在农村，他接受巧珍的爱情就表示他当时已屈服于命运的安排，做好一辈子务农的准备。而孙少平则将人生道路把握在自己手里，勇敢地挑战现状。高加林的性格是阴郁的，而孙少平是乐观、积极的。面对困境孙少平始终表现出一种征服者的咄咄逼人的态度，凸显出一种舍我其谁的精神斗士的形象。 （二）孙少安——负重前行的跋涉者 本书中，孙少安是背负最沉重包袱的人，6岁开始干农活，13岁辍学帮助父亲支撑起风雨飘摇的家，18岁凭借着“精明强悍和可怕的吃苦精神”被推选为生产队长，成为双水村的“能人”。正是在他的庇护下，弟弟和妹妹才得以完成学业，姐姐一家尚能够勉强度日。而弟弟孙少平之所以敢放心到外面“闯世事”，前提也是有哥哥在，他的“后方”就平安无事。 孙少安不仅要同与生俱来的贫苦搏斗，还要处处提防来自村书记田福堂的算计，出于对孙少安才干和威望的嫉妒以及“骚情”其女田润叶的不满，田福堂多次利用“阶级斗争”陷孙少安于困境。孙少安就是在这样来自家庭和政治的“双重压力”下顽强抗争，负重前行，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除了不屈服于命运外，孙少安品行中的“仁”、“恕”也是书中表现的重点。无论家庭多么“烂包”，他从未显露出对家庭的厌恶和嫌弃，他对全家老少所表现出来的责任感令人起敬，而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将对家庭之爱扩展到对全村村民的爱，这是超出农民狭隘门户观念的。从担当一队之长到后来招揽村民到自己的砖厂上工，以及慷慨捐资助学可以看到这一点。而他对自己初次创业失败村民对他的“背叛”更表现出令人敬佩的胸襟，在二次创业成功后仍不计前嫌地帮扶他们，孙少安是作者极力塑造的“仁者”的典型。 尽管只有高小文化，孙少安凭借生活的历练和聪慧的天资，使他对社会有着超出一般农民境界的独到理解。例如他初次见到田福军时一番让“农民撒手干想干的事，上面不要老指手画脚”的言论，其实质就是解放农村生产力；还有他在文革末期搞的“生产承包责任组”，其内容已同改革开放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差无几。
（三）两位主角的人生道路选择比较 有评论认为，对于孙少平脱离农村的羁绊闯荡世界，孙少安的留守显得保守而庸俗，作者是在抑“安”褒“平”，我不这样认为。 在孙少平的全部人生经历中，其“出走”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也是众多评论争论的焦点。其实，这并不是孙少平本人的问题，对于80年代初的青年农民，“出走，还是留守”，几乎成为一个莎士比亚式的难题：出走，就有机会摆脱贫瘠的故土，把握城市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但当时城乡之间巨大的体制鸿沟，意味着他们背井离乡后仍很难获得城市身份，真正分享城市；留守，就必须继续忍受精神世界的巨大空虚和单调乏味的农村生活，但在自己最熟悉的土地上至少会温饱无忧，左右逢源------这个命题的背后就是城乡二元化制度，这是一个谁也无法改变的现实，孙少平只能艰难地做出选择。 孙少平选择出走的勇气是令人赞叹的，无论结局如何，一个敢于为自己的理想抛弃安稳的生活去主动冒险、挑战的人在当代中国都不多见。而且，作为一个有知识、有思想的高中毕业生(在当时已属高学历)，农村精神生活的匮乏是他最无法忍受的，因此，离开家去闯荡一番也不失为一种可尝试的选择。 然而，孙少平出走多少有些盲目，出去干什么？只能做小工。难道做小工就能放飞他的理想？就能满足他的精神生活？城乡二元化体制使得孙少平根本无法计划他的未来。幸运的是，他遇到赏识他的曹书记一家，又重逢了他的“女神”田晓霞，前者给他提供去煤矿当工人的机遇，后者帮他操办完成。然而我们知道，这种可能性在现实生活中近似于零，只能说“无巧不成书”罢了，因此，孙少平的路在当时可复制的意义不大。 我们再回头看看，如果他留在农村会怎样。百废待兴的农村恰恰缺的就是这样的人才，从他劝说发财的哥哥不要投资什么电视剧就可以看出，他的眼光和水平是远高于双水村的一号能人孙少安的。如果他在农村，双水村就又多了一个农村领导人，至少有了他，孙少安就不会遭受创业初的惨败！ 当然，世上本无路，人走得多了便成了路。也许孙少平走的是一条几乎无法走通的路，但是“此路不通”的原因在于社会大环境，而不在于孙少平本身。正是有了千千万万个孙少平不断去冲击这条路，才会有了现在政治环境的日益开明，农民工生存环境和工作质量的大幅度提高，社会的包容性更大，城乡之间差别不断缩小。因此，孙少平出走的意义不在于出走后的成就，而在于出走的本身，这种“唐吉诃德式”的挑战命运的举动本身就有着象征和示范意义。他敢于主宰自己的命运的勇气，敢于挑战现实困境和未知世界的胆识必将被年青一代追捧和模仿。 而孙少安则从小与土地相依为命，他认同自己“庄稼人”的身份，坚信“世事变好”的那一天，自己能凭借双手靠土地过上好日子。所以当机遇来临时，他能凭借敏锐的眼光把握住。孙少安的发展道路是立足于他自身条件和农村现实情况的，相比起孙少平有冒险和运气成分，他脚下的路更坚实，更宽广，更可行，也更有借鉴意义。 因此，这兄弟二人的选择只是代表当时农民所能走的不同的道路而已，并无孰优孰劣之分。 三、《平凡的世界》中的女性形象。 （一）田晓霞——男性的精神导师 田晓霞出身于一个干部家庭，殷实的家境使她不必像男主人公孙少平那样为温饱所困，更重要的是，在这样一个家庭的熏陶下，她的思想境界和内在品质都远胜于同龄人。 如果我们仔细研读孙田两人初次见面的片段，会得出这样一个印象：此时的田晓霞自信、热情、主动，而孙少平在这样一个“又洋又俊、穿戴漂亮的女同学”面前，变得像“农民一样笨拙”。孙少平此时的智力和眼界均未完全开发，而使这块未经雕琢的璞玉绽放夺目光芒的，正是田晓霞。 田晓霞在高中时期已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看问题往往和社会一般的看法不一样，甚至完全相反”，此时的孙少平“每次和她交谈，都能使自己的头脑多开一扇窗户”，孙少平已开始自觉接受田晓霞的指教，而田晓霞则慧眼独具地发现孙少平与众不同的“气质”，并有意识地加以引导
贺秀莲的出场集中在两次，第一次是与孙少安结婚前后，主要是介绍了贺秀莲的品行及其少女情怀，以及她与孙少安婚后的恩爱，此时贺秀莲体现出妻子的柔美。第二次是孙少安创业阶段，更确切地说是在孙少安初次创业失败后，她成为孙少安的精神支柱和坚强后盾，千方百计帮丈夫走出低谷，最后却因为过度劳累罹患肺癌。 作者对这个传统妇女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怜爱，比起如圣女般无瑕的田晓霞，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劳动妇女，她甚至保留着一些农村妇女的固有缺点：比如说闹着分家等，但她对丈夫的挚爱，对公婆的孝顺，对家庭的任劳任怨都使我们对她由衷地充满敬意，些许缺憾反而使她的形象更丰满、真实。 （三）从属和边缘地位——《平凡的世界》中女性形象总论 《平凡的世界》中的女性，大多处于男性世界中的从属和边缘位置，这一点类似于武侠小说：尽管她们可能美丽、聪明、武艺高强……却不过是男人追逐的对象和丰富故事的花瓶。这不能不说是《平凡的世界》书中的最大的遗憾。 如田晓霞，她存在的全部意义是启发引导孙少平，除此，她没有自我价值，没有个人世界。作为一名省报记者，完全能在80年代初城乡巨变的环境下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但本书对她工作仅有的描写是她借工作之便到煤矿去看望孙少平和她救人牺牲。还有她与同事高朗的感情，本能够通过此事窥探到田晓霞丰富的内心世界，但也仅仅是让她轻描淡写的拒绝了事。 还有金秀，一个同田晓霞一样美丽优秀的女大学生，她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不过是为了证明在失去田晓霞后，孙少平仍不缺乏高层次的女性追求罢了。 田润叶本是一个知书达理，端庄娴雅的女性。当她的爱情被孙少安拒绝及违心嫁给李向前后，就变成了一个歇斯里底的魔鬼，不仅折磨着自己，同时折磨着深爱她的李向前和她的亲人，她完全陷入了对两个男人的感情纠纷，丝毫看不到一个地级市共青团主要干部的风采和业绩。比起遭受妻子背叛后能够迅速走出低谷的武惠良，田润叶直至丈夫车祸后才翻然醒悟。 只有孙兰香与其他女性不同——她不是为了某一个男人而存在的，她从小自立、自信，拥有过人的天赋和美貌，如果能够重点塑造，完全是一个新时代知识女性的光彩形象。但作者对其欲言又止，惜墨如金，实在可惜。 四、《平凡的世界》中的众生相 （一）农民——来自社会底层的挣扎与呐喊 《平凡的世界》书中，农民是重心，作者凭借丰富的农村生活阅历，对75年至85年社会大变革时期的农民作了外科手术般精确的解析。 在路遥看来，农民的生命力是顽强的，除孙少安外，金俊山、田海民等是农民的杰出代表，他们虽无高瞻远瞩的境界与胸怀，但在畸形的社会形态和社会意识统治时期不盲从，保持着一份独立与清醒，他们在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和严酷的政治环境中默默坚守，一旦社会变革便迫不及待地展示出他们令人惊叹的创造力和才华。这一类人无疑是农村的希望，是国家与民族兴旺的基石。 农民也有着与生俱来的劣根性，这是这个阶级固有的特点，路遥显然对此了如指掌，并毫不留情地加以批判。比如，实行家庭承包制“分家”时的混乱，农民展示出他们小农意识的自私性和破坏力：“哪怕是一根半缰绳，也要剁成几段麻绳头，一人拿走一段……不能用就不能用！反正我用不成，也不能叫你用得成！”还有就是孙玉亭与王彩娥“麻糊”事件引来了两大家族的群殴，反映了封建宗族意识在农村仍大有市场，再有就是孙少安初次创业失败时村民们所表现出来的冷漠、刻薄、短视。作者对农民的刻画真的是纤毫毕现，力透纸背。 值得一提的是，路遥已注意到当时社会刚刚出现的一个群体——农民工，他们位于城市最底层，无身份，无地位，干着最苦最累的活，拿着微不足道的工资，他们是远在农村全家人的希望，但他们自己却不知希望在何方，他们如落叶般在城市中随意飘荡（如“萝卜花”），甚至堕落（如小翠）。路遥以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敏感和洞察力描述了这个社会群体的生存状况和带来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在20年后才得到全社会的重视
二）工人——民族与国家的脊梁 路遥对工人描述不多，却饱含着热泪与激情，他对工人惊人的创造力和价值热情地歌颂：“他们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用超强度的体力劳动，把诗人称为‘黑金’的东西从岩石中挖掘出来------变为看不见的电流，使我们的生活和整个世界都能动起来”。除孙少平外，王世才是煤矿工人的杰出代表，他有着精湛的技术，在工友们中间享有很高的权威，他对徒弟孙少平的照顾犹如父兄，他在关键时刻牺牲自己挽救另一名徒弟安锁子的场面更令人动容。路遥敏锐地把握住工人的最基本的特征：在大机器时代中锻炼出来的团结、友爱和纪律、责任。 （三）干部——复杂而平衡的官场生态 虽然都不是书中的主角，但“干部”却是《平凡的世界》中出场有名有姓的最多的群体，而且从村干部到省委领导，跨度大，涉及面广。究其原因，可能是作者认为在社会变迁的时代，干部是掌握社会权力资源和推动社会更迭的中坚力量吧。 田福堂是旧时代农村的既得利益者，掌握着农村政治资源，是不折不扣的“土皇帝”，这类农民政治家醉心于玩弄权术，在文革期间“兴风作浪”，将“革命”变成挥舞在普通农民头上的大棒。当改革开放到来时，他不可避免地落伍了，不得不将权力交于金俊武、孙少安这样的新时代的农民领导人。 路遥对县、乡两级干部的描写，主要体现在“争论”两个字上，如田福军与前期的冯世宽、田福军与后期的张有智、田福军与苗凯、田福军与徐治功和前期的周文龙、白明川与徐治功、后期的张有智与周文龙等等。田福军是整个官场矛盾的中心，通过他从失意到升迁的历程，将同时期中国政坛的风云变幻和政策的大变革图表式地记录出来。这样的设定是非常巧妙而合理的。在社会变革时期，首先站在风口浪尖上的是干部，他们所处的地位与职业迫使他们必须作出抉择，而不能象普通百姓一样观望。他们之间的争执大多是路线之争，意识形态之争，很少有个人矛盾。有争论就有选择，于是如田福军、白明川这样有才有识的干部脱颖而出，冯世宽、周文龙这样曾经有过错误的干部也迷途知返，及时把握住历史的契机，苗凯、李登云这样钻营之流只能无可奈何东逝去，而像高凤阁这样的心术不正之徒只能身败名裂。 乔伯年、石钟等省级领导在本书中着墨不多，是作为背景人物描写的，因此有些脸谱化，算是书中的一个缺点。 五、结语 作为一部优秀的作品，《平凡的世界》无疑是成功的，然而“金无足赤”，作品自然也有遗憾之处，除以上提到的，再罗列一些如下。 首先是对主人公描写的单一，无论是孙少安、孙少平，还是《人生》中的高加林，必定是高大、英俊的，似乎儿时的贫寒并未让他们发育不良；女主人公田晓霞、孙兰香、刘巧珍等也必然是美丽多情的。这可能是路遥“自恋”的结果，因为路遥笔下的人物大多取材于本人年少时的经历，如孙少安考上初中而放弃的情节就险些在路遥身上发生。路遥对自己作品中的主人公的偏爱显而易见，但难免入俗。 其次是对苦难的痴迷。悲剧与苦难是路遥作品的主线，正是人物在苦难中表现出来的积极向上的态度和高尚的人格，才让我们深深被吸引。但有时作者难免夸大苦难，甚至沉迷于其中。如《平凡的世界》中贺秀莲患癌症的情节就有些过于突然。假如田晓霞的死是作品发展的必然结果（前文已述），贺秀莲却大可不必如此处理，她完全有理由和丈夫共同享受辛劳后的果实。还有，作者描写的几个家庭或恋人几乎没有一个是完美的结局（除孙兰香与吴仲平外）。我们不否认苦难对人格塑造的作用，但又必须承认，苦难并非人成长的唯一要素，悲剧也决非生活的常态。 其三，小说中作者经常离开情节发展而长篇评论，当中不乏点睛之笔，但有些地方有说教和画蛇添足之虞。例如在王世才死后发表一番言论为王树碑立传，其实似可不必，因为读者已从王的死中体会到了人格的力量与人性的美，过多地解释就显得有些直露与重复。 还有一些，如《平凡的世界》中的人物同路遥以往作品中的人物有雷同之处；对除农民和乡镇干部之外的人物描写显得并不得心应手，有些程式化；甚至还有明显的败笔之处：如田晓霞死后孙少平遇到外星人，这个情节显得突兀而莫名其妙。 当然，书中的些许缺憾并不能影响我对《平凡的世界》的喜爱，一次次饱含热泪拜读这部小说后，我突然生出一些疑问：在这个物欲横流，人心躁动的年代，还有哪个作家会以“初恋般的热情和宗教般的意志”透支生命去完成一部承载自己理想和价值的作品？在争相将“先锋作家”、“现代”、“后现代”标签贴在自己身上的文坛，还有哪个作家会甘愿与当代评论界“为敌”，以“落后”的现实主义写作方式为我们栩栩如生地描述微不足道的“平凡世界”？在炒作、爆料、骂人都成了出名的方式，还有哪一个作家肯蜷缩在煤矿、小招待所里上下求索？在各类文艺创作者热衷于在皇上、格格、太监、侠客、杀人犯、变态狂上大做文章，吸引眼球，大赚钞票时，还有哪一个作家肯将笔锋渗透到普通百姓的生活中，感悟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 我们庆幸中国文坛有路遥，他创造出高加林、孙少平、孙少安这些有血有肉、能让我们不断学习、品味、争论的人物，能够让我们感悟“人生”，感悟“平凡的世界”，我们也哀痛失去路遥，因为在21世纪又一次社会巨变之时，我们失去了精神的导师（尽管路遥本人反感这一称号），只能忍受“80后”、美女作家的聒噪；忍受王朔之流江郎才尽之后仍像跳梁小丑一般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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