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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荇菜到香草
《诗经》、楚辞，作为先秦文化的杰出代表，更是中华诗歌文学的开山之作。除了气节经办的艺术性与文化性之外，两者的共同语言特点——同时也是古代诗歌的共同特点——便是寄兴——将作者的情感在浓缩之后，寄托于植物意象之上。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关雎》为诗三百之首，其在诗经中的重要程度可见一斑，而其中反复吟诵的就是一种植物意向：荇菜。诗作的使用的主题是爱情，而荇菜却只是一种可野生水草，丝毫未见其有所谓浪漫的情调，可是，这样的一种艺术手法却是不可或缺的，其原委应当从艺术创作的本源中才能得到理解。
《诗经》中大多作品来自民间，其中又以“风”为最甚。对于当时社会民众而言，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谋取物质生活资源便成了人们首先关注的问题，于是在许许多多的植物中，大自然中那些常见的可供食用的水草或野草，由于它们能够帮助解决人们的粮食问题，所以就成了劳动人民最为熟知的事物，而当他们在寄兴的“艺术创作”时，也理所当然的会将这些事物写进诗歌里，譬如，“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中的芦苇就是可以食用的；《采薇》的薇菜也是一种可食用的野豌豆苗。久而久之，上古诗歌创作的植物意象，便成了当时人们诗歌创作的起兴手法的重要形式。
另一个原因也许更加重要，那就是当时人们对于爱情的理解方式。对于整日忙于劳作的普通民众而言，爱情的浪漫并非一种虚无的奢华，在他们眼里，爱情是不可割舍的，也是平淡朴实的，甚至是原自生命本身的渴望。恰如他们对于“荇菜”、“薇草”和“芦苇”的理解，既平凡常见、普普通通，又是人的生命赖以存活的基础。所以，在《诗经》里，即使是最为糜烂的幸福爱情，在人们心里，也不过是“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桃夭》）罢了。

从春秋到战国，诗歌文学也由《诗经》发展而为《楚辞》，同时，诗歌创作中的植物意象也在发展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蜕变，首先是从原本略显突兀的起兴手法，蜕变为与作品整体文章浑然一体的修辞装饰，如“被薜荔兮带女萝”（《山鬼》）；在诗歌语言的运作上，楚辞也显得愈发成熟，除了诗句字数从四言为主扩展为以七言为常。其植物意象在诗歌整体意境中也显得尤为重要，成为其审美理念的集中体现，成了整个作品的关键。
作为楚辞的最为完美的典范之作，《离骚》中描写了大量的香草作为意象，如诗句“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这里，香草象征着屈原的高贵人格，是他精神世界的凝练。从荇菜到香草，诗歌中植物意象，从满足物质生活层面的需求，上升到精神层面的象征。香草不可食用，却可用以陶冶人们的精神，而且，香草的稀缺性更是表明了，诗歌文学已经开始从劳动人民日常生活层面上脱颖而出，上升而为少数文化精英的精神品格的结晶。由此，诗歌作品也因此确立了艺术的“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重要本质。
现在，经历了几千年岁月的积累，我们已经非常熟悉诸如“梅兰竹菊，四大君子”这类植物意象了，但是我们当然也不能忘记，早在先秦时代，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就已经以一些渺小的植物意象的雏形，为中华诗歌文学后来的蓬勃兴盛，奠定了基石和确立了方向。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48e38d0bb207e87101f69e3143323968001cf4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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