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则徐第四次反围剿朱德成就的副作用

第四次反围剿朱德成就的副作用

顾则徐

说明：自从2010年春我的《朱德别传——与毛泽东的恩恩怨怨》一书在香港出版后（台湾版名称为《永远的共军总司令——朱德》），虽然大陆索求的专业、非专业人士很多，但碍于海关之封建割据，本书难以一睹。时常有出于社会公义之朋友，希望我能将部分内容提供到网络，以使较多的读者共享。犹豫至今，方决定选择部分估计可在大陆发布的章节，陆续以单列文章标题在博客登出。有本说明者，即为该书节选。

1933年1月5日，率军突然北进的朱德在黄狮渡歼灭国军周士达旅并生擒周士达。没有想到朱德会敢于北进的陈诚立即向红军合围，1月7日朱德趁陈诚还没有完成合围，在浒湾主动攻击，击溃陈诚三个师。朱德这次反围剿的开头，与前三次反围剿风格迥然不同，没有采取收缩寻找战机的办法。实际上，第三次反围剿已经证明，继续采取诱敌深入策略已经难以进行，第三次反围剿时由于国军兵力大增，朱德采取拖垮敌人的办法，但数次陷入了困境。这次国军的围剿兵力更加强大，而且进一步采取了稳步推进的方法，进行围剿的经验更加丰富、老到了，如果继续诱敌深入，红军很可能最后被逼到一个狭窄地带，上次朱德带领三万红军从缝隙中穿插出来，实在是非常惊险，再试图来这么一次，由于红军已经有五万，难度将非常高。另一个因素跟季节有密切关系，第三次反围剿正是夏天，容易拖垮敌军，而且植被茂盛，红军也比较容易隐蔽运动，现在则是冬天，情况已经全然不同。朱德采取的办法，是趁北面陈诚的战线还没有巩固，寻找其薄弱点进行进攻，“冲破抚州（河）流域的敌人围攻线，破坏敌人大举进攻的前线布置”。黄狮渡、浒湾两个战役，不仅证明红军可以冲垮陈诚的战线，而且也已经完成了最重要的一步。

本来，朱德准备在完成战略目标的第一步后，继续北进，向赣东北追击进攻，与那里兵力有四千多人的方志敏、周建屏、邵式平红十军呼应，或者会合,通过威慑蒋介石最大的软肋江、浙地区，迫使国军回访江、浙。实际上，这一战略正是朱德已经使用过多次的发挥红军轻装特长，跳到合围外线进行大范围运动，然后再寻找攻击机会进行作战的方式。但这时候，朱德良好的战略计划被破坏了。朱德的计划特点是不在乎根据地被国军侵入，以打破敌战线和消灭敌部为目标，但中共中央则要求巩固稳定的根据地，把目前的军事目标定在国军重点防守的南丰，这样就要求红军必须进行城市攻坚战。李德回忆说：“江西东北的战役，又根据上海党领导的建议和我的意见，于1933年1月停止了。”

1月16日，博古中央明确要求周恩来、朱德进攻南丰地区。朱德的战略行动就此彻底终止。这时候，周恩来尽了自己最大的力，反复向博古中央说明不同意见，希望向抚河东岸展开运动战。在周恩来不敢下决心先宰后奏的情况下，朱德只能在战况日益紧迫中干等，苏区与上海互相扯皮竟然扯了二十多天，国军战线布置已经完全不同，向赣东北方向出击运动的战机彻底失去。2月12日，朱德只能按照中央的决定攻击南丰。但朱德显然是在应付，调整了战略，只向战场投入少部兵力以减少损失。陈诚见朱德主力在南丰地区，便会合主力进行合围，以聚歼朱德。朱德自然不会与陈诚决战，事实上也根本没有实力与精锐的陈诚决战，他趁陈诚还没有完成合围时，派新组建的周建屏、萧劲光红十一军伪装主力向赣东北黎川地区急进，红军主力则转移到宁都北部地区隐蔽待机。既然已经进攻过了南丰，掌握情报的周恩来也深知红军已经处于绝境，支持了朱德的这一决策。这实际上已经是唯一的求生之道了。

隐蔽寻机进行决战，是朱德惯用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策略。从坪石之战用一个团歼灭许克祥六个团，到前三次反围剿，这种方法朱德已经使用了很多次。当朱德、周恩来率红军主力于2月24日秘密转移，在东韶、洛口地区隐蔽下来后，刘伯承向朱德报告国军李明第五十二师、陈时骥第五十九师处于孤立推进中，朱德当即决定以歼灭这两个师作为决战，刘伯承请朱德下令，朱德还是老规矩叫来周恩来，通报自己的决定，周恩来无异议。

2月26，红军分林彪红一军团、彭德怀红三军团左、右两翼在黄陂预设战场埋伏，等待李明第五十二师。董振堂第五军团（原总指挥季振同被周恩来作为反革命关押）及红十二军、红二十二军在黄陂作另一路埋伏，等待陈时骥第五十九师。2月27下午，毫无防备的李明第五十二师进入林彪、彭德怀的伏击圈，朱德命令全线攻击。第二天，该师全部被歼，师长李明重伤被俘后死亡。李明第五十二师被歼时，陈时骥第五十九师也进入了董振堂的伏击圈，朱德命令攻击，林彪、彭德怀完成战斗后转来协助，战斗两天也全歼了该师，陈时骥被俘后投降，到红军大学讲授地形学。

这次歼灭两个整师的战役，史称“黄陂战役”。黄陂战役歼灭一万多人，是红军战史上从未有过的辉煌战绩，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所歼灭的国军两个整师是蒋介石精锐的嫡系部队，这不仅是红军的第一次，也是蒋介石北伐以来从未遭到过的重大损失。就军史来说，朱德为中共创造了大规模阵地伏击战的经典，这一模式后来在国共内战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它的特点是在运动战中突然进行阵地伏击战，对运动中的敌军进行野战围歼。

“黄陂战役”打乱了陈诚的阵脚。一方面，陈诚仍然不顾两个师被歼，继续进攻寻找朱德决战；另一方面，他实际又不得不顾两个师被歼的事实，心虚了起来。陈诚的心虚体现在他策略的调整上。本来，他是将所部十二个精锐师分为罗卓英、吴奇伟、赵观涛三个纵队，按战线方式推进，发现朱德主力就进行合围决战，现在罗卓英部两个师被歼后，他不敢再这样，决定依靠部队的精锐进行中间突破，将部队合并为两个纵队，用六个师向广昌前后梯次前进，以避免再遭朱德个别歼灭。朱德马上看出了漏洞，他说：陈诚“前后两纵队重迭，以六个师的纵深配备行军，长径遂达三日行程以上，敌人完全未顾及到这点。”也就是说，陈诚前后排列的阵型看上去虽然兵力集中，但如果不想拥挤在一起的话，就形成了头尾拉开过长的特点，成为了难以掉头的长蛇阵。朱德破袭长蛇阵曾经创造过一个经典战例，那就是坪石之战，许克祥将六个团按两个团一组一路紧凑延伸，结果朱德采用了打蛇头的办法，然后一路破袭，使许克祥一路溃败下去。这次朱德根据陈诚蛇身太长的弱点，改变了方法。

3月，朱德用一部分兵力与陈诚前锋吴奇伟接触，然后边战边退，吴奇伟紧紧追赶，这样，蛇身就拉得更长并发生了脱节。在这样的情况下，朱德选择了攻击蛇尾的策略。3月21日，朱德用一部分兵力将陈诚落在最后的肖乾第十一师割断，然后用主力对已经成为孤军的肖乾第十一师进行围攻，从拂晓到下午三点，基本歼灭了肖乾第十一师，并将肖乾击伤。这一次，朱德是利用了敌军阵形的弱点，采用了分割围歼的方法。这又是为中共武装打了一个经典战役，这一打蛇尾特别是分割围歼的方法，在国共内战时期也在中共武装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由于这次战役地点发生在东陂，所以史称“东陂战役”。

东陂战役之后，陈诚再也无法坚持，只能撤军。这样，第四次反围剿就结束了。

在中共官方党史中，关于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经常出现两个伪造：一是先伪造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是毛泽东为主指挥的，然后，再含混地伪造第四次反围剿是运用了毛泽东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暗指第四次反围剿实际采用的是毛泽东的策略，以夸大毛泽东的军事成就。这基本属于不顾事实的编造。关于第一个伪造，本书前面已经详细叙述，第一、二、三次反围剿基本是以朱德为主决策和指挥的，在决策层面上，毛泽东也是共同决策人，军事指挥方面毛泽东则处于绝对的次要地位。真实的情况是，毛泽东作为主要的战略决策人是要到遵义会议之后，作为主要的战略指挥人则是抗日战争后期的事情，而具体的战役指挥毛泽东则是很偶然有过。这并不是贬低毛泽东，事实上，本书已经大概构勒了毛泽东军事成熟的过程，并强调了他的天才，毛泽东军事方面的最后成熟阶段，正是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但这并不等于第一、二、三次反围剿就是他主要指挥的。关于第二个伪造，第四次反围剿当然有着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经验，这在红军和国军双方都一样，所以，彼此都在调整自己的军事战略和战术，但是，如果不仔细分析、对比第四次反围剿与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差别，就会在军事艺术角度将它们混淆起来。实际上，第四次反围剿已经属于一种新的模式，在战略上不再是诱敌深入，而是直接面对敌方战线的运动战，当朱德不能达到跳到外线的战略后，就利用博古中央强行命令攻坚的计划，虚晃一枪，转而隐蔽主力进行大规模阵地伏击战，之后又通过分割敌人进行了大规模阵地围攻战，黄陂、东陂两次战役的模式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中并没有发生过。

就作战原则来说，第四次反围剿与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是连贯的，它就是朱德一贯强调的基本军事原则。5月28日，朱德写了《黄陂东陂两次战役伟大胜利的经过与教训》进行总结，他指出“红军战术的主要原则迅速、秘密、坚决，这次都执行得不错”，而迅速、秘密、坚决正是朱德战术艺术的核心，是他一贯的要求。他批评红军各部指挥官“机断专行的自动性仍缺乏”，服从命令和机断专行是朱德一直对部下将领强调的指挥原则，他批评道：“此役的教训是：我们坚决执行命令是最近的进步，但各级指挥员未本上级之企图，发扬极大的机断专行达到全部任务，是一缺陷。”也就是，下属将领执行命令更坚决了，但却对整个战役的精神缺乏理解，执行命令过于古板、僵硬，缺乏能动性和灵活性。

必须要注意的是，朱德的成就存在着巨大的副作用，他的战绩越辉煌，则越酝酿着了一种严重危机。朱德的胜利由于是在南丰虚晃一枪、调整策略获得的，而虚晃一枪的目的是蒙混博古中央，以表示遵守了他们的命令，但从博古中央来说，并不知道朱德是在蒙混他们，反是会认为命令朱德、周恩来放弃出击赣东北，进攻南丰是正确的，是阻止了朱德、周恩来犯“错误”，第四次反围剿之所以获得胜利是因为要求朱德、周恩来坚决执行了李德的战略主张。事实上，李德正是这样认为的，他认为第四次反围剿正是进攻南丰获得的胜利。他回忆自己后来到了苏区，在第一次参加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时，“毛泽东以生硬的形式向我表示欢迎，对1932——1933年冬季北线上的成功讲了几句赞许的话。他似乎知道，这次反攻是我建议的”，可见他认为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是他的功劳。不仅博古中央和李德本身是这样认为，而且其他人也必须这样认为，也就是即使那些知道内情或看出朱德是虚晃一枪的人，也不能把问题说穿，只能维护中央的正确性，包括朱德、周恩来自己也必须这样做，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氛围，这种氛围大大提高了博古中央的威信，特别是提高了苏联军事顾问的权威性，而朱德则什么都没有得到，甚至在博古中央看来，如果不是坚决听取李德的意见，朱德反而是犯重大战略错误的人，不对他进行批评已经算是很容忍了。也就是说，朱德的成就恰恰是抬高了他人，贬低了自己。

因此，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并不是巩固了周恩来与朱德同盟的地位，而是确立了博古中央和李德的绝对英明和权威，形成了一种非常深刻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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