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墓山上的将军
作者：秋末
来源：《钟山风雨》2016年第03期
玄墓山，出苏州城，西行三四十里。将军，迟浩田，曾经的中国国防部长。1968年夏秋之交，在玄墓山上，我在将军手下工作过。可谓只有文革才有的关系。
1966年7月，我大学毕业。因文革，至1968年3月，才来苏州报到。那时，苏州市革委会还在城外，接收大学生的机构在金阊区政府内。大学生都要到基层劳动锻炼一年。我分在一机部的部属厂苏州仪表元件厂，落实在一个做振变器的车间。每天穿上白大褂，坐在电动控制的转子面前绕线圈。振变器派什么用，从未搞清楚。振变组长王师傅，三十岁左右，人很和蔼，退休后与我同住一新村，常见面，还呼她王师傅。苏州无着落，我们两三个“外来户”，吃住在厂里，我与一位叫“老宁波”的钳工师傅同住一宿舍。每晚，“老宁波”都要喝一杯苏州产的黄酒，钢精杯在酒精灯上加热，边听半导体边喝酒，脸喝得红彤彤的。有时也给我倒半杯，说声大学生来一起喝，我从不推辞。好不容易，五六年后，“老宁波”调回宁波，没几年就离世了。
厂里有位技工，上海人，可能是一个造反组织的头头，参与市革会的工作。有此说法，市里省里要开学毛选积极分子的大会，老笔杆打倒了，没人整材料，他说，我们厂里有来劳动的大学生，何不从中找几个。就这样，我被找了出来，借到市革会办公室工作。好像不叫办公室，叫办事组。为何叫办事组？专门办事的，不是吃干饭的，有人对我这样说。这一借，我就与机关与文字结下了难解之缘，几乎定了终身。这种机关借基层单位的人来工作的现象，文革中很普遍，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不用发粮饷，文革后还延续了多年。近十年机关退休人员，估计有三分之一是原来从厂矿企事业单位借而后留下来的。这是我与迟浩田有关联的前奏，铺下的道儿。
那时，迟浩田是二十七军一个师的副政委，市革委会的军代表。大家都以迟副政委相称。军代表名为代表，实际掌管一切。我第一次见迟浩田，是在一个小会议室。确切日子记不得了，大约在1968年8月的中旬，办事组通知，要我参加在玄墓山举办的两派大联合学习班，做工作人员，具体做班部的文字工作。班部直接听迟浩田指挥，实际给迟浩田做文秘。我对迟浩田没什么印象，只知是位了不起的战斗英雄，一次抓了几百个俘虏。去之前，迟浩田召集班部人员开了一个预备会。进会议室，迟浩田已端坐会议桌一边，未多看，一股军人将领特有的威严向你逼来。我坐下，见他两眼似剑，腰板直挺，中等身材，面方，不苟言笑，两手置于桌上，四十左右（确切3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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