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挽歌辞

论陶渊明拟挽歌辞

2014级 史晨霞

庄子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生死命题也是文学作品中永恒的主题之一。这种哀叹人生短促的声音，已经成为诗歌中相当强烈的呼唤。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魏晋时期。魏晋之际，社会纷乱，战争频仍，变故迭起。不仅广大劳动人民惨遭荼毒，文人也多不能幸免。“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

在乱世之中更易让人感到生命的脆弱和人世的无常。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就是全身避祸的隐逸思想的流行和生死问题探讨的兴盛；反映到文学中，则充满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感伤情调。王瑶先生曾说：“我们念魏晋人的诗，感到最普遍，最深刻，最激动人心的，便是那诗中充满了时光飘忽和人生短促的思想和情感。”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短歌行》）、“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阮瑀《七哀诗》）、“天地无期竟，民生甚局促。”（刘桢《诗》）、“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徐干《室思诗》）、“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阮籍《咏怀诗》）等等，都慨叹了人生的短促，死亡的难免，但诗中少有对死亡的理性思考。直到陶渊明《拟挽歌辞》三首出现，才突破历代诗歌对生命感性的歌咏，将对死亡的思考上升到哲学的高度。

挽歌诗，从题材本源上看，本是送葬时挽柩者所唱的丧歌，后固定为丧葬礼仪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一般是对死者生平的追述，曲调忧伤，但内容较空洞，“主声不主文”（任二北《唐声诗》）。挽歌的起源很早，可追溯到春秋时代。春秋时代已有“虞殡”、“绋讴”（注：《左传》“哀公十一年”条：“将战，公孙夏命其徒歌虞殡。”杜预注：“虞殡，送葬歌曲，示必死。”《庄子》：“绋讴所生，必于斥苦。”《世说新语・任诞》刘孝标注引。今本《庄子》中无此语。）。到汉末为止，挽歌已成为皇家丧礼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挽歌发展到魏晋时期，产生了一种新的诗歌题材———挽歌诗。挽歌诗内容上已经脱离原有以曲调为主的形式，转而开始注重文辞。最初的挽歌诗以文人们歌咏丧葬为内容，多描写出殡埋葬过程，慨叹人死不能复生，亲友的哀叹。有的则以丧主口吻描写死后在墓中感受，诗的基调悲凉。魏晋文人“通过挽歌这种特殊的歌曲，使那个时代的人们对生死问题的困惑和悲哀得到了充分的表现”魏晋文人以挽歌诗的样式介入挽歌的创作，一变葬礼挽歌以声为主的特点，而强调文辞的作用，从而使这一题材突破礼仪的范围，从实用走向抒情，造成了文人挽歌与葬礼挽歌分流平行的局面。此时期的挽歌诗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泛咏，即咏挽的对象是不确定的，死者的身份是模糊的。魏晋挽歌诗往往以死者口吻来自述，但在描写上很少触及到私人情况，文人通过挽歌这种题材想要抒发的是人对死亡所具有的普遍感受和体验，因而往往也带有自挽的性质，这也是挽歌诗的创作动机。第二个特征是三首连章体。魏晋文人挽歌多为三首连章体，这些连章体之间，内容相关联，场景相衔接，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三首连章体是一种叙述性很强的形式，但由于在丧礼过程的铺叙中，各种感怀得以穿插其间，重沓往复，因而富有浓厚的抒情色彩。现存资料中最早创作挽歌诗的是魏晋时期的缪袭的《挽歌》。其后西晋初年的傅玄、陆机也作有《挽歌诗》，缪袭和傅玄的诗都比较简短，内容较简单，大意都是从时日的不可挽留慨叹人生无常，人面对死亡时的无奈和悲哀。陆机的《挽歌诗》三首篇幅较长，内容上夹着生者追挽和死者自哀两种内容，则较前者更进一步。一直到陶渊明《拟挽歌辞》三首出现，才使挽歌诗的发展达到高峰。

《拟挽歌辞》是陶渊明拟汉乐府旧题所作的三首五言诗，颇受历代学者推崇。李泽厚赞叹它为：“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像这样动人地吟咏人生之死的诗，差不多可以说绝无仅有。这里有一种深刻的悲哀，但又是一种大彻大悟的哀伤。它以一种极为冷静的眼光去看人生的死。”其写作时间历史上有多种说法：近人逯钦立先生在《陶渊明诗文系年》中将《拟挽歌辞》列为陶渊明五十一岁作品（逯氏认为陶卒于元嘉四年丁卯，时六十三岁），理由是三首其一“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之句与《与子俨等疏》中“天地赋命，生必有死”的句式口气如出一辙，故二者当作于同年。且陶潜“年在中身，疢维痁疾”（颜延之《靖节先生诔》），感叹死亡将至而作挽歌辞在情理之中。陶渊明四十六岁……渊明在家闲居。《拟挽歌辞》三首约作于是年。《文选》卷二十八有缪熙伯（袭）《挽歌诗》一首五言，陆士衡（机）《挽歌诗》三首五言，渊明此三诗当系拟缪、陆等人之作。缪诗曰：“造化虽神明，安能复存我。”从死者方面立言。陆诗其二曰：“人往有反岁，我行无归年。昔居四民宅，今托万鬼邻。昔为七尺躯，今成灰与尘。”亦从死者方面立言。盖魏晋文人有自挽之习，且非必临终所作也。陆机仓促间死于军中，而诗言送殡盛况，显非临终所可想象者。渊明《拟挽歌辞》其一曰：“娇儿索父啼”，其幼子佟盖生于渊明四十六岁前后。《和郭主簿》：“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本《汇考》系于四十五岁下，然则《拟挽歌辞》系于四十六岁下出入不致太大。旧注及各家所撰年谱系皆此三诗于临终前，恐不妥。又，细玩《拟挽歌辞》，诙谐达观，想象死后情形，绘声绘色，语带讥讽，《自祭文》回顾一生之艰难，于死后情形反觉茫然；“人生实难，死如之何”。二者显然不是同一时间同一心境下所作。《自祭文》乃逝世前不久所作，《拟挽歌辞》系壮年所作。”而另有学者认为此三首诗为其临终前的绝笔。“四二七年（文帝元嘉四年）五六岁，九月卒。作《挽歌诗》三首————诗云，“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与《自祭文》“律中无射”合，可见是属纩时作，时年五十六。”（“律中无射”指九月。古人制长短不同的十二律管，以定乐器清浊高低。古人通常以十二律配一年的十二月，无射恰与九月相当）。各种说法莫衷一是，但笔者倾向逯钦立先生在《陶渊明诗文系年》中对此诗时间上的推断，即此诗应该为作者在大病之后，至少认为自己即将死去时写作的，诗中体现了作者面对死亡的达观思想和镇静态度。陶诗的一大特点，即是多“赋”笔，少用比、兴。故语虽浅近而涵义深远，虽语出平淡但实有至理，看似不讲求写作技巧而更得自然之趣。苏轼对此总结为“癯而实腴”。

这三首诗全部是作者假想之辞。作者或设想自己死后情况和心情，或以第三者眼光观察死后的自己和周围的人事，而自身这一主体反而客观化了，构思非常精巧。第一首开宗明义，直接谈到生与死。“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人有生则必有死，且无所谓长短寿夭，早终亦非短命。这是贯穿全诗的主旨，也是作者生死观的具体体现。接着，作者勾勒出人由死到生的全过程，人死后灵魂已散，只剩下躯体留存于棺木之中。儿啼友哭，而我一断气，一切了无所知，身后荣辱之事，自然也就不必计较了。最后两句也道出自己的唯一遗憾，就是“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这两句诙谐中透着旷达，它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世说新语・任诞》中所记载的西晋张翰（季鹰）名言：“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一个恨生前饮酒不足，一个愿即时努力饮酒，语句虽有出入，但对“生前酒”与“身后名”的取舍是一致的，都是慨叹死后不能饮酒。从这些诗句来看，他们都是用酒这一实在物来映衬死后的空虚，把能饮酒视为生命存在的一个体现。第一首以酒作结，第二首便从酒入笔，而诗意却由入殓写到受奠。一反上首的诙谐旷达，字里行间透出几许悲哀。昔日饮不得足的美酒今日已成墓前摆设。亲友们哭泣在我的身旁。自己想说说不出来，想看眼睛看不见。往日安寝高堂，今日只能独眠荒冢。一朝出门而宿于荒草之中，便永归于黑暗之中了。第三首由前面的受奠转而写到出殡，尤其重写在埋葬后独处荒郊的孤独寂寞。这首应该是三诗中艺术成就最高的，故萧统《文选》只选了这一首。这首写的是出殡下葬的过程。前两首写死者的感受，而这一首则突出写了送葬人。诗开始描写了墓地的环境：“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茫茫”、“萧萧”构出一片萧条和荒凉。在严寒的九月，送葬的人们来到荒凉无人的郊外，马在嘶鸣，风在呜咽。当幽深的墓门一旦关闭，纵使千年也难再开启。无论贤士达人，也抵挡不了有生必有死的自然规律。刚才送葬的人，一俟棺木入土，幽室永闭，便纷纷离去，家人亲戚或许还有悲哀，而别人早已忘却哀伤，继续自己的快乐去了。死亡本来就是平常事，就让我的躯体托付给大自然，同青山一起永存吧。这三首诗并非独立成章，而是相互关联，用顶针续麻的手法，联章叠咏，把丧礼整个过程分为收殓、祭奠、出殡、送葬、入棺等场景，分入三章，前后衔接，首尾相联。诗中一边叙述丧礼进程，一边想像每个场面中的情景以及死者的状态和反应，并抒发感慨，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情节。从主题上，三点相连，构成一个统一的主题，极好体现陶渊明的生死观。

陈寅恪先生将陶渊明的生平思想概括为“外儒而内道，舍释迦而宗天师”的“新自然说”，而其主旨是“委运任化”四字与《拟挽歌辞》中所体现的陶令死亡观相契合。

陶渊明处世率真自然，对人人必然会面临的死亡问题，他更是泰然处之（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生死乃人生之必然，不必为死亡的到来而忧虑，也不必为死后的未知而困惑。与其埋怨命运的不公，对生死感伤愁叹，倒不如排除忧虑，听任自然，委运任化。《拟挽歌辞》明确提出人死后灵魂不复存在（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这正体现了老庄的旷达态度。就死亡而言，他强调人死后“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千秋万岁後，谁知荣与辱。”这可以看作是陶渊明对佛教的“灵魂”、“来世”的否定。否定了“来世”，陶渊明的重点放在“生”上。《拟挽歌辞》中诗人写到酒，作者将死之时还有不能释怀之事，就是未能尽饮酒之欢。“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昔在无酒饮，今但湛空觞。春醪生浮蚁，何时更能尝。”陶渊明诗篇多多涉酒，对酒持有深厚的情谊，这相承于魏晋文人喜好饮酒的遗风。即使是功成名就的贤达，面对死亡也一样无可奈何，与其追逐名利，倒还不如畅饮杯中美酒，这才是人生最自然的状态。“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从大自然中来，又回到大自然中去，寄身于山川丘陵，与自然为一，物我同化，此乃自然之理，又有什么值得感叹的呢？既然人“化”是有“尽”的，“化”的尽头是“空无”，死亡意味着一切都归入空无，死后一切都空了、无了，什么都不再存在了，对人世间的事情还有什么看不开、解不脱的呢？所以诗人不相信死后的什么宗教安慰，更不期待什么彼岸世界，面对生命的“归尽”“化迁”“空无”，诗人的心态是平和的、坦然的，寄身于宇宙天地之间，纵身大自然之中，乐夫天命，乘化归尽，不喜不惧，“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形影神・神释》），这便是陶渊明面对生死的态度，也是他委运任化的生命哲学。

诗中诗人以平静的心态从死者角度对死后的情形进行审视，展现了人生的种种世态相，笔墨冷峻、率直、深刻。“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后其他人仍旧象以前一样照常生活，好像没有发生过什么事一样，该唱歌照旧唱歌，该欢笑照样欢笑，这就是人生，这便是生活，没有什么值得悲哀的。这种情景被诗人娓娓道来，没有过多渲染，也没有过多悲伤，态度是那样的冷静，那样坦然而安详，好像在抒写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这的确不同寻常。悟透生死、明了人情世故的诗人敢于正视死亡这一事实，敢于正视死后被人遗忘这一现实，他并不希图死后人们对他思念不已，不希望自己的死给活着的人带来长久的哀伤，他对活着的人充满了善意地理解。

陶渊明的生死观是豁达的，他认为有生就有死，死和生一样是自然之理，没有必要为生欢欣，为死伤悲。他以豁达、平静、自然的态度对待人的死亡，这实在可以称为人生智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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