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氏家规与《颜氏家训》

颜氏家规与《颜氏家训》

摘要 家训是魏晋门阀时期的奇葩，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是家训之祖，它的出现既是南北朝动荡历史的产物，也是对颜氏家族内部的儒雅治家的家规文化（包括“靖侯成规”、《庭诰》）的自然承继，对于整个颜氏家族影响深远。家训著作者的人格魅力和阅历经验直接鼓舞着后世儿孙，是颜氏家族得以繁荣强大的制胜法宝。

关键词：《颜氏家训》 《庭诰》 颜之推 颜延之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门阀决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生活，个体只有在强大的门阀和家族掩护之下，其身份才被社会所接纳。在这一背景下，宗族乡里的制胜法宝除了门阀以外，还必须依靠家族文化来为后世子孙乃至整个家族谋利。因此，各种家族文化包括谱牒、家训、书法等则成为这一时期最灿烂的奇葩。这一时期的文化世家有琅琊王氏的书法，陈郡谢氏的诗歌，颖川庾氏的诗文，当然也包括琅琊颜氏的文章。

颜氏家规中，最早的家训当是颜之推的九世祖颜含的“靖侯成规”，其次是颜之推的五世叔祖颜延之的《庭诰》。颜氏家族中，影响最大的是颜之推所著的《颜氏家训》，凡二十篇，内容广博，谆谆告诫后辈如何勤俭持家，如何处理家庭成员的关系，见证南北朝风俗礼制、宗教信仰，如何修身、治学、养生、学艺，甚而至广博的南北朝文字方言考证，真实反映了南北朝时期广阔的社会生活，成为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的全息图。另一方面，受当时战乱频仍的社会现实影响，《颜氏家训》处处为后代家世着想，自然而然反映出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但均是颜之推亲身经历的深切感悟，实乃颜氏留给后世子孙的人生教科书。

颜氏家族文化实际上是代代相传的。《颜氏家训》在《序致》篇有言：“吾家风教，素为整密。”而在《文章》篇云：“吾家世文章，甚为典正，不从流俗。”可见颜氏的家族传统对颜之推的影响极为深刻。

一“靖侯成规”与《颜氏家训》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止足》里提到：“先祖靖侯戒子侄曰：‘汝家书生门户，世无富贵；自今仕宦不可过二千石，婚姻勿贪势家。’吾终身服膺，以为名言也。”此即颜之推的祖先颜含留给颜氏子孙的“靖侯成规”。

“靖侯成规”里首先强调颜氏家族乃文化世家，此条是颜氏立足乱世的根本，所以颜之推也在颜氏家训里多次强调自己的家族是“世以儒雅为业”。

其次要求子弟简欲。颜之推对此也有进一步的论证。他在《颜氏家训·止足》里就说：“人生衣趣以覆寒露，食趣以塞饥乏耳。形骸之内，尚不得奢靡，己身之外，而欲穷骄泰邪？”而且对“简欲”作了更为详细的规定：“常以二十口家，奴婢盛多，不可出二十人，良田十顷，堂室才蔽风雨，车马仅代杖策，蓄财数万，以拟吉凶急速，不啻此者，以义散之；不至此者，勿非道求之。”

三是“仕宦不过两千石”的为官标准。自汉以来，两千石为郡守、诸侯相的俸禄数。郡守当时已是高级官员，只是还不到“公”罢了。颜之推结合自己的乱世经历，从祖先的训诫中悟出了乱世为官之道：“仕宦称泰，不过处在中品，前望五十人，后顾五十人，足以免耻辱，无倾危也。高此者，便当罢谢，偃仰私庭。吾近为黄门郎，已可收退。”

四是“婚姻勿贪势家”的婚姻观念。当时，颜含拒绝了权倾一时的桓温的儿女婚姻。笔者认为，其理由有二：在西晋门阀政治决定一切之际，颜含深知桓温当时权力盛满，两家结成儿女亲家，固然能给颜氏家族带来暂时的辉煌，然而盛极必衰，一旦更换朝代，又会给颜氏家族带来灭顶之灾。因此，为了颜氏家族的长远利益，他拒绝了桓温。另则，桓温在当时被称为“兵家”，这与颜氏家族世代业儒的家风“门不当，户不对”。

颜之推生活在门阀政治业已衰落的南北朝后期，但是作为门阀政治附属品的门弟婚姻依然存在。统治者为了拉拢士族，也为了提高自身门弟和家族的文化修养，而积极和士族联姻，以致“卖女纳财，买妇输绢，比量父祖，计较锱铢，责多还少”。对于这种现象，颜之推非常鄙视，认为其与“市井无异”。他谨遵“婚姻素对，靖侯成规”，而《颜氏家训》里也确实未强调对方的身份地位。《后娶》篇里有“思鲁等从舅殷外臣”句，可知，思鲁是颜之推的长子。《尔雅》释亲：“母之从兄昆弟为从舅。”那么，颜之推的妻子也当姓殷。陈直曰：“殷外臣当为颜之推之妻兄弟，史籍无考，殷颜二姓，世为婚姻。”这种家风体现了颜氏家族在婚宦问题上的中庸处世哲学，也是在朝代更替频繁的两晋南北朝时期，家族生存和自我保护的一种方法。

当然，家训著作者高尚的言行品德，鲜活的人格魅力，会直接成为家族中引以为傲和家族成员效仿的楷模。先祖颜含自西晋末迁至健康长干，为颜之推的九世祖，官至侍中右光禄，封西平县侯，为颜氏家族成员树立了很好的儒士典范。

首先，颜含以孝闻名。《晋书·孝友传》曰：“颜含，字宏都……含少有操行，以孝闻。”开棺救兄，病榻前侍兄十三年。“两兄既没”，“次嫂因疾失明，含课励家人，尽心奉养，每日自尝省药馔，察问息耗，必簪屦束带。”

其次，他“雅重行实，抑绝浮伪”，坚持修身明道，而不信巫术。

第三，颜含清廉雅正，治家教子，素为整严，甚至拒绝了权倾一时的桓温的儿女婚姻。

坚持孝行、不信巫术和勿贪世家的修身治家观念，足见颜含传统儒学之士的本色。因此，自颜含起，颜氏家族在江南“逮微躬之九叶”历九世二百七十余年，子孙繁盛，冠带累至，成为江南士族大家。

二、颜延之、《庭诰》与《颜氏家训》

颜含的“靖侯成规”是颜之推创作的基本思想依据，而颜延之的《庭诰》也是《颜氏家训》的重要思想来源。颜延之是著名诗人、文学家，与谢灵运并为南宋文坛领袖。颜延之的《庭诰》上承颜含“靖侯成规”，下启《颜氏家训》，是树立颜氏家风、学风的重要文献。

《宋书》记载，颜延之“好读书，无所不览，文章之美，冠绝当时”，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可惜颜延之“好饮酒，不护细行”，本性“疏诞”，“不能取容当世”，“辞意激扬，每犯权要”而又自负才学，面折廷争，直吐胸臆，遭人嫉恨，故而为官三起三落，历尽坎坷”。常日裸袒挽歌，连文帝召见也是“醉醒乃见”。颜延之的长子颜竣，官至金紫光禄大夫，领湘东王师，可谓权倾一朝。而颜延之对此，“凡所资供，一无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旧。常乘羸牛笨车，逢竣卤簿，即屏往道侧。又好骑马，遨游里巷，遇知旧辄据鞍索酒，得酒必颓然自得。常语竣曰：‘平生不喜见要人，今不幸见汝。’竣起宅，谓曰：‘善为之，无令后人笑汝拙也。’”

颜延之的这种行为，表面上看是文人的真率，甚至有些“矫情”，但也算是记住了祖宗颜含的教诲，少欲知足，学颜回身居陋巷，自得其乐。颜之推在他的《颜氏家训·文章》里把这个五世祖叔公说成“轻薄文人”，是在公正中带着大义灭亲的味道。他批评这些文人不谨慎，由于逞强言辞文墨，而导致杀身之祸。所以，子孙们切切牢记：“讽刺之祸，速乎风尘，深宜防虑，以保元吉。”

颜延之身处皇权政治取代门阀政治的晋宋之际，以他为代表的下层士族，趁晋宋禅代之际投身政治斗争，期冀在新王朝出人头地，进而振兴门户。然而，他们既为寒门当权者所抑，又为一流高门所不容，报国无门，兴宗无望，仕途险恶，性命堪忧，心中苦痛，以酒疏诞。当然，颜延之也清醒地意识到文人的“狂狷”在政权频替的晋宋时期的不可取，因此在“屏居不豫人间者七载”的时间里，他一定作出深刻的反思。其《庭诰》就近乎悔过书。

《庭诰》为子弟设计处世方针，从志向的确立到日常生活待人接物等，都作了详细规定。他告诫子弟要立德立言，振兴家声；要父慈子孝，兄弟之间要友爱；要慎于交友，对朋友要讲信义，要敬重他们，“每存大德，无挟小怨”；要谦虚谨慎，“不以所能干众，不以所长议物”。不要轻信流言蜚语，要宽默以居，以恬淡为主，不大喜大怒。饮酒要有节度，“可乐而不可嗜”。不要轻侮苛待仆役，应当“服温厚而知穿弊之苦”。一定要提前交税，勿待官吏催讨。不佩浮华怪饰，不穿奇装异服，注意从饮食上养生，“称体而食”，“量腹而饮”，等等。颜延之告诫子弟要做的，与他自己的行为正好相反，由此可见颜延之并不是真的放纵自己，他醉酒只不过是在现实面前采取的不得已而为之的解脱方式。值得注意的是，颜延之在《庭诰》中特别告诫子弟，必须收敛锋芒甚至谨小慎微。他说，“言高一世，处之逾默”“不以所能干众，不以所长议物”的，是“士之上也”；“敬慕谦通，畏避矜踞”“文理精出，而言称未达”的，“此其亚也”；如果“言不出于户牖，自以为道义久立；才未信于仆妾，而曰我有以过人”，这就是“千人所指，无病而死”之流，最不足取。

对于颜延之本人的批评并没有妨碍颜之推《颜氏家训》对《庭诰》内容上的承继。其《颜氏家训》里《教子》、《兄弟》、《治家》、《慕贤》等篇在思想上均有对《庭诰》的继承。

首先两者都强调道德的重要。《庭诰》云：“道者识之公，情者德之私。公通，可以使神明加向；私塞，不能令妻子移心。是以昔之善为士者，必捐情反道，合公屏私。”而道德恰好也是《颜氏家训》里反复强调的内容，尤其是文人的品德，颜之推更为重视。

其次两者都强调孝悌。《庭诰》云：“欲求子孝必先慈，将责弟悌务为友。虽孝不待慈，而慈固植孝；悌非期友，而友亦立悌。”而《颜氏家训》亦云：“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曰身行不足，遗之后人。欲求子孝必先慈，将责弟悌务为友。虽孝不待慈，而慈固植孝；悌非期友，而友亦立悌。”颜延之肯定父慈子孝友悌是个人立身的根本，并将此观念延伸，主张建立严格的伦理规范和良好的社会秩序。另外，颜延之对儒家倡导的安贫乐道精神境界大加褒扬，“量时发敛，视岁穰俭，省赡以奉己，损散以及人”即是也。颜延之对于体现玄学风度的狂放行为也用儒家的道德伦理来加以规范。“酒酌之设，可乐而不可嗜”“声乐之会，可简而不可违”，主张“能通其碍而节其流”。他也反对喜怒失度，认为当“以恬漠为体，宽愉为器”“动无愆容，举无失度”。而颜之推对于分寸感和度的把握，绝对超越了这位五世祖。

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继承了“靖侯成规”和《庭诰》的主要思想，扩展了家训的范畴，内容更加广泛系统，学术性也更强。也因为颜之推本人见多闻广，所以家训中展示南北风俗，举例甚多，书中之人物、事件皆是其亲闻亲见，可信度强。明朝王三聘在其《古今事物考》中说：“古今家训，以此为祖。”明末清初的王钺也给予高度评价：“北齐黄门颜之推《家训》二十篇，篇篇药石，言言龟鉴。凡为人子弟者，可家置一册，奉为明训，不独颜氏。”

“靖侯成规”、《庭诰》和《颜氏家训》三者尽管篇幅长短不一，内容不尽相同，但是均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充分体现了儒家的忠、孝、悌等观念，传达了颜氏家族一贯的儒雅持家的精神，使得颜氏家族成员立足社会时有训可遵，从思想上得到统一，使家族个体在整个家族的福荫和教导之下，获取最直观、最有益的人生经验和社会学识，并且代代相传，给后世子孙莫大的收益。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魏晋时期曾经鼎盛一时的王谢家族，到隋唐已然难觅踪迹，但是当时并不强大的颜氏家族，凭借其特有的经学、史学、文学、小学、书法等文化传家，并以自身行为实践着《颜氏家训》的教诲，并且代代相传，影响了颜氏后代的众多成员。至隋唐，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颜氏文化家族，可谓群星灿烂，名人辈出：颜思鲁、颜师古、颜勤礼、颜相时、颜育德、颜昭甫、颜元孙、颜惟贞、颜杲卿、颜真卿等皆传儒学，以儒著称，将颜氏家族的文化发展到了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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