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白诗歌中的英雄主义精神

发布时间：2013-04-27 22:26:33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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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李白诗歌中的英雄主义精神

陇东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 2008061412 丑军刚

摘要：李白诗歌是波澜壮阔的盛唐诗潮中最引人瞩目，动人心弦的。他的诗，“豪放飘逸”，诗人正是凭借这种“骏发豪放”的气势，才最充分地、最集中的体现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其饱满的青春热情，争取解放的蓬勃精神，积极乐观的理想展望，鲜明强烈的个性色彩，汇成了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格外富有朝气的歌唱。而当时的盛唐文化氛围、社会习尚以及诗人自身鲜明的个性等因素，正式形成其诗歌英雄主义精神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李白诗歌；英雄主义精神

李白的诗歌可谓“豪”矣，宋代人苏辙曾经说过，“李白诗歌类其为人，骏发豪放”；严羽在《沧浪诗话》中也说：“太白天才豪逸”；而《旧唐书·杜甫传》则说李白“词气豪迈而风调情深”；其他诸如此类说法如李白“才高气逸而调雄”等则有很多。李白自己在《赠韦秘书子春》中也表白说：“谈天信浩荡，说剑纷纵横”。李白的诗歌正是凭借这种“骏发豪放”的气势，丰富和发展了盛唐诗歌中英雄主义的艺术主题，给人一种深广蓬勃的崇高美感。

一、李白对英雄主义的礼赞

诗人李白，生活在唐代社会的鼎盛时期，受传统思想意识熏陶、生活环境的风气影响、时代精神的激励，与历史上大多数文人一样，毕生所求的并不是当一个诗人，而是做一位政治家。他自诩“怀经济之才”，早年就立下“愿为辅弼”“济天下”“安社稷”，而后“功成身退”的人生大志。

其《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云：“将欲倚剑天外，挂弓扶桑，浮四海，横八荒……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赠韦秘书子春》亦云：“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李白希望自己能够像古代的管仲、晏婴一样，成为国家的重臣，辅佐君王，治理天下，“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功成名就之后，像范蠡、张良那样“浮五湖，戏沧洲”。其人生理想定位是“为辅弼”、“济天下”、“功成身退”。“功成”是“身退”的前提条件；“身退”是“功成”的最终的目的。“居卿相”、“佐明主”、“安社稷”、“济天下”是他“功成”的标准，“功成”如不存在，“身退”“浮五湖，戏沧洲”就失去价值意义。

即使在遭谗毁、贬谪时，他也怀着“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的政治理想，而不是避世隐居。对这种理想他是如此的执著, 不断地形诸歌咏，甚至在多次经历人生甘苦之后，作名篇《行路难》时，结句仍云“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沧海”，这是充满信心与展望的强音。惟其如此，李白用他的生花妙笔，用充满时代理想的歌唱，写下了大量的歌颂古代义士英雄名臣的诗篇，同时也推进了盛唐文化中的英雄主义精神。

（一）李白诗歌中的英雄主义精神是他强烈的任侠作风的表现

李白少年生长于蜀地，但蜀地情况特殊，尚侠之风未息。李白也受其影响，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十五好剑术, 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 历抵卿相。”李白生平浪迹天下，慷慨自负，不拘常调，这与他的任侠作风是分不开的。“常欲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彼渐陆迁乔，皆不能也。（范传正《李公新墓碑》）”他尚武轻儒，脱略小节，轻财好施，豪荡使气，这就养成了他崇尚英雄的性格。反映在诗歌中，他从无数古代英雄的风度气派中汲取力量，把现实的理想投射到历史中去，从而在诗歌中建立起英雄性格的人物画廊。

1．李白在诗歌中歌颂了为人排难解忧、功成不受赏的古代英雄的高尚情操。如他的诗作《古风》其十中写道：“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

这首诗借鲁仲连的故事表达诗人的政治理想。鲁仲连是战国时齐人，策士。诗人一开始就引用《史记》中的话。“高妙”二字，同时表现其卓异的谋略和清高的节操两个方面，第三、四句，诗人将鲁仲连的出仕视为明月出海，这种极度的推崇，可见诗人对鲁仲连的景仰非同一般。“却秦振英声”就是对鲁仲连说却秦军这件事的肯定和推崇。而“后世仰未照”一句又承“明月出海底”的比喻而来，形容其光芒能穿过若干世纪的时空而照耀后人，使之景仰。但对鲁仲连的为人的钦敬之处不仅如此，还在于他高尚的人品。当平原君以官爵千金相酬时，他却笑道：“所谓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忧而无取也。即有权者，是商贾之事也，而连不忍为也。（《屈原、淳于髠、鲁仲连--春秋战国人物传》）”说罢辞去，终身没有再见平原君。第五、六句，直言其事，而赞赏之意溢于言表。“所冀旄头灭, 功成追鲁连”，“我以一箭书, 能取聊城功”。以上诸句, 给我们刻画了一位高蹈而又仗义的英雄人物形象，其中又附加了诗人自己的影子, 寄寓着诗人“功成身退”的人生理想。功成身退是李白的政治理想和自我设计的重要部分，在这个方面，诗人引为楷模的历史人物，便是鲁仲连。有的研究者指出, 从积极方面看, 李白的“功成身退”的表示，那主要是为了抬高自己的从政身份, 目的在以谋臣策士出仕，这在诗人对鲁仲连的推崇中看的最为清楚。所以我们说李白的“功成身退”首先表现为“功成”，这是前提，也是李白终生为之奋斗、追求的目标，因而他的诗句才多闪现着英雄主义的火花。

2. 他在诗歌中赞颂了古代英雄们重然诺、讲义气、忠于友谊的优良品德。如他在《杂曲歌辞·少年行》其一中云：“击筑饮美酒，剑歌易水湄，经过燕太子，结托并州儿。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因声鲁句践，争博勿相欺。”

李白的《少年行》刻画的是一个豪爽倜傥的少年形象，敲打着乐器喝着酒，背着宝剑唱着歌，经过旧时燕国的土地时，结识了那里的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燕国在现在的河北一带，自古就有“燕赵多慷慨之士”的说法，那里民风豪放，正是李白所向往的生活。李白经过燕国的土地时，回想起了战国时代的荆轲，想起了荆轲为着一种大节大义，不计较鲁句践的争博之欺，却与高渐离击筑和歌于大街之上，旁若无人，而受托于燕国太子丹，悲歌易水，从容西去刺杀秦王，最后血染秦庭则传为千古壮举。诗人李白回忆起荆柯刺秦的历史故事，在这里强调的就是一种急之难，重节重义的英雄精神，和“人生贵相知, 何必金与钱”的知己之情。

3．李白在诗歌中赞颂爱才若渴、礼贤下士的英主。如李白在《行路难》其二中云：“君不见昔时燕家重郭隗，拥彗折节无嫌猜。剧辛乐毅感恩分，输肝剖胆效英才。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

李白在诗歌中深情地歌唱了当时燕国君臣互相尊重和信任，流露出他对建功立业的渴望，表现了他对理想君臣关系的追求。战国时，燕昭王为了使国家富强，尊郭槐为师，，于易水边筑台置黄金于其上，以招揽贤士。于是乐毅、邹衍、剧辛纷纷来归，为燕昭王所用，燕昭王对他们不仅言听计从，而且屈己下士，折节相待。当邹衍到燕国时，昭王“拥彗先驱”，亲自扫除道路迎接，恐怕尘土飞扬，便用衣袖挡住扫帚，以示恭敬。李白始终希望君臣之间能够有一种比较推心置腹的关系。他常以伊尹、姜尚、张良、诸葛亮自比，原因之一，也正因为他们和君臣之间的关系，比较符合自己的理想。回归现实，这时的唐玄宗已经腐化而且昏庸，根本没有真正的求贤、重贤之心，下诏召李白进京，也不过是装出一副爱才的姿态，并要他写一点歌功颂德的文字而已，这使诗人心中大失所望。“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一句慨叹昭王已死，没有人再洒扫黄金台，实际上是表明他对唐玄宗的失望。这首诗表现了李白对建功立业的渴望，流露出他在困顿中仍然希望有所作为的积极用世的热情，他向往像燕昭王和乐毅邹衍等人那样的风云际会，希望有“输肝剖胆效英才”的机缘。

李白对英雄的歌颂，既是盛唐昂扬奋进的时代精神的体现，又是诗人傲气、豪气的外化。而这种豪气又与游侠的关系较深，可以说任侠作风对李白的影响非常深刻，体现在诗作上，就是崇敬英雄、歌颂名臣贤相等，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像古时的名臣贤相一样建功立业。

(二)李白对英雄的礼赞是他自身济世经国、建功立业伟大思想的折射

李白一生理想远大，抱负高远，“济苍生”，“安社稷”是他生平最大的愿望，因此，大量的歌颂古代英雄名臣的诗篇出现在他的笔下。他对诸葛亮君臣如鱼得水，无比羡慕，并表示“余亦草间人，颇怀拯物情”。他深情地吟咏张良、谢安，他一方面又说：“留侯将绮里，出处未云殊。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

1.李白在诗歌中借对古代英雄的热情歌颂，表达自己的爱国热忱及对建功立业的向往。如他的《梁甫吟》说道：“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宁羞白发照清水，风时壮气思经纶。广张三千六百钓，风期暗与文王亲。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揖山东隆准公！入门不拜骋雄辩，两女辍洗来趋风。东下齐城七十二，指挥楚汉如旋蓬。狂客落魄尚如此，何况壮士当群雄！”

这里两组“君不见”提出两个历史人物。一个说的是西周吕望，长期埋没于民间，五十岁在棘津当小贩，七十岁在朝歌当屠夫，八十岁还垂钓于渭水之滨，钓了十年，才得遇周文王，遂展平生之志；另一个是说秦末郦食其，刘邦原把他当作一个很平常的儒生，很看不起他，但这位自称“高阳酒徒”的儒生，不仅凭着雄辩使刘邦改变了对他的态度，以后还说服齐王率七十二城降汉，成为楚汉相争中的风云人物。诗人引用这两个历史人物的故事，实际上寄寓着自己的理想与抱负，正如萧士赟所云：“‘君不见’段……谓太公之老，食其之狂，当时视为寻常落魄之人犹遇合如此，则为士者终有遇合之时也。”诗人不相信自己会长期沦落，毫无作为，对前途有着坚定的信念，坚信总有一天，自己会际会风云，建功立业。

他的另一名篇《独漉篇》则云：“……雄剑挂壁，时时龙鸣。不断犀象，绣涩苔生。国耻未雪，何由成名？神鹰梦泽，不顾鸱鸢。为君一击，鹏搏九天。”

沈德潜评笺曰“‘雄剑挂壁’以下，言豪士为国雪耻，当立大功以成名，犹鹰之不顾凡鸟，而击九天之鹏也。”别看李白只是一介文士，却从来就以豪侠壮夫自许。“宁知草间人，腰下有龙泉？浮云在一决，誓欲清幽燕！（《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便是诗人之素志。这“龙泉雄剑”此刻就挂在壁间。它正与古帝颛顼的“曳影之剑”一样，当“四方有兵”之际，便震响“龙虎之吟”，意欲腾空飞击。令人伤怀的是，它却至今未有一吐巨芒、断其犀、象之试。这雄剑的命运，不正是诗人报国无门的写照吗？国之壮士，岂忍看着它空鸣壁间、“绣涩苔生”？一股怫郁之气在诗人胸中盘旋，终于在笔下化为雄剑突发的啸吟：“国耻未雪，何由成名？”笔带愤色，却又格调雄迈，显示的正是李白悲慨豪放的本色。此诗未解，就于宝剑的啸吟声中突然翻出了“神鹰”击空的雄奇虚境。从高高的云天之上，传来了多么自豪的巨音：“为君一击，鹏搏九天”！这是决心为国雪耻的诗人在天之东南所发出的、挟带着无限自信和豪情的啸声！这啸声应和着挂壁雄剑的“龙吟”之音，响彻了南中国。它预告着诗人漂泊生涯的终止——他将以“鹏搏九天”之志，慨然从军，投入平治“独漉”、驱除叛军的时代风云。

2. 李白笔下的英雄大多是在动荡变化的非常时期，在历史的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而且与抒情主人公打成一片，浑然不可分。如“自言管、葛竟谁许，长吁莫错还闭关”，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的贤相管仲、三国时足智多谋、辅佐刘备三分天下的诸葛亮；“颇似楚汉时，翻覆无定止。朝过博浪沙，暮入淮阴市。张良未遇韩信贫，刘项存亡在两臣”，楚汉相争中的张良、韩信两个人的作用非常重要，而且两个人是楚汉战争中的决定因素；“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东晋时期的名臣谢安；“半道谢病还，无因东南征。亚夫未见顾，剧孟阻先行”，西汉大侠剧孟等，都在诗人笔下出现。又如他在赠酬友朋的诗作中说：“风水如见资，投竿左皇极”（《酬坊州王司马与阎正字对雪见赠》）。生在盛世的李白而对乱世英雄致以礼赞, 当然不仅仅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通过这类人物，诗人更能抒发自己“心雄万夫”的英雄气慨和热情，表现在历史中建立辉煌功业、积极创造自我价值的人生愿望。

3. 李白在诗歌中不仅描绘了往古侠肝义胆、功业显赫的英雄，对现实生活中耳闻目睹或相互交往的英雄豪杰也予以热情礼赞。如他在诗《赠郭将军》中云：“将军少年出威武, 入掌银台护紫微。平明拂剑朝天去, 薄暮垂鞭醉酒归。”

诗中的前两句说郭将军从此地发迹，又晋升到银台门担任起护卫皇帝的重任，这两句主要是赞美郭将军不仅功勋卓著而且位高权重，深受皇帝的信任和宠爱。第三、四句说郭将军早上擦拭宝剑去上朝，晚上喝醉酒垂着马鞭回家，主要是赞美郭将军不仅工作顺利而且生活惬意。郭将军的少年得志激起了诗人的无限仰慕之情，这也与诗人的失意形成了强烈反差，引起了诗人无比的悲愤，但是这种得志与失意所造成的不和谐给我们的感觉却是“即便是悲愤，也不失其豪放，即便是失败，也不失为英雄。”

李白生活在唐帝国盛极而衰的时代，是光明繁盛的社会景象诞生了和鼓舞了他的理想。少年时代，就曾在《别匡山》中写道：“莫怪无心恋清境，已将书剑许明时。”他要把自己的才能献给大唐王朝，甚至梦想有一天能辅佐皇帝济苍生、安社稷，建立不朽的功勋。李白为这一理想奋斗了一生，虽然历经坎坷，然雄心不改。正是在对济世经国、建功立业伟大思想的追求中，李白写下了许多豪情逸兴和悲歌慷慨的诗篇。

二、李白的边塞诗也体现了其英雄主义精神的艺术主题

赴边入幕，以军功致仕，在唐代也是一条进身途径。盛唐文人有从军入幕致仕经历者不少，高适在《别韦参军》云：“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岑参《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云：“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轮台歌》又云：“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文人赴边入幕，并非只是猎取功名和富贵，而是要追求一种参与世事的身份地位，通过建功立业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人生价值。盛唐诗人被盛唐气象所激励，积极从军边塞，李白也不例外，并写下了许多慷慨激昂的边塞诗。

（一）李白的边塞诗写得最多的是边防将士在边塞的艰苦生活和献身报国的英勇形象和爱国精神。如他的《塞下曲六首》其一：“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 春色未曾看。晓战随金鼓, 宵眠抱玉鞍。愿将腰下剑, 直为斩楼兰。”

仲夏五月天山积雪，寒气逼人，边地苦寒可见一斑。“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则极写戍边将士军旅生活的紧张。如此艰苦的边塞生活，并没有退却将士的爱国热情，却化作了报国的信心和力量。最后两句引用了西汉傅介子的故事，借此表达边塞将士的爱国激情，“愿”字与“直为”，语气砍截，慷当以慷，把边塞将士的爱国激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些英勇杀敌的爱国将士，怀抱着“出门不顾后，报国死何难”（《幽州胡马客歌》）为国献身的精神，与敌人浴血奋战，决心“挥刃斩楼兰，弯弓射贤王”（《出自蓟北门行》）“愿斩单于首，长驱静铁关”（《从军行二首》），即使是“白刃洒赤血，流沙为之丹” （《幽州胡马客歌》）也在所不惜。

（二）李白的边塞诗还歌颂了英雄在战斗中的重要作用。这类诗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从军行》中云：“百战沙场碎铁衣, 城南已合数重围。突营射杀呼延将, 独领残兵千骑归。”

诗要表现的是一位勇武过人的英雄，而所写的战争从全局上看，是一场败仗，但虽败却并不令人丧气，而是败中出现了豪气。“独领残兵千骑归”，“独”几乎有千斤之力，压倒了对方的千军万马，给人以顶天立地之感。诗没有对这位将领进行肖像描写，但通过紧张的战斗场景，把英雄的精神和气概表现得异常鲜明而突出，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将这场惊心动魄的突围和首句相对照，让人想到只不过是“百战沙场”中的一仗。这样就把刚才这一场突围战，以及英雄的整个战斗历程，渲染得格外威武壮烈，完全传奇化了。诗歌让人不觉得出现在眼前的是一批残兵败将，却让人感到这些血泊中拼杀出来的英雄凛然可敬。像这样在一首小诗里敢于去写严酷的斗争，甚至敢于写败仗，而从败仗中显出了豪气，给人以鼓舞，如果不具备象盛唐诗人那种精神是写不出的。而李白恰恰是盛唐诗人中能写出充满豪气的诗歌的那个人。

综观李白一生，追求成功，渴望“济苍生”、“安社稷”是他终生贯之的追求。观其言行，他追求理想、积极从政并不是贪求荣华富贵，而是为了大唐之治做出有益的贡献。但李白毕竟又是一位诗人，当他的理想在现实中无法实现时，便在诗歌中自由驰骋，借对古代贤贤志士和现实中英雄豪杰的热情讴歌，来体现自己的英雄气慨，从而丰富和发展了盛唐诗歌中的英雄主义的艺术主题。

三、李白诗歌中具有英雄主义精神的原因

李白诗歌中具有英雄主义精神是一个事实存在，问题不在于仅仅描述这一事实本身，而要透过事实的表象，追求诗人的心理根源，社会环境和思想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作用。

（一）盛唐文化的氛围作用

中国历史上的唐王朝是中华民族最为骄傲的时代，而唐代更是人们公认的一个思想开放、经济繁荣、国力昌盛的朝代。他的一统天下，不仅融合了南北新兴的民族，而且有了总括中外种落的气魄和胸襟，显示出一种向外开放而豪情满怀，融汇中外而奋发有为的旺盛生命力。整个社会从高门大户到寒门庶族，从统治阶层到贫民百性，都弥漫着一种为国立功的荣誉感和英雄主义精神，尤其到玄宗时代，更是将盛唐文化推向了极峰。这样的一种环境也大大的激发了广大士人的用世之志和从政热情。而科举制的进一步推行使得许多士子得以登上政治舞台，于是积极向上，奋发有为，成为当时士人的主导趋向；而像李白那样不走科举之途，通过隐居与交游，也终于能得到皇帝的召见，以一介布衣而享受到极高的荣宠，这也只有在盛唐时代才有可能发生。

李白以“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与王公大人许与气义”（《与韩荆州书》），这就是一种强烈的自信心，充分的自我肯定与豪情横溢的精神表现。宋代李纲在《读四家诗选序》中云:“太白诗豪迈清逸, 飘然有凌云之志”。如果我们从“文变染乎世情, 兴废系乎时序”这种社会环境对人与文化的影响关系来看，时代与文化的氛围无疑给诗人以极大的影响, 李白诗中那种立功边疆的报国精神正是时代精神的表现。

（二）社会习尚的作用

初、盛唐有着浓厚的尚武之风，这与统治者的提倡有关。一代开国英主唐太宗，是靠“风尘三尺剑”马上得的天下；而后到了武则天时期，她以周代唐，自然靠手中的武力才能一举功成；唐中宗、玄宗也不例外，都是依靠宫廷武装政变夺得政权, 当然知道武力的重要性, 尤其是唐玄宗，更是把武力开边定为大唐的国策。唐朝前期的这几位皇帝，都很崇尚事功，强调文韬武略，王霸大业。上行下效，唐代的文士，且不说“身当恩遇常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燕歌行并序》）、“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的身在边塞幕府任职的诗人高适和岑参，就是以山水田园诗著称唐代的王维和孟浩然，也都高赞过“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有侠骨香”（《少年行》其一）的侠士，也唱出过“游人五陵去，宝剑值千金。分手脱相赠，平生一片心”（《送朱大入秦》）的壮词。而李白更是任侠尚武，轻文卑儒。他从不承认自己是个儒生，而以“壮士”自许，正谓“予为楚壮士，不是鲁诸生”（《淮阴书怀寄王宗成》）。正是这种社会政治环境的大气候影响着李白，所以他在诗中屡屡立愿要做壮士，为国建功立业。他的那些热情洋溢、意气风发的英雄诗篇，也成为大唐盛世“青春奏鸣曲”中高扬的音符。

（三）与诗人鲜明的个性有关

李白自小就有侠义之气。在《与韩荆州书》中, 自说“十五好剑术”。《留别广陵诸公》中，李白回忆少年时，“忆昔作少年，结交赵与燕。金羁络骏马，锦带横龙泉。”字里行间，透出一股豪气。《新唐书本传》则说他:“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轻财重施。”李白好友魏颢，深知他的生平和为人，也曾说他:“少任侠, 手刃数人”，并对李白的精神面貌有生动刻画:“眸子炯然，哆如饿虎。时或束带，风流酝藉。”另外，李白所从游的赵蕤也是一位侠士。赵蕤在《长短经》中对太公、管仲、苏秦、鲁仲连、张良、韩信、诸葛亮和谢安等历史人物大加推崇。这都对李白的个性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

李白在蜀中学成后，便“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以后曾学剑山东，出入于长安金市胡姬酒肆之中，与扶风豪士窦滔结下了患难之交。在天宝三载，又与杜甫、高适二人相识相知，共同相伴在梁、宋一带交游。此一行不仅是三人的诗酒盛会，而且还是一次令人心胆开张的任侠之行。李白除此游侠击剑壮举之外，“且探虎穴向沙漠，鸣鞭走马凌黄河”（《留别于十一兄逖裴十三游塞坦》）冒险探察安禄山军情的英勇行动，应邀参加永王李璘幕府“过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南奔书怀》）、“浮云在一决，势欲清幽燕”的报国壮举，都是他英雄精神的发扬光大。由此可见，李白的尚武轻儒，脱略小节，轻财好施，豪荡使气的任侠作风；慷慨自负，不拘常调、“以当世之务自负”的英雄气概等，都是在充分吸收时代气息的基础上而形成的鲜明个性特征。也正是有其鲜明的个性，李白才有“济苍生”、“安社稷”的人生理想，才有精神飞扬、精血腾涌的英雄华章。

豪情横溢的盛唐气象，刚健勇武的社会习尚，加上其“一鸣惊人，一飞冲天”的鲜明个性，构成了李白独特的浪漫精神，使其诗歌带有浓厚的英雄主义的理想色彩。孔子曰:“士志于道”，富于历史责任感的士，要立德、立言、立功, 传之后世。这就是古贤为今人所责备的汲汲于从政的原因，也是李白不忍离开这对他不公正的现世间的原因。尽管他有志难伸，却绝不悦世媚俗，绝不背弃理想。可以说建功立业是诗人倾尽心力终生以求的，他是诗人最高的人生愿望和目标的达成，是诗人情感上、价值上永远的眷恋，是诗人不老的心空中永恒的星光。形诸歌咏，则形成了富于展望的理想歌唱，推进了盛唐文化中的英雄主义精神。