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八大报刊八大事件

抗战时期八大报刊八大事件

《群众》周刊

　　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汉口创刊。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第一个机关刊物。它是一份全国性的党报，以巩固和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自己的使命。《群众》周刊的署名编辑兼发行人是潘梓年，实际负责人是许涤新，后为乔冠华。

　　设有“社论”、“短评”、“抗战言论”、“经济与民主”、“民众动员问题”、“文化与教育”、“国际”、“军事”、“宣言与来件”、“纪念日”、“通讯”、“访问记”、“读者问答”、“漫画”等栏目。抗战时期，该报及时分析抗日战争形势，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主张，评介抗战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发展趋势和和前途，反映人民的抗日要求，着重宣传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思想，驳斥亡国论和速胜论。坚定全国人民抗战的信心。建国后停刊，共出143期。

新华日报

　　《新华日报》是抗日战争时期乃至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发行的唯一党报。它筹备于南京，出版于武汉，后迁重庆。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最顽强的报纸，在战火迁移中从未中断过出版。

　　1937年，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中共与国民党当局商定，在南京公开发行中共党报《新华日报》。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正式在武汉创刊。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兼任董事长，社长潘梓年，总经理熊瑾汀，总编辑华岗。该报4开一大张。时值日寇侵华，半壁河山沦陷，国难当头，《新华日报》创刊词的中心内容就是抗日，宣称“本报愿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的战斗中作一个鼓动前进的号角。”主要内容是及时报道抗日战争的形势，报道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敌的战绩，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引导读者正确认识这场战争的性质。

晋察冀日报

　 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机关报，该报初名《抗敌报》，于1937年12月11日创刊于山西五台，1940年11月7日改为本名。它注重评论和典型报道，设有“社论”、“军区要闻”、“一周时事”、“国际风云”、“边区生活”等栏目，还有《海燕》、《老百姓》等副刊。

　　值得一提的是，在邓拓的倡议下，形成了“八头骡子办报”的“游击办报”方式和精神，充分发挥党报的鼓动和组织作用，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各种方针政策，指导了晋察冀边区的反扫荡斗争。1945年9月12日，迁至新解放的大城市张家口。成为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创办的第一份城市报纸。后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
　
 

解放日报

　　1941年5月16日，为适应形势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将《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出版的第一份大型中央机关报，是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出版的第一份铅印对开大型日报，也是抗战到解放战争初期革命影响最大的报纸。

　　初为4开中张2版，9月16日起扩充为对开4版。社址设在延河之滨的清凉山上。毛泽东为该报撰写了发刊词，指明：“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创刊初期，发表了大量西方通讯社和中央社的消息。《解放日报》的第一任社长是博古（秦邦宪），以后是廖承志。历任总编是杨松、陆定一、余光生。1947年3月27日终刊，共出2130期。

中央日报

　　是国民党内实力最雄厚的党报，于1928年2月在上海创刊，成为蒋介石集团的重要舆论工具。“七七”抗战爆发后，《中央日报》立刻采取应变措施，除留下一部分人继续坚持出版至南京沦陷外。另一部分人员携带器材分水陆两路向南、向西迁移。1938年1月10日，《中央日报》长沙版创刊，同年9月1日又创设了重庆版，至抗战胜利，《中央日报》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12家分社的庞大报团系统。

扫荡报

　　原名《扫荡日报》，中国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于1932年6月23日在江西南昌创办。它是国民党军事系统的中心，也是蒋介石的一个忠实宣传工具。其主题内容是向官兵阐扬、灌输蒋介石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匪”的反动主张。“九·一八”事变后，调整宣传中心，提出“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口号，并扩充设备、加强新闻报道，扩大发行量。1938年10月1日，部分人员入川筹组重庆版创刊。1950年7月7日终刊。

大公报

　　《大公报》1902年在天津创办。在它的百年历史中，抗战时期是其光辉的一页。在抗日战争时期，《大公报》积极进行爱国宣传，以文报国、以笔抗日，发表了大量旗帜鲜明的文章和社评，激发全国人民爱国热情，促进全国上下团结抗日。

　　在整个抗战时期，报社历尽艰辛，六迁其址，甚至有在防空洞出报的日子，但却没有在日寇占领区出过一张报纸，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坚定的抗战决心。为此，周恩来总理称赞“《大公报》是一份爱国、抗日的报纸”。1941年，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授予《大公报》该年度最佳新闻事业服务荣誉奖章。

救国时报

　　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创办、巴黎印刷发行的海外机关报。1935年创刊时名《救国报》，廖焕星、李立三先后任主编。以团结全民、抗日救国为宗旨，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目的，面向海外华侨和国内民众进行抗日宣传。发行43个国家及国内各地，销数达2万份，影响遍及国内外。它的广泛发行，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在国际上特别是在华侨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而且鼓舞了东北抗日联军坚持游击战争，推动了美洲和南洋各地救国会的建立。1939年10月停刊。

 八大事件
 
 新生事件

　　1935年5月，《新生》刊载《闲话皇帝》一文，泛论古今中外的君主制度，其中说到现阶段日本的天皇空有其名而无实权。日本驻沪总领事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和无理要求。国民党政府当即查封《新生》周刊社，判处主编杜重远徒刑一年零两个月。国民党中央还电令其各级党部及新闻出版界，加紧查禁抗日言论，取缔抗日运动。

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成立

　　在中国共产党和周恩来同志的直接关心下，以范长江为首的左翼新闻工作者决定组织一个永久性的团体，定名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简称“青记”），1937年11月8日，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在上海成立，这是中国记协的前身。

新闻工作者遭日机轰炸遇难

　　1938年10月22日，日军大举向武汉逼近，《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的潘美年等9名新闻工作者在沿长江向重庆撤退时在汉阳燕子窝遭日机轰炸遇难。

十报“联合版”事件

　　1939年5月3日和4日，日本侵略军对重庆市区进行了轰炸，一些报社的设备受到严重破坏，国民党当局趁机通知重庆十家大报暂时停刊，由《中央日报》牵头合组出版《重庆各报联合版》，10家报纸的负责人组成联合委员会，商定联合版由各报分组轮值编辑，消息主要采用中央社电讯稿，不发各报采访稿。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播

　　1940年12月30日，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座广播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始播音，呼号为XNCR。该台隶属于新华通讯社，稿件由新华社口播科编辑。这是当时抗日根据地新闻事业发展中的一个重大事件。这也成了人民广播事业诞生的纪念日。

《新华日报》关于“皖南事变”的“反检”壮举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亲自为《新华日报》撰写了题为《团结起来打敌人》的社论。《新华日报》也准备刊登一篇反映“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然而样稿报上去后，却被国民党新闻检查机构扣压。第二天《新华日报》便在检扣稿件留下的“天窗”上，刊登了周恩来题写的“为江南死难者致哀”的悼词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挽联，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

《解放日报》整风改版

　　抗日根据地新闻事业的整风改革是当时全党整风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改版。它登载了中共中央宣传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改版前，《解放日报》过量的刊登国际新闻，严重脱离了延安解放区的实际和群众生活的实际。改革后的版面，把抗日民主根据地新闻报道提到了首位。使《解放日报》能够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

　　1943年初，美、英、苏等盟国记者向重庆国民党当局提出要到延安等抗日根据地采访的要求。1944年5月18日“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启程访问延安。共有31人，成员有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纽约时报》、《时代》周刊、英国《泰晤士报》、路透社、苏联塔斯社、合众社、美联社、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的记者以及一些国统区大报记者和部分国民党官员。

（主要参考书目：方汉奇、李矗所著《中国新闻学之最》，特此感谢）
 
范长江:30年代我国新闻战线上一颗红星
 
毛泽东接见范长江

    被誉为30年代我国新闻战线上一颗红星的范长江，1937年2月，在杨虎城将军的公馆里，采访了他平生第一次遇到的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周恩来。
　　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全国震惊！《大公报》连续发表社论，声讨张、杨“罪行”。作为《大公报》战地记者的范长江，当时正在绥远前线的百灵庙采访，对事变感到十分困惑。不久，蒋介石又被释放，返回南京。为了弄清事变真相，长江写道：“本人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到西安去，一探中国政治之究竟。”

　　当时西北对外交通完全断绝，长江利用各种私人关系，冒险飞兰州。

　　他说服了甘肃省主席兼51军军长的于学忠，特拨给军用卡车一辆，还选派了数名全副武装卫士随车护送。此间，长江数次被绑架，险些丧了性命！

　　1937年2月2日傍晚，终于在乱军丛中，顶风冒雪，抵达西安。2月4日，在《大公报》西安分销处同仁的协助下，通过陕西省主席邓宝珊的介绍，范长江向着杨虎城将军的公馆走去。

　　周恩来同志在日理万机的繁忙中，热情地接待了这位来自绥远前线、冒着生命危险闯进西安，当时年仅27岁的《大公报》战地记者-范长江。

　　他紧紧握住这谈风锐利、有着浓厚传奇色彩的年轻人炽热的手，和蔼地说：“你在红军长征路上写的文章，我们沿途都看到了，红军干部对你的名字都很熟悉。”

　　恩来同志十分赞赏地接着说：“你和我们红军没有关系，我们很惊异你对我们行动的研究和分析。”

　　对周恩来的印象，范长江通讯中有如下记载；“四日午后经朋友介绍，我们在杨虎城公馆看到了周恩来先生，他有一双精神朴质的眼睛，黑而粗的须发，现在虽然已经剃得很光，他的皮肤中所藏浓黑的发根，还清晰地表露在外面。穿的灰布棉衣，士兵式的小皮带，脚缠绑腿，口音夹杂着长江流域各省的土音，如果照普通谈话的口音推断，很有点像江西人。”

　　两天后，长江在博古和罗瑞卿的陪同下，于2月9日抵达延安，作了闪电式的采访。

　　他对毛泽东的印象是，“许多人想像他不知是如何的怪杰，谁知他是书生一表，儒雅温和，走路像诸葛亮‘山人’的派头，而谈吐之持重与音调，又类村中学究，面目上没有特别‘毛’的地方，只是头发稍微长了一点。”

　　晚上，长江应邀到凤凰山毛泽东的窑洞里叙谈。在彻夜长谈中，毛主席反复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性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以及抗日战争战略等问题的见解和主张，使长江十年来苦苦探索和追求而又无法解答的中国前途问题，一夜之间，竟“豁然开朗”、“茅塞顿开”。

　　拂晓，无比兴奋的范长江表示决心留在陕北，进一步收集资料，写几本宣传共产党的大书。但毛泽东却指出：当前迫切的政治需要，不是写书，而是设法利用《大公报》在舆论上的重要地位，宣传我党目前最重要的政策，广泛动员全国民众，促成民族统一战线，以便进行对日抗战。因此，建议长江在决定中国命运有重大关联的国民党三中全会开幕之前赶回上海。

　　此时，已是2月10日，离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召开只有5天了。延安去上海，千里迢迢，万山阻隔，冰封雪盖，乱军充塞于途。长江义无反顾，日夜兼程，终于在14日午间离开西安，转郑州，飞抵上海。

　　2月16日-三中全会正式召开的当天，犹如平地风雷，一篇震惊朝野的《动荡中之西北大局》，在上海《大公报》的要闻版上出现了，它像突发的一股旋风，刮进了大会会场！此文不仅将被严密封锁的《西安事变》真相公诸于众，更反复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主张。

　　新闻封锁的大门既已被打破，长江乃废寝忘食，日以继夜地赶写通讯。上海《大公报》从2月17日起，连续刊登了他的《暂别了，绥远》，《宁夏进入记》，《陇东未走通》等约三万多字的长篇通讯。全国人民从这些通讯中，第一次看到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

　　毛主席对长江出色完成了党中央的嘱托，予以高度评价，3月29日亲笔致函赞扬说：“长江先生：那次很简慢你，对不住得很，你的文章我们都看过了，深致谢意。”

　　不久《陕北之行》发表。该文详细记述了苏区见闻、二万五千里长征，以及与毛泽东彻夜长谈的全部内容。当长江率领中外记者采访团风尘仆仆地从徐州突围负伤归来的时候，恩来同志以十分喜悦和关切的心情致函慰问：“长江先生：听到你饱载着前线上英勇的战息，并带着光荣的伤痕归来，不仅使人兴奋，而且使人感念。闻前线归来的记者正在聚会，特驰函致慰问于你，并请代致敬意于风尘仆仆的诸位记者。”

　　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时，长江泼墨挥毫，写下了“为中华民族之独立与自由而呼号”的题词。从此，长江结束了10年个人奋斗的历史。

　　1937年底，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指导下，长江与中国文化运动的先驱胡愈之等团结全国广大进步记者，组成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青记”正式成立于1938年3月31日。

　　1939年5月，在国民党戴笠特务机关严密监视下的重庆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里，由恩来同志介绍，经延安中共中央批准，长江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指定与恩来同志单线联系。自此，长江从一个民主主义的爱国主义者，进入了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行列。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代表团由重庆迁往南京，长江被恩来同志指名由华中解放区飞抵南京，任代表团新闻处处长，并担任中共对外发言人。此时，他不仅要经常发布代表团的各种宣言，还要接见频频来访的各界人士，向他们解释中共中央的政策和回答各种问题。长江日夜战斗在恩来同志的身边。

　　谈判破裂后，长江随恩来同志撤回延安。在胡宗南进攻延安前后，他主持了延安《解放日报》的工作。

　　转战陕北期间，长江带领新华总社及《解放日报》30多位同志，组成“陕北电台”，编入中央纵队第四大队，长江任大队长，紧随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在炮火纷飞的崇山峻岭，及时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传达党中央的声音。

中国报人范长江简介

    范长江是我国现当代新闻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他在30年代发表的《中国的西北角》等新闻作品，曾震撼全国上下，现在仍被视为经典之作。

    他还是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和杰出领导人，先后担任过新华社总编辑、人民日报社长等多种新闻界要职，为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1935年，年仅25岁的范长江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开始了西北采写的历程，历时10个月，行程万里，他的旅行见闻陆续见诸报端：通讯揭露了西北地区的弊政，描述了西北人民啼饥号寒的悲惨景象，并第一次透露了红军长征时的一些情况。不久，他的《中国西北角》一书出版，范长江充分地表达了他坚决的抗战热忱和对封建军阀、土豪劣绅的无比憎恨，也表达了他对劳苦大众苦难生活的深切同情和对国家前途的深切关注。

    1936年，政局动荡，战火频繁，长江穿行千里戈壁，深入内蒙西部，对日寇觊觎这一地区的实际情况作了考察。12月，西安事变爆发，他不顾个人安危，直扑事变中心，他对周恩来进行了采访。接着他又进入革命圣地延安，与毛泽东作了通宵达旦的畅谈，陕北之行使他“茅塞顿开，豁然开朗”。回到上海，他发表了震动朝野的系列报道，传播了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政策。

    范长江是第一个从白区进入延安，向全国报道红色区域情况的记者。

    他强烈的时代感、正义感，生动形象的描写，旁征博引妙趣横生的笔法，给后来者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作为新闻记者组织的领导人，范长江对新闻事业的整体发展有着较多的思考。他说，一份电报，一篇通讯，一篇评论，都时刻影响读者对于战争的态度，影响前方军心，影响后方民气。战时新闻工作的效力远比平时为大，他要求新闻记者有更健全的人格、更强的责任感和更高的报道水平。

    他指出，新闻记者要有健康高尚的人格，责己要格外严，要树立正气，培养良好的品质和作风。范长江经常结合当时的形势，联系社会风气以及新闻界的状况，提出有针对性地加强自我教育、培养高尚品质的具体要求。

    “青记”刚成立的时候，曾以6项具体要求作为会员的信条，即：努力自我修养，健全本身人格，巩固共同意志，促进新闻事业，维护大众利益，发扬民族精神。1939年春，“青记”又制定了记者公约，要求会员提高认识，共同遵守。1940年秋，范长江应邹韬奋之邀，写了《怎么做新闻记者》一文，再次阐述了自己的新闻观。他说，对于记者来说，首先应该有一个坚定的政治方向，否则就如航海的船没有了指南针；其次要有操守，既不为金钱、利益、美女诱惑，又不为诽谤、诬蔑、威胁所吓倒，要能坚持真理；第三是要有知识，不停地学习，既要博，又要精；此外还要是多面手，打字、摄影、译电、驾船、开车、骑马等样样都要会，还要至少会一门外语，会写各种文体的文章。正是在范长江的带动下，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成为一个有力的新闻记者的组织，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培养了一批干部。

美国记者“三S”：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
　　友人篇／史沫特莱、斯诺、斯特朗

　　顾问：毛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市委党史研究室

　　鸣谢：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记者刘尧

　　1938年，在中国抗日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三位美国记者（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来到武汉，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因他们的姓氏都以“S”开头，人们合称他们为“三S”。 
 
史沫特莱：一切为了中国伤兵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美国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1938年初，她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的身份结束了对朱德的访问，从延安赶往武汉。

　　在风陵渡过黄河时，史沫特莱遇到6名伤兵和1名军医。血迹斑斑的担架上，伤兵们穿着单衣，在寒风中呻吟；军医则是一身皮帽、皮靴、皮大衣。史沫特莱质问军医是否尽到了职责，军医不屑一顾，扔下伤兵自己登船过了黄河。

　　这件事让史沫特莱感到震惊，她发表在当年《武汉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写道：“废弃的仓库、学校和庙宇里，伤员们躺在破草席或者木板上。房屋肮脏、阴暗、潮湿，地板破烂不堪，顶棚和房椽上老鼠乱窜。成群的苍蝇在头上嗡嗡乱飞……”

　　这些报道发回英国后，引起了广泛同情与关注。这些惨痛景象也让史沫特莱临时“改行”，把为中国军队筹集医药当成她最重要的工作。

　　《武汉抗战史》记载，由于史沫特莱和中国红十字医疗队的努力，到1938年夏天，已有58个红十字医疗小分队活跃在各个战区。红十字会医疗队还在长沙创办了战时急救训练学校。

　　在武汉，史沫特莱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在宣传中国伤兵的英勇事迹和所处困境上，并积极为中国红十字会募捐。美、英大使馆、标准石油公司、国民党高级官员，都曾在她的动员下提供过捐助。

　　《充满激情永不妥协的斗士》一文中说，史沫特莱最成功的一次募捐是在一个午餐会上，她让当时的政部长宋子文捐出了1万元中国法币。还有一次，在当时行政院长孔祥熙的晚宴上，史沫特莱从他手里，拿到了一张捐给山西游击队的1万元支票。

　　1938年7月，中国青年记者协会在普海春餐厅（现武汉市物资局招待所），为欢迎中外记者赴战地采访归来举行茶话会。史沫特莱在会上介绍了八路军游击区的情况，提出在新闻报道和言论中，唤起社会注意，共同努力救护伤兵。

　　史沫特莱还用大量时间与美国、加拿大、英国联系，谋求这些国家财政、人力援助和海外物资援助。1938年3月，白求恩与柯棣华的医疗队来华，就是史沫特莱奔走呼吁的结果。

　　1938年10月，日军已到达武汉郊区时，史沫特莱和其中国秘书撤出武汉，随后驾驶一辆救护车，冒着敌机轰炸和封锁到敌后寻找新四军。车上装满了带给新四军的医药用品，其中绝大部分是由史沫特莱自费购买的。

　　《“三S”在武汉》一书记载，史沫特莱离开武汉前夕，再次拜访了周恩来。周恩来对她说：“您对中国革命的支援，是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唯其如此，我们永远难忘。”

　　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莱在伦敦病逝，终年58岁。次年5月6日，中国政府在北京为她举行了追悼大会和隆重的葬礼。她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一块大理石墓碑上用金字镌刻着朱德写的碑文：“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斯诺：在汉翻译《论持久战》

　　埃德加·斯诺，美国记者、作家。抗战爆发后，斯诺参加了北平的外国人援华社会团体，积极掩护和帮助中国的爱国者出逃，使他们免遭日军捕杀。

　　《中美人民友谊的使者》一文记载，“七七事变”后，斯诺曾受爱泼斯坦之托，帮助在北平治病的邓颖超脱离敌占区。1938年7月，斯诺第一次来到武汉，当他见到老朋友周恩来时，才知道当时帮助的是周恩来的夫人。

　　斯诺向周恩来介绍了一些外籍友好人士，计划在中国帮助中国政府建立工业合作社。周恩来听后表示赞成，并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武汉抗战史》记载，在斯诺等人的努力下，1938年7月，工业合作促进会在汉成立。“工合”后来成为抗战期间组织广泛、产品丰富的工业系统，为中国赢得抗战胜利作出了贡献。

　　来武汉后不久，斯诺在珞珈山采访了蒋介石，提出“假如汉口失陷了怎么办”的敏感问题。《“三S”在武汉》中记载，蒋介石同这位曾使他大伤脑筋（指斯诺大力宣传中共和红军）的记者握过手后，便用他那惯常的喉音说：“我到的地方，就是政府和院部的所在与抗战的中心，战争会进行下去，直至我们取得胜利。”

　　1938年6月，斯诺在香港协助宋庆龄创办“保卫中国同盟”，向国外报道抗战的真实消息，募集财物和医药用品，然后运送到各抗日根据地。

　　当时，国民政府军队节节败退，国内外对中国的抗战前途弥漫着种种悲观论调。此时，斯诺和爱泼斯坦一起在武汉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翻译成英文向全世界传播，引起了强烈反响，为世界人民进一步支援中国抗战打下了基础。

　　1971年11月，斯诺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回到日内瓦后，胰腺癌病情恶化，被当地医院判了“死刑”。周恩来得知此事，急电援阿尔及利亚的医疗队，抽出精兵强将转赴日内瓦。1972年2月，斯诺在瑞士日内瓦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去世，3名来自武汉的医疗专家陪伴他走完了生命的最后几个月。

　　现年63岁的丁素琴，当时是中国援阿医疗队的麻醉师。她回忆说：“我和张锦坤（原协和医院副院长、癌症专家）、卜秀莲（原武汉儿童医院护士长）见到斯诺时，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很差了，不过精神很好，常在房间里走动，和我们有说有笑。”

　　曾有史料记载，斯诺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热爱中国”，丁素琴否认了这一说法。她说：“斯诺临终前已经不能说话了，不过之前他在和我们谈话时，多次提到对中国有很深的感情。” 
 

斯特朗：向世界介绍中国抗战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美国记者、作家。1937年12月，斯特朗来到武汉，这一年她52岁。

　　当时的武汉，在斯特朗笔下是“一片混乱的人间悲惨局面”：千千万万的人为了躲避日本人而逃难，堵塞了公路、水路和铁路；城里满街都是难民，他们到处寻找食物、住处和失去的亲人。

　　《武汉抗战史》记载，1938年1月2日，斯特朗参加了中国妇女团体联合会在武汉召开的国际妇女茶话会，她以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失败的实例，批评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片面抗战，而对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民抗战的正确主张大加赞扬。

　　1月25日，斯特朗应中国国民外交协会邀请，在广播电台以“马德里是怎样保卫的”为题，发表了慷慨激昂而富有战斗性的演说，鼓动中国军民奋起反击日军进攻。

　　除了利用新闻渠道宣传中国人民抗战事迹，斯特朗还为中国抗战做了不少实际工作。《“三S”在武汉》中记载，当时美国驻汉总领事戴维斯的姑姑是斯特朗的同学，斯特朗借这个关系，时常和戴维斯接触，使他同情和积极支持中国抗战。当斯特朗为八路军募捐时，戴维斯一次认捐了6000元。

　　斯特朗的筹款工作是卓有成效的。1938年6月，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到武汉时，她一次就面交捐款10300元。

　　《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一文记载，斯特朗在武汉期间，与邓颖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她们彼此尊敬和信任，经常促膝谈心。听了一些红军女战士的英雄事迹后，斯特朗动情地说：“世界上找不出比英勇的女共产党人更有忍耐力和勇气的妇女。”

　　此后，斯特朗从武汉到了山西太行山区八路军总部，与朱德、彭德怀等中共将领会面。

　　1938年4月，斯特朗在离开中国前，给朱德写了一封信，发表在当时的《新华日报》上。信中说：“在离开中国武汉之前，我不能不给你说几句话，以表示对八路军同志们为我们共同的目的而献身的事业的敬佩……在中国的同志，有一种艰苦奋斗的真诚，有一种自我牺牲的精神，这是世界各地不能比拟的。”

　　回国后，斯特朗根据此次中国之行的采访，写成了《人类的五分之一》一书，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有力地声援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448b00232f60ddccda38a0d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