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对词的贡献

苏轼对词的贡献

苏轼是豪放派的开创人。苏轼完全成就了一派豪放天然、飘逸豁达的词风，对人生的富泰穷通充满谅解，表现出一种“成固欣然，败亦同样有所作为”的胸怀。这应当是人生境界的一个新的拓展，表现了人类智慧大大前进了一步。苏轼对词进行了多方面的革新，建立了“新天下耳目”的豪放派，取代了传统婉约词派的统治地位，成为北宋词坛豪放派的开创者。苏轼在中国词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他对词的发展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建立了宋词的历史地位
    词最初在民间产生，内容原是很广阔的，它与诗的不同主要在于配合音乐，能够歌唱。但后来文人词的大量发展，却把描写爱情或色情作为词的专业，自晚唐五代以来，词被称为“小道”、“艳科”，在人们心目中比诗“体卑”。词要继续发展，就必须扩大内容，开拓题材，打破诗词的界限。苏轼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 苏轼以创作诗的态度来作词，使人发现了词这种文学形式的内在潜力。它除了适应音乐曲调，更重要的是可以从自身的格式变化，发展成为一种独立抒情诗体，这样，苏词的抒情言志突破了“诗尊词卑”、“诗庄词媚”的传统观念，确立了词的独立抒情诗体的地位。如：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遗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猎》）
    这是苏轼最早的一首豪放词。词中写出猎盛况，有声有色，使人如临其境，一扫过去那种语娇声颤，柔婉妩媚的普遍倾向，词的下片气慨尤为豪迈：“鬓微霜，又何妨！”“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表现了苏轼的自负与豪情。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他打破诗词有别的人为界限，促使词成为真正独立的抒情诗作，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位，把词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学殿堂，使词从“小道”上升到与汉赋、唐诗、元曲的同等地位，使宋词在中国历史文学的长河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二、 夯实了词的内容，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
    苏轼扩大了词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苏轼不仅用词写爱情、离别、旅况等传统题材，而且还用词抒写报国壮志、农村生活、贬居生涯等,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任何一种文学形式，它只有植根于社会生活的沃土，才能生长成为枝繁叶茂的大树。在以“花间派”为代表的传统词作开始衰落之际，苏轼登上了词坛。词的创作这才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在题材内容上，苏轼打破了诗与词的界限，以诗为词，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藩篱，以词怀古、感旧、记游、说理，将触角伸进了诗的题材范围，“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促使词从“樽前”、“月下”走向广阔的社会人生，大大开拓了词境。借用写诗的某些方法作词，拓宽了词的题材，深化了词的内涵。苏词的内容和题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心
    民族斗争是宋代主要的社会问题，在词史上，苏轼较早把民族矛盾引入词中，扩大了词的题材，增强了词反映社会生活的能力。苏轼忧国忧民，具有远大的报负，即使在遭遇人生“低谷”时，他那种欲有所为、欲有所“伸”的政治抱负也在词中时时可见。苏轼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泛舟赤鼻矾，写下了那首声震词坛，千载传响的热情向往英雄事业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苏轼以祖国雄伟壮丽的江山和悠久的历史作背景，借对历史舞台上曾导演过的赤壁之战、大败曹军的周瑜的怀念，塑造了一个雄姿英发的英雄形象，而抒发了作者强烈渴望为祖国作一番事业的抱负。词中也流露出事业无成、早生华发的感叹，反映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这里虽有政治上无可奈何的一丝哀怨，但向往英雄业绩的豪迈气魄，仍是苏轼全词的主旋律。
    2、关心民生疾苦，对穷人的同情
    《望江南•超然台作》就反映了民不聊生的凄凉景象：“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寒食后，酒醒却咨磋。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这首词作于熙宁九年春。词中“却咨磋”为全词脉络， “试上超然台上看”细雨霏霏，贫困居民烟火不举，更加凄暗。苏轼在词中不仅写了对劳苦民众的同情和关怀，还深入到社会最底层的歌女，表现了对荒淫无耻的统治者的不满。由于政治升沉、生活遭遇等各种因素，使苏轼产生对歌女的同情与关怀。白居易发过“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慨叹，苏轼也发过“天涯同是伤沦落”的感叹；他更把殷勤留别的佳人引为比旧交新贵更为难得的知己。在与歌女惜别时，竭力安慰她们，要她们痛痛快快哭一场，索性泪珠也不用擦掉，就把它弹在征衫上，好让将来有缘再见时，重话旧情， “泪珠不用罗巾混，弹在征衫，图得见时说。”这是多么深厚、真挚的情意啊! 这类关心民生疾苦以及对统治者不满的词作，深深地体现了作者社会实践的体验和创作激情。词中所表达的这种思想，也正是苏词对现实的反映。
    3、抒发个人感慨，探索人生奥秘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理想得不到实现的苦闷，在他的词中随处可见。如《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着。身长健，但忧游卒岁，且斗尊前。
    这是下片，回忆他们初到汗京时的情况，少年锐气，自负才学，真有不可一世之慨。而回忆之中隐含着仕途坎坷的愤懑。似乎在倾吐满腹的块垄不平。苏轼还常借吊古、赏月、咏物来抒发胸中的愤慨，如《满江红•寄鄂州宋使君奉品》说：“《江表传》，君休读。狂处士，真堪惜。空州对鹦朗，苇花萧瑟。独笑书生争底事?曹公黄祖俱飘忽。愿使君还赋滴仙诗，追黄鹤!”这首词者凭吊古人联想现实的深沉感慨，表现了对三国时弥衡空持才气的可惜，傲物狂放的不可取；更否定了曹操、黄祖这样迫害人才不能容人的偏狭当权者。这里不能说作者没有交织进个人身世之感，但是苏轼认为才士的狂放和当权者的偏狭，只应让它成为历史。从现实出发，自己有过弃冠冕而归隐的念头，可又怎能忘情于朝政?结句是说尽管李白这个切盼朝政清明自已得以进用的希望成为泡影，但总要胜于崔颢只知思念故乡的个人愁苦。苏轼把自己在被贬滴中的思想感情升华到一个更高的境地，从而解脱矛盾与苦闷。正因为理想抱负无法实现，一种怀才不遇愤世嫉俗的情绪不断从他的词里流露出来。
    4、对美好生活的热爱
    苏轼对美好生活的热爱表现在对亲友的深厚情感上。前人曾有苏轼之词短于情之说，这种把情的内容局限于脂粉之间，理解得过于狭隘，且全然不符合苏词的实际。其实，东坡是笃于情的。如抒发真挚爱情的悼亡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这是为悼念亡妻所作。虽然生死正相别十年，孤坟又相隔千里，但苏轼还是那样哀思深切，结想成梦。结句谈想亡妻在地下为怀念自己而不胜痛苦， “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加强表现了词人对亡妻的怀念，显得情意更为深切。苏轼对朋友，也怀着深厚的情谊。“一曲阳关情几许?知君欲向秦川去”。他的友情词就是这样发自肺腑的，贯注着充沛的真情实感。如《江城子•孤山竹阁送述古》真切体现出远离友人的眷恋。“漫道帝城天样远，天易见，见君难……画堂新创近孤山，曲栏干，为谁安，飞絮落花，春色属明年”。上片借歌女的情态、歌声和心情，写山居者对行者的无限依恋；下片写当地好景虚设，春光阑珊的旧迹难寻，来刻画故人去后环境氛围的寂寞冷清，把惜别之情写得深至精微，反映出作者对友情的深笃。
    三、高清的意境、豪放风格的创新。
    1、 对词境的开拓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变革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如：《沁园春•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抟抟。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人，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既表现了他致君尧舜的人生理想和少年时代意气风发豪迈自信的精神风貌，也流露出中年经历仕途挫折以后复杂的人生感慨。
    2、开创新的豪迈词风
    苏轼的词在密州时期有重大发展，初步形成了豪放词风。《江城子•密州出猎》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就是代表作品。“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全词以问天、问月来探索人生的哲理，抒发兄弟的手足情谊。前半阙的“明月几时有”、“今夕是何年”两句，是痴问也是探求，这是对现实生活极度苦闷、心头郁结的迸发；接着写由不满现实而企图追求天上的纯洁，然而终究离不开人间，则又表现出他对人生的眷恋。后半阙“何事长向别时圆”一句，也是痴问和探求，原来人生的离合，正如明月的盈亏，是永远不能改变、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但诗人并不从这里消沉下去，而是以乐观旷达的祝愿作结：只要人长在，纵然千里阻隔也能共赏同一明月，这不是很可慰的吗！全词笼罩一层迷惘、惆怅的气氛，但词的境界阔大明朗，这在婉约派作家所写的词中是罕见的。苏轼在密州时期的词作，标志着豪放词风的初步成熟，为词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四、 语言的创新、音律的突破。
    在语言和音律上，也体现了苏轼的创新精神。苏轼的“以诗为词”，实际就是为词的语言表现争取更大的自由。宋诗已有散文化的、讲究意脉流动的倾向，而词的特点就是句式长短不齐，所以苏轼很方便地把诗语、文语、口语都熔铸在词的体式中。像《水龙吟》的首句“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末句“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乃至《满庭芳》上阕首句“归去来兮，吾归何处”，和下阕首句“云何，当此去”，以及《定风波》末句“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都是不讲究文字的凝炼和意象的密集，词汇所形成的音顿不太整齐，系连词用得较多，而接近散文甚至口语。这种语言在词调固定的格式中仍然有其节奏感，只是它的音乐性已经不是很强了。但它也使词的语言表现方式从单一化的格局中挣脱出来，取得摇曳变化、舒卷伸缩的新颖效果。苏词语言多吸收诗赋词汇，兼采史传、口语，以清雄见称，对以前词人镂金错采的风尚有所改变。苏轼重视词的文学生命，他重视音律，但不拘泥于音律。
    是的，文学是苏轼人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苏轼的精神家园，是其生命意义的集中体现。苏词，也已化作不朽的文学精灵，永远激励和指点着在人生的旅途上艰苦跋涉，在文学的峰峦间奋勇攀登的人们。苏轼，以自己“诗化”的词学主张和成功实践，影响了宋一代词人，使词摆脱了“体卑”地位，进而发展成为宋代文学的代表，最终与光芒四射的唐诗并称，使宋词走上了空前绝后的峰巅，在中国文学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苏轼对词的开拓和创新之功将永远彪炳于文学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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