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七古 咏蛙》诗改源

浅论《七古.咏蛙》诗改源

　　毛泽东的诗词中有多首改写他人诗作述自家情怀的作品。如少年时期的作品《七绝·改西乡隆盛诗赠父亲》、《七古·咏蛙》；中年时期的作品《四言诗·戏改江淹〈别赋〉》；晚年时期的作品《七绝·改梅白〈夜登重庆枇杷山〉》 、《七绝·改杜甫〈咏怀古迹〉其三》等等。由此可见诗人毛泽东有改写他人诗作述自家情怀的习惯。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化裁。毛泽东所改诗词都有原诗的确切来源，唯独《七古·咏蛙》所改写诗词来源值得一议。
　　最能见出少年毛泽东独特个性的，是他1909年秋天作为湘乡县东山学堂学生时所作的《咏蛙》诗：“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全诗洋溢着普天之下唯我独尊的王者之气，可见他从少年时代就树立了凌云壮志，葆有一种极其鲜明的责无旁贷的神圣感和使命感。不过，这首诗并非原创。其蓝本今有五说：
　　一说唐太宗李世民：“独坐井边如虎形，柳烟树下养精神。春来唯君先开口，却无鱼鳖敢作声”；
　　二说是明朝正统年间的考官薛瑄：“蛤蟆本是地中生，独卧地上似虎形。春来我不先张嘴，哪个鱼鳖敢吭声”；
　　三说是明朝嘉靖年间浙江永嘉人张璁少年求学时所作：“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四说是明代权奸严嵩的少作：“独坐池边似虎形，绿杨树下弹鸣琴。春来我不先开口，谁个虫儿敢出声”；
　　五说出自清末湖北名士郑正鹄之手。郑氏为官清正，有人刁难他，送一幅怪模怪样的青蛙图请他题诗，郑氏即题一绝回敬：“小小青蛙似虎形，河边大树好遮荫。明春我不先开口，那个虫儿敢做声”。
　　不知毛泽东当初所见是哪一家之作，六家诗彼此间的沿袭关系也待考。
　　从诗词出现的时间顺序来看，应是李世民——薛瑄——张璁——严嵩——郑正鹄——毛泽东。这个时间顺序是创作《咏蛙》诗的前后时间顺序，也就是说在历史上有这些作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创作了同一题材的诗歌，但并不意味着毛泽东一定是见到最早或最晚的诗作抑或每首都见到。这需要从诗歌的形式特征和内容表现来看。
　　从形式特征上来看，六位作者都采用七言形式和象征手法。对于七言诗笔者不再赘述，但其中的象征手法值得分析。对于“似虎形”的蛙之居地：李世民是“独坐井边”，显得局促而单调；薛瑄是“独卧地上”，有些散漫；严嵩是“独坐池边”，过于严谨；郑正鹄是“河边大树”似乎阔大；唯有张璁与毛泽东写的是“独坐池塘”，形式特征十分明确。而且，对于“似虎形”的蛙的形象的描写，李世民的“如虎形”、薛瑄和严嵩的“似虎形”都太直白，缺少象征意味；郑正鹄前两句“小小”二字削弱了青蛙的气势，青蛙再似虎，也是假老虎，且“似虎形”三字太笼统，无法使人产生联想和共鸣；而张璁和毛泽东的“如虎踞”则点染出蛙和虎的相似之处，不仅简练生动地描摹出青蛙的姿态，更把虎的昂然气度赋予了蛙。
　　对于张璁和毛泽东的《咏蛙》诗，从字面语句和形式上读者会认为是一致的，甚至可以推定是毛泽东的借鉴，对于这一点，必须从诗歌的内容表现上做出分析。史书记载张璁少时聪敏。有一次老师要他以青蛙为题做一首诗，他就说：“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做声。”这里所表现的是张璁少年时期的远大抱负和博大胸怀，或者说是一个少年的聪明与睿智。而毛泽东的诗作于他在离家乡50里的湘乡县东山书院读书时。在东山书院读书的大多数是地主豪绅的纨绔子弟，他们看不起衣着土气、来自穷乡僻壤的毛泽东。因为被许多同学疏远，毛泽东在精神上有些压抑，一种“知音世所稀”的孤独感不时袭上心头。这首诗通过对青蛙所处的环境和它的形象以及心态的描述，深刻地表现出毛泽东对那些富豪子弟嘲讽蔑视的态度，又表达了年轻的毛泽东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尚且朦胧的领导群众的英雄意识。由此可以看出两者所传达的思想不同。至于字面语句笔者认为是化裁，而且化裁得出神入化，这就是我们在读毛主席诗词时往往能获得的精神享受。
　　笔者认为《七古·咏蛙》诗是毛泽东所作，或者说是毛泽东内在精神的一种外化形式。其理由有三：
　　一、从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来看，此诗的言志表现在对社会不平等以及精神上压抑的反叛，由此而产生一种雄心壮志；
　　二、从语言上看，是白话律诗。诗中的“哪”字，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还没有出现过，那时只有“那”，即“那”既读nà，也读nǎ。比如《红楼梦》第八回写黛玉讽刺宝玉和宝钗时，对雪雁说的一段话：“谁叫你送来的？难为他费心。那里就冷死我了呢！”这里的“那”就读nǎ，相当于现在的“哪”；
　　三、正在播放的电视连续剧《毛岸英》。在剧中毛岸英多次朗诵父亲毛泽东的《七古·咏蛙》诗，得到毛泽东同志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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