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王绩

戏说王绩：仕与隐，醉与醒，斗酒学士的矛盾纠结！

他有道于己，无功于时，在建功立业无甚作为，于己有益，于国无功，这是褒扬，还是毁伤？ 他嗜酒如命，认为酒“可以全身，杜明塞智”，可醉人难醉心，是贪杯还是难得糊涂，是“醉”，还是“醒”？ 他汲汲于仕途，却又时运不济，“才高位下”，政局动荡朝不保夕，该“仕”还是该“隐”？

古代文人多好酒，魏晋以来，诗歌风流，一大半都带有酒气。

饮酒似乎成为古代文人的必备技能，从古至今，文人与酒就交织在一起，而诗人与酒情缘更浓，从而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诗酒文化”。

魏晋时期，整个时代都漫着酒味，曹孟德慷慨激昂，“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刘伶狂放不羁，“兀然而醉，豁尔而醒”；陶渊明超然物外，“举杯邀孤影，熏熏独徘徊，《饮酒》二十首，谁解其中味”；

至唐时，最为人所知的当数酒仙李白，朝堂戏贵妃辱宠臣传为一时佳话，他豪迈豁达，无酒不成诗，有酒诗百篇。他对天发问，“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他对地豪言，“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他对自己无愧，“且须饮美酒， 乘月醉高台”。他高呼“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人生短暂，愁多苦烦，饮酒更显豪气，“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而同样是在唐朝，在李白之前，论饮酒，此人不得不说。

王绩，字无功，唐初诗人，性嗜酒，能饮五斗，自称五斗先生，真率疏放，有旷怀高致，直追魏晋高风。律体滥觞于六朝，而成型于隋唐之际，首开唐代诗风，五言律诗奠基人。

单看王绩的名和字，一为“亡绩”，一为“无功”，无成就，也无作为，不知是暗合道家“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的无为思想，又或是揭示不问仕途超然物外的隐逸之心。

纵观王绩一生，生于六世冠冕之家，自幼好学，博闻强识，十一岁游历京都，“神童仙子”之名盛行于世，十六岁应举高第入仕为官，无奈时局动荡天下大变，仕途尤为坎坷，一片经世治国之心终在醉饮之中被消磨殆尽，三进三出磨平一切赤忱，仕途确实“无功”，而在诗酒之上的成就，却各具春秋。

人生下半场，王绩弃官隐世，将所有热情投注于美酒之上，他著《酒经》，编《酒谱》，嗜酒无度，酒学造诣，酒量酒品均至巅峰，实实在在把酒喝出了门道和学问。

而在酒之外，王绩在诗歌上的造诣亦不可忽视，隋末唐初，宫廷诗大行其道，词藻靡丽，确为无病呻吟，看上去五光十色，实则败絮其中，言之无物。然而王绩之诗，以酒琴、山林田园为题材，来反映自己的生活思想及对现实的态度，形成了与宫廷诗对立的诗派，“以有道显于国初”一向高傲的刘禹锡对王绩有评“文章高逸，传乎人间”；后世学者翁方纲亦有评价：以真率疏浅之格，入初唐诸家中，如鸢凤群飞，忽逢野鹿，正是不可多得也。

王绩将陶渊明陶渊明为偶像，可终究做不到像陶渊明一般的“隐”，“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细读其诗歌，不难发现，字词间平淡掩饰不了焦虑，放旷摆脱不了孤寂，王绩的“隐”到底是带着些许无奈，酒能醉人，却难醉心，身在田园，心在魏阙。

仕与隐，醉与醒，王绩一生纠结，终究囿于“无功”二字。

六世冠冕，神童仙子少有大志

隋末唐初，山西王家是当世人人皆知的名门望族，所谓“地实儒素，人多高烈”、“六世冠冕，国史家牒详矣”，王绩出生在这样一个士族家庭，可以说是一个实打实的官N代了。

王绩的祖父曾随军出征，获胜后不取金银钱帛，而是载书而归，“家富坟典”。

他的哥哥王通是隋末大儒，响当当的人物，设帐授徒，隋末唐初的许多政治家、文学家都是他的学生。

在这样的家族氛围下，王绩聪明好学、博闻强记，好友吕才在《王无功文集》中记载：

君幼岐疑，多奇思，八岁读《春秋》，日诵十纸。

又有“性特好学，博闻强记”、“阴阳历数之术，无不洞晓”、“君既妙占算，兼长射覆”，可见王绩从小便学天文占卜、饱读经书、习武练剑，精通甚广。

明经思待诏，学剑觅封侯，少年时的王绩成名甚早，颇有经世致用的报国情怀。11岁时便行干遏之事，王绩游历京都长安，拜见权倾朝野的大臣杨素，被在座公卿称为“神童仙子”，《唐才子传》中有记载：

年十五，遏杨素，一坐服其英敏，目为‘神仙童子’。

当时的文坛领袖薛道衡，读了他的《登龙门忆禹赋》，将其与前朝大文豪相提并论，称其为“今之庾信也”。

弱冠籍甚群公之间，少年王绩所表现出的非法才干和雄心壮志，一时之间，世人皆知。

大业四年，王绩再游京邑，在上巳节那天，写下《三月三日赋》：

......赏闲兴洽，接袂方辕，西望昆池，东临灞岸，帷屏竟野，士女盈川，宝马香车，星流云布。气鲜风暖，诚如褚爽之词；络绎缤纷，正是张衡之说。......

行云流水，全文辞藻华丽，音韵流畅，文章对仗工整，描绘穷形尽相，篇幅虽长，却鲜有社会内容，显然神树陈留风流的影响，足可想见，当时王绩，何等意气风华。

青年入仕，三仕三隐坎坷非常

魏晋以来形成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风气，又深受先秦儒家学派“修齐治平”的济世精神影响，王绩满怀抱负踏上仕途，然而，崇高的理想和残酷现实之间的距离，并非他一人之力就可填平。

入官场数年，三仕三隐，终无大用。

第一次归隐：两种思想的矛盾交织。

605年，仅16岁的王绩应悌廉洁举，除秘书正字，小小年纪入仕为官，虽说官位不大，好在轻松，又在宫内任职，毕竟年轻，才干非凡，平步青云只是迟早的事。

可王绩，偏偏不喜束缚，又请求到地方上做一个地方官。

《唐才子传》有记载：

不乐在朝，辞疾。复授扬州六合县丞。可“君笃于酒德，颇妨政务”，作为一个副县长，王绩嗜酒，经常妨碍政务。

而当时的时局已然动荡不安，隋炀帝横征暴敛，连年用兵，大兴土木，使得民不聊生，各地起义不绝，天下大乱，大隋王朝已是日薄西山，风雨飘摇。《隋书》记载：大业十年二月，扶风人唐弼举兵反，众十万，推李弘为天子，自称唐王。

政局飘摇，国家前途未卜，人心观望。

这样的世道，王绩撞个满怀，胸中抱负必然难展，无奈之下“托以风疾，轻舟夜遁”，这是王绩仕途上的第一次归隐。返归故里，躬耕东皋，其诗句中，多有闲逸之心：

我家沧海白云边，还将别业对林泉。不用功名喧一世，直取烟霞送百年。彭泽有田唯种黍，步兵从宦岂论钱。但愿朝朝长得醉，何辞夜夜瓮间眠。

偶然，也有怀才不遇的困顿和无奈：

幽人在何所，紫岩有仙躅。月下横宝琴，此外将安欲。......百金买一声，千金传一曲。世无钟子期，谁知心所属。......《古意六首》（其一）

乱世之中，王绩不是趁势而起而选择归隐的原因也不难想见，深受儒释道影响的他，在此刻选择退而自保的无奈之举，既是保身，也是保道，这其实是老子的“无为避祸”思想，委任自然的思想大行其道。

但同时，王绩也并未忘记儒家的出仕理想，“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天下无道的乱局，王绩面对仕与隐的彷徨抉择，更多的是现实的无奈，想实现修齐治平的抱负，但天下群雄逐鹿，又不知该心向何方，欲归隐山林，又不忍心一腔鲲鹏之志埋没于蒿草之间。

与其说是王绩选择归隐，还不如将其归为世道使然。

第二次归隐：政治热情的消退。

王绩胸怀儒家入世思想，积极奔走于仕途，乱世之中，退其身保其道必然只是短暂的。但王绩一直心怀魏阙，等待清明的政治舞台，可以施展一身抱负。

武德年间，风云变幻既定，王朝更迭，王绩被举荐入京。

在《王无功文集》中有描述：

武德中，诏征，以前扬州六合县丞待诏门下省。时省官例日给良醖酒三升。君第七弟静，时为武皇千牛，谓君曰“待诏可乐否？”，曰“待诏俸殊为萧瑟，但良醖三升，差可恋尔”。待诏江国公，君之故人也。闻之曰“三升良醖未足以绊王先生也”。特判日给王待诏一斗，时人号为“斗酒学士”。

为一斗美酒，又重新出仕，这理由显然有一些牵强，而真正原因自然是他对于新王朝充满了热忱，在《被举应诏别乡中故人》中，道出了自己的壮志热忱：

皇明照区域，帝思属风云。烧山出隐士，治道送征君。自惟萧艾影，叨名兰桂芬。使君留自璧，天子降玄孺。

然而，王绩入京后，并未如愿高就，久待不诏的苦闷围绕着王绩，世事多变，福祸难料，经过隋末大乱的王绩，依然战战兢兢。

进无可进，退无可退，久居长安的王绩，以一斗美酒为伴，滔滔诗情夹杂着无处宣泄的愤懑，一腔而出。

贞观年间，唐王李世民和太子李建成矛盾日益激化，皇权之争浮出水面，玄武门之变震惊朝野，一时之间，人心惶惶，诸贤皆亡，王绩因为对政治祸患异于常人的谨慎和敏感，再次选择归隐。

这段时间，从入京待诏，到久待不诏，再到玄武门兵变，心中苦闷更甚，政局动乱下朝不保夕的恐惧让王绩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两次宫廷政变，儒家出仕理想一次一次饱受打击，残酷现实一点一点抹杀他的政治热情，可以说第二次归隐和第一次如出一辙，都是避祸的无奈之选，可不同的是，这一次，王绩的政治热情，已然消失殆尽。

第三次归隐：不甘心的最后一次尝试。

贞观十一年左右，王绩第三次出仕，《王无功文集》中有记载：

贞观中，以家贫赴选。时太乐有府史焦革，家善酿酒，冠绝当时。君苦求为太乐丞，选司以非士职，不授。君再三谢曰：此中有深意，且士庶清浊，天下所知。不闻庄周羞居漆园，老聃耻在柱下也。’卒授之......

王绩此次出仕，表面上是为了美酒，“以家贫赴选”，可王绩，家产无数，何至于此。此次出仕，可算作是王绩最后一次不甘心的尝试。

可见王绩，至始至终，未曾真正厌恶官场，根植于内心的儒家出仕理想，是根本原因所在。

善于造酒的焦革夫妇相继死后，王绩遂不得美酒，又不得伯乐赏识，于是他又一次挂冠归田。

王绩第三次离开官场，之后再也没有踏入了，真正开始了肆意纵酒，寄情山水的自在生活：

浮生知几日，无状逐空名。不如多酿酒，时向竹林倾。

人生在世，本来就岁月不多，为什么还要苦苦地去追求功名利禄呢？还不如多酿一些酒，开怀畅饮，徜徉于竹林山间，度此余生，岂不是很快乐的事情吗？

这首诗成了王绩往后余生的写照，从此以酒为伍，优游卒岁。

辞官归隐，书琴诗酒悠然飘逸

彻底归隐后的王绩，彻底放飞自我，不仅喝酒，还自己酿酒。多方搜集古代的酒方酿法，历经数年终于撰写成《酒经》、《酒谱》二书。他还在家门外为“酒祖宗”杜康建了所祠堂，在杜康身旁塑了焦革的泥像一起祭祀。太史令李淳风感慨地对王绩说：君，酒家之南、董也！

可惜《酒经》、《酒谱》没能流传下来，否则中国的酒文化定会增添一道浓重的亮色，就像孙过庭之于《书谱》，陆羽之于《茶经》，李时珍之于《本草纲目》，王绩的名声一定会比肩这些大伽。

著书、弹琴、写诗、酿酒、饮酒，生活好不快哉。

王绩将陶渊明当做偶像，处处效仿。

陶渊明归隐南山，王绩隐居东皋，称东皋子。

陶渊明写《桃花源记》，王绩著有《醉乡记》。

陶渊明有自传《五柳先生传》，王绩仿写《五斗先生传》。

然而，与陶渊明相比，王绩的归隐似乎又有些不同。陶渊明痛惜“误落尘网中，一去二十年”，又会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而欣喜，哪怕“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也怡然自得，陶渊明的“隐”，有毅然决然的坚定。

而王绩的“隐”，似乎多了一些无奈。王绩在《自撰墓志铭》如此自评：

才高位下，免责而已。天子不知，公卿不识，四十五十而无闻焉。于是退归，以酒德，游于乡里。

才高而位卑，王绩的隐，隐得心不甘，情不愿。这种感觉在他的《野望》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王绩《野望》

王绩并没有从这田园牧歌中得到慰藉，他在最后一联“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中说的是，虽然久居乡里，自己和这些牧人和猎人并不相识，所以只好追怀古代的隐士，幻想着和伯夷、叔齐那样的人交朋友了。

此种孤独，也许在当世无人可知。

重病而逝，有道于已无功于时

除了酒，王绩也曾心系要事，他想完成兄长王凝未写完的《隋书》，也想着在岗位上尽职尽责，但这些正经事显然抵不过他对美酒的一往深情，酒碗一端，便丢到爪洼国里。

644年，王绩重病，预料到自己去世的日子，与陶潜创作《自祭文》一样，王绩给自己写了墓志铭，并嘱咐家人薄葬。​在《新唐书》中有所记载：

兄凝为隋著作郎，撰《隋书》未成，死，绩续余功，亦不能成。豫知终日，命薄葬，自志其墓。

嗜酒无度的王绩预感时日无多，趁着清醒照着陶渊明写《自祭文》的榜样，提前给自己写了墓志铭，自我评价说：

盖以有道于己, 无功于时也。不读书，自达理，不知荣辱，不计利害……

他有道于己，无功于时，在道德修养有所收获，但在建功立业无甚作为，于己有益，于国无功，这是褒扬，还是毁伤？

他嗜酒如命，认为酒“可以全身，杜明塞智”，可醉酒之后，心中苦闷只多不少，醉人难醉心，是贪杯还是难得糊涂，是“醉”，还是“醒”？

他汲汲于仕途，却又时运不济，“才高位下”，“天子不知，公卿不识，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政局动荡朝不保夕，该“仕”还是该“隐”？

三仕三隐，酒来酒去，各种纠结，王绩无解，只得揉入酒中。

他在《五斗先生传》坦言：忽然而去，倏焉而来，其动也天，其静也地；故万物不能萦心焉......故昏昏默默，圣人之所居也。

在酒醉后，王绩达到一种理想状态，昏昏默默之间，又无比宁静澄澈。

正如他在《醉乡记》中所描绘的“醉之乡”，正是他一生所求的理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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