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鼐《惜抱轩诗文集》中的重要理论
发布时间：2012-12-06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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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范蠡论》：
《翰林论》:事故君子求乎道,细人求乎技。君子之职以道，细人之职以技。使世之君子，赋若相如、邹、枚，善叙史事若太史公、班固，诗若李、杜，文若韩、柳、欧、曾、苏氏，虽至工犹技也。技之中固有道焉，不若极忠谏争为道之大也。徒以文字居翰林者，是技而已，若唐初值翰林者，则若是可焉。
按：讨论翰林官职的设立以及其职责，认为当今的翰林官员不能认清自己的真正职责，不能尽诤谏之职，有所感慨而作。 《李斯论》：夫世言法术之学，足亡人国，固也。吾谓人臣善探其君之隐，一以委曲变化从世好者，其为人尤可畏哉！尤可畏哉！ 《贾生明申商论》：吾尝谓观人之真伪，与书之真伪，其道一而已。世所谓“古文尚书”者，何其言之漫然泛博也！彼以为使人诵其书，莫可指摘者，必以为圣贤执言如是其当与理者也，而不知言之不切者，皆不当于理者也。
《晏子不受邶殿论》：子长不能辨而载之世家，虽大儒如朱子，亦误信焉。
卷二：考证 卷三：
《老子章义序》：
天下道一而已，贤者识大，不贤者识小。贤者之性，又有高明沉潜之分，行而各善其所乐。于是先王之道有异统，遂至相非而不容并立于天下，夫恶知其始一也。
老子书，六朝以前解者甚众，今并不见，独有所谓河上公章句者，盖本流俗人所为，托于神仙之说。其分章尤不当理，而唐宋以来莫敢易，独刘知幾识其非而。余更求其实，少者断断数字，多则连字数百为章，而其义乃明，又颇为训其旨于下。夫著书者，欲人达其意，固言之首尾曲折，未尝不明贯，必不故为深晖也。然而使之深晦、迂而难通者，人好以己意乱之也。 按：对史记的谬误和后世流传加以考证和辨析。
《庄子章义序》： 昔孔子以《诗》、《书》、六艺教弟子，而性与天道不可得闻。其得闻者，必弟子之尤贤也。然而道术之分，盖自是始。
《送龚友南归序》：
予曰：昔者孔子取狂狷之士。狂狷者，慕古之人而不同乎流俗，故乡原绝而讥之。今子材甚美，志甚高，论甚峻，近乎狂狷而将蒙讥者也。
《赠钱献之序》： 孔子没而大道微，汉儒承秦灭学之后，始立专门，各抱一经，师弟传受，侪偶怨怒嫉妒，不相通晓。其于圣人之道，犹筑墙垣而塞门巷也。久之通儒渐出，贯穿群经，左右证明，择其长说。及其敝也，杂之以谶纬，乱之以怪僻猥碎，不忍废也。自是南北乖分，学术尚异，五百余年。
唐一天下，兼采南北之长，定为义疏，明示统贯，而所取或是或非，未有折衷。宋之时，真儒乃得圣人之旨，群经略有定说。元、明守之，著为功令。当明佚君乱政屡作，士大夫维持纲纪，明守节义，使明久而后亡，其宋儒论学之效哉！
且夫天地之运，久则必变。是故夏尚忠，商尚质，周尚文。学者之变也，有大儒操其本而齐其弊，则所尚也贤于其故，否则不及其故，自汉以来皆然矣已。明末至今日，学者颇厌功令所载为习闻，又恶陋儒不考古而蔽于今近，于是专求古人名物、制度、训诂、书数，以博为量，以窥隙攻难为功，其甚者欲尽舍程、朱而宗汉士。枝之猎而去其根，细之搜而遗其巨，夫宁非蔽与？
《朱竹君先生传》：
其文才气奇纵，与义理事物情态无不备，所欲言者无不尽，尤喜小学。
《刘海峰先生传》：
天下言文章者，必首方侍郎。方侍郎少时，尝作诗以视海宁查侍郎慎行。查侍郎曰：“君诗不能佳，徒夺为文力，不如专为文。”方侍郎从之，终身未尝作诗。至海峰则文与诗并极其力，能包括古人之异体，熔以成其体，雄豪奥秘，麾斥出之，岂非其才之绝出古今者哉？
《随园雅集图后记》：
夫人与园囿有时变，而图可久存；图终亦必毁，而文字可以不泯。
《抱椟山人李君墓志铭并序》：
然吾谓为诗自有性情，非其性情，虽学不能善。„„稍稍积钱，即出游览山水，远绝城市，其性情真诗人矣。
《严冬友墓志铭并序》：君于书无不读，或举问，无不能对。为诗文用思周密和易而当于情。
《夏县知县新城鲁君墓志铭》：
君为人敦行谊，谨于规矩，而工为文。人观其言动，恭饬有礼，而知其学之邃；读其文冲夷和易而有体，亦知其必为君子也。
其为科举之文，不徇俗好，自以古文法推而用之。
《袁随园君墓志铭》：
君本以文章如翰林有声，而忽摈外，及为知县著才矣，而仕卒不取。自陕归，年甫四十，遂绝意仕宦，尽其才以为文辞歌诗，足迹造东南山水佳处皆遍。其瑰奇幽邈，一发于文章，以自喜其意。„„君古人四六体，皆能自发其思，通乎古法。于为诗尤纵才力所至，世人心所欲出不能达者，悉为达之。„„君仕虽不显，而世谓百余年来，极山林之乐，获文章之名，盖未有及君也。
《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
曩者鼐在京师，歙程吏部、历城周编修语曰：“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维盛清治迈逾前古千百，独士能为古文者未广。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鼐曰：“夫黄、舒之间，天下奇山水也。郁千余年，一方无数十人名于史传者。独浮屠之俊雄，自陈、梁以来，不出二三百里，肩背交而声相应和也。其徒遍天下，奉之为宗，岂山川奇杰之气有蕴而属之邪？夫释氏衰歇，则儒士兴，今殆其时矣！”
《王禹卿七十寿序》：
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今夫闻见精博至于郑康成，文章至于韩退之，辞赋至于相如，诗至于杜子美，作书至于王逸少，画至于摩诘，此古今所谓绝魁俊而后无复逮者矣。假世有人焉，兼是数者而尽有之，此数千年来未尝遇之事，而号魁俊之尤者矣。然而究其所事，要举谓之为人而已，以言为己犹未也。
夫儒者所云为己之道，不待辨矣。若夫佛氏之学，诚与孔子异。然而吾谓其超然独觉于万物之表，豁然洞照于万事之中，要不失为己之意，此其所以足重，而远出乎俗学之上。儒者以形骸之见拒之，吾窃以谓不必，而况身尚未免溺于为人之中者乎？ 先生少以文章登朝取上第。生平咏吟之工，入唐人之室，与分席而处。
《祭刘海峰先生文》
自圣有道，道存乎文。孔徒之杰，与颜同伦。周室世衰，末流歧分。或鸣为技，或以道陈。迄千余年，其传缗缗。岂无才士，识暗其本。苟为偾强，卒踬而陨。圣言载世，有炳其光！蔽晻于矇，日月何伤？吾乡
宗伯，勇继绝轨。„„先生再兴，益殚阙美。上与《诗》、《书》，应其宫徵。抉摉百家，掩取瑰伟。抑扬从心，不见端委。„„
《祭朱竹君学识文》：
君之属文，如江河汇。不择所流，荡无外内。猋怒惊涛，复于恬靡。„„
《朱二亭诗集序》：
子颖才雄气骏，多感激豪荡之音，其佳多在七言；二亭气清神逸，多沈湛空远之趣，其佳多在五言；„„ 夫诗之于道固末矣，然必由其人胸臆所蓄，行履所至，率然达之翰墨，扬其菁华，不可伪饰，故读其诗者如见其人。
《吴礼部诗集序》：
昭文吴竹桥礼部，以英异之才，沈酣古籍，发为诗歌，不为亢厉矫激之词，而自然超轶，有远俗之逸韵，诚一时诗人之杰也。
然则今诵君诗，所共叹为隽词丽句不可及者，„„但见其隽丽，动心眩目，未敢为删订。
《夏南芷编年诗序》：
其所为半舫斋诗，追步白、苏，为世传诵久矣。„„而其长子南芷令君，以文嗣其家学，所为使盖具有半舫之法度意韵。„„其性情趋向，固有以异于俗而世济其美矣。
《石鼓砚斋文钞序》：
夫文之道一而已，然在朝廷则言朝廷，在草野则言草野，惟其当之为贵。夫诗、书所载之文，大抵朝堂之文也。公之文雍容俯仰，明切而不芜，优柔而有余。《书》曰：“辞尚体要。”公可谓得朝廷之体者与？
《吴荀叔衫亭集序》：
然余尝论：江淮间山川雄异，宜有伟人用事者出于时。„„
予尝譬今之工诗者，如贵介达官相对，盛衣冠，谨趋步，信美矣，而寡情实。若荀叔之诗，则第如荀叔而已。
《荷塘诗集序》：
古之善为诗者，不自命为诗人者也。其胸中所蓄，高矣，广矣，远矣，而偶发之于诗，则诗与之为高广且远焉，故曰善为诗也。曹子建、陶渊明、李太白、杜子美、韩退之、苏子瞻、黄鲁直之伦，忠义之气，高亮之节，道德之养，经济天下之才，舍而仅谓之一诗人耳，此数君子岂所甘哉？志在于为诗人而已，为之虽工，其诗则卑且小矣。予执此以衡古人之诗之高下，亦以论今天下之为诗者。
余以为君之诗，君之为人也。取君诗而比之子建、渊明、李、杜、韩、苏、黄之美，则固有不逮者，而其清气逸韵，见胸中之高亮，而无世俗脂韦之概，则与古人近而于今人远矣。
夫诗之至善者，文与质备，道与艺合，心手之运，贯彻万物，而尽得乎人心之所欲出。若是者千载中数人而已。其余不能无偏，或偏于文焉，或偏于质焉。就二者而择之，愚诚短于识，以为所尚者，盖在此而不在彼。惟能知为人之重于为诗者，其诗重矣。
《梅湖诗集序》：（汪梅湖）
为人多技能，而尤长于诗，清韵悠邈，如轻霞薄云，蔽空映日，不必广博，而尘埃浊翳，无纤毫可入也。
《南园诗存序》：
君诗尤苍郁劲厚，得古人意。士立身如君，诚不待善诗之贵。然观其诗，亦足以信其人矣。
《望溪先生集外文序》：
先生立言必本义法，而文气高古深厚，非他人所能伪。
《方恪敏公诗后集序》：
„„而又秉受异姿，嗣增家学，作为诗歌，超轶闳肆，自进于古，盖以名臣而兼诗人之盛者也。公自少即以诗名，„„，其词多沈郁慷慨，固古人所云诗以穷而后工也者。然诗人之情词，因时而变异易，朝野穷达，各有所宜，岂必尽出于穷而后工哉？
鼐窃论国朝诗人，少时奔走四方，发言悲壮；晚遭恩遇，叙述温雅，其体不同者，莫如查他山。今公诗前后分集，颇同他山；其述情纪事，直达胸怀，自能兼包古诗变态，亦无愧于他山也。„„忠悃感奋之志，忧愍笃至之忱，举见词间，存诸后集，非第如他山纪恩扬美而已。论公诗至是，当以匹唐燕公、曲江之伦，故曰以名臣而兼诗人也。
《程绵庄文集序》：
孔子之道一而已！孔子没而门弟子各以性之所近，为师传之真，有舛异交争者矣。况后世不及孔子之门，而求遗言以自奋于圣绪坠绝之后者欤？其互相是非，固亦其理。然而天下之学，必有所宗。论继孔孟之统，后世君子必归于程、朱者，非朝廷之功令不敢违也，以程朱生平行己立身，固无愧于圣门，而其论说所阐发，上当于圣人之旨，下合乎天下之公心者，为大且多。使后贤果能笃信，遵而守之，为无病也。若其他欲与程朱立异者，纵于学者有所得焉，而亦不免贤智者之过。其下则肆为邪说，以自饰其不肖者而已。
《蒋澄川诗集序》：
君为人和雅温厚，其诗即似其人，而自颍州归后，出辞冲淡悠游，无不平之气，此尤为可贵，所以为懿士长者之风也。
《陶山四书义序》：
论文之高卑以才也，而不已其体。昔东汉人始作碑志之文，唐人始为赠送之序。其为体皆卑俗也，而韩退之为之，遂卓然为古人之盛。古之为诗者，长短以尽意，非有定也，而唐人为排偶，限以句之多寡。是其体使昔未有而创于今世，岂非可笑甚可嗤笑者哉，杜子美为之，乃通乎风骚，为诗人冠者，其才高也。 明时定以八股取士，而为八股之体。今世学古之士，谓其体卑而不足焉。吾则以谓此其才卑而见之谬也。使为经义者，能如唐应德、归甫熙之才，则其文即古文，足以必传于后世也，而何卑之有？故余平生不敢轻视经义之文，尝欲率天下为之。夫为之者多，而后能以经义为古文之才，出其间而名后世。使人率视为科举体，而无复为古文之志，则虽有其才而不能自振也。故贵有其才，又贵必有其识也。
《稼门集序》
天下所谓文者，皆人之言，书之纸上者尔。言何以有美恶，当乎理，切乎事者，言之美也。今世士之读书者，第求为文士，而古人有言曰：一为文士，则不足观。夫靡精神销日月以求为不足观之人，不亦惜乎！徒为文而无当乎理与事者，是为不足观之文尔。
吾乡汪稼门尚书，其生平不欲以言行分为二事。上承天子之命，有抚安众庶之绩；下立身行己，有清慎之修。其所孜孜而为者，君子之事也；津津而言者，君子之言也。故其诗与文，无鞶帨组绣之华，而有经理性情之实。士守其言，则为端士。历官者遇事，取其所记一一行之，如绳墨之可守。此岂可以文士论哉？
„„若尚书之集，其文则诸子略之儒家言也，其诗则通乎古三百之谊者，此当为刘向、班固之徒所取已。
„„而窃以为古今所贵乎有文章者，在乎当理切事，而不在乎华辞，尚书得之矣！
《复曹云路书》：
数十年来，士不说学，衣冠之徒，诵习圣人之文辞，衷乃泛然不求其义，相聚集首帖耳，侈口僔杳，乃逸乃谚，闻耆耈长者考论经义，欲掩耳而走者皆是也。风俗日颓，欣耻益非其所，而放僻靡不为。使士服习于经师之说，道古昔、承家法以系其心，虽不能逮前古人才之美，其必有以贤于今日之滥矣。
夫圣人之经，如日月星之悬在人上，苟有蔽焉则已，苟无蔽而见而言之，其当否必有以信于人。见之者众，不可以私意狥也。故窃以为说经当一无所徇。程、朱之所以可贵者，谓其言之精且大而得圣人之意多也，非吾徇之也。
鼐又闻之：“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出辞气不能远鄙，则曾子戒之。况于说圣经以教学者、遗后世而杂以鄙言乎？当唐之世，僧徒不通于文，乃书其师语以俚俗，谓之语录。宋世儒者弟子，盖过而效之。然以弟子记先师，惧失其真，犹有取之也。明世自著书者，乃亦效其辞，此何取哉？愿先生凡辞之近如语录者，尽易之使成文则善矣。
《复鲁絜非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