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谈西方文学史

古希腊文学是欧洲文学的源头之一，其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神话、史诗、戏剧。其中蕴涵的关于“人”的观念，经由古罗马文学的传承对后来的欧洲文学产生深远影响。古希腊重视人的价值的实现，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崇尚人的智慧（人智）。在这种文化中产生的古希腊文学，就呈现出张扬个性、放纵原欲、肯定人的世俗生活和生命价值的特征，具有根深蒂固的世俗人本意识。这种意识是原欲型的，虽然其中也不乏理性精神，但这种精神主要是对人的肯定而并非是与原欲相对的理性意识和道德规范。

到了公元2世纪的时候，希腊逐渐衰落而被罗马所灭亡。欧洲的文学也逐渐从希腊转移到古罗马。但是因为古罗马的农耕民族本性，在文学方面也就表现了其弱点。殆板而缺乏灵性，不富浪漫而缺乏想象力，但是其严肃和务实的特点又表现出文化的精要。

古罗马文学是对古希腊文学的直接继承，但同时也带有自身的独特性。古罗马人有种对集权国家和个体自我牺牲精神的崇拜，因此其文学也较古希腊文学更具理性意识和责任观念，在审美品格上更趋于庄严和崇高的风格。但是，古罗马文学人文意识观念的主体仍然是古希腊文学的人本意识，仍属于古希腊原欲型文化的范畴。

罗马人也创造了自己的经典，这里要提到的是三位作家，一位是维吉尔，其代表作是《伊尼德》，诗人继承和发展了荷马史诗的艺术范式，极其浪漫地写出了罗马人建国的历史和他们和他们的英雄气概。第二位是贺拉斯，他写了很多诗歌，都集中在《歌集》中，并有一本诗歌理论《诗艺》，对现在都还有借鉴意义。第三位是奥维德，其影响最大的是《变形记》，他以人兽互变、人神互变、人植物互变等来描述的。这部书后来也成了欧洲著名作家频繁使用原始题材以及创作的灵感源泉。

欧洲文学发展到公元四五世纪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很大转折。这个时期也叫“欧洲文学的中世纪时期”，这个时期的文化和古希腊以及古罗马文化都迥然不同。中世纪的文学，占据主导地位的就是以圣经故事为代表的“基督教文学”。这个时期，一些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学作品大半都取材于《圣经》。但是，在这个时期也还有一些非常有影响的个人作品，比如在中世纪非常有影响的教父奥古斯丁所写的《忏悔录》。他袒露地表达了少年时代所做的荒唐事情。随着商业的发展，到了14世纪初期，意大利人但丁写作的《神曲》，成了矗立在中世纪的黑夜终结和新的黎明诞生的门拦处的里程碑——继荷马史诗之后的第二座西方文学的程碑。

希伯来文学是欧洲文学的又一源头，其中所蕴涵的“人”的观念，经由中世纪基督教文学对后来的欧洲文学产生深远影响。希伯来民族信仰一神的上帝，强调人对上帝的绝对服从；尊重灵魂，主张人的理智抑制肉体的欲望；轻视人的现世生命价值和意义，看重来世和天国的幸福。显然，希伯来文化是种重灵魂、重群体、重来世的理性型文化。原欲与理性是人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因此古希腊文化与希伯来文化是既统一又对立，它们被称为“异质文化”。在公元1世纪中叶到2世纪末叶，希伯来文化与古希腊文化出现了第一次碰撞。希伯来文化吸收了古希腊文化的某些成分后演变成一种新的文化——基督教文化。但古希腊文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希伯来文化，因此基督教文化仍属于古希腊的异质文化。

基督教文学是基督教文化的产物，蕴涵的是种理性化的人本意识，或者说是种宗教人本意识。基督教文学中的英雄不像古希腊文学中是人化的神，而是神化的人。他们并不是因为人类的智慧而显得神通广大，是神的附着才赋予其无穷威力。基督教文学中人让位于神、“灵”取代“肉”的现象体现的是人对上帝的崇拜，也体现了人对人性本质的追寻趋于理性和精神的境界。但另一方面，这又表现了一种人们对人原始生命力和生命价值的压制，是对欧洲古典文学世俗人本意识的排斥。总之，重视人的精神、对理性的追求、强调理性对原欲的限制，是早期希伯来文学和中世纪基督教文学文化价值观念的主要特征。

然而，世俗的教会把基督教精神推向了极端。尤其在中世纪后期，上帝的权利畸形膨胀，人的主体性显得微不足道。生命的本能冲动、人的合理要求都被基督教教义视为罪恶或无意的，人的本性遭到了严重的压抑。这时，原始基督教对人类的理性追求最终走向了对人类思想的扼杀。

如果说，古希腊的文学是一个活泼美丽的孩子，那么，经过长达千年之后的中世纪黑夜之后，欧洲文化一下子长成了一个金发碧眼、亭亭玉立的少女。这时我们来到了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这个时期产生了大量的科学巨匠和文化巨人。文艺复兴不仅仅对过去的一切进行了全面的否定，还提出了一些崭新的思想文化和科学观，可以说文艺复兴是对人性的一种全面的回归。用莎士比亚的话说：“我就是我。”这个时期，很多东西都在萌芽、孕育，包括现在大家所称为的现代主义的思想，在文艺复兴时代都已经崭露头角。这个时代，人们对外部自然的发现，同时对内心世界的发现协调发展，对于外部宇宙的认识和对内心宇宙的感悟交织在一起，人们惊喜地发现世界是那么的广阔。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在意大利，后来蔓延到整个欧洲，直到莎士比亚的出现，才达到了一个时代的最高高度。他的思想影响了许多的哲学家，他的悲剧被视为欧洲文学的第三座里程碑。文艺复兴大概有三百年左右的辉煌期，莎士比亚是其标志。当沙死后，文艺复兴好象进入了衰落。

之后，欧洲文化的古希腊罗马源流与希伯来基督教源流形成了比“希腊化”时期更大规模的碰撞，带来了欧洲文学中人文观念的重大变化。这就是“文艺复兴”，欧洲文化的大转型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基督教文化走向极端，压抑着人们，一些人文主义者就借用古典文化向其发起了攻击。文艺复兴倡导人文主义，强调以人为本、以人权反神权、以人性反神性、以个性自由反禁欲主义等，要从上帝那里找到人类自己。这是与基督教文化相冲突的，而这种冲突实质上也就是原欲与理性、肉体与灵魂的冲突。古希腊罗马文化吸收了希伯来文化中的合理成分，汇集成了人文主义。而文艺复兴便是历史给予欧洲社会重新选择文化模式的契机。

人文主义文学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文学的主流。在此时期，莎士比亚是欧洲文化、艺术的集大成者，他对人理解的深刻要远远超出前辈人文主义作家。其深刻之处在于通过悲剧告诉了人们：人的自由是有限的，仅仅满足人的欲望和解放并不能把人引向自由、平等的理想世界，人的价值更应该体现在理性力量上，因此，人必须在自然欲望与社会道德、原欲与理性、出世与入世、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方面正确把握。犹如哈姆雷特，在他身上世俗人本意识和宗教人本意识的融合就十分明显，这也正是近代欧洲文化模式的典型。

到了17世纪，仿佛太阳重新升起，在法国路易十四创造了一个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富强的繁荣，尽管是回光返照，但是路易十四非常重视文学艺术，并进入了“新古典主义”时期，喜剧大师莫里哀成为新古典主义的高峰，悲剧大师高乃依和拉辛也创造了很多的不朽作品。就像沙氏一样，莫里哀意味着新古典主义的高峰和终结。但是和沙氏不同的的是即将到来的资产阶级革命风暴从思想上像新古典主义发起了强烈的冲击，他们的主力是孟德斯鸠、狄德罗、伏尔泰和卢梭。他们旗帜鲜明地倡导建立“自由、平等、博爱”，他们不但在思想上有革命性，在文学艺术上也有颇多的贡献。如卢梭的《忏悔录》、《新爱洛绮丝》，伏尔泰的哲理小说；在英国也有重要的文学家和其作品：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等；德国的启蒙运动稍微晚些，但是年轻的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和席勒的《阴谋与爱情》就成为两只报春的燕子，令人瓜目相看。直到歌德的长篇诗剧《浮士德》的到来，才有了欧洲文学史上的第四座里程碑。

17世纪的欧洲讲究理性，讲究秩序，这一精神也集中体现在了这一时期文学主流——古典主义文学中，带来了文学中人文主义观念的演变。文艺复兴虽然带来了人的解放和社会的进步，但同时它对于个性自由的追求又过于偏激，造成了人们道德水准下降和社会秩序混乱。这种社会现实使人意识到了理性、秩序的重要性，再加上这一时期自然科学的成果告诉了人们宇宙是井然有序的，因而社会也应该有自己的规范与秩序，个人也应该服从社会规范。在这种精神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的古典主义文学，便以理性作为自己的生命，注重人的主体意识和能动性，同时又否定了神性。相对于人文主义，古典主义更注重人的理智对情感欲望的制约，强调对自由的规范，这是对文艺复兴时期极端追求个性自由的反拨。在古典主义文学中，人通常都处于理智与情感、个人利益与国家民族利益的纠葛中，而服从王权则是最高的理性。古典主义文学中蕴涵的是种理性化的人本意识，既肯定了个体，又强调约束。

18世纪启蒙文学和古典主义文学一样强调理性精神，但它又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自由，肯定人的情感的合理性。这既是对神性更彻底的否定，又是对否定情感自由的古典主义的调节和反拨。启蒙文学家大多把个性与情感自由提高到了理性与秩序之上。卢梭是其中的典型，他否定原罪说，认为人的本性是美和善的，一切发自人的欲望和要求都是合理的，而人类自己创造的文明才是人性的污染物和罪恶的滋生地。但卢梭对人的理解过于理想、超时代，歌德则显得更现实、更理智。歌德的思考与莎士比亚有相似之处，笔下的浮士德苦苦追寻情感与理性的统一，寻找既张扬个性又不与外在冲突，既满足欲望又不违背社会道德律令两全其美的道路。然而，人是自由的，又是不自由的。浮士德一生执着地探索追求，但最终陷于进退两难的困境，这也正是歌德关于“人”的理解的困惑。歌德通过《浮士德》，把“人”的探索推向了更渺远的天地。启蒙文学对个性情感自由的理性追求，为浪漫主义文学奠定了基础。

1789年法国爆发了资产阶级大革命，它意味着欧洲历史的一个巨大转折。这场革命给人们极大的想象空间——金钱梦、美女梦、鲜花梦，甚至是总统梦，这个时代也是一个狂想和绝望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创造了一个短暂而辉煌的文学星空——浪漫主义运动。这个时代的主要文人有：拜伦、雪莱、济慈、雨果、司汤达、梅里美等。这个运动像天空的流星一样从欧洲的上空划过，但是这个时代也是产生天才最多的年代。

浪漫主义流行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那是个封建制度衰亡、资本主义上升的新旧交替的时代。浪漫主义文学在反古典主义精神中发展起来，强调自我、追求自由，竭力倡导自由思想，可以说是人文主义思想在新的历史中的再现。

浪漫主义的自由思想是和法国大革命精神相吻合的，可以说它是法国大革命精神的产物，是法国大革命精神在文学上的表现。但这种自由精神的倡导者是卢梭，卢梭是浪漫主义文学的“精神之父”。法国大革命过去了，原先人们认为能带来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然而，现实却让人们感到，在新的社会中自由仅仅是种形式，资本主义文明使人的生命力受到压抑，使自由得而复失。但此时卢梭的自由思想早已在大革命浪潮中深入人心，因此，在新的社会中，人们追求自由的热情依然十分强烈，“自由”是18世纪末19世纪欧洲时代精神的最强音。浪漫主义者认为现代文明带给人们压抑，因此崇尚自然，倡导“归返自然”。他们有的留恋湖光山色，有的向往原始森林，有的追怀宗法式的田园生活，就是不接纳现代文明，坚持认为只有自然才能给予人们真正的自由。浪漫主义文学的自由观念和生命意识在“自然”的境界中找到了最终的归宿。

浪漫主义文学的自由观念和生命意识，实际上是欧洲文学人文观念的新发展，是19世纪人道主义的一种表现，具体地讲，它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文学中人本意识在新的历史中的再现。浪漫主义所讲的“人性”，其侧重点不是人文主义所讲的“人智”，而是“原欲”；不是古典主义的王权意志、公民责任和理性思维，而是个人情感及欲望；也不是启蒙主义的“自然法则”、“社会道德律令”，而是人的自然欲求和生命意识。浪漫主义的理性与原欲、理智与情感的天平明显是倾向于后者的，它的人文观念已经表现出对欧洲近代理性主义文化传统的反叛精神。尽管还不至于完全脱离理性主义文化传统，但这种反叛与后来“重估一切价值”的现代反传统思想在本质上有着一衣带水的关系。所以，浪漫主义文学中蕴涵了20世纪现代主义的文化基因，这也正是现代主义又被称为“新浪漫主义”的重要原因。

直到历史发展到19世纪，由法国大革命引起的几十年反复的热流终于冷却下来，1848年以后，一个新的文学流派悄悄地登上了文学舞台，这就是直到现在依然有着强劲生命力的现实主义文学。关于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区别，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区别：浪漫主义文学认为“生活应该如此”，现实主义认为“生活就是如此”。当有人问：《巴黎圣母院》中描写的乞丐王朝真的存在吗？雨果会回答说：我认为应该这样。如果你问巴尔扎克，你为什么在《人间喜剧》中把生活描写的那样黑暗？巴尔扎克会回答你：因为生活就是如此黑暗。这就是区分。这样说或许简单了一点。其实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是一脉相承的，那就是它们所关注的依然是人的心灵自由的问题。只是现实主义文学比浪漫主义更重视人的心灵与外部世界的碰撞与和谐。现实主义文学在19世纪中叶以后，逐渐在欧洲的主要国家，也包括美国，都成了文学的主流。在这里主要要提到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比较重要的一些作家，如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勃郎特姐妹的《呼啸山庄》和《简.爱》，法国的现实主义成就远比英国的要高，其中以司汤达的《红与黑》、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都令人叹为观止啊。在美国也出现了像马克吐温等之类的现实主义文学大师。饿国直到十九世纪才出现了像普希金、果戈里、契可夫、陀斯妥耶夫斯基、高尔基等文学巨匠，能够代表俄罗斯最高峰的两位作家就是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那.卡列你娜〉和〈复活〉，另一位就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等作品。

现实主义形成于19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确立和发展的时期。这时，经济快速发展，人们对金钱的追求和崇拜更为狂热，大多数人忙于争夺财富。人的“个性自由”表现为对金钱的极力追逐，人的欲望使许多人丧失理智、丧失道德责任、丧失了人与人间的温情。现实主义比浪漫主义作家要理性得多，他们力图通过文学细致地展现现实，深入解剖在利益驱动下的人的心灵，从而警告世人：不要在物质面前失去人的自尊，从人道主义出发，对社会做出深刻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所呼唤的“人性”，主要是指人的理智、道德意识和人格尊严。因此，现实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浪漫主义的反拨。

浪漫主义作家所倡导的个性自由，在现实主义文学中被视为追求物质和满足私欲的自由，现实主义作家将这认为这是人本性中的“恶”，是人类自身的破坏力，是一种与人的高贵理性相对立的动物本能。他们隐隐感觉到，人在获得“自由”后，并不像浪漫主义者所想象的人因自由生长而显得尽善尽美，也不像人文主义者所讲的人因有高贵的理性而成为“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因为人还有种于生俱来难以抑制的私欲。他们呼唤理性，却又觉得理性在本能面前实在势单力薄，根本无力阻止人们的堕落，因而“人”的形象也就不再显得理性和高贵。现实主义作家把这种“恶”看成是人身上所固有的，并对它的自由泛滥感到深深地忧虑和恐惧，希冀人们能用理性来抑制。可见，现实主义作家总体上来说是传统理性主义的倡导者，遵循的是近代理性主义价值观念。但是，他们对人类自身“恶”所表现的忧虑、恐惧甚至悲观，泄露了对欧洲传统理性主义文化的怀疑与反思。这正是20世纪文学中弥漫的悲观情绪和危机意识的精神源头之一。所以，现实主义人文观念的发展，其中也孕育着20世纪现代文化的基因。

现实主义作家对人是否存在动物性感到迷惑不解，而后起的自然主义则非常肯定地回答了人动物属性的问题。自然主义产生于19世纪后期，1859年问世的《物种起源》对它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在达尔文之前，人因拥有灵魂而不被列入动物的范畴，而进化论却把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作为动物的一部分。这一振聋发聩的观点一被人们所认可，就启发人们沿着自然主义的思想来研究人”。自然主义就是在这样一个进化论影响下的社会中产生的。在创作中，自然主义作家往往把生理研究和社会分析结合在一起。此时，为现实主义作家所疑虑的人的“动物性”已被看成既定的科学事实，“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被用来解释人类“恶”的产生和存在的原因；从前文学中高贵的“人”的形象已从神圣的理性殿堂跌入到动物王国。因此，自然主义文学在文化观念上对传统理性主义已有所超越，从而跨入了非理性主义文化的门槛。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在现实主义文学中，正义之鞭没有了，尼采说“上帝死了”。理性精神受到怀疑，以非理性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文学开始发展。罗曼.罗兰对创造新世界感到沮丧，是差不多整整一代文学家的普遍沮丧。它标志着支撑整个19世纪文学大厦的那种乐观的理性支柱崩溃了。这时人显示了他的脆弱的一面许多作家也相继自杀。法国意识流作家五尔夫投河自杀；海明威用枪打碎自己的脑袋，奥地利的次威格选择了煤气；苏维埃最有才华的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也是用手枪；叶塞宁步起后尘………，他们的脆弱让更多的作家陷入了悲观主义的深渊。但是20世纪初的欧美文学还是形成了三足鼎立：现代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社会主义文学。在无产阶级文学中，比较重要的是高尔基的〈母亲〉以及肖霍洛夫的〈静静的顿河〉等；在现实主义文学中最值得称道的是萧伯纳、罗曼罗兰；在现代主义文学中就是艾略特的〈荒原〉、意识流巨匠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以及萨特、海明威的作品。

20世纪西方文学是在现代非理性主义文化中生长起来的，欧美文学表现出了对与传统文学的重大差异。无论是现代主义还是现实主义倾向的文学，都更注重对人的内心做哲学的思考，并往往以荒诞不经的形式加以表现。特别是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把理智与情感、理性与原欲、灵与肉、善与恶等主题推向深入。有些现代作家还认为人的非理性元素是人生命的本体，蕴涵的是一种非理性人本意识，显示了欧美文学在人文观念上的新发展。

浪漫主义文学在“返回自然”的追求中，虽已露出了非理性的端倪，但还十分朦胧，其本质仍与理性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实主义文学对人本性中破坏力深感忧虑，并对理性的制约力感到怀疑，但最终又在理性主义信念中找到生存的勇气和力量。20世纪文学，特别是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把浪漫主义的“返回自然”进一步推到返回原始的荒蛮时代，以非理性的自由去反抗现代文明，反抗宗教理性、科学理性、政治理性和经济理性。这时的“理性”也已拥有了更广泛的内涵，指的是抑制人生命的一切有形和无形的力量，是罪大恶极的刽子手，是荒诞的、不讲理的、总是与人作对的力量。许多作家都站在反理性的立场上描写神秘的非理性和潜意识冲动给人们所带来的自由感，这就是20世纪文学频频描写病态、畸形、死亡、梦境、幻觉、白日梦、痴人梦、性冲动、歇斯底里、长篇独白、内心回忆等等的重要原因。因此，在20世纪文学，尤其是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中，已很难听到以往文学中对人性美的赞歌，这正是欧美文学人文观念转型的表现。

在对待物质文明的态度上，20世纪文学也表现出了更强烈的反抗。这时的“物”已被泛化为金钱、物质、科技、社会等整个物质世界，人与物的对立也被泛化为人和除了精神世界外整个现代化物质文明的对立。以往的文学在描写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依然相信人自身的理性力量，保留着几分乐观与浪漫。即使是浪漫主义作家，在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时也并不抹杀人与物之间的差别，也不认为人丧失了对物质世界的支配权而沦为“物”的奴隶。现实主义作家也一方面表现人被物质改变的同时，又一方面表现其对这种改变的抗拒。而20世纪欧美文学则着重表现人在物前的无能为力，物质世界抛弃了人类，人处于一个难以理喻、无法解释的陌生世界。人自己蜕变成了物，世界是荒诞的，人类的生存失去了意义。20世纪表现的这种人与物的矛盾人对物质和科学理性的反对，实质上是对人类本性的一种维护，表现了一种新的人道原则。

非理性倾向是20世纪欧美社会的时代特征。作家们对人类非理性的本质常常表现出忧虑、恐惧甚至否定。他们真切观察到了人的非理性内容并视其为人的生命本体，但对于回归原始状态，完全释放本性的人，又是充满忧虑的，这正是20世纪欧美文学中危机意识和被悲观情绪产生的原因。在20世纪文学非理性倾向的背后，隐藏着作家们对人的处境和命运的理性思考。即使是典型的现代主义作家，在创作中依然包含着对更高意义上的理性的追求。20世纪50年代以后这种追求理性的倾向更为明显。这种“更高意义上的理性”虽然较之传统的理性有着明显的不同，但其实质已露出了人道主义信仰精华与近代个性、科学思维相结合的趋势。20世纪50年代后的欧美文学中，这种趋向已十分明显。可见，经过漫长的历史起伏，文学中又出现了恢复对“上帝”与“理性”的崇拜和追寻。当然，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上帝与理性了。由此可见，20世纪50年代后西方文学的人文观念，又开始朝着新的方向发展。

西方文学通过几千年的发展，逐渐成长为无与伦比的巨人，它是如此地充满了灵性，每个细胞都包含了思想。但是现有的文学形态必将走向灭亡，因为时代在不断变迁，社会在不断发展。我们期待着另一种崭新的文学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