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央行”之争
发布时间：2023-02-01 00:27:41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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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两个“央行”之争作者：刘诗平来源：《财经国家周刊》2012年第03期1916年，被称为“状元实业家”的张謇临危受命，出任中国银行商股联合会会长，抗争政府将中行与另一家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合并的安排。6年后（1922年），70岁的张謇又出任交通银行股东联合会会长，应对中国银行意欲合并交通银行的危局。他的两次赴任，是中国早期央行艰难发展史上的两段趣闻。两次合并之争最终促成两行实行改革的决心。这之后，中交两行渐渐脱离北洋政府财政挤压，朝独立、“商办”方向迈进。二元央行对于1912年出任交通银行总经理的梁士怡，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这样描述：“广东人，身材矮胖，脑袋很大，像拿破仑一样；他沉默寡言，但他的插话表明，他总是首先提出问题引导讨论，在他研究问题时也是如此；在直接问到他的时候，他总能对任何事情做出清楚的、有条理的说明。中国官员一向利用金钱来达到政治目的，他也不例外。对某些人来说，他是欺诈和贪污的老手，另一些人则把他看作财神，还有一些人佩服他的组织才能，对他很尊重。”在袁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时，梁士怡与袁世凯结交，更在袁世凯迫使清帝逊位及通往洪宪皇帝的道路上战功显赫。1912年，梁士怡迎来仕宦生涯的黄金时期。这年3月，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梁士怡获任总统府秘书长；5月，兼任交行总理（1928年后总理改称总经理），一年后，代理财政部部务，人称“二总统”。权高位重的梁士怡令交行业务快速发展。到1915年，与他执掌初期相比：公积金及盈余滚存额增长9.1倍，存款增长2.25倍，放款增长4.15倍，汇款增长5.32倍，纯益增长6.22倍。梁士怡还为交行谋求到了中央银行的特权——货币发行权、国库代理权。而中行虽然在大清银行基础上被改组为中华民国的中央银行，但官股占绝大比重，正副总裁由财政部简派，高层随政局变化而频繁更换。1915年10月，袁世凯的大总统申令，把交行正式定位为具有中央银行性质的国家银行，中交两行正式相提并称，北洋政府的二元中央银行格局形成。矛盾公开化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梁士怡常把交行的发展与政府财政相结合。为筹集帝制费用，更不惜滥发交行纸币作巨额垫款。中行在人事、财权上受财政部控制，成为财政的附庸，同样无独立性可言。1915年底，中交两行发行额猛增到3844万元和3729万元，而现金准备仅约2200万元。特别是交行，此时政府垫款超过发行额，达到4750万元，占全部放款的94%；中行的垫款也达到1204万元。财政对中交两行的挤压，引起社会恐慌，进而在一些地方出现挤兑风潮。1916年3月起，中交两行忙于应付兑换银元的钞票持有者。5月初，政府财政状况更加恶化，梁士怡等人主张合并中交两行，集中现金，发行不兑换钞票。风声外泄，挤兑风潮迅速在京津等地爆发。5月12日，北京政府发布停兑令：停止兑付中交两行纸币和存款停止付现。中交两行接到停兑令后，交行绝大多数分支行停兑，中行部分分行则群起反对。就中交两行最大分行——上海分行而言，交行遵令办理，中行照常营业。中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素以保护商股利益著称，副经理张嘉璈则有银行应独立于财政的理念。他们在周密部署后毅然抗命，并获得成功。中交两行多数分行停兑，两行信用丧失，汇兑不通，百货不流。6月7日，即袁世凯去世第二天，黎元洪接任总统，筹议挽救中交两行办法。梁士怡再次提议中交两行合并。得到消息，中行旅沪商股联合会、天津交行股东均致电国务院、财政部，坚决反对合并。财政部复电称并无合并之议，但署理财政总长周自齐随即发表十条整顿金融大计，两行合并正是整顿金融计划的主要内容。6月15日，中行股东在上海召开商股联合会成立大会，选举政经界名人张謇为会长，重电政府要求不再议两行合并问题，并将中交合并之争在《申报》公开，争取更多社会支持。交行股东见状，也成立商股联合会，选举陆宗舆为会长，并做出三项决议：交行商股占十分之六，政府应尊重商股权益，有关交行事宜须先征得商股同意；政府应速筹款归还交行垫款，以便恢复业务；政府不应歧视交行，应维持与中行同样的待遇。在中交两行股东极力反对下，合并拟议流产。两行的独立发展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1916年7月中旬，段祺瑞重新组阁，梁启超出任财政总长。在梁启超推荐下，声望日隆的28岁新秀张嘉璈获任中行副总裁。与此同时，中央下令惩办帝制祸首。梁士怡、周自齐逃往日本，“交通系”主宰中国财政金融的日子告一段落。张嘉璈北上就职后，深感要挽回中行信用，奠定中行基础，首当其冲要扩充商股，成立有话语权的股东总会，扶持总裁、副总裁，使之能久于其位，不受政潮影响。必须修改银行则例、整理中行所发“京钞”，同时收回以前政府垫款、设法限制新垫款。在张嘉璈等人努力下，1917年11月，大总统令公布修正《中国银行则例》。新则例规定：董事、监事由股东总会选任，总裁、副总裁从董事中兼任，中行总裁、副总裁走马灯般轮换成为历史，中行保持相对独立的新时代开始到来。同时，中行的资本构成也在发生重大转折，商股比重逐年增加：1915年为17.01%，1917年为59.29%，1921年为72.64%。中行朝着“完全商办”的方向发展。经停兑风潮打击，交行实力锐减，信用一落千丈。1917年1月，曹汝霖出任交行总理开始慢慢摆脱危机。不过，整理京钞和限制政府垫款，花费了中交两行数年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