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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

发布时间：2020-02-10 01:04:39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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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

西方人本主义的哲学家马斯洛的“自我实现”哲学在西方曾经很流行。

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但每个人的追求在层次上有所不同。有的人眼光比较高远，也有的人眼光十分短浅。

王国维曾举过一个例子，他说苍蝇有千百双眼睛，咫尺之内视力要比人敏锐得多，可是更远的距离就看不清楚了。因为它的视力就只在这一点点的地方。其实这也就是庄子所说的小知与大知的区别。

西方哲学家马斯洛所提出的“自我实现”之说，也曾把人生的需求和对人生的理解，分别为几个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当然是生存的需求。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不管你要做什么事情首先必须穿衣吃饭，维持你自己的生存。这是一个人生而有之的最基本的需求。当你有饭吃了，有衣穿了，你还需要什么？你还需要安全，需要保证不受外来的危害。当这两项需求都满足了之后呢？你还会产生一种归属的需求。就是说，在这个社会之中，你是归属于哪一个群体的，你要找到你自己的一个位置。近年来国外产生了所谓“寻根热”，那就是来源于人类这种归属的需求。此外呢？你还会产生自尊的需求、爱的需求……一直到最高层次的“自我实现”的需求。任何人都不是生下来就有“自我实现”之需求的，从维持生存到自我实现，这里边有一个渐进和提升的过程，过程快慢因人而异。并且，对“自我实现”需求的强烈程度也因人而异，有的人这一需求十分强烈，强烈到盖过了其他一切需求；有的人则并不十分强烈，因为他已经被那些低层次的需求拖累住了。

马斯洛在谈到“自我实现”时还特别提到一种现象，叫做“约拿情结”。约拿是《圣经》上的一个人名。《圣经》的《旧约》中有一篇就叫做《约拿记》。

“约拿情结”的意思是，你已经看到了那个最高的境界，可是你没有勇气，不敢去追求。你作茧自缚，被那些低层次的需求限制住了，所以你就无法达到那个“自我实现”的最高境界。（成长的恐惧。它来源于心理动力学理论上的一个假设：人不仅害怕失败，也害怕成功。逃避成长，拒绝承担伟大的使命。）

其实，关于“自我实现”这种境界，中国古代的儒家也有类似的说法。他们说，“仁者不忧”；又说，“朝闻道夕死可矣”。

陶渊明的诗从表面上看起来很简单很朴实，实际上却很复杂很难讲。一个人从低层次的需求发展到高层次的需求，有一个渐进的过程。陶渊明的诗，就正好反映了他达到“自我实现”之境界所经历过的那一个复杂的、艰难的、曲折的过程。

北宋诗人苏东坡曾经说陶渊明的诗“质而实绮，癯qú而实腴”。质，是质朴；绮，是华美。癯，本来是瘦，引申为单薄、简单；腴，本来是肥胖，引申为丰富。这句话的意思是：陶诗外表上很质朴，实际上很华美；外表上很简单，实际上很丰富。

元代诗人元遗山称赞陶渊明说：“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

太康诗人潘岳《闲居赋》，给人清高澹泊的印象。可他本人却热衷于追逐功名利禄，这个人虽然在诗坛享有一定的名气，但他的诗始终达不到更高境界。因为《易经》上说“修辞立其诚”，潘岳所写的既不是自己的真心话，怎么能写出好作品来呢？

还有一个更典型的作者是南北朝的庾信。庾信羁留异国，不得不替异族做事，而且他对自己国家的灭亡是应该负一部分责任的。因为他曾得到朝廷信任，为国家带兵打仗，可是当侯景大军来到面前时，他就望而生畏，弃军而逃。这个人，在品行上是有缺欠的，然而他的诗却写得很好。为什么呢？因为他终生都在为自己的过错而痛苦。他能够面对自己的过错，不逃避，不掩饰，更不像潘岳那样自鸣清高。

陶渊明的诗就从来没有过一点儿虚假的感情。苏东坡称赞他“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隐之为高，古今贤之，贵其真也”。这种作风，就叫做“任真”。就是说，不管做什么事情，全都任凭自己的真心去表现。

陶渊明为什么去做彭泽县的县令？他自己曾坦率地对人说：“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弦歌”在这里指的是做县官。他说自己想找一个小小的县做个县官，为的是存点儿钱置些房地产来度日谋生。这就是他的“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然而他这彭泽县令只做了八十几天，还没等到公田收获就辞官不做了。这又是为了什么？要知道，做官并不容易，如果你不肯贪赃枉法，不会苟且逢迎，那么你在官场里混实在就是受罪了。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的序中说自己“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他说，勉强改变自己的本性去适应官场生活实在比挨冻受饿还要痛苦，两相比较起来，我宁可去挨冻受饿。你看，他在辞官退隐的时候也没有标榜自己如何清高，只说这是为了适应自己的本性，这就是他的“欲隐则隐，不以隐之为高”。

《饮酒诗》中的一首：

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

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

厉响思清远，来去何依依。

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

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

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

“栖栖”出于《论语•宪问》的“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意思是，孔丘这个人为什么如此惶惶不定呢？“栖栖”，形容一种来往追寻、不能安定下来的样子。

我们如果想要了解“栖栖失群鸟”这个形象，首先必须了解陶渊明为什么要写这一组《饮酒诗》。在写这一组诗的时候，陶渊明已经归田躬耕，可是忽然有一天人家送酒来给他喝，并且劝他再次出去做官。正是由于这件事情引起了他的许多反思。

在这组诗的最后一首诗中他还曾直接提到孔子：“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鲁中叟”，指的就是孔子。“汲汲”，是匆忙营求的样子，事实上也正是前边那个“栖栖”。孔子总是那样来往奔波，总是那样惶惶不定，他在营求什么？原来，社会有那么多缺点和弊病，就好像裂了许多口子一样，他是想把它们弥补缝合起来。这就是孔子之所以“汲汲”、“栖栖”的缘故。他要挽救人间的堕落和败坏，恢复整个社会的淳朴自然。

这只鸟如此奔波不安，如此往来不定，它所追求的是什么？我们刚才引过的西方哲学家马斯洛说人都有一个归属的需求，在社会上要有自己所属的一个群体。

可是如果有一天，这个世界变得举世皆浊，众人皆醉，而只有你是清醒的，那时候会怎样？那时候你就“失群”了。陶渊明从什么时候失群的：他所追求的到底是什么？

乐趣：

“好读书，不求甚解” “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这也是田园生活中的一种乐趣。古人在秋天粮食收获之后自己酿酒，到春夏之时酒就酿好了。据说有一次陶渊明自己把酒中的渣滓过滤掉，一时找不到过滤的用具，就把头巾摘下来用，用过之后依然戴在头上。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实在是一件愉快的事。《圣经》中说：“该走的路我已经走过了，该守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饮酒》，陶渊明说，“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什么叫“真意”?那是诗人在这一片美丽的黄昏景色之中体会到的一份宇宙和人生的真谛。所谓“辨”是分辨。他说，我虽然很想把我自己的这一份体会弄清楚、说明白，但那实在并不是语言所能够传达的。他仅仅在写归田之乐吗?显然并非如此简单。

现在，让我们还回到《饮酒诗》序文中的“闲居寡欢”。既然陶渊明写了田园生活中的那么多乐趣，为什么他在“闲居”时反而“寡欢”?那就是因为，诗人在精神上是孤独的，他所达到的那种人生境界别人都没有达到。

陶渊明在邻居中找不到求仲、羊仲那样的知心朋友，家中也没有理解丈夫的妻子。他的妻儿埋怨他，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肯出去做官，以致让家里人和他一起过这种劳苦饥寒的日子。在这种情况下，他怎能不产生孤独寂寞的感情?在陶渊明归田以后生活很穷苦，甚至写过一首题为《乞食》的诗。

陶渊明所喜欢使用的形象，一个是鸟，一个是松，一个是菊。

在使用松和菊两个形象时，他的取义往往比较单纯，松总是象征着坚贞，菊总是象征着贞秀；但在写鸟的时候，他的取义就往往比较复杂。比如，在我们讲的这首《饮酒》诗中，他写的是一只失群的鸟；在《归园田居》里他还写过“羁鸟”，就是被人抓去养在笼子里的鸟，他说那鸟永远怀念它旧日所居的山林。这些鸟的形象所表现的是什么意思呢?这就要联系到陶渊明的身世经历了。

陶渊明的曾祖是东晋大司马陶侃，曾平定过军阀叛乱。他是出身于一个仕宦的家庭。但古人一般是由嫡长子继承爵位，而陶渊明虽然是陶侃的后人，却是旁支的子孙，他的这个支系到了他这一代就没落下来。他的父亲很早就死去，所以他少年的时候生活十分贫苦。

中国古人有一个观念，认为百工各有自己的专职，而“士”的专职是以天下为己任。读书人做官是为了完成自己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并不是为了赚钱。但孟子却提出了新的说法，他说：“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做官本来应该是实现理想的手段而不是挣钱的职业，但有的时候却也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挣钱的职业。什么时候允许你这样做呢？那就是在你“亲老家贫”的时候，可以允许你为了得到一些俸禄孝养年老的父母而出来做官。

陶渊明的第一次出仕就是为此缘故。史书上说他“以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可是过了不久，他就“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陶渊明忍受不了官场的虚伪，所以就辞官不干了。史书上记载，说他此后又出来做过镇军参军和建威参军。“参军”，是将军手下参谋军务的官职。

陶渊明的第一次“出为州祭酒”固然是为了“亲老家贫”，但他后来的几次出仕就不仅仅是为贫了，他很可能有过他的政治理想。

他写过一首《咏荆轲》，赞美荆轲说：“其人久已没，千载有余情。”他说，荆轲虽然死了，但他在强大的敌人面前的那种反抗精神是永存的。如果命运真的给他一个机会，他又何尝不想有所作为？

可是有谁能够理解他?有谁能够帮助他实现那些理想和志意？

他几次出来做官，未必不是试图寻求实现他的理想，可是他每次出来都是过了不久就回去了。他一踏入官场马上就觉得不对，不但看不到实现理想的道路，而且看到的都是贪赃枉法和以权谋私。所以他才要退出这肮脏的官场，才写了“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写了“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

现在我们就回过头来接着看《饮酒》诗的“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

“日暮”，本来应该是鸟儿归林的时候了，然而这只失群之鸟却还没有找到一个栖身之处。这使我们联想到：没有一个人是生下来就能够达到“自我实现”的，这其中必然要经历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之中可能会有很多的徘徊、彷徨、悲哀和失望。

“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他说这只失群鸟还不只是徘徊了一夜而已，它是夜夜都在徘徊，而且叫声一夜比一夜更悲哀。到底应该怎样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是依附于桓玄？还是刘裕？还是刘牢之？他们都不是与我志同道合的人！

“厉响思清远，来去何依依”的“厉响”，那是一种带着多么激烈感情的高亢的叫声。从鸟的声音可以听出来，它是在向往一个理想的地方，一个真正清白的所在。而且，它是怀着一种很强烈的归向依恋的感情去寻求这个所在的。

接下来诗人说：“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 “松树”，代表能够忍耐严寒风雪打击的一种力量；而“孤生松”，则更代表着非同一般的胆气。这只鸟，它经过如此疲劳艰难的飞翔之后终于选定了这松树作为托身之所。它从高高的空中敛起翅膀径直向这棵松树落下来，愿意把自己的整个生命交托给这棵松树，今后无论需要付出多么高的代价也不会再离开它。

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

陶渊明所选择的是什么？这棵松树所代表的是什么？当然我们可以说它代表田园躬耕归隐的生活。但这是一个太现实的说法，并不能准确地概括陶渊明的选择。事实上，这是他在精神上所找到的一个能够安身立命的所在，有了这个所在之后，他就再也不徘徊，再也不彷徨了。

陶渊明的几次出仕：第一次是起为州祭酒，那是因为母老家贫而出仕的。但后来他又曾做过镇军参军和建威参军，还有一度经为桓玄出使建康。我以为，这几次出仕他都是怀有某种理想的。刘裕和桓玄虽然最终都做了叛逆的事，但从当时的情况看，桓玄要平定孙恩的叛乱，刘裕要讨平桓玄的叛乱，毕竟还是一种忠义的表现。所以陶渊明当时为他们做事，也许是希望借此机会为国家的安定太平尽上自己的一份力量。可是，桓玄和刘裕的所作所为很快就让他失望了。他一接触到那个黑暗腐败的官场环境，马上就意识到他个人对此是无能为力的，所以他有一度就躬耕归田了。

可是他最后又有一次出仕，大家都知道，那就是他做了彭泽县的县令。这一次，他又是为贫而仕。关于这一次出仕的原因，我们可以看他的《归去来兮辞》的序文：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瓴无储粟。”

他说：“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因为当时有很多战事，他不愿意到太远的地方去做官。彭泽县离他的家很近，县里边有公田，公田的收获还可以酿点儿酒喝，所以他就要求做了彭泽县令。你看，陶渊明说得多么坦白！他对官场早已失望，知道那不是可以实现理想的地方，所以这一次出仕，只是想做上一年的官，存一点儿钱，秋天粮食收获的时候再酿一点儿酒，就辞官不做了。可是事实上他并没有做满一年，只做了八十多天就辞官而去。为了什么原因呢？他自己的解释是：“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因为他的妹妹在武昌死去了，他要去为她料理丧事，所以才辞官的。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

《宋书•陶潜传》上说，是因为“郡遣督邮至县”——上边派了一个督邮到县里来视察。在中国官场中，上边派人下来视察，并不检查你真正的政绩，只要你请他吃饭喝酒，送给他红包，他就在上司面前说你的好话；如果你没有把他打点好，他到上边就不知会给你打出什么小报告，让你倒楣。这种小人本来是君子所不齿的，可是按规矩，县令应该“束带见之”，就是说，必须穿上官服，很恭敬地去拜见他。于是陶渊明就说了他那句很有名的话：“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就“解印绶去职”。所谓“五斗米”，并不是说当时县官的俸禄只有五斗米，他的意思是：我不能为了吃一碗饭而向贪赃枉法的小人卑躬屈膝!试想，如果你明明知道这个人品质卑下，劣迹昭彰，但在官场中他是你的上级，你必须事事服从他的指挥，这是一种什么滋味?陶渊明认为这种事情是无法忍受的，所以马上就辞官不做了。

像陶渊明这样的作法是否过分消极了？我以为，有些事情不能够一概而论。

我曾提到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的理论，这位西方哲学家还曾经把“自我实现”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超越型”的自我实现，另一种是“健康型”的自我实现。

“超越型”的自我实现是脱离社会的，而“健康型”的自我实现是不脱离社会的。其实我国古人有的对这两种“自我实现”境界也早已有所认识，只不过他们没有发明“自我实现”这个名词而已。

在中国古代有所谓“圣者”，可以说，“圣者”就是达到了“自我实现”境界的人。孟子曾经说，商周之际的伯夷是“圣之清者”，夏商之际的伊尹是“圣之任者”。因为，伊尹不管君主是商汤还是夏桀，只要对老百姓有好处，谁用他，就为谁做事，他是把完成自己与完成社会结合在一起的。而伯夷宁可饿死首阳，也不肯为周武王做事，他的自我完成是脱离了社会的。如果说伊尹属于“健康型”的自我实现，那么伯夷就属于“超越型”的自我实现了。

佛教讲究“证果”，那实际上也是一种自我实现。佛教的证果也有两种，有的人证“阿罗汉果”，有的人证“菩提果”。“阿罗汉果”属于“超越型”的自我实现，因为证果之后就完成了自己，不再转入“轮回”了。“诸佛菩提果”则属于“健康型”的自我实现，因为证诸佛菩提果的人，他的志愿是“觉有情”，就是使有情之人都能得到觉悟。为什么是“有情之人”？因为，只有有情之人才更深刻地认识人生的痛苦，才迫切地需要得到觉悟和解脱；也只有有情之人才有敏锐的心灵和感受，才有觉悟的灵性。由此可见，证“诸佛菩提果”的人，他自己的完成总是和社会、众生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地藏王菩萨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又说“我不度众生誓不成佛”。

刚才我是通过儒家和佛教的例子来说明“自我实现”的不同类型，也许说得还不是很明白。现在我再举一个更通俗一些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杜甫说，“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你看那地上的蚂蚁，一天到晚只知道往自己的洞穴里拖食物。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喜欢蹲在地上看蚂蚁打架，它们分成两队，像在真的战场上一样，打得死伤狼藉，打架的原因可能是为了争夺一些食物。一般人的生活也与此相似，他们只知道物利的争逐，就像那些在地下爬行的蚂蚁一样。

当然了，在前面我也说过，穿衣吃饭是一个人最基本的需求。陶渊明也说过“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人生总归有常道，而衣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首要条件，怎么能衣食都不经营而还要想安乐呢？）(《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如果你没有饭吃，没有衣穿，饿都饿死了，还讲什么“道”？这本来是不错的。可是，人家陶渊明不是还说过“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余”(《饮酒》)吗？你一天能吃几碗饭？何必贪心无厌，甚至出卖自己的身体和灵魂去换取那些你实际上并不需要的东西？好，现在就有那么一些有觉悟的人明白了这一层道理，因此他们不再像大多数人那样在地下爬行，而是展翅飞起来了。

其实，庄子在《逍遥游)里所写的鲲鹏就是这样一个比喻。他说北海有一条大鱼，其名为鲲，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鲲化为鹏之后，就离开它原来所在的北海，飞向更远的南海。

那么，这少数有觉悟的人飞起来之后呢？我以为，飞起来之后他们还可以再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自命清高——你们看我多么不凡，你们都在我的脚下，都是肮脏龌龊的；第二种是所谓“和而不流”——我仍然跟大家一样生活，只不过我有我自己的操守，绝不会随波逐流或同流合污；第三种人是最高尚的——我自己虽然飞起来了，可是怎么能看着大多数人依然过那种爬行的生活？我要回到地面上尽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人也飞起来。这最后一种也就是佛家所说的“菩提果”，或者是西方所说的“健康型”的、不脱离社会的自我实现。

话虽然如此说，但做起来很难，因为人是没有办法脱离自己所处的时代的。尽管你不自命清高，也不只顾洁身自好，尽管你也想落下地来教会大家一起飞，可是时代允许你吗?很可能你刚刚落下来，还没有教别人飞呢，自己就先被踩死了。所以说，发愿由人，而这愿望能否完成就不尽由人。在不如意的情况下你怎么办？由此就有了勇于进和勇于退的两类人，而陶渊明在本性上就属于勇于退者。由于时代的限制，他断然选择了退隐的道路。然而当他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之后，那没有完成的志意毕竟是一种遗憾，所以他才说“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杂诗》)（气候变化了，因此领悟到季节也变了，睡不着觉，才了解到夜是如此之长），才说“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时光飞快流逝，我空有壮志却不能得到伸展)。因此我以为，我们了解陶渊明，必须从这样几个层次来全面地了解，而不是片面地只看他消极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