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平：我们需要仰望星空

“你如果要问我什么是幸福，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在一个和平的世界上，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过一种小康的日子，就是幸福，最大的幸福。”

周国平简介

　　周国平，1945年生于上海，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学术专著 《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尼采与形而上学》，随感集《人与永恒》，纪实作品《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南极无新闻———乔治王岛手记》等。

大学里曾流传一句话：“男生不可不读王小波，女生不可不读周国平。”周国平的作品以其文采和哲思赢得了无数读者的青睐，无论花季还是老年，都能从他的文字中收获智慧和超然。

哲学与人生关系究竟如何，历来众说纷纭，中外智者一直在思索，而当代一些有识之士，对此也颇多感悟。日前，记者（以下简称记）赴京，在平安街上一间普通的写字楼内，专访了著名哲学家周国平先生（以下简称周），他以一贯的深邃与平和，娓娓道来，与我们分享了他关于人生的一些心得。

谈自己、谈家人

对于大家的关注，我感动而不安

记：周老师您好，不久前，许多网友通过博客得知，您因目疾而想招聘一位助手，网友反响热烈，不知此事进展如何？

周：首先我要说非常感动，感动而不安，没想到反应会这么热烈，而我是实在不愿意把它变成一件新闻的。助手嘛，我一直还是需要的，因为医生明确告诉我，我右眼萎缩，症状还比较严重，有失明的危险，让我从此远离电脑，但我的工作基本上都是在电脑前完成的，而且说实话，我现在手写根本不习惯。我跟电脑是一拍即合的，虽然我这个人是蛮反科技的，但写作嘛，最烦的是涂涂改改，而电脑就是非常方便。有些作家珍视自己的手稿，我不在乎（笑），这是个工具问题，有好的工具，我们为什么不用呢？给我写自荐信的网友很多，还有艺术家，有电脑程序设计师之类，但这些我是不需要的，我只需要一个最基本的文件处理方面的助手就可以。

对女儿啾啾，我是“完全放手”

记：您有大量“谈情说爱”的文章，能感受到您深沉的爱心。您关于女儿妞妞的书，与许多人一样，我也是流着泪看完的。对于现在这个女儿啾啾的教育，您有何秘招或原则？对她最大的期望是什么？

周：妞妞是一个昙花一现的小生命，她的到来，使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切地领悟了爱的实质和力量，她走了，但因她而获得的爱的体验，是我永恒的财富。现在我的女儿啾啾，我只希望她有一个美好的童年，我从来不给她施加任何压力，不给她报任何特长班或辅导班，我与她经常会有交流，比如报奥数班时，区里从她的学校抽人，想让她参加，我就问她，你们班报奥数的某某同学，有没有你学得好，她说没有，我说这不就结了吗，她也很高兴，做我的女儿真是非常轻松。我知道那些各种各样的班是怎么回事儿，很多只不过是把后来要学的东西提前学了，打乱了学习的逻辑与规律，他们还以为那就是厉害了，对此我是坚决反对的。我觉得大家都不要做这种教育体制的奴隶，不要去自觉地配合这种体制，那是非常可悲的，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这个失去了是拿什么也换不回的。我始终认为，一个人的心智健全了，不管上没上大学，他都一定会有所作为，有所成就。

谈写作、谈传播

对不起，我做不了“心灵鸡汤”

记：您大量的哲理散文，以文学形式在传播，但似乎也引起了一些不同的看法，有人称之为“心灵鸡汤”，台湾学者傅佩荣不久前在西安表示：“孔孟老庄是哲学家，不是文学家或史学家。”这似乎表明，他是不赞成对哲学进行文学式解读的。

周：我把自己对于人生的感悟和思考写下来，有些人称之为哲理散文，这些作品为我在专业之外赢得了广大读者，同时也使我在所谓专业圈内，获得了“不务正业”的名头。但我真的不是太介意，因为当一个人做着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的时候，别人的褒贬是不重要的。用什么方式来写，我能够很愉快、很自然，那我觉得很高兴，我也没刻意想过，要写什么哲学与文学结合之类的文章。回顾起来，我上大学时，读文学书的数量要远远大于哲学书，现在写作把文学的方式带进去，我喜欢这样，我就这样去做。而“心灵鸡汤”是什么呢？是找些类似的文章编编写写，其实一个人只要有真实感受，你一看还是能看出来，我的东西不是这种“心灵鸡汤”，对不起，那种东西，我做不了。搞写作，深入深出很容易，但深入浅出很难，我想我在努力。另外，我不能苟同傅先生的话，傅先生跟我有些交情，素昧平生时，我俩曾互相为对方的书写过序，我不知道他说话的具体语境是什么，但要说孔孟老庄不是文学家，这个恐怕有失公允，起码孟子和庄子是大文学家吧。

我的写作，随机式的记录比较多，这也有个缺点，就是很难写出鸿篇巨制，那个不光要有思想，更要有耐力。什么时候，我倒也愿意接受一下这种挑战。

我想做一个哲学的“布道者”

记：看过一期电视访谈，主持人替百年后的人们设问 “百年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时，记得您有一段话，大意说是大家都在忙碌，老人们一脸天真、孩子却满脸沧桑，您觉得哲学或文学对这种现状有无作用的可能？

周：那是杨澜做的一个节目吧，让每人写一段话，开篇一律用“有趣的是”，我记得大概写的是，“有趣的是，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多么无趣的时代，这是一个太看重物质生活的时代，老人变得像孩子，孩子们则变得像老人”。老人退休了，童心大发，完全可以理解，但主要是孩子满脸沧桑，这个让我感受实在是太深了，现在的教育完全扼杀了孩子们的天性，吞食孩子们的童年。每个人只能活一次，但我们往往被一些外在的浮华遮蔽了，并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一个人要拥有内在的丰富，有自己的真性情和真兴趣，做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那样就会有一种内在的充实和喜悦。看着人们日益沉缅于物质生活无法自拔，我有时很想做一个哲学的“布道者”。

记：您所说的“布道”，是否也意味着对社会的发言？效果又如何呢？

周：这样说吧，我不承认那种生吞活剥的概念拼贴，或牵强附会的意识形态演绎就是学术，我的“布道”不是这样的。我在报上开专栏，在电视上做讲座，是在参与社会的发展进程，是在对学术、教育、网络、医疗等弊端有所发言。关于百家讲坛，我也经常受到邀请，有时会选择性地参加一些，这是一个舞台，但我还是以写作为主。还有好多地方搞论坛，原来是政府搭台，官员唱戏，现在是政府搭台，请些社会贤达上去讲，是一种进步，尽管有些效果并不会立竿见影，但肯定会起作用。

谈思考、谈信仰

有了开阔的思考，人就不易受伤

记：读您的著作时，曾记录过一句话，“哲学是诗的守护神。只有在哲学的广阔天空里，诗的精灵才能自由地、耐久地飞翔。”而现实中，哲学天空是否广阔？诗又如何飞翔？哲学的力量在生活中如何体现？

周：哲学的天空到底有多广阔，是不能用现实来判断的。古希腊第一位哲学家泰勒士要思考天空的问题，有一回就掉到井里去了，后来王尔德进行了发挥，大意是说，我们都在沟渠里，但有一些人能仰望星空。现实本身是一些很实在的生活，而正因为太实在了，我们有时才更需要去仰望星空。我所说的哲学是广阔天空，是当时的一个感觉，是在评价苏东坡时所说的，仅有敏感，诗人就很容易受伤，很容易被毁灭，而如果诗人有一个健全广阔的思路，对人生有一个开阔的思考，那他就不易受伤。无论中外，有了哲人的心胸，人生就会很开阔，泰戈尔用哲学浇灌着自己的诗歌，境界恢宏，而像赫尔德林、拜伦等诗人的自杀，则值得反思，当然这不能苛求他们了。正反两面，都能感受到哲学的力量。

这里我想说一个朋友，一个真正强大的人，史铁生，因为智慧和信仰，他的文字里没有愁苦与阴影，相反能深深感受到，他的豁达与开阔，他始终沐浴在思想的光辉之中。因为他的心智是自由的，他的思考是深刻、执著而又开阔的。这样他就能俯瞰自己的尘世命运，这种深厚的文学功底之后，是开阔的思考，是哲学的力量。

信仰的真正问题，是人生的问题

记：有些人认为当下有些生活场景，缘于人们价值观的缺失或迷乱，很多人在渐渐失去信仰，您怎么评价？

周：信仰的缺失，是一个命题，这么多年，始终有人在议论。我比较强调一点，我觉得社会转型必须是一种配套的转型，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型，市场经济必须是法治的，我们有法律，但是否就已经是完善的法治社会呢？我们现在谈信仰，可能会说好多人没有信仰，信仰的真正问题是人生的问题呀，是解决人的灵魂的问题呀。现在能做的，是人们要真正注重自己的精神，如何解决个人的人生目标、人生意义问题。一个有着对生命的感悟、艺术的体验、哲学的沉思，或者再加上对宗教的信仰等的人，是一个内心生活丰富的人，他与一个内心生活贫乏的人，会实实在在地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有真诚的信仰，第一能让你不浮躁，更看重生活而不是一味地在俗世折腾；第二是比较有道德，当然不必非得信仰宗教，你可以看重经济生活，这本身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信仰。

记：那什么又是人生的真正问题呢？

周：人生滋味万千，最后一味是无奈。前几年，几米漫画刚开始传播，出版方请我写序，我其实蛮有感触的。你看，海滩上，风把小姑娘的草帽吹跑了，她望着粉红小帽随海浪而愈漂愈远，仿佛听到它在呼救，却终究没能做什么。我们就像这个小女孩，在长长的一生中，会不断地重温这个经验。人生如果是场游戏，谁也无法去问：“可以重来一遍吗？可以耍赖或中途退出吗？”即使不喜欢，我们也得玩下去，缺憾与我们的人生如影随形，生命中的一切花朵都会凋谢，一切凋谢都不可挽回。明白这些，我们就会变得坦然，这是人生的真正问题。

谈反思、谈期待

我认为中国哲学有两个弊端

记：您在哲学上很重视中西结合，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您会否以西方目光回视？观感如何？另外，您如何看待于丹等“学术明星”的迅速走红？

周：坦白讲，从研究生开始，我对西方的哲学接触得多一些，中国的传统经典也读过。其实我的中西（学）都是皮毛，是没有多少发言权的，清末民初，对中国哲学有系统的反思的人，基本上都是受过西方哲学的熏陶，像钱穆、胡适、王国维，尤其是严复，都是回过头来进行反思，提出了些新的观点。如果不理解西方，光是中国哲学，最多是在清朝这地方徘徊。我自己了解西方哲学后，回过头来，对中国哲学的缺点看得比较清醒一点。

按我自己理解，我认为中国哲学有两大弊端，与西方来比，第一个是缺乏形而上学，西方的哲学是形而上学，用王国维的话说，是纯粹的哲学，是思考宇宙和人类的根本道理，而中国的哲学，尤其是儒家的哲学，是社会伦理，儒家的形而上学是非常薄弱的，按照王国维的观点，可能到宋明理学还好一些，在此之前，孔孟都是道德家、政治家，不是哲学家，这个说法有其道理。一个民族，没有形而上学，是不完善的。第二大缺点是中国没有个人主义。中国历来将这看成个坏东西，在西方，重视个人生命的价值、个人自由，是他们的核心价值、核心观点，他们的政治、经济体制全部建立在这上面。什么是法治社会，法治社会就包括个人自由，而且你也不能侵害他人的个人自由。好多东西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

愿每个人的心灵都能安静

记：您曾说过“我的家园在理论和学术之外”，还说过“把实现灵魂的享受、生命的享受，看成最重要的东西”，但要做到，谈何容易！另外，您曾有过一次难得的南极之旅，可能记忆犹新吧。

周：香车豪宅，这种物质的东西，是社会刺激出来的，是人比人而比出来的，生命本身不带有这种需要的，生命中真正的东西是亲情、爱情，是天伦之爱，这是人们能享受的。有些东西是很重要，但人们为了得到它们，连健康也不要了，闲暇也不要了、亲情也不要了，我觉得本末倒置。我那次随队去南极，回来后写过一本书，有我所有的感悟。我觉得，探险是一项用身体实现的精神事业，探险有苦难，也有欢乐，许多不同寻常的欢乐。南极，阳光普照，万物瑰丽斑斓，大海、天空、云彩、积雪，无法言表。我想，驱使人们去南极探险的真正动力，是精神上的需要，包括对新知识的渴望，也包括战胜自身弱点的愿望。

我这里也是闹市，但闹中可以取静，我的日子是真的很安静，每天读书、写作，和家人一起享受人间亲情，普通但无可替代。外面各种喧闹的圈子、聚会、寻欢作乐，统统与我无关。我很满意，因为我的心境是安静的。托尔斯泰说过，“随着年岁的增长，我的生命越来越精神化了”，这并非衰老，而是一种精神的强大。“你如果要问我什么是幸福，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在一个和平的世界上，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过一种小康的日子，就是幸福，最大的幸福。”送别记者时，周国平如此说到。本报记者 王锋

记者手记

陶然亭畔的思想者

　 “更待菊黄家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白居易的诗句，后来成了北京陶然亭的由来。此亭与滁州醉翁亭、长沙爱晚亭、杭州湖心亭并称天下四大文化名亭，历来是文人聚会抒怀、游宴吟咏之地，也曾有风云人物在此煮酒看剑，纵论世事。周国平的新工作室，便在陶然亭公园附近。

采访完周国平后，按他的建议，也去园子里走了走，果然是湖水荡漾、古槐苍翠，坐在谭嗣同的《城南思旧铭》碑刻前，看着“烟藏古寺无人到，榻倚深堂有月来”的楹联，实在舒适而惬意。望中，绿树如烟，亭台座座；茂林修竹，澄湖碧波。

周国平说自己有时也会带着女儿在园子里坐一坐、走一走，或在清晨，或是黄昏。在这里，一切过眼烟云，一切沧桑世事，在一树树如瀑的蝉鸣中，在京剧票友的婉婉唱腔中，在桃花扇的轻轻翻舞下，落于潭中，一波一波淡去……

记者想起了周国平工作室的一座组合玩具，置于室内一隅，周国平说这是啾啾玩过的玩具，她钻进钻出，有滑滑梯，有吊环，“放在那儿，给她留一个童年吧”，哲人就是这样，出语便有机锋，小女孩小鸟般啾啾不已的身影，如在眼前。

周国平是沉稳而平和的，谈话中，会突然寂静下来，他把自己隐没在尼古丁的烟雾中，只余炯炯双目。他在关注着身边世界的进程，他又非常怀念“古都意义上的北京”，在时代大潮里，周围拆拆建建，他在痛惜，也在呼吁，更多的，他在沉吟中，独自寻路前行。

陶然亭畔，真的很适于他，沐浴凉风，时而仰望星空。那时的湖畔，也许萤火闪烁、蛙鸣声声；也许，万籁俱寂、水光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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