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
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反共高潮和在思想文化战线上挑起关于三民主义的论争，国共两党对于抗日战争及中国发展前途的不同主张，更加成为国内政治斗争的焦点。国民党反共、反民主的本质进一步暴露。共产党把坚持抗战与实现民主统一起来，使争取新民主主义前途的主张更加深入人心。中共中央提出一套比较完整的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政策，使抗日民主根据地真正成为政治民主、民族团结、经济发展、政府廉洁的社会。这与国民党统治区政治专制、官僚腐败的局面，形成了鲜明对照。
抗日民主根据地，是贯彻和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先进阵地。各根据地建立的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政权，所实行的各项新民主主义政策，表明根据地已经开始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逐步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人民群众在根据地内，真正过上了当家做主人的崭新生活。人们精神振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为战胜日本侵略者和实现更美好的未来而奋斗。
政权建设
政权建设是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的首要问题和根本问题。继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根据地之后，晋西北、山东、晋冀豫、冀鲁豫、皖东北、皖东、皖江、苏北、苏中、苏南、豫鄂边等根据地，相继建立了边区(省)或相当于省一级的政权，县、村(乡)政权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在东江和琼崖根据地，建立了县级政权。但在1940年前，因抗日民主政权处于初创阶段，各根据地政权建设发展不平衡，法制建设才开始起步；在不少地区包括陕甘宁边区和华北根据地的一些地方，还存在着两种政权并存的局面。194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对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原则和政策作了具体规定。此后，根据地政权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抗日根据地的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即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它既与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相区别，也与工农民主专政不同。它是经过民主选举和按照严格的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的。抗日民主政权的政权结构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边区(省)、县的参议会既是民意机关，也是最高的权力机关。政府机关设边区(省)、县、乡三级，另有边区政府的派出机关专员公署和县政府的派出机关区公署。司法机关在边区设高等法院，专区设高等法院的分院，县一级设县法院。在人员组成上，实行“三三制”的原则。
陕甘宁边区是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实验区，对敌后各根据地的政权建设起到了示范和推动作用。1939年1月17日至2月4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到会的参议员有145人。会议通过林伯渠所作的边区政府工作报告，通过《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以及边区政府组织条例、选举条例、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土地条例等文件。会议选举高岗为边区参议会议长，张邦英为副议长；选举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高自立为副主席；选举雷经天为边区高等法院院长。4月4日，公布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根据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施政纲领规定：要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力量保卫边区，保卫中国，实行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抗日；发扬政治民主，实行普选，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确立私人财产所有权，发展工农业生产，保护自由经营，废除高利贷；发扬艰苦作风，提倡生产节约，励行廉洁政治，等等。这个施政纲领，明确规定了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性质、特点和基本政治、经济政策，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主根据地所实行的是真正的民主主义制度。根据陕甘宁边区的经验和“三三制”的原则，华北、华中各根据地加强政权建设，相继召开参议会，制定施政纲领，并颁布各种法规和条例。如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各级政府组织条例、选举条例、减租减息条例、改善工人生活条例、婚姻条例、保障人权财权条例、惩治贪污条例，等等。这些法规和条例的制定，使抗日根据地的法制建设初具规模。
人权问题在抗日根据地受到普遍重视。许多根据地除在施政纲领中写有保障人权的条款外，还专门颁发具体的保障人权财权条例。如1940年11月；山东省临时参议会通过的《人权保障条例》、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这些施政纲领和条例明确规定：一切抗日人民，不分种族、阶级、党派、性别、职业与宗教，在政治法律上一律平等；一切抗日人民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迁移、信仰及抗日自卫之自由；一切抗日人民都有人身不受侵犯之权利。有些条例还明文规定：“禁止乱打乱杀”。除司法系统及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其职务外，任何机关、部队、团体、个人均无逮捕、审讯、处理及侵犯他人之一切权利；而人民则有用任何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利。这些条例的颁布和实施，对于提高干部和群众的人权观念，保障人民的人权、财权，加强各抗日阶层的团结，起了积极的作用。
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大力进行经济建设工作，以解决战争和生活的需要。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主要是发展农业生产，同时注意发展工业生产和对内对外贸易，并建立银行，发行货币。在保障工农群众基本利益的前提下，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实行劳资两利、公私兼顾、合理负担的原则。在农村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一方面地主要减租减息，以改善农民的生活；另一方面，农民要交租交息，以照顾地主、富农的利益。减租的办法是“二五减租”(即把原租额减少25％)。减息的办法规定年利率一般为一分(即10％)，最高不得超过一分半(15％)。正租以外的杂租、劳役和各种形式的高利贷一律取缔。经过减租减息，农民得到经济实惠，提高了他们参加生产和抗日斗争的积极性，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工业生产方面，主要是发展食品、日用品生产，小型服装加工和军械维修等。抗日民主政府规定一系列改善工人待遇、保护工人权利和调整劳资关系的办法，既有利于调动工人的积极性，也照顾到雇主、资本家的合法利益。在金融方面，各根据地建立后的一段时间，流通的货币很乱，除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外，原来的各省和地方也发行各种钞票。此外，还有日本侵略军和傀儡政权发行的“军用票”、“蒙疆券”、“联银券”等。日、伪军用这些伪钞强行抢购和掠夺根据地的物资，扰乱金融，破坏经济。为了改变这种混乱状况，各根据地政府先后建立银行。如1938年3月成立的晋察冀边区银行，8月在山东成立的北海银行，1939年10月建立的冀南银行。这些银行都发行自己的货币。其中，晋察冀边区银行的钞票流通较广，后来遍及华北。各根据地银行在边区政府领导下，与经济、贸易部门相配合，积极打击日钞、伪钞，逐步取缔杂钞，不断扩大根据地发行的货币的流通范围，逐步建立起统一的本币市场。这对稳定金融，保护和推进各根据地的生产建设事业，改善人民生活，支持敌后抗战，起了积极的作用。
各抗日根据地还大力开展文化教育建设。为适应抗日战争的迫切需要，中共中央提出要尽力广泛地争取知识分子参加民族解放战争，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和部队大量吸收知识分子。193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专门作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指出：在长期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中央批评一些地区和部门在执行知识分子政策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要求全党同志注意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党领导的军队、学校和政府的工作，并把具备共产党员条件的人吸收入党。大批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的到来和他们的努力工作，使抗日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
抗战开始后，党在延安陆续创办了大批学校，积极发展干部教育。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培养训练出一大批军政干部，派往各地。为了便于同斗争实际相结合，也为了减轻延安的负担，1939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抗大总校迁往晋察冀根据地；1940年2月又移至晋东南。此后，随着各抗日根据地的发展，抗大陆续办起14所分校、5所陆军中学、1所附设中学。抗大在抗日战争期间共培养了10余万名军政干部，对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的发展壮大和军政素质的提高，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其他干部院校在这期间也得到很大发展。这些学校的领导人大多是久经锻炼的老干部，许多教师是来自全国的名流学者，学生多是来自各地的爱国进步青年，其中有很多人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这些学校办得生机勃勃，为人民军队和抗日根据地的各项事业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骨干。各级党组织还普遍建立起干部在职学习的制度，对提高干部的文化、政治素质起了重大作用。
由于日军的入侵，大批学校被毁或被占用，教职员纷纷离校，使许多地方的国民文化教育陷于停顿。在偏僻的农村几乎没有学校，只有为数不多的私塾，农民子女大多无条件入学读书。抗日根据地建立后，国民教育事业的面貌发生重大变化。各抗日根据地组织大批知识分子参加国民教育工作。他们克服困难，因陋就简，办起大批中、小学。到1940年，陕甘宁边区已有小学1341所和中等学校7所，其中小学生达4.36万余人。晋察冀根据地有小学7697所。各抗日根据地普及文化知识的社会教育，如夜校、冬学、识字班(组)、读报组和剧团等也有很大发展。一些世代不识字的农民开始学习文化知识，关心国家大事，思想上和文化上得到启蒙和提高。
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科学也得到发展。为了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中共中央有领导、有计划地组织翻译、出版了一批马列著作。1938年5月在延安成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简称马列学院)时，专门抽调精通外语、又有一定理论水平的同志，在院内成立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编译马列著作的专门机构——编译部。这个机构编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共32种，达几百万字。1941年编译部撤销后，又于1942年成立中共中央编译局。这些著作的翻译和出版，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愈益广泛深入的传播。
马列学院是一所专门从事马列主义的学习、研究和宣传的干部学校。许多中央领导人到校作过报告，不少著名学者担任兼职教员。学院设有马列主义、中国问题、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等研究室。1941年7月，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9月改名为中央研究院，主要任务是以研究中国实际问题为中心，调查研究敌、我、友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经过全院的共同努力，在不长的时间内涌现出一批可喜的研究成果。如历史研究室范文澜主持编写的《中国通史简编》(上册)、文化思想研究室和中央政治研究室合作编辑的《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教育研究室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促进会、黄炎培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等的研究和论述，文艺研究室的《中国新文学史提纲》，等等。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社会科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在延安，社会科学的学术性团体还有抗日战争研究会、中国现代史研究会、民族问题研究会、历史研究会、延安新哲学会、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等。各研究会积极开展研究活动和学术交流活动，并有不少重要的成果问世。如抗日战争研究会的《抗日战争丛书》，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社会科学研究会的《社会科学概论》，民族问题研究会的《回回民族问题》，历史研究会的《近代世界革命史》、《陕甘宁边区实录》、《抗日民主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辑的时事问题丛书《战争中的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等等。
党报党刊是党的舆论宣传阵地。抗战时期，党主要通过《新中华报》、《解放日报》、《解放》周刊和《共产党人》等报刊，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八路军总政治部创办的《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创办的《中国工人》月刊，全国青年联合会创办的《中国青年》，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创办的《中国妇女》等，也在团结人民，打击、揭露敌人方面作出了贡献。为了更好地做好马列著作和党刊、党报的出版发行工作，中共中央于1937年成立中央党报委员会。1939年成立了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在延安，以“解放社”的名义出版、由新华书店发行的报刊和书籍达到数百种。各根据地也出版各种报刊，在宣传动员组织群众，支援前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新闻事业的发展，红色中华通讯社于1937年1月改名为新华通讯社。其报道范围由开始仅限于陕甘宁边区，继而发展到全国各地。新华社还在敌后根据地设立了分社。1940年底建成的新华广播电台，宣传党关于抗日斗争的方针政策，报道八路军、新四军和根据地群众英勇杀敌、支援前线的事迹，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和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行径，在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全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抗日民主根据地还大力发展文学创作和戏剧演出，特别是诗歌、报告文学的创作以及农村戏剧运动发展迅速，各种文化艺术团体十分活跃。
为了推动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陕甘宁边区于1940年2月成立西北自然科学研究会。以后又建立医药、农学、地质矿冶、生物、机械电机、化学等专门学会，共有30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他们为科学研究和普及科学知识做了许多工作。1940年8月创办的延安自然科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开展自然科学教学与研究的机构。它的建立，对推动边区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党的民族政策与实践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抗日战争是中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反对日本侵略的全民族的解放战争。日本侵略者竭力挑拨离间，分裂中国各民族的团结，利用某些民族中的少数卖国分子，建立傀儡组织，实行“分而治之”的殖民统治。九一八事变后，他们就在东北拼凑“满洲国”，并提出“蒙古自治”等口号，策动蒙古族少数上层分子成立伪政府。他们还在回族中策动分裂、“独立”活动。
中国共产党认为：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各民族间虽然存在一些矛盾和隔阂，但各族人民的交往有长久的历史渊源，历来就有联合御侮的光荣传统。在日本的侵略面前，只有各民族团结抗战，才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动员蒙古族、回族及一切少数民族共同抗日的方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讨论了少数民族工作。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提出，团结中华各民族为统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图存。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指出：“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中共中央还从国情出发，提出在祖国统一的大家庭中，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1941年5月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具体提出“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这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创造。民族区域自治后来成为党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政策。
1938年11月，中共中央成立西北工作委员会(简称西北工委)，主持除陕甘宁边区以外的西北地区地下党的工作，尤其是少数民族工作，并把过去负责民族工作的机构合并进来；还专门设立民族问题研究室，系统进行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的研究工作。1940年4月和7月，中共中央先后原则上批准西北工委起草的《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和《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这两份文件分析回族和蒙古族的特点和现状，强调少数民族的命运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只有从彻底抗日的斗争中，才能争取一切其他方面的解放。文件规定了实行民族平等，尊重民族文化、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帮助改善与提高各少数民族人民生活，改善各民族关系等具体政策。这是党在抗战期间开展民族工作的重要指导性文件。
党还特别注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1937年在中央党校办起少数民族班，1939年至1940年在陕北公学成立蒙古青年队和少数民族工作队等。1941年9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的民族学院，是党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研究少数民族问题的专门机构。
陕甘宁边区是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的模范地区。在边区，民族关系融洽。依据民族平等原则，许多少数民族代表当选为边区县、区、乡的参议员或政府委员，同汉族干部一起工作。在回族同胞较多的三边、关中和陇东专区，还建立了回民自治区、乡，由回族群众自己选举区、乡长，管理所在区、乡的各项事务。
八路军、新四军除广泛吸收各族人民参军参战外，还派出部队和干部深入到敌后少数民族聚居区，配合地方党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支持和帮助少数民族建立抗日武装。在大青山建立的蒙古族、汉族人民组成的抗日武装，成为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的主力。在抗日根据地建立的回民抗日救国会等爱国团体和几十支回族人民抗日武装中，以冀中和渤海地区的两支回民抗日游击队最为著名。由回族共产党员马本斋任司令员的冀中回民支队，人数最多时达2000余人。他们依靠群众，英勇抗敌，屡建战功，受到群众拥戴。冀中军区曾通报嘉奖，授予“无攻不克，无坚不摧，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的锦旗。马本斋还获得中共中央军委的通令嘉奖。
此外，朝鲜族、满族、壮族、瑶族、黎族、苗族等少数民族人民，都为保卫民族利益，维护祖国独立和统一，反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加强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
在艰苦的抗战环境中，中国共产党非常注意加强自身建设。
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为适应形势的变化和抗日斗争的需要，采取大量发展党员的方针，党员人数得到了迅速发展。但是，在发展新党员的过程中，一些地方为了追求新党员的数量，进行所谓发展党员的突击运动，集体加入或不经过个别的详细审查即吸收为党员，使一些普通分子或党的暂时同路人加入了党。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异己分子、投机分子以及奸细也乘机混入了党内。因此，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极为严重的任务，也成为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
1939年6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明确指出：去年三月会议以来，“党已在全国有了大数量的发展。现在的任务是巩固它”①。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进一步提出：今后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是巩固党的组织。而巩固党的中心一环，是加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阶级教育和党的教育。同时，必须建立新老干部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尊重的和谐关系，加强党的团结，并加强党的纪律。决定强调，只有尽一切努力巩固党的组织，严密党的队伍，把党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才能使党有准备克服目前的困难，反对国内投降分裂的危险，团结全国人民，引导抗战到最后的彻底胜利。为了正确贯彻执行中央的决定，中央组织部于10月7日发出了《关于执行中央巩固党的决定的指示》。
中央关于巩固党的决定下达后，各地党的组织迅速开展了巩固党的工作。各地都十分重视加强对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以提高他们的政治思想觉悟。陕甘宁边区采取有计划地选调干部到马列学院和中央党校学习，扩大边区党校以轮训区级干部及开办乡级党员训练班等措施，加强对党员的教育。边区党委还为党员和支部提供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怎样开展支部工作为主要内容的教材，收到很好的效果。晋察冀根据地在有党员的地方都建立了支部。各支部普遍建立怎
①毛泽东：《反投降提纲》(1939年6月13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2页。
样做一个好党员的党课制度，定期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和方针政策的学习制度，以及检查组织纪律及思想作风的组织生活制度。各根据地的党组织在加强对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的同时，还大力整顿党的组织，审查党员成分，清洗混入党内的叛变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和投机分子，并建立健全各种制度。通过这些措施，使党员的素质得到很大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得到很大增强。
在巩固党的过程中，各地的情况并不完全一致。大多数地方党组织在一段时间内停止了发展党员的工作，集中力量进行党组织的整顿和巩固工作。但也有从实际情况出发，既巩固党的组织，也继续扩大党的队伍的情况。如山东党组织根据当地党组织发展数量尚少的情况，提出一面巩固，一面扩大的方针，强调在发展新党员的过程中要纠正突击入党方式和干部包办方式，严格履行入党手续；要求党员发展对象主要是工人、农民及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地主、富农、商人及其他党派，除非有显著功绩的个别分子经区委以上党的领导机关批准外，一般禁止吸收入党。到1940年4月，山东根据地的党员人数由1939年8月的5万多名发展到11万余名。
在此期间，为了加强对党员特别是新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党的建设的论著。1939年10月，毛泽东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强调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工程”，提出“建立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1939年五六月间，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发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党的支部》等文章，系统地阐明党员的标准、支部的基本任务和地方组织如何领导支部等问题，要求党员做到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把革命利益放在首位，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百折不挠地执行党的决议，努力学习，做群众的模范；要求党支部成为团结群众的核心和教育党员的学校，并在各项工作中起领导作用。陈云在论述党员成分问题时指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由无产阶级中觉悟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但是，党要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就必须经常有系统地注意调剂自己党员的成分。”扩大工人成分有着重大意义，但不是全体工人都可入党，只有工人阶级中最觉悟、最积极和最忠实于工人阶级事业的优秀分子才可以入党。同时，党应该吸收广大的、贫苦的、革命的农民群众之中的积极分子入党，应该吸收许多能够献身于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事业的革命知识分子入党。“对于在日常斗争中和革命运动中训练出来的其他阶级出身的分子、党并不拒绝将他们吸收到自己队伍中来，但是他们必须放弃自己原有的非无产阶级的、非共产主义的立场，承认党纲党章，才能允许加入党的组织。因此，党坚决反对不保持党的成分的纯洁，不加强无产阶级的骨干，不以共产主义为根本目标，使党降为各阶级的‘民族革命联盟’的任何观点，而牢固地确立一切党员都必须为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思想”①。同年7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演说，阐述了共产党员进行革命锻炼和加强党性修养的重要性，要求党员必须牢固地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努力参加革命实践，研究社会发展规律，遵循共产主义道德规范。他号召
①陈云：《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1939年5月)，《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2--134页。
共产党员要勇于克服困难，既要有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又要有求实精神。从9月起，张闻天连续发表《共产党员的权利与义务》、《略谈党与非党员群众的关系》等六篇文章，对党的组织、思想、作风建设中的基本问题作了深刻的论述。
上述论著所阐发的思想观点，是对马列主义党的学说及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对加强党的建设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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